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唯物派书法理论，熊秉明书法美学思想中
熊秉明唯物派书法理论，熊秉明书法美学思想中熊秉明首次提出书法中“理性”与“反理性”融合这一理论是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当中，即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随着熊秉明书法理论的逐渐成熟，他将艺术层面的“理性”与“感性”上升为哲学层面的“理性”与“反理性”，并对二者的融合做了完善与补充。利用阿波罗的“理性”与狄俄尼索斯的“反理性”各代表的二元艺术冲动，说明书法中意志与表象的关系。在尼采看来，“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即在于二元冲动之间所达成一种既相互制约又互相促进的恰当关系。一方面，酒神不断地呼唤日神出场，另一方面，日神又不断地通过对酒神的约束把它纳入艺术的轨道”[5]。而在书法当中，严谨的“理性”与抒情的“反理性”随着时代的变迁相互影响。宋人尚意，明代讲伦理，而唐代颜真卿、柳公权的书风则是“尚法”与伦理兼得，“因为对于前派的扬弃，不可能是全盘推翻，必有一部分吸收到后一派之中。如黑格尔所说，每派哲学都是哲学史的一环，作为一环而保留在整体里”[6]。
文/朱佳瑞
摘 要：熊秉明先生是享誉海外的艺术家，也是艺术哲学家，他对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研究颇具中西比较的视角和方法，在书学界影响深远。通过撷取熊秉明书法美学思想中“理性”与“反理性”这组核心理论范畴，对其书学体系建构和阐释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分析。书法是“理性”与“反理性”相融合的艺术，在“理性”中寻找书法的秩序，在“反理性”中表达书家精神，在创作中以“反理性”为主导，反映书法美的核心是书家本心的回归。从熊氏的理论分析中可看到中西传统艺术间的某种共通性，对书法的美学生成有了新的阐释。熊秉明的书法美学研究显示出以书法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迸发出的勃勃生机，以及在中西方艺术思想碰撞下中国书法所具世界话语的可能性。
关键词：熊秉明；书法美；理性；反理性；本心
中国书法在当代的发展和传播，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不断踯躅前行的，期间有一个重要人物值得书学界关注和研究，这就是已故旅法华裔艺术家、艺术哲学家熊秉明先生。他一生学术除了雕塑之外，倾力最多的就是中国书法了。书法方面他从书法哲学美学研究入手，完成了专著《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以及系列研究和教学文章，提出中国书法理论“六大体系”、“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等深入人心的学术观点，学界对此多有专门研究。不过，在我们看来，贯穿熊秉明整个书法美学理论中还有一条线索为学界忽略，这就是“理性”与“反理性”这组范畴，在文章《书法领域里的探索》中，他用此组范畴对书法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总结。但以往学界研究较少关注到这篇文章，只关注其整体书学思想与书法观点，殊不知此文章是统领熊秉明书法理论体系研究的一把钥匙。熊秉明在书法与哲学理论相结合的基础上，把这一哲学史概念加以美学化、艺术化，置入书家作品风格和书法批评中，与传统的书论相互生发，解决了传统书论方法分析缺憾，为中国书法的世界传播找到西方所能接受的视角和方法。所以，对熊秉明书法美学思想中“理性”与“反理性”理论进行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本文通过对这组理论范畴的分析，对熊秉明书学思想进行梳理，在此范畴的基础之上说明书法美的核心问题。
熊秉明先生作为哲学出身的艺术家，哲学思维始终贯穿于他的艺术创作中，同时也不断地启发他对中国书法艺术的总结和研究。他说过：哲学的思考和艺术创作是两种不同的活动，“哲学追求一个存在的意义，而作造型艺术要把这意义塑造成一个存在的形象。造型艺术的工作不是意义的分析而是形象的。有了十分明确的意义，然后才着手工作往往是执行教条，作品往往不成功。但我常不能只凭直觉去创作。在没有一个意义催促我的时候，我工作起来就不那么有热力、有信心。不能刻画到底层去。一件作品不表现一个意义，我也就不满意。”[1]28正是基于对哲学和艺术的思考，熊秉明经常能从西方艺术中发现中国书法理论的方法，并应用于个人的艺术创作当中。
例如，雕塑作为“理性之尤”的写实性艺术，对其内在结构强调和把握是雕刻的精髓所在，他引用明人赵宧光论书“能结构不能用笔，犹得成体；若但知用笔，不知结构，全不成形矣”[2]之语，分析结构与“理性”的关系。再如，他受西方现代抽象画大致分为理性和感性两大系统启发，把书法理论和风格分为理性派和感性派。他认为：“理性派追求造型的秩序的美，而感性派有的追求视觉的愉快和刺激，有的追求视觉引起的触觉方面的愉快和刺激，有的追求从视觉引起来的机体运动的愉快或刺激”[3]40。与此相关，书法创作上的理性派着眼于书法结构的缜密与秩序，而感性一派着眼于书法的气势变化与节奏美。他分析纯造型派欧体书，借用“险劲”一词来形容欧阳询的书法，“达到高度的敏感与严密，第一笔和每一笔之间有不可移动的呼应关系……字内有稳与不稳的微妙结合，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即所谓‘险’，说的明确点，便是‘结构的紧张’”[3]43。在熊秉明看来笔画间的呼应、“紧张的关系”正是“力”的合度的表现，是在结构中探寻书法中“理性”的秩序。
如果说熊秉明书法理论中的“理性”来源于雕塑理性，那么，“反理性”则是对中国草书的现代性总结。他的博士论文《张旭与狂草》中，从西方现代艺术视角，对《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缘情”书法理论进行阐发，以突出张旭狂草的“反理性”本质。他认为张旭的字是有别于欧阳询等人的理性主义的，他的字在于奇迹的造型艺术的产生，“这奇迹包含两端：一是他的醉，一是他的当众表演”[3]102。书法中融入“醉”达到癫狂状态正是与古典“理性”相悖的，加入表演性更增强了书法艺术的律动感，“他所显示的是生命在酣醉时的样态，意识、潜意识、情感、想象都纷然织成不可预测的韵律，所以说“不能复得之”[3]104。书写时情绪的波动、潜意识的迸发始终存在于张旭的书法当中，这也正是张旭书法的独特之处。张旭的狂草书，熊秉明认为可以与波洛克的泼洒相比较，波洛克艺术与张旭的草书都主张摆脱一切束缚，追求自由理想，在本心与工具之间产生偶然碰撞后形成艺术作品，始终保持“反理性”的状态，是对“理性”抽象几何的打破。
熊秉明先生对中国书法的“理性”与“反理性”的全面探讨是在1986年发表的《书法领域里的探索》中，他以西方哲学中尼采日神与酒神理论为背景，首次将书法明确划分为“理性”与“反理性”两方面。在文章中，他将书法中的“理性”解释为“西方从希腊以来的几何秩序的追求”，“希腊毕塔哥拉斯学派开始把美看作数字的关系。……中国书法是一种抽象造型艺术，也要受几何规律的支配。”[4]16书法作为造型艺术凭借点、线来表现，在几何抽象与形式之中找寻书法中的“理性”因素。至于“反理性”，熊秉明认为绘画中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都是“反理性”的产物，并利用日本的书艺与张旭的狂草，说明书法创作中潜意识的重要性。通过自由的创作、潜意识的表达，表现“反理性”中对于情感的宣泄。熊秉明对于书法“理性”与“反理性”的划分立足于艺术与哲学之中，接受西方教育的他将书法与西方抽象艺术、日本书艺相结合，这一思想的提出为书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与发展方向。
二、书法创作中“理性”与“反理性”的融合熊秉明首次提出书法中“理性”与“反理性”融合这一理论是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当中，即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随着熊秉明书法理论的逐渐成熟，他将艺术层面的“理性”与“感性”上升为哲学层面的“理性”与“反理性”，并对二者的融合做了完善与补充。利用阿波罗的“理性”与狄俄尼索斯的“反理性”各代表的二元艺术冲动，说明书法中意志与表象的关系。在尼采看来，“希腊艺术繁荣的原因，即在于二元冲动之间所达成一种既相互制约又互相促进的恰当关系。一方面，酒神不断地呼唤日神出场，另一方面，日神又不断地通过对酒神的约束把它纳入艺术的轨道”[5]。而在书法当中，严谨的“理性”与抒情的“反理性”随着时代的变迁相互影响。宋人尚意，明代讲伦理，而唐代颜真卿、柳公权的书风则是“尚法”与伦理兼得，“因为对于前派的扬弃，不可能是全盘推翻，必有一部分吸收到后一派之中。如黑格尔所说，每派哲学都是哲学史的一环，作为一环而保留在整体里”[6]。
熊秉明认为书法创作始于“理性”的模仿，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对技法的学习、对古人性情的感知都会逐步提高。他曾引用刘熙载在《艺概》中的话：“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4]19。“不工求工”是在初学书法时，要被“理性”约束锻炼，“工求不工”是“反理性”融入，“不工者，工之极也”便是在经历过“理性”与“反理性”的学习后，将两种成分融合的结果。宋代书家米芾在《海岳名言》中也曾过说：“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7]因此，二者的融合是建立在“理性”模仿的基础之上，“理性”的引导不断维护着书写中的秩序。
如果说“理性”是书法学习的基础，那么“反理性”的融入就是对书法艺术的升华。熊秉明认为在书写过程中，“反理性”的一系列表现就是对内心情感与心理结构的映射，同时也符合以人文精神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书法作为与绘画同源的造型艺术，表面看来一笔一划的运动是以手为主导，实则是被情感所控制。笔墨与情感一同“运动”着，二者在书写过程中不断融合与碰撞，在“理性”的造型与“反理性”的情感结合下产生审美意蕴。
熊秉明不止从他人书法中分析“理性”与“反理性”的融合，还从个人书法实践当中展现其意义。他认为：“‘理性’的方法和‘反理性’的方法是互相补充的。理性应该放松关卡，让潜意识的隐流有机会涌现，潜意识中的储藏涌现了还需理性加以沥清，整理，销溶，加工，给予形式，赋予意义。”[4]19曾有人评价熊秉明七言联：“此作用笔与结构均不严守隶书法度，但又见汉隶的深刻影响。其用笔十分洒脱，藏收、轻重、润枯似乎随心所欲极具自然之态，笔画形态各异和谐统一，结构不求规整，字形大小、方圆、长短往往任其自然。熊氏此作大胆创新，内含中西文化结合和人书俱老的思想意境。”[8]从他的书法中可以感受到笔下的收放自如，从章法与结体当中传递出洒脱自然的人生态度。因此，熊先生的书法是“理性”与“反理性”的结合，在规整的结构中寻求个人风格的展现，笔墨与字体结构上张弛有度，将形式与情感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
对于书法中的“反理性”，熊秉明从“表现”与“潜意识”两方面来探讨，将“表现”的缘情派作为阐释书法“反理性”的开端。他认为“点化均匀，上下均平”、“绝虑凝神，心正气和”不是评判书法的唯一标准，更被重视的应是情感的抒发。他曾引用明代祝允明说过的：“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侠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气之清和肃壮，奇丽古淡，互有出入”[3]95，这正说明书写中的运动都与情感息息相关。再如，他将宋代岳飞的书法解释为注入爱国主义精神的书法，“还我河山”、《满江红》都是书写壮志情怀的传世巨作。由此看来，在情感的带动下，书法的形式美与结构美都一一表现出来。
而在熊氏书法理论当中，“反理性”的另一方面“潜意识”是其书学思想中的重要部分。书法中的美感来源于“潜意识”，无意识情感的流露才是最自然的表现。熊秉明认为，在创作过程中“要发掘个人的、自己也不一定认识的潜意识，败笔乃是最表现个性的成分，如果把败笔转化为妙笔，那就是个人风格”[1]134。例如，徐渭的书法风格是极其叛逆的，是“反理性”的冲动型书法，熊先生对徐渭的书法做出如下评论：“以泥沱、败絮、淤血的效果，写胸中的块垒。与舒展的、飘逸的作风相对立；与庄严的、雄浑的作风相对立；与绮丽的、恬适的作风相对立。”[3]130他认为徐渭的书法是与传统正宗书法相对立的“败笔”，然而，明代袁宏道对于徐渭的书法却有极高评价：“不论书法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9]袁宏道对徐渭书法中的“反叛”予以赞誉的态度，“败笔”正是他独特书法风格的体现，在普通人眼中徐渭的“疯”即是天才眼中的“神”。与徐渭相同的，傅山的书法被称为“死蛇挂树”，这是书法中的大忌，但傅山依旧一意孤行保持他书写的一贯风格。徐渭与傅山二人虽一反传统书法风格，但开辟出新的道路。因此，败笔不仅是妙笔，也是熊秉明所说的艺术真实性的反映，通过“潜意识”的流露进入书家内心世界。
熊秉明先生通过对书法缘情派与“潜意识”的讨论，并在经历书技班、书艺班、书道班后，认为到了老年终应回归“本心”遵从内心精神的表达，将书法的审美问题从单纯的技法发展到对人生的认识。他曾说过“如果说书法是一种‘寄托’，此所谓‘寄托’其实也即是某一种意义的‘皈依’”[10]，使书法美的内涵上升为对精神与理想的寄托，“本心”的回归。并且，在《老年书法班简介》中熊秉明也曾这样写到：“西方哲学家说：‘人是领会存在的存在者。’中国人写书法正是从躯体与心灵两方面领会存在的真实。”[11]利用“书”反映“人”，透过“书法”看“本心”，不断反思书法与人生的关系，将人、心灵和书写相结合体悟“本心”的存在，即是书法审美韵味的体现。
熊氏书法理论走出一条独立的艺术哲学道路，既立足于形而上的理论高度，又立足于形而下的具体分析。其中书法“反理性”的表现皆是对情感、精神的反映，通过不断地模仿与锻炼形成个人的风格，写出具有个人神韵与风格的字。最终，书法美的反映应是书家对本心的回归，依靠“反理性”的书写表现心境体现个人精神，这既是书家最本真的创作，也是书法本质内涵的表现。通过书写的过程反思人生的历程，书写“本心”，才是书法美的核心。
四、结语在本篇文章中，对熊秉明书法思想中的“理性”与“反理性”这对范畴进行分析，从艺术与哲学、书法与雕塑的关系出发，对此范畴的来源、在书法创作中的融合与反映三方面进行探讨，说明回归本心是书法美的核心。熊氏书学融合中西艺术理念，利用西方观点对书法进行深入“剖析”，不仅是对西方艺术的深化，也是中国书法进步的表现，更为书法的发展注入新的养分，提供新思路、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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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熊秉明.书法与人生的终极关怀——老年书法研究班讲稿[J].中国书法，2003（12）：33-38.
（孟云飞转自《美与时代(下)》 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