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不能克隆人类：疯狂而危险的想象
为啥不能克隆人类：疯狂而危险的想象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克隆人则是另一回事。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认为这有可能可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2017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技术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上是有效的。借助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上海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蒲慕明和同事得到了两只克隆猕猴，他们将其命名为“中中”和“华华”。虽然提供细胞核的细胞来自胎儿期而不是成年期的猴子，但研究人员相信最终用成年猴的细胞也能实现克隆。由于某些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灵长类动物一直是特别难克隆的哺乳动物，因此这一结果是迈向克隆人的重要一步。这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其本身，而是为了创造出遗传背景完全相同的猴子。有了这样的猴子，研究人员就能开展有关阿尔茨海默病遗传学基础的研究。在 2005年发布的一项宣言中，联合国呼吁所有国家禁止这种行为，因为其“与人的尊严和对人生命的保护相矛盾”。然而早在 1993 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科学家就已经进行了人类克隆。通
从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到乔纳森·诺兰的美剧《西部世界》，在各类科幻文学、影视作品中，“克隆”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未来技术。当然，它常常也作为一种技术反乌托邦的表征，用来制造情节中的伦理灾难。这与现实中人们对待这一技术的矛盾心态相对应。人类始终都在追求用技术扩展人体的机能，但同时又对其不确定的未来忧心忡忡。
在技术发展的历史上，除了克隆技术，还有人造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等，但凡有一种技术威胁到人类主体性的边界，往往都会引来强烈的批判与质疑。在《如何制造一个人》一书中，菲利普·鲍尔总结了与这些技术相关的最前沿研究，并带领读者反思其后的哲学、伦理问题。随着技术爆炸时代的到来，克隆人类越来越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如果注定要面对它，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怎样的姿态？
《如何制造一个人：改造生命的科学和被科学塑造的文化》，作者: [英] 菲利普·鲍尔，版本: 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1年6月
摆脱克隆问题中的“基因决定论”
如果你想怀上一个聪明或者貌美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寄希望于随机的两性基因组重组来得到满意的基因呢？为什么不直接复制一个你知道的聪明或者有魅力的人呢？毕竟，这些人就有相关的基因。
我在前文中已经介绍过克隆的过程：首先把一个细胞——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中，这个细胞可以是成体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一个去核的卵细胞中，然后以某种方式——化学信号或者电信号——刺激卵细胞，使其在新染色体的指导下发育成胚胎。对动物的克隆并不是从克隆羊“多莉”开始的。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汉斯·斯佩曼就做到了这一点：通过用一根绳套将蝾螈的胚胎一分为二，斯佩曼实现了对蝾螈的克隆。后来，他又用核移植技术实现了克隆。1952 年，罗伯特·布里格斯和托马斯·金使用核移植技术克隆了青蛙。1984 年，科学家首次用这种方法克隆了绵羊。“多莉”的重要之处在于，移植的细胞核来自一只成年绵羊的体细胞。
2005 年，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和他的团队率先克隆了一只狗，他们将它称为“斯纳皮”（Snuppy）。但黄禹锡不久后就跌下了神坛，因为他声称自己成功克隆了人类胚胎，并从这些胚胎中采集到了干细胞， 而这一成果被证实是伪造的。我们不知道用克隆技术来进行人类生殖是否可行。唯一能确定答案的办法就是尝试一下，但这在大多数国家是被禁止的。
在 2005年发布的一项宣言中，联合国呼吁所有国家禁止这种行为，因为其“与人的尊严和对人生命的保护相矛盾”。然而早在 1993 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科学家就已经进行了人类克隆。通过人工手段，这些研究者把每个体外受精的人类胚胎分割成了两团甚至多团细胞，这种方法可以被用来产生同卵双胞胎。这些细胞长成了早期胚胎，但未能达到可以在子宫着床的阶段。这项工作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不清楚研究是否获得了相应的伦理许可。
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克隆人则是另一回事。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认为这有可能可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2017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技术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上是有效的。借助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上海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蒲慕明和同事得到了两只克隆猕猴，他们将其命名为“中中”和“华华”。虽然提供细胞核的细胞来自胎儿期而不是成年期的猴子，但研究人员相信最终用成年猴的细胞也能实现克隆。由于某些目前尚不清楚的原因，灵长类动物一直是特别难克隆的哺乳动物，因此这一结果是迈向克隆人的重要一步。这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其本身，而是为了创造出遗传背景完全相同的猴子。有了这样的猴子，研究人员就能开展有关阿尔茨海默病遗传学基础的研究。
抛开更广泛的伦理问题不谈，即使出于安全考虑，现在尝试克隆人也是非常不明智的。中中和华华是 6 次妊娠中硕果仅存的活产小猴，研究人员将 79 个克隆胚胎植入 21 只代孕母猴体内才得到了它们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法律允许使用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治疗性克隆技术制造供研究用的人类囊胚期胚胎（就像黄禹锡声称他做到的那样）。事实上，在这项研究使用的胚胎中，细胞比正常情况下多了一套染色体，这意味着不能保证分割出的细胞是基因完全相同的克隆体。事实上，还有另外两只小猴也出生了，克隆它们使用的是成体细胞的细胞核，但两只小猴都不幸夭折了，一只死于身体发育障碍，另一只死于呼吸衰竭。
电影《阿丽塔》剧照
要构想出一个值得用克隆来产生后代的情境很需要一些想象力。也许有人会想象这样的一幕：一对异性夫妇想生一个孩子，但夫妇中的一个人患有某种复杂的遗传病。这种疾病不仅无法通过基因编辑消除也无法筛查，并且肯定会遗传给孩子，因此这对夫妇选择克隆两人中“健康”的一方。但在这样一个假设的选择中，暗含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自恋情结。
当然，不难想出克隆人的一些糟糕理由。最容易想到的一个是，想要以某种方式创造一个自己的“复制品”，借此延长自己的生命。这种想法不仅可能令人反感，而且是在自欺欺人。认为克隆出来的人是 DNA 提供者的“完美”复制品也是不正确的。正如我在前文中介绍的那样，受精卵的“遗传程序”是由发育过程中的偶然事件进行筛选和解读的，没有人能完全预测其结果。1997 年出生的克隆羊“多莉”与原来那头母羊并不是一模一样。此外，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克隆“多莉”的研究团队曾在 1995 年用胚胎细胞作为细胞核的供体，克隆了 4 只母羊。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这些母羊“在体形和性情上都迥然不同”。一个克隆自爱因斯坦的人绝不会是同等水平的天才。
不过在与克隆相关的话题上，要摆脱“简单粗暴”的基因决定论仍需一些努力。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基因决定论会引发一些荒谬的幻想，例如艾拉·莱文（Ira Levin）1976 年的小说《巴西来的男孩》中克隆希特勒的情节。科学家们必须注意遣词造句，不要再把基因组称为“决定我们的蓝图”，也不要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近期在谈及使用基因编辑技术编辑人类胚胎时那样，把基因组称为“人类的本质”。这类言论如今是一种危险的误导。
“半机器人”，“缸中之恼”：扩展人体的技术想象
虽然有一些惊世骇俗者和极端狂热分子声称已经克隆出了人， 但其实目前还没有人被克隆。但我觉得克隆人终究会发生。我不希望发生这一幕，因为和人工授精不同，似乎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去克隆人。我这么说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克隆人的福利，另一个是减轻人们可能遭受的痛苦。尽管如此，如果克隆人真的出现了，那么可以预见，将会出现另一个“路易丝·布朗时刻”。在这样一个时刻，当看到一种陌生的流程制造出了和我们一样的人类时，我们很难缓解对这种流程的不安。
罗纳德·格林曾在 2001 年指出，在 10 ~ 20 年内，“世界上每年将有少量的儿童（几百至几千人）通过体细胞核移植技术降生”。尽管预测的时间不一定对，但这在理论上或许是正确的。正如格林所说的那样，很可能在几十年内，“克隆就将成为众多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一种”。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希望人类克隆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下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进行，并且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而不是任由科学怪人和唯利是图的公司在荒郊野岭开展，因为他们不会关心客户克隆的初衷甚至福利。我们可能会对人类克隆持谨慎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丝毫理由拒斥通过克隆技术制造出来的人。
操控细胞的新技术使制造和塑造人类成为可能，这听起来似乎颇具戏剧性，甚至可能令人忧心。但与这个领域早期的一些科学家的预测相比，这些可能性显得相当保守。约翰·戴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就斐然的一代生物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中的一员——这一代科学家还包括 J. B. S. 霍尔丹、李约瑟、朱利安·赫胥黎和康拉德·哈尔·沃丁顿——他们不仅奠定了发育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同时还将这些科学进展融入关于科学会扮演何种社会角色的想象中。贝尔纳 1929 年的著作《世界、肉体和恶魔》（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回应了霍尔丹对生物技术所带来的可能性的推测， 而这些推测则源自剑桥大学的史澄威斯实验室关于组织培养的研究。
在他 1924 年出版的著作《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中，霍尔丹对未来的生育做了预测。这些预测非常大胆，如果是在今天，很多科学家都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做出类似的推断。不过与贝尔纳关于生物技术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的想法相比，霍尔丹的这些预测就显得稀松平常了。贝尔纳认为，我们可能最终会用一些机械装置替换掉“身体上那些没用的部分”，比如性能好得多的假肢和感觉装置。最终，人会从这种“半机器人”的形式逐渐变为“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我将在下一个插曲部分讨论这个话题），并被连接到一个由工程设备组成的离散式系统上，而不是位于人的身体中：
美剧《西部世界》剧照
我们应该用一些坚硬材料制成的全套框架来替代现在的身体结构，这种材料可能不是金属，而是一种新的纤维性物质。这个框架的形状是一个相当短的圆柱体。在这个圆柱体中，脑及其神经连接受到很稳妥的支持，以避免震动冲击造成损伤。脑被浸泡在一种具有脑脊液性质的液体中，这种液体以恒定温度在脑的表面循环。脑和神经元通过血管获得新鲜的含氧血液， 这些血管与圆柱体外的人工心肺及消化系统相连— 这是一个精巧的自动化装置。
贝尔纳的思想明显受到了当时科幻小说的启发。在贝尔纳这本书出版的两年前，《惊奇故事》杂志刊登了一位笔名为弗朗西斯·弗拉格（Francis Flagg）的作者所创作的故事，故事题目叫《阿尔达西亚的机器人》（“The Machine Man of Ardathia”）。在这则故事中，一个现代美国人遇到了一位来自未来的访客：一个胎儿期的类人生物。这个生物被装在一个玻璃容器里，并且连接在机器上。在贝尔纳出版《世界、肉体和恶魔》的同一年，奥拉夫·斯特普尔顿（Olaf Stapledon）出版了经典科幻作品《最初和最后的人》（Last and First Men）。在这部小说中，斯特普尔顿描述了未来的人类如何用霍尔丹式的人工受孕技术和阿道司·赫胥黎式的生物操作技术来制造一种实体。这种实体借助灌注氧合血液的泵维持生命，有巨大的脑和所剩无几的微小身体，后者像附属物一样缠绕在脑的下表面。
贝尔纳的推测现在被认为是超人类主义运动精神遗产的一部分，这一运动寻求以激进的方式用技术扩展人体的可能性。1990 年，美国人体冷冻公司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Alcor Life Extension Foundation）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斯·莫尔（Max More）为超人类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其他描述可以超越莫尔的定义。莫尔认为，超人类主义是指：通过科学和技术手段，由提升生命质量的原则和价值观引领，寻求延续和加速智能生命的进化过程，使其超越现有人类形态及局限性的生命哲学。
虽然有时一些人坚称超人类主义是在“打造完美的人体”，但事实并非如此。超人类主义的支持者一般认为，不可能理想化地使人体完美化，但相信对人体的改进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这与进化论的观点是一致的）。迄今为止，大部分超人类主义项目的重点是利用药物、医疗和信息技术，以及人机接口来扩展认知和感官能力。在超人类主义者实现其乌托邦式理想的“武器库”中，人体本身的可塑性是一个很大程度上难以预料的武器。
当然，许多相关问题都取决于莫尔提及的“提升生命质量的原则和价值观”，因为人们在这些原则和价值观的内容上并未达成共识，也没有任何确定的哲学或伦理方法可以解决此类问题。超人类主义者通常崇尚自由，并且往往会陷入彻底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信仰。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当谈及超人类主义者的努力时，人们几乎总是会把话题转向其反乌托邦的一面。
人们有时会诟病超人类主义者，因为批评者认为，超人类主义者觉得人体令人厌恶。超人类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应该相信他们。但在超人类主义者的眼中，人体是有缺陷的，甚至可能是一种不必要的累赘。就连大脑本身也通常被超人类主义者视为一个单纯的信息处理器，大脑的工作同样可以由计算机完成。这一观点在神经科学界仍然存在争议。
美剧《西部世界》剧照
对人体的轻视在另一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72 年，美国人体冷冻法的倡导者罗伯特· 埃廷格（Robert Ettinger）出版了著作《从人到超人》（Man into Superman），这本书被认为预示着超人类主义项目即将出现。如果说贝尔纳的原始超人类主义与《惊奇故事》杂志中的意象实现了完美融合，那么埃廷格的书也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精神，因为这本书是一次惊人的迷幻之旅，散发出最极端、最癫狂的科学幻想中才有的那种自信。埃廷格对未来的生物工程人体两性特点的激进推测可能源于 J. P. 唐利维（J. P. Donleavy）的小说：女性超人身上可能布满各种精心设计的孔洞，有点像会动的瑞士奶酪，但外形更美观，气味也更芬芳。她的男性超人伴侣身上可能会长出各种突起，这样他们就能以无数种性行为的组合缠绵在一起，像液压泵一样不知疲倦…… 其间所有孔洞都是开放的，这种无休止的缠绵可以产生接连不断的多重高潮状态。
虽然今天的超人类主义者在措辞上要低调得多，但有的情况下也会流露出一种类似的沮丧之情。比如，有人会认为我们“过于人类”的身体抑制了我们在性方面的潜能。生物技术领域的企业家玛蒂娜·罗斯布拉特（Martine Rothblatt）期待着“数码人”的诞生，她认为这些人造人（personae creatus）将从身体强加给人类的性和性别传统中被解放出来。罗斯布拉特写道：“一旦大功告成，性别身份不仅会从生殖器官中解放出来，而且会从人体中解放出来。意识将突破人体的限制自由流动，性别也将突破生殖器官的限制自由变化。”性别二元论的传统将就此终结。
这是一个非常直白的例子，说明超人类主义充当了一种实现愿望的手段，不过这种愿望错位了。对于罗斯布拉特来说，上述愿景似乎象征着一种希冀：希望社会不要那么一成不变和非黑即白地看待性和性别。这是一个合理的愿望，但目前已经有充分的生物学和文化缘由表明，这种观念同样适用于我们的身体，并不需要创造一群有多种性别种类的数码人。在这里，就像在其他一些情境下一样，超人类主义似乎更像一个想象的平台，被用来构建我们（有充分理由）希望在当今世界实现的乌托邦。
超人类主义对长生不老的痴迷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况。埃廷格认为，“人性本身就是一种疾病，我们必须现在就尝试治愈我们自己”。至少在有关死亡的问题上，这种观点是现今许多超人类主义者所拥护的。在有的超人类主义者看来，死亡是一种懦弱而神秘的虚无主义，埃廷格的思想无疑也在指引着这种观点：那些坦然接受死亡和人性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困境和机遇，他们不明白自己现在有多卑微，也不明白自己可能会变得多么崇高。
一些超人类主义者试图通过生物医学手段来避免或逆转衰老过程，以追求长生不老，具体方式包括合理饮食、服用药物、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手术干预。另一些超人类主义者希望可以把他们的意识从大脑下载到硬盘上。还有一些超人类主义者则让马克斯·莫尔的公司这样的机构在他们死后冻存其遗体，希望一旦技术允许，自己就能重获生命。（埃廷格的遗体就被冻存了，他的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也是如此。）但我们现在知道，自古有之的永生的诱惑一直在使我们与自己身体的深度接触和对抗变得复杂。衰老、淘汰和病变是人类细胞的固有特点，但细胞功能的多样性似乎也提供了“返老还童”的希望。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例如逆转细胞分化的过程从而使其回到胚胎期时的状态，或者重新唤醒细胞的增殖过程，又或者借助克隆技术将我们的 DNA（很多人说这是我们的本质和灵魂）转移到全新的载体上。
超人类主义：风险与启发
当考虑到生命过程已经延续了大约 40 亿年时，似乎很奇怪的一点是，在跨人类主义的视角下，身体居然被视为渺小、脆弱和短暂的，并且自我居然被认为更适合安置在无机材料中：在贝尔纳所说的玻璃和钢铁器材中、在斯特普尔顿所说的“钢筋混凝土”中，以及在现在的硅电路中。当然，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个体生命能够长存的超人类主义者来说，进化意义上的长寿算不上带来慰藉。但在任何具体、静态以及有边界的个体性。超人类主义者希望保存的东西，不是一件可以简化为某个瞬间的字节排列的事物，而是一个内生、动态、短暂、偶然，以及与环境紧密关联的过程。这就是活着的意义。做一个类比，你不妨想象一下如何储存一条流淌的河流。
因此，超人类主义者似乎经常一会儿表现得对人体（以及我们这些对身体知足的人）不耐烦，一会儿又会略带傲慢地相信，虽然大自然造物崇高且值得称道，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在《写给大自然母亲的信》一文中，马克斯·莫尔委婉地责怪她：“在您的创造下，我们显得光彩夺目，但也有着巨大的缺陷。您似乎在 10 万年前就对让我们进一步进化失去了兴趣…… 我们已经决定，是时候修改人类的构造了。”在一些人看来，这纯粹是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傲慢，而且很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在过去的很多个世纪中，我们一直都在影响着人类的进化。今天，我们已经有能力用设计活动来影响这个原本带有偶然性的过程。超人类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会提出傲慢的问题和挑战，当今的生物技术已经在这样做了。超人类主义的危险之一在于，它很容易被冒牌先知和沉溺于技术幻想的人利用，以追求他们自己痴心妄想的事情或者逃避他们的恐惧。
《虚拟人》
作者: [美] 玛蒂娜·罗斯布拉特 （Martine Rothblatt）
版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年9月
当然，要驳斥超人类主义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因为其倡导者所描绘的未来看起来常常充满了不近人情、唯我独尊的享乐主义。此时，在智力卓越的外表下，所有乐趣和幽默都荡然无存。但超人类主义至少勾勒出了一个值得认真进行伦理反思的思想实验。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去追寻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延长身心健康的时间、培养有意义的关系、减轻他人的痛苦、尊重个人的自主性和权利，以及深化与世界的思想和情感联系。如果医学技术和信息技术能够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新的可能性，那么难道使用这些技术是不合伦理和不负责任的吗？
更重要的是，很难反对“形态自由”（morphological freedom）的超人类主义原则。正如 1998 年几位形态自由的倡导者在一份超人类主义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形态自由是“一个人增强自己身体、认知和情绪的权利”。和以生殖为目的的基因组编辑一样，这种自由会引发有关社会平等和能力获取的难题，而超人类主义者中的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似乎不愿意追求这种平等。但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在通过重新设计身体来增强其能力，至少从研发出视觉和听觉的假体和辅助设备以来是如此。虽然出于治疗目的开发的此类医疗技术（例如，能对神经冲动做出反应的假肢，或者能追踪眼动的屏幕）效果显著，但迄今为止，大多数旨在增强人体能力的技术（例如，可以激活外部安全电路的植入式射频设备）都有些无足轻重或者是在哗众取宠。但正如我在前文中介绍的那样，细胞转化技术可能很快会使我们的身体发生一些显著的形态变化，而超人类主义或许会激发一些有用甚至至关重要的辩论，让我们讨论哪些变化是可行的和可取的。
在我看来，实现大多数超人类主义愿景的主要障碍不是这些目标的性质，而是达成这些目标的手段在技术上和生物学上不现实。与20 世纪 30 年代的《惊奇故事》杂志中那些狂放而美妙的幻想相比，当今的超人类主义者所构想的许多未来场景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这些超人类主义者过分依赖于简单和乐观的推断，或者一些纯粹幻想出来的技术。在神经科学、认知科学、信息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和纳米技术等领域的成就（以及已知的局限）与超人类主义者的想象之间，通常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更不用说社会经济因素也会塑造这些领域的发展方式。因此，即使是一些相对较新的超人类主义著作，在十年后也会看起来比较滑稽并具有误导性。
这并不是说超人类主义的目标和预测毫无价值，但其价值往往与超人类主义者的意图迥然不同：其价值是作为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希望、梦想和恐惧。在这个意义上，超人类主义显然与任何尝试预测未来技术前景的做法没什么不同，两者也并无优劣之分。
作者 |菲利普·鲍尔
摘编 | 刘亚光
编辑 | 李阳
校对 |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