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 法律（当堕胎再次成为一种犯罪）
堕胎 法律（当堕胎再次成为一种犯罪）堕胎行业在19世纪40年代变得更加流行和专业化；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医生都在努力统一医疗系统，使其更加有利于自己的立场。医生们认为自己是医学领域唯一的“常规”和“正统”从业者，但他们不断受到护士和助产士等其他人的挑战。护士和助产士大多数是女性，并且经常协助实施堕胎。由于当时的医生几乎都是男性，对非医生医疗行业从业者的仇恨演化成为了激烈的反堕胎倡导，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堕胎本身的实际道德观点，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可能也是剥夺护士和助产士合法性的一个绝佳机会。该书指出，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在任何法律意义上都没有对堕胎的限制或约束。即使当时的堕胎并不类似于今天的医疗手术，但妇女普遍以不同的方式自由进行堕胎。从殖民时代并直到19世纪初，受孕和怀孕的早期阶段被理解为月经的“阻断”，与对身体健康的理解相对应。如果妇女觉得这不正常，她们会服用药物或草药来恢复月经，并有效地进行医学上的流产，这个过
几十年来，堕胎一直是美国一个重要的政治争论焦点，但在最高法院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和《计划生育诉凯西案》这两项认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涵盖了妇女的选择权的裁决之后，民众们对堕胎合法性的关注变得更加鲜明。堕胎问题是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的核心宣传点之一，而新登记的女性选民人数已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民主党党成员和支持堕胎的活动人士一再警告说，如果共和党获得对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控制权，可能意味着他们会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而参议院和众议院此前都已经提出了相关的法案。
这个问题的政治后果已经十分丑陋，并且造成了严重的恶劣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和社会弱势群体来说；如今，他们现在不再有机会获得任何可以保证他们选择堕胎权利的全州性援助。但在《每日野兽》报道了前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现任佐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赫歇尔·沃克（Herschel Walker）在2009年为其女友的堕胎支付了费用后，情况变得更加不堪和虚伪。该女子随后告诉《纽约时报》，当她第二次怀孕时，沃克敦促她再次堕胎，她拒绝了，并独自一人生下孩子。自从沃克宣布竞选以来，他在媒体上多次表示，他无条件反对任何堕胎，并在是否支持全国禁止堕胎的问题上一直态度不明。
尽管如此，仰仗着沃克这样的候选人获得政治权利而继续发展的右翼生态系统并不想因为沃克的道德沦丧而抛弃他，而是声称他“作为一名橄榄球运动员，因脑部受伤而遭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且赢得席位比关心他“据说用自己的钱给某个荡妇做了堕胎”更重要。
沃克，斯科特和科顿 Megan Varner / AP
与他们继续倾力支持被指控对未成年少女性行为不端的2017年阿拉巴马州参议院候选人罗伊·摩尔（Roy Moore）以及支持被多名女性指控为性侵犯的最高法院提名人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类似，共和党选择继续支持沃克的选举并无视堕胎指控。兼任全国共和党参议员委员会主席的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和汤姆·科顿（Tom Cotton）两位参议员为这位陷入困境的候选人做了一次激烈的竞选演讲，不断提到如何阻止拜登而对堕胎指控闭口不言。再清楚不过的是，这两人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参议院的控制权，而不是一个自己的儿子揭露曾经威胁要杀死他和他母亲的人的道德价值观，或者他对堕胎的实际态度。
随着这种自私贪婪的程度充分暴露，对于那些能够参与投票的人来说，这次中期选举重要的不仅仅是确保道德沦丧的政客不能有权力援引全国性的堕胎禁令，而且还必须注意到可能发生的历史重演，因为全国性的堕胎禁令，由于同样类型的有利于父权政治制度的道德虚伪，虽然从未被明确编入法律，却也施行了接近一个世纪。
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历史学教授莱斯利·里根（Leslie Reagan）在1997年出版的《当堕胎是一种犯罪》一书中，以生动的历史细节详细记录了堕胎不仅被禁止，而且被视为重罪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1973年罗伊案判决推翻了所有禁止堕胎的州法律。
该书指出，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在任何法律意义上都没有对堕胎的限制或约束。即使当时的堕胎并不类似于今天的医疗手术，但妇女普遍以不同的方式自由进行堕胎。从殖民时代并直到19世纪初，受孕和怀孕的早期阶段被理解为月经的“阻断”，与对身体健康的理解相对应。如果妇女觉得这不正常，她们会服用药物或草药来恢复月经，并有效地进行医学上的流产，这个过程被称为“加速”。妇女们经常进行这种做法作为实践一种生育自主权的形式，并在个人笔记中记录。
堕胎行业在19世纪40年代变得更加流行和专业化；几乎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医生都在努力统一医疗系统，使其更加有利于自己的立场。医生们认为自己是医学领域唯一的“常规”和“正统”从业者，但他们不断受到护士和助产士等其他人的挑战。护士和助产士大多数是女性，并且经常协助实施堕胎。由于当时的医生几乎都是男性，对非医生医疗行业从业者的仇恨演化成为了激烈的反堕胎倡导，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堕胎本身的实际道德观点，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可能也是剥夺护士和助产士合法性的一个绝佳机会。
这一思想最坚定的倡导者是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早期成员和妇产科医生霍雷肖·斯托雷（Horatio Storer），他以种族和道德作为某种形式的正当理由，大力抨击堕胎和避孕，声称不这样做将导致“种族自杀”。“种族自杀”是一个优生学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常用词汇，试图警告白人人口主流的日益减少的和缺乏生育意愿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信奉天主教的欧洲人、墨西哥人和亚洲人移民的增加，让斯托雷担心自建国以来一直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白人新教徒的未来。他曾经公开表示，“文明”的未来是白人女性“必须亲自用她们的双腿回答的问题”。事实证明，在志同道合的政客的帮助下，他的声讨运动异常有效，这些政客与他有着相同的本土主义世界观，同样害怕着“种族自杀”的来临。
斯托雷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所撰写的作品《堕胎犯罪》
在这一时期，美国医学协会兴高采烈地推动了一场诋毁堕胎的运动，包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妖魔化宣传，称“加速”是一种性变态，与杀婴无异。这些宣传运动作为一项排外政策获得了支持，因为立法者发现限制堕胎和节育将会让土生土长的白人新教徒生育更多的孩子以避免“种族自杀”。不仅如此，美国医学协会还能一举两得，用这种立法来消除助产士和护士的合法性，有效地打击早期女权主义运动浪潮对男权医疗制度的挑战。
一位名叫安东尼·科姆斯多克（Anthony Comstock）的美国邮政检查员在这一时期成立了纽约打击道德堕落协会，大力倡导基督教道德思想，反对一切形式的淫秽行为，其中就包括进行堕胎和使用避孕药具。他的倡导催化了美国国会在19世纪70年代通过一系列法律，基本上禁止邮寄任何形式的避孕药或堕胎药。不久后，各州很快也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将堕胎和药物流产视为重罪，除了医生认为如果继续妊娠会危及母亲生命的“治疗性流产”外，没有被合法准许的例外。
勇敢的女性们没有退缩。她们仍然在继续私下进行堕胎，以至于这在社会上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如果有堕胎的需求，女性往往会互相进行帮助。此外，人们对堕胎的看法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它也没有成为尖锐的政治问题；据估计，在20世纪初仍有大约200万例堕胎手术秘密被实施。医疗手术的私人性质，进一步确保了秘密堕胎能够继续存在。
女性需要堕胎的现实不会因为它是否合法改变，因为对这种程序的需要继续与生育自主权的需要，和这些妇女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始终有着关联。有些秘密堕胎的妇女这么做，是因为她们的家庭负担不起另一个孩子的经济负担，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未婚母亲在当时受到严重的歧视。选择堕胎的妇女有时会得到朋友、家人和配偶的支持，但也有一些并没有却仍然选择这么做。医疗领域也没有统一反对堕胎；尽管官方严厉禁止这种行为，但许多医生出于个人信仰会私下进行堕胎手术。
美国在此时进入了进步时代，这是一个以左翼和女权主义者的热情呼吁而闻名的时期，但却没有推动堕胎合法化的努力。作为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也是计划生育组织（lanned Parenthood）的创始人的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尽管大力倡导避孕药具的合法化，但也公开反对堕胎，认为这是一种犯罪。反堕胎的媒体记者们则在秘密采访后撰写了多篇卧底文章，揭露一些医生私下进行堕胎的行为；由于有些地下手术不幸导致病人死亡，这些媒体爆料和宣传使得堕胎进一步受到压制并被定为严重犯罪。
美国医学协会和他们的官方期刊发现了这些报道，并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谴责地下堕胎，并在自己的组织内部对任何同情寻求堕胎的妇女的医生进行清洗。他们要求医生通过情感上的诉诸来劝阻妇女堕胎，比如给她们看未出生胎儿的照片，甚至会强迫未婚的堕胎寻求者与胎儿的父亲结婚，无论她们是否愿意。他们还找到了同样反对堕胎的天主教教区进行共同呼吁，声称宗教的道德权威胜过任何对堕胎的认同。他们还再次进行立法呼吁，以阻止任何可能使医疗领域的非医生成员合法化的努力，包括成功游说并阻止将助产士在专业上承认为医疗从业人员的《谢泼德-唐纳法案》出台。
描绘早期助产士工作的木版画 Gustave Joseph Witkowski / Histoire des accouchements chez tous les peuples
然而，在大萧条之后，堕胎的需求只增不减。1929年“黑色星期二”引发的经济大萧条导致许多职业妇女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养家糊口的经济能力。像禁酒令时期提供酒精饮料的地下酒吧一样，地下节育俱乐部不断涌现，为有需要的妇女提供堕胎指导和资金。当时对计划生育的司法限制也有所放松，但堕胎的增长还没有达到任何立法努力的合法化；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呼声的衰弱导致了政治推动力的缺失。
需要堕胎的妇女人数空前绝后，而这意味着更多的妇女不仅自己进行堕胎，而且也会寻求医疗援助。堕胎手术仍在地下进行，但越来越多的医生参与其中，有时出于同情而开设秘密堕胎诊所。医生经常看到女性在自己做手术造成巨大伤害后才寻求医生的帮助，她们的惨状导致了这种同情的增加。
里根在书中说，20世纪30年代，华盛顿特区一家医院的一名医生回忆说，他收治过一些女性因自我引产而出现脓毒症感染、大出血、子宫穿孔、肠和其他器官残损，其中一名患者“生殖器上还挂着拉直的衣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再次压制了地下堕胎运动，而这一次打击往往有检察官和执法部门的积极参与。政府开始担心新的女权主义浪潮会颠覆白人男性的绝对统治地位，并很快展开了“家庭运动”，主张人们组建家庭并养育尽可能多的孩子。战争期间工作的妇女被鼓励回到家庭并服从她们的丈夫。
议员们鼓励警方对提供堕胎服务的机构进行地下调查，以便通过突袭关闭它们。如果突击搜查成功地抓住了在场的女性，她们往往被迫在法庭上作证，以换取不受惩罚，并被要求向陪审团分享她们的私人生活，并公开指控实施这些手术的人。如果一名妇女因流产手术失败而奄奄一息，警察通常会来到现场，要求该妇女讲述她的经历，比如是谁介绍她到这些地下场所的，这些场所的位置以及实施人流手术的人。这些记录将被标记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最后陈述，检察官可以利用这些记录起诉实施堕胎的人。许多女人，尽管生命垂危，却拒绝说出真相。
当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支持者将堕胎与反对美国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时，再次妖魔化堕胎的运动达到了更高的政治层次。这些政治声音使得医院和地方医疗协会建立了"堕胎委员会"，用最严格的标准评估每一个"治疗性堕胎"案例，而任何同情堕胎妇女的医生都被列入黑名单。在罕见的治疗性流产案例中，医生被要求为接受手术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同样以反堕胎者为主流的媒体也参与了这场打击行动，在报道中暗示有组织犯罪与地下堕胎有联系，称其为“黑色犯罪产业”。
圣迭戈一场反对最高法院推翻联邦堕胎权的抗议 Matthew Bowler / KPBS
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在五六十年代进入大学和工作场所，而怀孕可能会威胁她们的职业生涯，这种担忧再次导致了对堕胎手术的需求的增加。政府实施的多种打击措施使得安全地进行手术已经几乎不可能；地下堕胎场所越来越隐蔽，手术更多地是由缺乏专业知识的人进行，使堕胎比以前更危险。没有出路的妇女往往被迫自己进行堕胎，包括服用出血诱导药，喝蓖麻油，注射碱性液体，使用金属衣架，甚至用碎肉槌敲打腹部等极端的方式。
当堕胎是非法的时候，关于接受堕胎者待遇的种族分歧始终存在，但没有任何时候的种族差异比此时严重。较富裕的拜仁妇女可以得到上门服务，能够仍然安全地在家里或私人病房里进行堕胎，而公共病房里充满了因自行堕胎而受伤的妇女，其中许多是移民和非白人。这样的灾难性局面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罗伊案判决纠正了这种错误，推翻了所有禁止堕胎的州法律。
当美国进入后罗伊时代，当这个国家不再有联邦宪法对堕胎权的保障，可以不难看到里根书中提到的许多事例在现实中开始重演。生育权毫无疑问是一项基本人权，绝不应基于任何道德、伦理或宗教基础而受到任何限制。那些热衷于推动禁止堕胎的人，很可能早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样做的可能后果。他们只是并不对此关心，因为几十年来，反堕胎议程一直是他们成功的政治卖点，可以使他们的优势地位永久化，以有效对抗比过去更多样化、更少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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