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相守（在所有相守的故事里）

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相守（在所有相守的故事里）不止必有得困苦乃见才◎李子壮◎史铁生是我们庄知青中唯一始终和村里老乡保持联系的人◎每逢校庆，都要用车接他去清华附中和校友聚会

陈希米（前）和李子壮在陕北观看知青展览

同在陕北延川关家庄插队的同学， 后排左二为史铁生，前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这些清华附中的同学集资 为史铁生买了第一辆手摇车

同村插队的女生 与老乡合影

◎李子壮

◎史铁生是我们庄知青中唯一始终和村里老乡保持联系的人

◎每逢校庆，都要用车接他去清华附中和校友聚会

困苦乃见才

不止必有得

延川县里有个清平川，川里有个关家庄，离公社所在地（关庄镇）十里地。在庄东头崖畔上有两眼窑洞，西面住的是房东，一个婆姨三个娃，男人在西藏是个“公家人”（干部）。而东面那个窑洞，1969年住进了五位北京知青，五十年后一回首，这窑里出了两位名人，一个是孙立哲，一个是史铁生。这两位名人的共同点是：成名虽有早晚，可名动天下之时，都只有初中二年级的学历；都是既不可学习，又不可复制的“怪杰”。

我和立哲本来被安排在关庄大队第三小队，结果与立哲同班的六名女生一致表示不愿和孙在一个队。立哲只能“出门靠朋友”，找到过去相熟的同学史铁生和曹博，立哲被他们“接收”了，顺便也就捎上了我。

插队不到100天，铁生的“先天性脊柱裂”就发难了，疼得死去活来，走遍延安各处，均说无法医治，只好由立哲陪着回北京就医。利用这次回京，立哲“走后门”在酒仙桥职工医院看了三个月门诊，而铁生在京看病期间，也结识了许多各个年级的清华子弟，开始“高朋满座”。等到铁生和立哲返回关家庄，队里考虑实际情况，安排铁生去喂牛，而立哲则靠着“三个月”的底子，开始了他的“合作医疗”事业。

立哲当时是赤脚医生里医疗技术最好的，这在全国也无争议。但是铁生也有个“第一”，却不为人所知。就在他们1969年回庄之前，铁生母亲拿到了医院开具的证明，靠着这个证明，铁生可以病退回京，但被铁生“要过来”撕掉了。这在全体知青中恐怕也是唯一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铁生天生就是作家。在延川，铁生不是第一个写剧本、写小说的，他可能是知青里第一个给老百姓画箱子的，但他没有成为画家，没画箱子的校友邢仪倒成了一个画家。这就是说，在延川插队的校友里，铁生在哪方面都谈不上“最突出”，他的作家之路，应该说是高位截瘫后无路可走，生生被“逼”出来的。

1971年夏天，立哲被北京干部驻延安的“大组长”发现，并定为“大有作为”的典型，选入延安赴京汇报团。名声大振的同时也使上面对此事的真实性疑窦丛生，各种调查团纷至沓来，于是我们在村的知青就成了接待员。而公社的北京干部代表（副组长）傅亿伸，已经开始动手准备汇报材料了。

其实，到了这个夏天，当兵招工和病退走了不少人，在村的知青剩下没几个了。记得当时男生也就剩下我和史铁生、钟兴华、陈绳祖几个人，女生剩下了海虹和杨柳。插队第一年我村的男女生闹分灶，从此各立门户。第二年经过权衡谈判，又合了灶，但芥蒂犹存，基本上是“说话声相闻，就是无往无来”。

一天，海虹突然对我发出邀请，要求男生出两个人，晚上到女生窑里去打“升级”。我受宠若惊，回去和同窑男知青说了此事，钟兴华那时是基建队队长，带着一帮女子在打坝，整天累得要死，马上拒绝了。铁生和我就一起去了女生窑洞，打了一晚上“升级”。从此一来二去，男女生之间的壁垒打破了。当时我们还附庸风雅，借助中美之间的解冻，把这次活动命名为“扑克外交”。

也就在这时节，老傅找到我，要我给孙立哲写发言稿，原因是我和孙立哲最熟。他为了让我接受这个差事，还夸我年纪虽小，但看书不少，并让在张家河插队的解明明到我们村来帮助我。当时我不满十七，不知深浅，但只要不出工又有工分挣，这等好事绝对不能放过。

应该说，铁生这时还比较封闭。一是身体状态不能远游；二是交友不多，只限于本班男生。他的生活里，除了喂牛，就是读书。当时铁生已经开始读《资本论》第一卷，虽然看得慢，但是很入迷。也看了一些马恩的著作，他还能大段背诵马克思的几段名言。那种深奥的话也背得精熟，使我很佩服。而一旦接触了马克思的文笔，立刻就对“整理材料”这种“小技”丧失热情，这是我后来体会到的。我曾试探地问过铁生，是否可以参与整理立哲的材料，铁生回答了两个字：没空！

我的初稿刚成，铁生旧病复发，行动日渐艰难，只好回京看病。于是我送他到延川乘车回京治病，当时他拄着棍还可上坡，时间是1971年9月17日。

之后，我就把写材料的事情甩给海虹，由她和解明明共同操持，自己回北京了。

沧海难为水 巫山不是云

铁生当时住在前永康胡同奶奶家，拄着拐尚可行走。铁生的父亲从丽江干校回来，照顾铁生的生活，把女儿史岚也带回北京就学。在铁生还未住院的时候，同学朋友经常去看他，用史岚的话说，那时我家的大门口，“就像一个存车处。”因为房间实在太小，所以我们一去，铁生的父亲、妹妹和奶奶便只能出来，在大杂院里溜达。

看望的队伍迅速扩大。除了清华附中的同班同学和关庄公社同去插队的知青，有些同学的好友也加入进来。不仅有男生，也不乏女性。同班的文荆江拿了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大字本）和一篇对其质疑的稿子来给铁生看。铁生看完很感兴趣，认为此文“很有见地”，并推测是男生写的，后来发现作者是个女生。

铁生的病情每况愈下，不得不住进了友谊医院，住院部探视有时间限制，并且仅限两人。这当然不能满足探视的需要。后来我们发现了从门诊到住院部的地下通道，于是就直接到住院部大厅。该医院是苏联设计，有一个很大的厅，摆着一长溜皮沙发，条件比铁生家好多了。我们在下午接踵而至，动辄就超过十人，很像开在病房里的“校友会”。那年头，插队的谁都不敢惹，医护人员也同情铁生，也就视而不见。

由于我和海虹在谈论时经常提到史铁生，海虹母也来帮我们“参谋”，说：可以给铁生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解决一下胡思乱想的问题。而史铁生字写得好，所以可以为别人誊写稿子，她所在的中科院生物所就有这种需求，只是不知道铁生的数理外基础如何？后来，海虹把这个意向和铁生说了，换来一首诗：“我已半倒体，无须君相赠……”

冬去春来，我又回到了关家庄，而铁生则在友谊医院每况愈下。我启动了“两地书”，给铁生的信，保持着“论战”风格，终极目的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1972年12月20日我应征入伍，“两地书”仍在延续，和铁生的通信延续到1979年。

1976年4月底，我当兵四年第一次回京。这时铁生已经坐上了手摇轮椅，是清华的孩子集资买的，367元。其实那时同学插友病退在京，哪里有钱？“善款”都是问家里老太太要的。铁生一直记得此事，念念不忘。他成了作家以后，聚会吃饭，一定是他做东。铁生在《扶轮问路》里有专门一段写了这个轮椅，称这轮椅“其实是二十位母亲的心”。

此情成追忆 那时却惘然

我的探亲假是一个月，去铁生那里前后大概有十次。这时候，铁生正在街道厂画侍女和彩蛋。我发现到铁生家里看望铁生的人已经起了变化。一个是同厂的工人李××，他是长跑爱好者，当时负责背着铁生在上班时活动活动；一个是由同学刘瑞虎引荐的电影学院毕业的柳青，在长影当导演，是她鼓动铁生写电影剧本并自告奋勇找老作家来看。

再见到铁生是1978年的暑假了。很多同学插友大都通过1977年的高考，正在大学里攻读，我也以连级干部的身份上了南京炮兵学院。但这个时段，正是铁生和立哲的“黑暗”期。立哲已经被一位高级领导定为“四人帮”的黑爪牙，在延安“关禁闭受审查”，而铁生的剧本也因风向改变引起的题材问题而告吹。

立哲那时候躲在铁生家里，据史岚说，两人天天骂人，骂天骂地，情绪极不好。铁生不再创作，而转为给立哲代笔写申诉信。众人都来帮忙，最后真正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年长的柳青通过关系把信转到中央领导处，才把立哲“放出来”，让他回京看病。

1978年铁生的家已经从前永康搬到了雍和宫，铁生的母亲则已经离世。铁生第一篇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是《法学教授和他的夫人》，这其实是一个标志，史铁生开始以身边人为对象来演绎他的“心结”，那位夫人的形象就源自孙立哲的母亲，其中的“思想主题”来自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而过去，他一直在“主题先行”中进行“徒劳”的耕耘。但也是在这种“徒劳”之中，奠定了他的文字基础，开通了以后的道路。1980年，铁生毅然辞去街道工厂的工作，走上了靠稿费维持生计的道路。中国作家中只有巴金和傅雷是不要工资，只靠稿费就能生活的，可见铁生之“背水一战”。

自此以后，到铁生家来的人，就增加了“准作家”“真编辑”了。铁生应接不暇，只得在门上贴条，谈话不得超过20分钟。而我们这些同学老友，则知趣地“退居二线”了。

这期间铁生家的访客很杂，三教九流都有。值得写一笔的是见到了《丑小鸭》的主编胡石英，西装革履，很正式的样子，和其他访客不大一样。还送了铁生一辆新轮椅，这使我很意外。后来铁生和我说，这位主编的父亲很有名，叫胡乔木。后来有知情者告诉我，胡石英和铁生相识，也是柳青引荐的。关于轮椅的具体细节，铁生在《扶轮问路》中有一段专门描写，很有味道。

1982年我在京结了婚，那时我还在廊坊炮兵导弹学院任教，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和铁生的接触少了，基本保持一个月一次的频率。此时铁生的常客又换了一批，以文艺青年为主，也有一些约稿的。比如在宜川插队的王子冀，1992年就曾向铁生约稿，想编一本《回首黄土地》，记述延安插队。铁生动员我也写一篇，于是我就写了《关家庄琐事》，成为那本书里最啰嗦的一篇，但铁生大加称赞，说就是应该想到哪写到哪，还说：这叫文散神聚。

1984年我有了儿子，名字是和铁生翻着辞海共同起的，最后一致同意叫“梦泽”，取自孟浩然的诗句“天寒梦泽生”，因为我儿子出生那天正好是“三九”第一天。这个名字，后来被许多人称之为很有“文化范儿”。

老友不时来 畅言谈在昔

新朋友纷至沓来，但铁生从来不忘故交。之所以不忘故交，是因为铁生有两个情结如影随形，跟了他一辈子。一个是知青情节，一个是母校情节。此事在《插队的故事》中铁生专门写过，大意是大家天南海北，各就各位，各有各事，共同的话题少了，但是只要一提到关家庄，就像回到了当年，可以为了一个具体细节而争论不休。

史铁生是我们庄知青中唯一始终和村里老乡保持联系的人。而村里的老乡进京，第一个要看的也是铁生——因为他最好找，一是他走不了多远，出门时间不会很长；更重要的是他写了那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并获了奖，成为那年头唯一不见“伤痕”的“知青文学”。

老乡到他家里就像串门。凡有老乡来，他的陕北话就会脱口而出，而老乡也口无遮拦，有甚说甚。在《插队的故事》里，每句老乡说的话都是原话，只不过把姓或名字改一下，比如书记姓樊，他改成了姓张。

铁生一如既往，始终在操心“清平湾”的未来。但是，有的时候，由于离庄太久，不免“鸡同鸭讲”。他在给大队书记的信中说：“现在粮食问题解决了，还是要抓紧计划生育。”该书记回信曰：“现在政策好了，生多少都养得起。”随着经济的发展，村二代的眼光也有所变化，到金台路铁生家中，居然感叹道：“你这么大的作家，怎么住这么小的房子？！”铁生的新居是为了落实政策给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盖的住房，规格不低。铁生在说这件事时是欣喜的，因为第二代的眼光和上一辈的大不相同了。

1984年，在北京作协的帮助下，铁生终于回到了关家庄，那真是百味杂陈，其感想在《相逢何必重相识》一文中作了叙述。我们读后，知道文外之意很多，文中感佩只是“一角”。

回京后，我问他为什么不在村里多待几天？他说，同行者身上发现了虱子，所以就“落荒而逃”了。他还说每天宴请，鸡鸭鱼肉，实在浪费。于是就提出是不是少几个人陪，少几个菜，结果被同行者劝阻了。铁生感慨：“世道真的变了。”最能说明铁生这种“关家庄情结”的，是“来访不得超过20分钟”这条禁令对关家庄的人无效，哪怕是“煲电话粥”，他也一直兴趣盎然，不知疲劳。

铁生还有很深的 “母校情结”，或者叫“校友情结”。插队时，只要校友见面，不用多久就会谈到当年清华附中那蒸蒸日上的日子，那一个接着一个的超越，感叹如果再有几年时间，清华附中肯定独占鳌头，万校长肯定大有作为。

铁生的母校情结我是深有体会的。每逢校庆，他都要让我用车接他去清华附中和同班校友聚会，都要问候万校长和班主任老师。铁生平常不是一个讲究的人，但是在校庆这件事上绝不凑合。

老校友见面，清华附中的特点立刻显露出来，那就是“自负”，谁也不服谁。铁生很享受这种“校风”，一般只是看和听，而绝不进入辩论。用一句时髦的话来阐述他的信条就是：“事实有真假，观点无对错”。

铁生的这两个“情结”，是其成长的“原点”，在这两个地方，都既有“天天向上”，也不乏“走向深渊”。不忘本心，“挖山不止”，也是立哲和铁生的“共同原则”。

沧海遗珠泪 上天却降春

铁生精神上的变化，很长时间是我们这些老友的一个疑问，他变得越来越“淡定和从容”，少了许多过去那种突如其来的“戾气”。后来我明白了，最重要的分界，是在1989年和陈希米结婚以后。铁生此时已是合同制作家，每月有了固定收入500元。在我看来，铁生的“龙场悟道”有两个地点：婚前，是地坛；而婚后，则是“金台路”那个新居。

陈希米进入铁生的生活，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据铁生在《扶轮问路》里说，1988年他又一次摇进了爱情，就再也没摇出来。但是婚后头几年，我们这些老同学的确感到了“不习惯”。最直接的“不适”就是，希米结婚后立刻担负起铁生“保卫者”的角色，直来直去，毫不妥协，有时搞得我们很没面子。比如，铁生得了尿毒症后，街道以“不是工伤”为由，不给报销，无钱透析，只能静静“等死”。同班同学凑了一点钱，想捐给铁生，被希米“严词拒绝”。希米后来跟我解释说：如果不严词，能达到拒绝吗？那些大姐们背后说希米是“小辣椒”，很难对付。像我这种老交情，后来要见铁生也要先向她“请示”，得到批准才能造访。

后来，我们习惯了，也渐渐明白了，“有恒产者有恒心”，陪伴者才最有发言权。史铁生的“产权”归属是陈希米，只有她才真正知道铁生需要什么。真正使我感悟的，是史岚前不久跟我说的一句话：“希米来了以后，我们家的气氛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以前是什么样的呢？史铁生在《秋天的记忆》里已经有详细的记述，在此不再赘述。大约是访客面前，强打精神，访客走后，暴躁无常。父母不敢“招惹”铁生，妹妹史岚就成了父母的“出气筒”，整个家庭处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地坛”，铁生开始了他对以往的思考，而在金台路的新家中，他把“悟道”变成了文字，是又一次的“凤凰涅槃”。

铁生在给李建鸣的信中也说过：“在我看来，爱情大于性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困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离中的互相敞开。”在默然相守的论述中，讲的就是他和陈希米在他发现尿毒症到找到钱可以透析的那段日子。

铁生和希米既有“默然相守”，也有“相互敞开”。婚姻的和谐，是需要长期陪伴的。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隔离中的相互敞开，也就不大会有“大于性”的爱情的发生；而没有困苦中的默默相守，也就没有“大于性”的爱情的永恒。或者换一种说法，两个“大于”之和，才是人走了，爱情还活着，这就是铁生走后，希米那本《让死活下去》的小书。

总之，作为作家，铁生只是把你带入一个特定的场景，他和你一起观察和体验；而作为哲人，铁生则请你进入他的心魂，就像他在《病隙碎笔》一文中所写的：“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

这，才是史铁生在作家圈里鹤立鸡群的原因。供图/李子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