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燎原涓涓细流汇成海亲友投票，星星之火可燎原

星星之火可燎原涓涓细流汇成海亲友投票，星星之火可燎原毛泽东通过这封回信进一步诠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批评了以林彪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打消了党内的悲观思想，也纠正了欲在大城市进行武装起义的“左”倾冒险思想。毛泽东阐明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使“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得到创造性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为了恢复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信心，进一步阐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担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回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寓意革命力量现状——“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毛泽东的判断建立在对中国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客观情况之上，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

1930：星星之火可燎原

——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的变革与新生

作者：吴青 来源：学习时报

1930年，帝国主义加紧争夺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阀混战不断，人民苦难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在反动统治的扼杀与“围剿”中艰苦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土地革命，发展红军力量，批判党内错误思想，使大革命失败后陷于绝境的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生和壮大，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党员增至12万人，在全国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与地方武装力量达10万人之众，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远强于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因此不能照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方式，而应根据中国实际，着眼于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挥农民群众力量，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城市，以至全国革命胜利。因此，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后，开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对党和军队建设做了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决定，为193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做了充分的准备。

1930年初，虽然“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已形成，但在党内尚未形成全面的共识。由于思想的不统一，导致反“围剿”频频失利，红军士气受到打击，革命状态低落。红四军第一纵队队长林彪在1930年新年给毛泽东的“贺年信”中提到，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党和红军内部悲观氛围四起，红四军应该各自打游击寻找出路。这种弥漫在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情绪也呼唤着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发展的未来方向给予坚定指导。

为了恢复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信心，进一步阐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担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回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寓意革命力量现状——“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毛泽东的判断建立在对中国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客观情况之上，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肯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并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路线的正确性，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革命力量，扩大红军，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打击。由此，毛泽东得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论断，他在信的末尾以磅礴激昂的语言把革命的光明未来付诸笔端，拨开了党内思想迷雾，“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通过这封回信进一步诠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批评了以林彪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打消了党内的悲观思想，也纠正了欲在大城市进行武装起义的“左”倾冒险思想。毛泽东阐明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使“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得到创造性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1930年2月7日，“二七会议”在江西吉安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上成立了红四、红五、红六军的共同前委，并确定了党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的任务。1930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战略转移的关键之年，党开始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阵地，轰轰烈烈开展土地革命，步步为营掀起武装斗争，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复兴。

（二）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广大贫困农民分得了土地，真心拥护共产党，成为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1930年前，海陆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已陆续开展土地革命，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土地政策存在着打击中农和富农，没收一切土地的“左”的倾向，也存在着不开展分田斗争的右倾错误，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鉴于此，1930年的土地革命制定政策更具科学性。

在“二七会议”上，党确定了要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提出了要按照“分”“快”的原则全面开展分田运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就纠正了一些地区不开展分田斗争，不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错误，这之后各地的土地革命都按照中央的规定开展。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的多次实地调查研究为改进完善土地政策作出了贡献。几次调研都是毛泽东在红军作战间隙挤出时间，深入实地取得的成果。5月，为解决土地革命的路线问题，对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制定具体政策，毛泽东用10多天的时间在江西寻乌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通过这次了解寻乌各领域、各行业的深度调查，毛泽东弄清楚了城市乡镇情况，富农和商业现状，找到了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的办法，并撰写了《寻乌调查》。毛泽东指出，不能彻底消灭富农，而应该限制富农，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分配方案，为后来党制定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奠定了基础。10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永丰区进行了近10天的调查，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写出了《兴国调查》。调查指出：必须平分富农土地来解决多数人的土地问题，在平分土地过程中不能损及中农的利益。毛泽东根据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调研，有效把握了土地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富农和中农的路线问题。毛泽东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坚持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维护和实现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为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科学依据。

结合各地实际和经验，1930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之前土地政策的错误方向，使土地革命由1927年开展以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和路线。在实际运用中，通过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广大没有土地少有土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在政治上翻了身，生产能动性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进一步激发了农民支持党和革命事业的热情。1930年的土地革命实现了广大贫困农民的利益，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推进革命争取了源源不断的物力和人力，这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

1930年，国际国内形势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国际上，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有了较大发展；在国内，帝国主义列强唆使国民党军阀矛盾加剧，混战不息。但在此形势下，党内“左”倾冒险错误却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使党的革命事业受到了考验和打击。

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延续了决议中的错误主张，认定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认为党必须发动群众斗争到更高度经济的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斗争。于是1930年2月26日，党中央发出第70号通告，忽视了革命斗争局面仍旧是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认为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积极进攻的策略”“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针对共产国际不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决议，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处理分歧问题，中央工作交由李立三暂时负责。这时党内教条式的本本主义阻碍了正确政策的推行，因此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即《调查工作》），阐述“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的重要性，批判党和军队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篇文章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进一步说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实际并不了解，只有在实际调查中得出的理论才可以作为党的正确指导思想，这也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意识。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影响越来越大。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份决议继续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逼近，在此基础上要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中心城市爆发工人斗争，通过在一省或几个省的革命高潮，取得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下，李立三反对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明确指出“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认为红军要“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这次会议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接着，党中央决定发动武汉、南京和上海等地的暴动。7月下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按照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趁国民党内乱之际攻占敌人兵力较为空虚的长沙，以配合武汉暴动。这次军事胜利也导致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由于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反扑，红三军团在短暂攻占长沙10多天后被迫撤出。在红三军团进攻长沙的同时，李立三还命令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8月初打到南昌，侦察敌情后发现国民党防务严密，从敌我力量对比实际出发，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通过发动群众筹款、宣传，扩大红军力量，避免了“左”倾错误的负面影响。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3万余人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8月下旬李立三又下达命令提出二打长沙，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在经历16天围攻长沙后，红军损失严重。为避免盲目硬拼，毛泽东再次抵制错误路线，当即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移师江西吉安，使得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发展至约4万人。

在李立三错误路线指引下，“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幻梦破灭，党的革命事业面临严重危害，刚恢复建立的国统区党组织暴露，党的10多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在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红军的力量遭到削弱，农村革命根据地范围缩小。

李立三错误路线让共产国际和党内开始进行反省和自我批判。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在7月下旬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纠正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认识和不重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观点。为在党内贯彻此次会议决议，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在党内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现状的过高估量，停止了其冒险主义路线。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会议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补选了中央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进入中央委员会，党在自我批评中全力扭转革命事业重回正轨。

可是，共产国际却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干预。1930年10月，由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态度有所转变，对六届三中全会持否定意见，认为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在党内一直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王明，仗着共产国际支持，乘机带头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号召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造成党内混乱。王明的思想激进冒险，他教条式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极端。由于新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的米夫来到上海后，全力支持王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对王明和共产国际错误说法进行批驳和分析。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驻上海的远东局，要求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改变中共中央领导，贯彻共产国际路线。1931年初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启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4年的统治，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仍在路上。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这在1930年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抵制李立三的错误思想，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保存了有生力量。

（四）

1930年5月至10月，国民党内部爆发中原大战。战争发生在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国民党军阀混战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土地革命持续深入进行，红军规模扩大。在中原大战期间，红军共成立14个军，人数约10万，在10余个省建立了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等10多个根据地，革命力量日益壮大，让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感不安。

5月中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红军发展和建设的相关问题，统一了红军的编制和作战行动。会议对政治形势和红军的任务、战略、战术、编制作了讨论和决议，决定主要战区的红军合编成军团。按照会议决定和中央指示，各地红军普遍进行了整编，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军团等，加强了党的领导，红军整体实力提升，开始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为红军反“围剿”胜利做了前期准备。

在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从10月起便马不停蹄从全国抽调兵力，调集1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行动。12月，国民党军队长驱直入、分进合击进攻根据地，但因为战线过长，士气低迷。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毛泽东、朱德指挥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将敌军先头部队诱至根据地中部，再将敌军分割为两群，各个击破，并擒获了国民党此次围剿行动前线总指挥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在1931年1月3日，红军以少胜多，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这让毛泽东大为振奋，他专门赋诗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将红军骁勇善战、士气高昂的战斗状态一一记录。这场战役是红军建立后战果最大的一次，红军成功实现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战争中“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战术成为了红军游击战术的精髓。

红军能够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依托于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采取科学的战略战术，灵活用兵；依托于党成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积极实行土地政策，使得人民群众大力支持革命；也依托于红军实力增加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的赤卫队、游击队所提供的重要支援。

除了军事“围剿”，国民党当局还在统治区进行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文化团体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开展了坚决的斗争。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会上鲁迅作为代表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讲话中表达了左联要服务工农大众，与旧社会和旧势力进行坚决持久斗争的决心。随后戏剧、美术等领域的左翼文化团体陆续成立，左翼文化团体联合起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组织积极创办革命刊物，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创作文艺作品，宣传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子夜》《义勇军进行曲》等大量优秀作品，团结了夏衍、郭沫若、瞿秋白、丁玲等先进的文艺界人士。他们用文学艺术作为武器，深入群众生活，把握时代脉搏，点燃革命热情，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抗争。中国的现代文化进入了新时代。

1930年的中国共产党，在逆境中守护着革命的星星之火，以看似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坚持自我革命这个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面对错误思想和路线勇于刀刃向内，让党的事业重回正轨；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开启了中国复兴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