古音今韵看法：古音研究三百年
古音今韵看法：古音研究三百年219世纪末以来有“五大发现”：一、殷墟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简牍，三、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唐人写卷，四、内阁大库的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的古外族遗文（详参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很巧的是，这五项新材料，对音韵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比如甲骨文中所见谐声字、西汉简牍所见通假字可用来考证周秦两汉音韵，敦煌所见唐人韵书残卷可用来作为考订六朝隋唐声韵。清廷内府藏《切韵》，尤其是迄今唯一的全帙宋跋本，丰富了学界对中古韵书的认识。西夏国书、契丹小字、八思巴字等外族古文字古文献，则为宋元辽金时期北方汉语音韵研究提供了标音性的材料。总的来说，以上所列，仍然属于历史文献材料考证的范畴。就研究方法而言，晚清民国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音韵学在历史比较、译音对勘、词族比较、语音实验等方面，成绩突出，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说到某门学科的研究传统，不外乎三个层面：观念、
原刊于《读书》2019年第2期，正式发表时有所删节，今依原稿
守古与维新：古音研究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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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音韵学有古音学（先秦韵文和谐声字）、今音学（《切韵》）、等韵学（唐宋韵图）、北音学（《中原音韵》）四个门类。要从时代来分，就是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三大分支。统而言之，都属古音研究的范围。而包括普通话和各大方言在内的现代汉语，其语音面貌则不在传统古音的研究视野之内。
说到某门学科的研究传统，不外乎三个层面：观念、材料、方法。古音研究的传统观念是经世致用，传统材料是历代古书，传统方法是文献考证。一言以蔽之，从读经、解经到明义。《说文》、《白虎通》、《释名》里的譬况、合音、声训、读若，是为代表。东汉以后的“西域”之学传入，传统被打破了。反切注音、四声的发明、永明“声病说”、近体律诗，无一不受梵文的影响。中唐以降的三十六字母、韵图等记录汉字字音的形式，同样是“肇自西域、远播中土”。
发端于南宋、兴盛在清代的古音学，基本上摆脱了经学的樊篱，而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明代陈第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短短十六字，凿破鸿蒙、启迪深刻。一切都在变，语言也不例外，今人读《诗经》，不能因为读起来不押韵而认为古人用韵不严。可以说，这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的先声。顾炎武是清代古音学的开山鼻祖，完成了《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古音表》二卷，而且用“离析唐韵”的方法来分析中古韵类和上古韵部的对应关系，和西方的结构主义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二卷）一文中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伽利略、牛顿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但是，“顾氏、阎氏的材料全是文字的，伽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全是实物的。……文字的材料是死的，故考证学只能跟着材料走，虽然不能不搜求材料，却不能捏造材料。……纸上的材料只能产生考据的方法；考据的方法只是被动的运动材料。自然科学的材料却可以产生实验的方法；实验便不受现成材料的拘束，可以随意创造平常不可得见的情境，逼拶出新结果来。”胡适在当时鼓吹民主与科学，对清代学术的评价既中肯，也有偏颇。清代朴学的成就绝不仅仅限于《皇清经解》而已。只不过，材料决定方法，清儒所见有限，在方法上不能再突破，势所必然。
19世纪末以来有“五大发现”：一、殷墟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简牍，三、敦煌千佛洞的六朝唐人写卷，四、内阁大库的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的古外族遗文（详参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〇四年版）。很巧的是，这五项新材料，对音韵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比如甲骨文中所见谐声字、西汉简牍所见通假字可用来考证周秦两汉音韵，敦煌所见唐人韵书残卷可用来作为考订六朝隋唐声韵。清廷内府藏《切韵》，尤其是迄今唯一的全帙宋跋本，丰富了学界对中古韵书的认识。西夏国书、契丹小字、八思巴字等外族古文字古文献，则为宋元辽金时期北方汉语音韵研究提供了标音性的材料。总的来说，以上所列，仍然属于历史文献材料考证的范畴。就研究方法而言，晚清民国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音韵学在历史比较、译音对勘、词族比较、语音实验等方面，成绩突出，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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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比较语言学于19世纪中后期在欧洲兴起，是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语音演变无例外是其基本信条。在方法上强调对一组语言进行比较，寻求语音对应规律，令人耳目一新。法国语言学家梅耶说：“比较研究是语言学家用来建立语言史唯一有效的工具。”在材料上强调现实语言而不是古代文献的重要性，而忽略口语形式。 历史比较法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成就辉煌，比如著名的儿童文学家格林兄弟，同时也提出了印欧语重要的辅音变化规律，我们称它为“格林定律”。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arlgren Berhnard）将历史比较法用于汉语中古音韵的研究，于1915-1926年陆续著成《中国音韵学研究》，原书为法文版，当时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打破了只出专书、不出译著的规矩，由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合译成中文，于194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甫一问世，便在国际汉学界和国内知识界引起了轰动，亦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标志性著作。傅斯年在中文版的序中评价该书时说：“在其前三卷出版后，顿引起列国治汉学者之绝大兴趣，我国人士治语文之学能读法文者，亦无不引为学术上之幸事。盖其综合西方学人方音研究之方法与我国历来相传反切等韵之学，实具承前启后之大力量，而开汉学进展之一大关键也。”高氏占有新材料（现代方言）、懂得新方法（历史比较），其学术影响无疑超越了清代朴学。
被誉为“汉语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自1927年10月始进行吴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并于次年出版《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该书列出了三十三个方言点，而高本汉的《音韵》“方言字汇”部分，恰好也是三十三个点（其中包括了日译汉音、朝鲜汉音、安南汉音），这种巧合恐怕是有意为之。非汉语方面，李方桂的侗傣语，王静如的西夏文，闻宥的羌语，张琨的苗瑶语，李霖灿的麽些（纳西）文，马学良、袁家骅、高华年倮倮（彝）语、罗常培的摆夷语（布依语）等，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语文方面的杰出研究。其中大部分学者都有中研院史语所的背景，秉持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学术传统，既收集一手材料，又熟习现代学术的技术与方法，筚路蓝缕，均有开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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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伊始，贝利（H. W. Bailey）、劳费尔（B. Laufer）、沙畹（E.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卜弼德（P. A. Boodberg）等西方汉学家都讨论过中国古书里诸如“突厥”、“吐谷浑”、“拓跋”（桃花石）、“撑犁”（天）、“丝”等专名的汉文写法，或是它们在外语中的对音问题，其中伯希和贡献尤著。他凭借其对古代西域各种外族遗文的熟稔和深厚广博的语文学知识，在这一领域开疆拓土，享誉学林。正如评论者路易・勒努所说，“如果人们想由此而说伯希和从未描述过一种语言状态，那么他就不是一名真正的语言学家。伯希和非常注重对音问题，他觉得，唯有一种严格的对音体系，尤其是那些专用名词或外来词的汉文对音，才可以使人确定在借鉴方面的词汇衔接之真相，而历史的衔接却要依靠语言的衔接。他在此问题也成为一代语音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首倡者和先驱。”
作为一名“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粟特语、突厥语、吐火罗语、佉卢文、回鹘文、梵文、藏文、阿拉伯文等中亚古代语文的考证上，并没有太多顾及古汉语音韵的研究。但也有《论古汉语音韵学》（Sur la phonétique du chinois ancien）等讨论古音的未刊著作（详参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人民出版社 2011年）。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杰出工作，对当时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高本汉造成了巨大压力，逼得他拼命加快工作的进度。得知伯希和放弃了开设古汉语语音学课程，而且因战争不能担任他的论文答辩主考官后，高本汉为之雀跃不已（详参：马悦然著、李之义译《我的老师高本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
限于域外语文材料所见，国内学者在对音方面的研究就比较零星了。曾在欧洲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陈寅恪写过《五胡问题及其他》一文，言及佉卢文Cinstan为“震旦”的对音，又说羯语“万”字读Tman当借自汉语。可见，非了解中文、外语两面者不能为此文。真正有意识运用外语译音来做古音研究的，当属俄国汉学家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钢文指出：“研究各时代的汉字如何读法，有三个重要的材料来源。第一，中国各种方言里与日本安南朝鲜文里汉字读音的比较研究。第二，古字典（《唐韵》之类）里用反切表示汉字的读法，古韵表可以考见韵母的分类。第三，中国字在外国文里的译音，与外国字在中国文里的译音。”这里的第一、第三点，都关乎译音。钢氏利用他收集的法天、梵赞诸僧的梵文密咒（Mantras）的汉字译音，印证了高本汉关于《切韵》的构拟，这一观察角度是前人研究中古音时未曾措意的。因此胡适亲自将其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学界，由此还引起了一番古音大讨论。随后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也是广采梵汉对音，兼及《史记》、《汉书》至唐宋史籍所见外国专名之译音、日本汉音等，提出“读歌戈收[a]者，唐宋以上之音，读鱼虞模收[a]者，魏晋以上之音。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王静如、罗常培则在西夏文、汉藏等译音方面成绩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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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中有大量音近异同的词，诸如“解懈”“见现”之类，是为同源词（或称“同族词”）。北宋贾昌朝曾有感于“先儒之学，传授异同。大抵古字不繁，率多假借，故一字之文、音、诂殊别者众，当为辨析”，便写了一部《群经音辨》。虽然该书不是专门探讨汉字音义关联的专著，分类也不尽合理，但在词源学方面有椎轮之功。
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必须提及的词源学大家是杨树达和上文已经说到的高本汉。杨氏曾留学日本，有深厚的旧学根柢，又受新学的影响。杨氏自谓：“我研究文字学的方法，是受了欧洲文字语源学Etymology的影响的。”他在文字训诂学方面的研究，充分发挥“因声求义”，由声音的联系推求不同字在词义上的关系，进而建立词族。汉语里声韵上有联系的字，除了同声符的谐声字（“工江”之类），还有假借字（“其箕”之类）、转注字（“考老”之类），而另外一大宗就是同族词了。杨氏在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汇于《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之中。
高本汉于一九二六年完成了汉语中古音领域的名山之作《中国音韵学研究》后，开始向上古音领域进军。其中“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汉语词类）一文原在《远东博物馆集刊》（BMFEA）发表，后由张世禄先生译成中文，一九三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高氏一上来便开宗明义：
研究中国语音历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在准备做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的基础——所谓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就是把中国语、台语、西藏缅甸语作一种系统的比较，这些语言虽然是歧异的方言，而为亲属的语言确实无疑。可是，依我的见解，这种的研究并不宜于掇拾孤独的中国“语词”而把它们来和孤独的西藏或暹罗语词相比较。其理由是在中国语上并非包含着某某数千独立的单音缀，它们彼此间毫无亲属关系的；中国语里也正和其他一切语言里一样，语词组成许多族类，各类的亲属语词由同一本原的语根所构成的。
我们把高氏的意思略作概括：（1）上古音的研究是汉藏比较语言学的前期准备工作；（2）不能直接将适用于分析型的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法直接照搬来研究孤立型的汉藏系语言，而应该注重词族，即对音义相通的同源词的搜集、整理。
相较而言，杨、高二人的研究方法都很科学，但实有不同。杨树达先生在1952年8月12日的日记中，谈及其《述林》一书交当时中国科学院审查后的反馈意见，申明了自己研究语源学的方法，归结起来有五点：第一，受欧洲近现代研究方法之影响；第二，既重《说文》，亦重清代学者的注解；第三，强调广征语料，不排斥现代语言；第四，重视甲金文字；第五，强调形义密合，从浩瀚古书中发现字词的音义联系。高本汉受过西方现代学术的训练，虽然研究范围广涉音韵学、方言学、词典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学、艺术与宗教等，但其主业无疑是音韵学。高氏的立场是“要研究中国的语源学，势必至于进入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的范围。
从杨树达的日记来看，他与高本汉于上世纪30年代时相过从，且互通文字。如:
四月六日。访胡适之，见告瑞典高本汉近著《诗经研究》，论及《老子》，称余《老子古义》之美，容当假与余读之。｜十一月八日。高本汉寄赠论文二篇：一为《诗经古韵》，即前某君见示者；一为纪念蔡元培作者。（一九三三年记）
十一月二十三日。瑞典高本汉寄所著《中国语语族》论文来。｜十二月三日。高本汉屡赠其著作，以《古声韵讨论集》及《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释旐》以下十一篇寄赠答之。（一九三四年记）
二月十九日。瑞典高本汉寄所著论文四册来。中有《古铜器所见之殷周》一首，景印鼎彝甚多。（一九三六年记）
杨、高二人都比较重视对方的研究成果。作为中西方词源学研究的大家，堪称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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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载有一则“颡叫子”的故事，说：“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颡叫子。尝有病瘖者，为人所苦，烦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颡之作声，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获申。此亦可记也。”这可以算是中国史籍中关于言语病理学的最早案例了。
国内学界对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往往叹服其在音韵史文献考证和现代方言历史比较方面的惊人成就，但该书其实还有一卷“现代方言的描写语音学”，高氏指出了一些可以用于语音分析的实验仪器。高氏说：
我现在所想作的是一个打粗样的工作，就是在没有人到过的树林子去作第一次开荒的麻烦工作，这在印欧语言里是已经早有人作过的了。这种工作得要尽量研究很多中国方言的最重要的音韵特质。虽然要把所有实验语言学的方法都应用到那么大的一个范围里去探讨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作得到的事，但是这种工作至少也必须有个一致的方法，并且，在可能范围之内，还得有一个深切而又不太琐碎的语言学所需要的准确度。
高氏指出了几件重要的事实。第一，印欧语的语音实验已成气候，但汉语及其方言的语音学研究尚待开展；第二，实验语言学研究的最佳状态，不是单个人所能完成的，团队协作或者说借助于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学科）才是成效最好的状态；第三，汉语方言的实验研究必须有赖于全面而深入的田野调查。
刘复（半农）先生是中国现代语音学的奠基人，由他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叫我如何不想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1925年刘氏在法国巴黎获得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四声实验录》发明了“乙二声调推断尺”，还对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福州、广州、潮州、江阴、江山、旌德、腾越（今腾冲）等十二处汉语方言的声调作了实验分析。刘氏说：“实验语音学是附属于言语学范围之内的；他研究时所取的材料是语言，他所以要研究的目的是为着语言。但它研究的方法，却已脱离了言语学而与声学、乐音学、算学相关；所以有许多地方，物理、乐理、数理互相结合。”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是中国最早的现代语音学研究机构，也是刘氏创立的。1934年刘氏不幸病逝，该实验室改由罗常培先生继续主持。
1924-1925年，赵元任在欧洲访问了多位语言学家、语音学家和他们的实验室。如英国的Lloyd James、Daniel Jones、Stephen Jones和C. K. Ogden，法国的Paul Pelliot和Jean Rousselot、瑞典的高本汉，以及德国的Wihelm Heinitz等教授。他也发表过《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1922）、《语音的物理成素》（1924）、《中国方言当中爆发音的种类》（1935）等重要的文章。赵先生有异常灵敏的耳朵，还具备现代语音学知识；精通数学、物理、哲学和音乐，以语言学为终身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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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地理学（或者说方言地理学）也是兴起于19世纪、但与历史比较语言学旨趣不同的研究方法，它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语音规则无例外”假设提出了挑战。1876年，德国语言学家温克（G. Wenker）用三百个词构成的四十个短句的调查表，对莱茵河地区所做的方言调查显示，每个词项的方言形式，并不能整齐划一地表现出地域性差异。如果用方言地图来表示的话，每个词的反映形式所构成的等语线，无法重合，这说明“每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语言地理的研究方法证明了语言变化是复杂多样的，语言历史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历史比较法，通过密集的布点及调查，从地理分布差异的角度来勾勒语言变化的细节，是语言地理学对普通语言学的重要贡献。
恐怕很少人知道，一代文学大师林语堂，早年曾从事语言学研究，而且还是方言历史地理领域的先驱。林氏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读本科，毕业后在北京清华学校教书。在胡适的资助下，不久后他到哈佛大学读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成绩优异，一年以后拿到了学位，然后又辗转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师从著名的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既研究中国音韵学，“沉迷在《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尤其是《皇清经解续编》”，同时也学习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林氏回国后发表的《汉代方音考》（1925）、《前汉方音区域考》（1927）、《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1933）、《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1933）等文，对西汉杨雄《方言》等文所见方言的区域分布作了探索。1924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成立，林语堂也是其中的一员，并大力提倡编制方音地图、研究方言语法、进行杨雄式的方言调查，这些工作显然都与林氏早年的学术取径有关。
1939年，年轻的比利时贺登崧神父（Grootaers W. A.）来到中国，学习汉语语言学，后来到山西大同地区传教，同时学习和研究当地的方言。1947年与1948年的7月至8月，贺氏两次带领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第一次调查的地点是山西万全县（包括张家口市、万全县城和九十三个村庄），第二次将调查区域扩大至宣化县。在此之前，贺氏已发表《在中国进行语言地理学研究的必要性（1943）等文，倡导语言地理学研究。可惜的是，贺氏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关注或响应，语言地理方法在国内可以说是被湮没的。贺氏当时任教于北京辅仁大学，他指导王辅世撰写了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上下册，245页，地图35幅，1950年五月完成），王先生后来致力于苗瑶语文的调查研究，方言地理方面的工作就此中辍，这篇论文直到1994年才在日本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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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后论升降焉”（阮元语）。要是从南宋郑庠算起的话，古音研究的历史已有数百年。如今检点其成绩，我们既折服于清代朴学在材料（如先秦韵文、中古韵书韵图）、方法（如顾炎武的“离析唐韵”）、结论（如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等方面的的功力，同时也能体会到西方现代学术对20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的有力推动。总的来说，传统学术仍囿于语文学的研究方法，结构分析、历史比较、词源分析、语音实验、语言地理等都是舶来品。
变革与创新是学术进步的灵魂。林语堂曾在一篇短文《论守古与维新》里说：“知古而不知今，则昏聩老耄，自己不能进德修业，沉湎于古经古史，与时代脱节，而且阻挠时代之迈进。”（详参：《无所不谈合集》，收入《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六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同样地，20世纪后半期至今，中西学术在交融与碰撞的大背景之中，音韵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宽眼界，将现代方言、民族语、出土文献纳入材料范围，同时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比如数理统计、定量分析、概率分析、类型比较等，再加上大数据、跨学科的理念，认知科学、心理学、神经生物学与音韵研究的结合已初露端倪，并将大有文章可作。
“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立足本土问题、训练世界眼光、树立现代意识，我辈仍须努力。
2018年7月5日初稿，7月14日二改稿，9月30日再改于沪上学韵斋
新书信息
《音韵学：方法和实践》
郑伟 著
ISBN：978-7-5325-8782-7/H.197
简体横排，2018年7月出版，定价98元
作者简介
郑伟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汉语史、南方少数民族语文、明清民国学术思想史。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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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音韵研究的传统与创新……００１
图表目录……００１
第一章 中古音述略……００１
第二章 文献考证方法……００8
第一节 先秦至元明汉语方音的源流……００8
第二节 郭璞《方言·注》“呼姊声如巿”的涵义…… 0２４
第三节 宋本《玉篇·五音之图》“五音”的涵义…… ０４０
第四节 《事林广记》“音谱类”《辨字差殊》的音韵条例… ０５１
第五节 《中原音韵》“微维同音”的涵义及相关问题…… ０６６
第三章 词族比较方法…… ０８４
第一节 从古文字与语言比较论“来”字的音义…… ０８４
第二节 从古文献与语言比较论“洗”字的音义…… １００
第三节 从古文献与语言比较论“咬”字的音义…… １１１
第四章 译音参证方法……１１７
第一节 从域外译音论麻佳同韵的时代性…… １１７
第二节 从域外译音论匣入喻三的地域性…… １３４
第三节 从八思巴字汉译音论重纽唇音字…… １５１
第五章 语言地理方法……１６９
第一节 边界性方言与地理边界的关系…… １６９
第二节 通泰方言及邻近吴语的边界性…… １７８
第三节 苏皖边界吴语方言的元音高化…… １９８
第六章 实验／田野语音学方法……２１１
第一节 威坪徽语的清声化浊及其实验分析……２１１
第二节 威坪徽语的内爆音及其实验分析……２２１
第七章 语言类型学方法……２３３
第一节 语音演化与演化类型：以边近音［ｌ］为例……２３３
第二节 地理类型与音变过程：以灰泰入虞为例……２５２
第八章 研究方法的综合……２６４
第一节 历史音变与方言地理……２６４
第二节 方音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２８１
第九章 全书总结……３１１
第一节 内容回顾……３１１
第二节 结语……３１７
名词索引……３２０
主要征引古籍……３２６
引用书目……３２９
后记……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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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学：方法和实践》
郑伟 著
ISBN：978-7-5325-8782-7/H.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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