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女权：寻迹⑤百年前女权领袖
1792年女权：寻迹⑤百年前女权领袖1919年7月，20岁的缪伯英以湖南长沙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由此开启了她人生的新阶段。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今为北京鲁迅中学。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欣侗长沙女状元入京求学 拜师李大钊开始思想启蒙绿树掩映的胡同深处，藏着一栋与周边风格完全不同的仿西式建筑，这便是位于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北京鲁迅中学，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所自主创办的女性高等学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下称“女高师”）的旧址所在。女高师校舍是巴洛克风格和中国传统建筑审美的结合，据北京鲁迅中学的老师介绍，当年校园内有5栋二层小楼和一间大礼堂，由外向里分别为办公楼、教学楼、“回”字形宿舍区。
不爱红妆、沉静稳重、文章写得极好，生于动荡年代的缪伯英自小便立志，“女生要自信、自尊、自强”。
1919年，缪伯英以湖南长沙“状元”之名入京读书。此后拜师李大钊、结识邓中夏，并与同为老乡的何孟雄结为夫妻，一同探索救国真理。缪伯英成为中共历史上首位女性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妇女解放运动。她特别注重保障妇女经济、教育等权益，尤其认为妇女也应平等地参与到政治运动当中。
缪伯英。资料图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
长沙女状元入京求学 拜师李大钊开始思想启蒙
绿树掩映的胡同深处，藏着一栋与周边风格完全不同的仿西式建筑，这便是位于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北京鲁迅中学，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所自主创办的女性高等学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下称“女高师”）的旧址所在。
女高师校舍是巴洛克风格和中国传统建筑审美的结合，据北京鲁迅中学的老师介绍，当年校园内有5栋二层小楼和一间大礼堂，由外向里分别为办公楼、教学楼、“回”字形宿舍区。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今为北京鲁迅中学。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欣侗
1919年7月，20岁的缪伯英以湖南长沙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由此开启了她人生的新阶段。
那个年代，能够进入学堂读书的女生，大都需经过一番争取，顶着家庭和社会压力。远在湖南的缪伯英之所以能够考来北京，与她父亲给予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
缪伯英出生于湖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缪芸可思想开明，致力于教育救国，还曾积极创办女子学校。缪伯英性格坚毅，少言寡语，也不爱打扮，自小接受进步思想教育，父亲常给她讲秋瑾、文天祥等人的故事，让她十分崇拜。受此影响，缪伯英从小就不屈服于命运，还曾引用《木兰诗》中“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表达女子并不比男人差的想法。
初到北京，缪伯英接受着各种新学术、新思潮的洗礼，她一边认真学习课程，一边积极参加活动。
当时的新派女学生认为，留长发是封建意识，缪伯英等人剪掉一头秀发，留起齐耳短发。校方下令，短发学生立即把头发养长，但缪伯英等4名女生十分坚持，最终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求学期间，缪伯英读到《新青年》上发表的《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其中关于要求男女平等的内容加深了她对于女性解放的认知。她认为，妇女解放并非单纯从形式上追求男女平起平坐的社会地位，而是追求精神和人格的平等。
图/北京师范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
彼时，李大钊、鲁迅等人常来女高师讲学，缪伯英因此有机会接触更多进步思想。在一次北京大学湖南老乡会上，缪伯英又结识了何孟雄、邓中夏等有志青年，此后便常到北大旁听课程、参加活动。
“青年呵……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一次，李大钊在北大讲课时说到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呼吁青年觉醒、改造世界。缪伯英听完激动不已，便直接找到李大钊，表示希望拜其为师。李大钊见她如此真诚，欣然同意了。
此后，缪伯英经常向李大钊求教，研读他关于社会变革的一系列文章，逐渐意识到妇女解放与人民的解放息息相关，开始思考真正能彻底解救中国百姓的途径。李大钊在评价缪伯英时称，这是自己最得意的女学生。
北河沿大街17号
“工读互助”初尝试 认识到斗争才能改革
“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手工精致，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这是当时缪伯英等人发布的小广告。
在那个觉醒的年代，各种思潮、学说纷至沓来，缪伯英等青年对于“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工读互助很是着迷，致力于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 1919年12月，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缪伯英加入其中。
这也成为缪伯英投身改造社会实践的第一步。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后共分为四组，缪伯英所在的第三组全为女性，被称为“女子工读互助团”，设在女高师附近。
女子组的宗旨是实行女子工学互助，主张“女子生活独立”，凡年在十五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女子均可入团。
该团提倡工学兼顾，每日工作四小时，主要从事织袜、缝纫、制作小手帕和儿童用具等，所得收入团体公有，其收入部分供团员学费、衣、食、住及其他正当费用。
当时，缪伯英和同伴们在北河沿大街17号租了间房子，挂出写着团名的小木牌，开起裁缝店、洗衣店，女学生变身“女裁缝”，边学习边劳动，希望做“全中国女性新生活的榜样”。
图/北京师范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
然而，理想与现实相距遥远，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北京工读互助团入不敷出，加上团内人员思想分歧，各小组先后解散。缪伯英凭着毅力，联合三个姐妹坚持到最后。虽然还是解散了，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轰动了北京新闻界，1920年9月5日，《妇女杂志》对她们进行了专题报道。
为了参加活动，缪伯英曾向学校提出休学，导致其推迟了一年才毕业，但她对此并不后悔。虽然工读互助的实践以失败告终，但却让缪伯英等“新青年”们对于社会现状、革命道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进而促使其思想观念的转变。
后来，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摒弃了对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逐步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亢慕义斋旧址
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 以身许党探索妇女解放
工读互助活动失败后，缪伯英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进步学生中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经邓中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也加入进来。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批了北京大学第二院西斋的两间屋子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场所，一间为办公室，一间为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由共产主义英文（Communism）音译而来，地点就位于今天的北京沙滩后街55号院。
位于沙滩后街55号院内的北大二院旧址。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欣侗
加入研究会后，缪伯英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论。由于缪伯英是这里唯一的女性代表，邓中夏希望她做解放妇女的工作，为广大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权益。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逐步深入，缪伯英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与工人运动有机地融合。1920年，缪伯英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演讲中，她作为妇女代表参与了以“中国的妇女要争取神圣的劳动权利”为主题的演讲。此时，缪伯英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成立大会，缪伯英成为首批加入的团员。不久，为充实力量，北京共产党小组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等5人入党，缪伯英由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入党后，缪伯英工作的重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妇女工作，立志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的女性争气”。这一时期的她，思想上有了很大提升，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思考问题，并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在《家庭与女子》一文中，缪伯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阐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发展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她明确表示，实现变革的途径就是革命，“大凡人类对于一种制度发生不满足的问题时，由怀疑而至于破坏，由破坏而至于改建，纯是人类进化很平常而不可免除的一种现象”。她号召妇女“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后来缪伯英参与领导北京女权运动，指导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制定了“纳妾以重婚罪论”“禁止公娼、买卖婢女、妇女缠足”等维护妇女人身权益的规章，认为政治上获得权利是保障妇女经济、教育等权益的根本途经。此外，她还希望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利，提出“依同工同酬及保护母性的原则，制定保护女工法”等主张。同时，缪伯英注重号召妇女把自身解放融入到革命斗争当中。
中老胡同。知道视频截图
中老胡同5号院
结成“英雄”夫妻 双双投身革命
从女学生到女党员，有一个人一直支持和陪伴着缪伯英，这人便是何孟雄。缪伯英与何孟雄都是湖南老乡，又同在北京求学，在革命工作的道路上，两人志同道合，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921年3月，何孟雄被选为代表赴俄参加少共国际“二大”会议，临行前为安全起见，缪伯英帮何孟雄把介绍信和“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等重要文件缝在了他的衣服里。不料何孟雄行踪被发现，行至满洲里时被捕，在北京的缪伯英为他四处奔波、筹措保释金。这次危险境遇让二人为彼此担心。何孟雄归来后，便向缪伯英求婚。
中共一大后，二人选在10月9日九九重阳那天，于中老胡同5号院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李大钊是证婚人。因名字中含有一“英”一“雄”，他们也成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英雄夫妻”。
缪伯英、何孟雄夫妻合照。图/中共西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婚后，缪伯英、何孟雄继续投身革命事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兴起。缪伯英常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及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了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二七”惨案发生以后，缪伯英、何孟雄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秘密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及时向社会揭露了军阀镇压工人的凶残面目。同时秘密组织救护受伤工人，为失业工人募捐，并在“五一纪念国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国民“起而澄清”政府的行为。反动军警关押了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缪伯英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与敌人周旋，躲过密探，把党的温暖和关怀、家属的心意传送给被捕的同志。
为躲避反动警察的搜查，缪伯英和何孟雄需要经常变换工作地点，有时在骑河楼，有时在北大，有时在自己的寓所，夫妻关系也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但出于安全考虑，1924 年，组织安排何孟雄与缪伯英撤离北京。离京后，缪伯英仍在继续党的事业、开展妇女工作。
长期清贫且不稳定的生活使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缪伯英因伤寒病在上海逝世。去世前，她对丈夫何孟雄说：“过去的这些年，活得非常值得！在寻找光明和真理的路上，我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这是我终生引以为傲的事情。而现在，我满是遗憾……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
■ 专家评述
“宣传赤化的红党”——缪伯英
缪伯英，一个载入党史的名字 她用30年的人生岁月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
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始人生旅途新的征程。五四运动后的北京，青年学生思想非常活跃，各种社团活动频繁，呈现一派“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争鸣”的新气象。缪伯英很快被这些救国思潮所吸引，一边学习学校的理论知识，一边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
同年12月，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大家自愿结合，半工半读，过集体生活。缪伯英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追求暂停了女高师的课程，也加入了进来。尽管她们工作热情、不怕吃苦，但依然入不敷出。1920年9月，女子工读互助团难以为继，最终解散了。
“工读互助”救国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缪伯英从失败中觉醒。她很快抛弃了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实际可循”的途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参加工读互助团期间，缪伯英就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课，很受启发，她开始认识到：社会弊害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实现社会进步和妇女解放。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缪伯英摆脱了“工读互助”思想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缪伯英成为北京第一位女团员。同月，为充实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力量，缪伯英和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等青年团骨干被吸收进北京党组织，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从此，她坚定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入党之后，缪伯英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她勤于学习、沉着干练、坚强勇敢、不畏辛劳，李大钊称赞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方地区逐步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22岁的缪伯英担任北京西城地区第一个基层党组织——中共西城支部的书记。1921年10月，缪伯英与何孟雄结为夫妻，一面完成学业，一面为党积极工作，被誉为“英”“雄”夫妻。
1924年5月，缪伯英因党员身份暴露紧急转移到湖南，之后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需要，缪伯英和何孟雄先后辗转武汉、上海等地，继续开展党的工作。由于长期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中，食无定时，居无定所，缪伯英的身体每况愈下。1929年10月，缪伯英在上海病逝，年仅30岁。
她临终时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正是无数和缪伯英一样的革命先烈以鲜血和生命践行自己的誓言，让我们相信，“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不只是入党时宣读的誓词，更是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信仰与力量。
——中共西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宣传科
副科长鲁杨（本期顾问）
新京报记者 马瑾倩 张畅
视频记者 李欣侗 陈超 刘婧瑜 姚远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吴兴发
参考资料：
[1]李艳珍.缪伯英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与探索[J].世纪桥 2020(06):60-63.
[2]李艳珍.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J].百年潮 2020(08):62-66.
[3]胡鑫.中共第一个女党员的壮丽青春[J].文史天地 2019(05):4-8.
[4]陈泰生.“英”“雄”夫妻在北京——记缪伯英、何孟雄在北京的革命活动[J].学习与研究 1987(05):5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