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第一个患肺炎是谁：他救了一辈子人
最开始第一个患肺炎是谁：他救了一辈子人这14个人中，还有他的同胞姐姐。他是当天官方统计的新增肺炎死亡病例之中的14分之一。最后，儿子决定再打几年工，攒钱买条电动船，继承家族的使命。这部电影的制片主任，是一位名叫常凯的电影导演。土生土长的武汉人。2020年2月14日那天，他死于新冠病毒性肺炎，时年56岁。
2012年，湖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电影，《我的渡口》。
这是个由真人真事改编，教人向善的故事。
大沙河渡口的一个家庭，一辈子无偿为乡亲摆渡过河，什么买卖都不做，就守着这条河。
广州打工回来的儿子十分不理解，后来得知他们家原来是逃荒来的外地人，为了报答村民接纳他们，便从祖父辈开始义务摆渡。
最后，儿子决定再打几年工，攒钱买条电动船，继承家族的使命。
这部电影的制片主任，是一位名叫常凯的电影导演。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2020年2月14日那天，他死于新冠病毒性肺炎，时年56岁。
他是当天官方统计的新增肺炎死亡病例之中的14分之一。
这14个人中，还有他的同胞姐姐。
2020年大年初一，常凯的父亲在武汉的家里发烧咳嗽，呼吸困难。
常凯的父母，都是同济医院的教授。即使如此，也没能在武汉求得一个床位。仅仅两天，他父亲就在家中去世了。
初九，母亲也走了。
除了远在英国读书的儿子，常凯全家都深陷在这场灾难里。常凯和他姐姐去世那天，他妻子也被送进了ICU。
这人间，只留给常凯最后一次说话的机会。
异常残忍。
辗转诸家医院哀求哭拜，怎奈位卑言轻，床位难觅，直至病入膏肓，错失医治良机。
奄奄气息之中，广告亲朋好友及远在英伦吾儿：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如此真诚善良，努力生活的人，也没能得到眷顾。
截至目前，死于这场瘟疫的中国人，已达2007人。
这不是死了2007个人。
是死了一个人，这种事发生了2007次。
作家方方在她的《封城日记》中写道：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
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
没错。我想记住你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我们受难的同胞。
因为你们，曾照亮过这个人间。
01
武汉这座江城，是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一到夏天，就有无数人喜欢到江里游泳。
为了防止溺水悲剧，十年前的2010年3月，武汉人俞关荣发起成立了武汉长江救援志愿队。
十年来，他们在这里救了700多条人命。仅2014年一年，俞关荣自己就救过52名落水者。
他们在长江边的危险地带设置了20个值守点，每天定时定点，派志愿者值守。
支撑他做这一切的，跟他儿子的去世有关。
2005年，俞关荣23岁的儿子搬电扇时意外触电身亡，他久久走不出来。
后来，他去登了珠穆朗玛峰。
因为，那里的山离天最近。爬到顶峰，就能跟儿子离得更近一些。
从珠峰回来后，他意识到：
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能让别的家庭再有类似的经历了。
于是，他就在网上发帖征集志愿者，开始筹建长江救援队。
救人，成了他生活的信仰。
俞关荣身体好，有时候忙于救人吃不上饭，喝点水吃点面包都能扛得住。
2020年1月16日，俞关荣自己却扛不住了。
他在武汉发高烧了，38.4摄氏度。
他们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只说肺部有感染。
这天距离武汉8名医生被训诫刚过去16天，再也没有医生敢告诉他真相。
他们都只敢私下口头提醒亲友和病人：
出门多戴口罩。
这一天，在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里，无新增病例。
7天后，俞关荣发烧达39.8摄氏度。
因为武汉封城，公共交通全部停掉，他只好骑着共享单车去医院。一路骑得歪歪扭扭。
再往后一天，平时喜欢跑马拉松、不时横渡个长江的他，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
平时，他能在水下憋气3分20秒。而此时，说一句话都喘不上来气。
家人四处求助多日，他终于在1月29日被安排住进了医院。
但这个床位并没有带来转机。
在最后一通电话里，他央求妻子给他买成人纸尿裤。
因为，病人太多了，医护人员忙得没时间给他倒尿盆和便盆。他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但，直到他于2月6日去世，纸尿裤也没能送进病房里。
在生前，由于身体素质好又经常行善，他经常被人说：至少能活到90岁。
现实中，他享年71岁。
他的妻子说：
他救了一辈子人，最后自己需要人救的时候，连亲人都没有办法。
他在遗愿里说，希望自己死后，能把骨灰洒在龙王庙外的江水里。
那是他在武汉最喜欢去游泳的地方，也是他救了无数人的地方。
俞关荣曾说过自己的奋斗目标：
让城市因溺水而死亡的家庭悲剧减到最少。
他自己却成了一出悲剧的主人公。
让每个认识他的人，都钻心地疼。
他去世的时候，因为用于检测的核酸资源紧缺，并没有被认定为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因此，在这座城市目前的罹难者名单上，没有他的位置。
02
医生们噤若寒蝉的另一个结果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再也见不到一个脸圆圆黑黑，满脸和气的汉子了。
这个汉子叫林红军，是医院门口小卖部的老板，开店已有十多年。
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每个老职工，基本都知道他。
林老板的小卖部，通常只要医生一个电话，他马上推着东西就上楼了，哪个科室哪个医生，他都能找到。
寄到医院的快递，医生没时间取，也大部分先被林老板收着。
在没有微信付款的时候，医生们没带钱，也能放心地在他店里赊账。
连他的名字，也被医生们简化成了“林军”。他总是乐呵呵地应着：哎。
就是一个这么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被以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带离了人间。
即使在医院混了这么多年，他还是没能讨到一张床位。
感染科主任蔡毅几天后写文章回忆说：
前两天，我清楚记得，我们老麻醉科主任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床，这次疫情，老主任知道我难做，这是第一次为要床位向我开口，我当时实在没床位了，婉拒了，顺口问了一下，是谁？
老主任带了一句，小卖部的林军感染了，想问问你能不能安排一张。我想他那么年轻，也没怎么在意。
仅仅两天后，林红军死在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急诊留观室里。
双肺全白。
唯一能救他的ECMO，整个中心医院只有两台。
其中一台还是韩红基金会捐助的。
蔡毅发文章悼念他时说：
我心怀内疚，问了问急诊兄弟，他们说也没办法，发展太快了，除非有ECMO（人工肺），也许才有一线生机。这才让我的愧疚，略微减少了一丝。
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等床，尚且困难，如何有机会，用上ECMO续命？
这样的残忍背后，是1月底，武汉市中心医院就已经有230多名医院职工达到了新冠肺炎临床确诊标准，只有130人住进了医院，
其中，还有多位是科主任和院领导。
到2月11日，林红军去世这天，武汉市感染新冠状肺炎的医护人员，就有1102人。
其中有一名退休后返聘的护士，2月14日病情加重离世。
她叫柳帆，随了母亲的姓。
她就是导演常凯的姐姐。
03
在肺炎去世的人中，还有一位叫邱钧的72岁老人。
他只是个退休工人，身高一米七，长得也不帅。但平时每次一到公园，就会有路人来找他合影，给他竖大拇指。
他是中国年龄最大的健美选手。
他刚刚在去年的世界奥赛之夜健美比赛中，拿下了老年组的亚军。
他第一次参加健美比赛还是1990年，代表武昌车辆厂参加湖北省的第一届健美比赛，得了个第五名。
这是他第一次向外人秀自己的肌肉，从那时开始，他就对健身上瘾了。
2003年退休之后，健身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他对身材的爱惜，让他对饮食的控制，深入到了日常的每一顿，早上一般就吃蒸馒头、红薯、鸡蛋和番茄。
曾经有一次，他为了健身比赛刻意控制饮食，把女婿上门的时间推后了3个月。
2018年，他站上了CBBA全国健美职业比赛的舞台。
很快，他成了一个网红。
只要到公园一练，马上有人上来搭讪、要求合影、竖大拇指。无数健身类的公号在转发他的照片。
人生最高光的时刻，竟然来自退休之后。
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健身比赛起码要参加到80岁。
但这个目标，却在今年中断了。
大年三十那天，他发烧了，是肺炎。
之后的一周，邱钧经历了无数武汉人都经历着的难题，预约不到核酸检测，无法确诊，没有床位。
直到2月2日，他才接到入诊通知单，核酸检测为阳性。第二天，住进了武汉红十字医院。
2月5日，他给女婿打电话说想要几桶泡面。
原本以为有食欲了就是好兆头，没想一天后，满身肌肉的邱钧还是走了。
当他女婿去医院接他的时候，他被白布裹着，躺在屏风搭成的隔断里。
屏风像一道生死线，另一面，是还在输液的病人。
他躺在借来的折叠床上，为了取出腰包里的身份证，护士和女婿两个人才挪动了他健硕的身体。
05
截至今天，官方的统计数据里，冠状肺炎死亡人数已经累计2007人。
在冰冷的死亡数字背后，是常凯、俞关荣、林红军、邱钧……无数普普通通的人，和他们努力向善的人生。
他们曾给这个人间带来过温暖。
他们是我们的同胞。
多年前，一位名叫宋志标的评论员，写过一篇文章，名叫《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在这里摘几句话吧。
馨香几枝，烟气袅袅，升腾至虚空。他们不是冰冷的数字，他们也曾顶着百家姓活泼泼地存在过。
他们是父母，是子女，是姐妹，是兄弟，是黄皮肤的人。他们是寨子里的居民和过客，是跋涉山川河流的人，看云起云落，他们是一切真情。他们是你遇见或未见的人类，是住在大地上的灵魂。
我们知道，死亡已经发生，而遗忘等候一旁，觊觎他们的再一次死亡。如果不怀念，遗忘就会越来越强大。
今天的祭祀就是为了拒绝遗忘，拒绝再次失去他们。以后的纪念，目的无他，也是一遍遍证明给他们看：我们从未远离，我们一直在一起，哪怕是遇到死亡和恐惧。
起于尘土而又归于尘土，可有一种责任无法推卸。
这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纪念。是校园对学生的纪念，山野对农夫的纪念，黄泥雕群对凝视者的纪念，是家庭对逝者的纪念，是鲜花对坟墓的纪念，是生命对生命的纪念。
我们始终不忘，始终向着他们的方向眺望。我们的生活里有他们，我们不只是为自己过活。时间的河流联系彼此，让我们重聚在一起，就像是真的没有失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