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儿帝国与北元关系：元朝宫廷之争的极致10

帖木儿帝国与北元关系：元朝宫廷之争的极致10待到在金陵做怀王时，文宗便已经将这种愿望直接表现了出来。当时金陵的太平兴国寺铸造数万斤的大钟，正在冶炼铜水时，文宗前去观看，摘下自己的碧珠指环投入铜水之中，默默祈祷：“若天命在躬，此当不坏。”结果等大钟制成后，指环竟然嵌在大钟之上，“坚固完好，光彩明发” 。曾经的天潢贵胄，可以“手攀红杏寻金桃”，而如今却“问著青梅价亦高”，生活、政治上的压抑应是能激发他有番作为的志向。不过，依据《琼州府志》所载，诗中的“青梅”乃是一美丽女子，文宗深为钦慕，但追求不得，只能黯然神伤。这故事虽然属于桃色新闻，不那么可信，但即使是真的，文宗以皇子之尊追求平民女子而不可得，也是会让他对自己的处境极为不满而产生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而作为皇帝，这些优点便会被人联想到南唐后主、宋徽宗这些亡国之君，不过，侵淫汉化这么深，自然会有仁宗、英宗那般的改革志向。何况，文宗自幼颠沛流离，转辗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与国情民瘼也有相当

对于讲究君臣大义的道学家而言，权臣是要大加批判的。因为权臣是分割或者篡夺了君主的权力，所谓太阿倒持，纲常紊乱，是国之将亡、天下大乱的不祥之兆。流风所及，现代人读史也往往对权臣没有好感，似乎权臣是和奸臣划等号的。不过，历朝历代都有权臣，权臣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君主幼小、无能、荒淫、怠惰而无力或不愿支撑国家。而权臣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非一言所能蔽之。

从事功上而言，最不堪的，自然是如赵高、董卓这样的胡闹型权臣，其所作所为没什么大志，无非是篡夺了君权而胡作非为；其次是有了权虽不胡闹，但为权而权，属于权迷，如李林甫、杨国忠、严嵩、和珅、穆彰阿；除外还有很有才干，但容易被人诟病的篡逆型权臣，掌握了权力，是为了推翻旧朝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如王莽、曹操、司马氏父子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杨坚等等；当然，还有一心为国，虽知道会被诟病也愿意挺身而出的权臣，如伊尹、霍光、诸葛亮、张居正。

而从权力大小而言，有的权臣可以自行废立，君主不过是玩偶，有的权臣则只是偷偷摸摸行使君主的权力，一旦君主收回了，便是身死族灭。那么，当元朝走过了两都之战和明文禅替的动乱，进入到权臣时代之后，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者，燕帖木儿和伯颜，属于什么样的权臣呢？总结的工作可放在最后，我们先从文宗的朝局入手，一步步来分析两位的权臣之路。

文宗图帖睦尔若不是皇帝，而仅以普通人来说，可说是蒙古人进入中原后汉化最为优秀的典范。其人于诗、书、画均有很高造诣，其诗收于《元诗选》、《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等书中，后世评价颇高，其书画被专业画家评价为“意匠经营，格法遒整，虽积学专攻，莫能及之，而天纵之才艺岂以是为夸美哉” ，有《相马图》传世。

而作为皇帝，这些优点便会被人联想到南唐后主、宋徽宗这些亡国之君，不过，侵淫汉化这么深，自然会有仁宗、英宗那般的改革志向。何况，文宗自幼颠沛流离，转辗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与国情民瘼也有相当的了解。在被流放海南时，文宗的生活相当窘迫，曾作《青梅》诗一首，诗云：

自笑当年志气豪，手攀红杏寻金桃。

溟南地僻无佳果，问著青梅价亦高。

曾经的天潢贵胄，可以“手攀红杏寻金桃”，而如今却“问著青梅价亦高”，生活、政治上的压抑应是能激发他有番作为的志向。不过，依据《琼州府志》所载，诗中的“青梅”乃是一美丽女子，文宗深为钦慕，但追求不得，只能黯然神伤。这故事虽然属于桃色新闻，不那么可信，但即使是真的，文宗以皇子之尊追求平民女子而不可得，也是会让他对自己的处境极为不满而产生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

待到在金陵做怀王时，文宗便已经将这种愿望直接表现了出来。当时金陵的太平兴国寺铸造数万斤的大钟，正在冶炼铜水时，文宗前去观看，摘下自己的碧珠指环投入铜水之中，默默祈祷：“若天命在躬，此当不坏。”结果等大钟制成后，指环竟然嵌在大钟之上，“坚固完好，光彩明发” 。

这虽然免不了是后世制造的“天命在此”的神话，但也可能是文宗自己制造出来的“预言”。而他在金陵时，已经多方联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铁木儿补化、镇守武昌的威顺王宽彻不花等地方实力派，使他们在两都之战中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其志在大位的图谋已经相当明显。

而在燕帖木儿政变成功，派人请他回大都之时，他更是在路上写下了《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其诗云：

穿了氁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

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

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

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清人顾奎光所编的《元诗选》中，评价此诗是：“真情本色，不雕饰而饶诗意，赋早行者，无以逾之，结语尤见帝王气象。”已经是按捺不住君临天下的雄心了。

按照规律，这么一个经历坎坷，了解民间疾苦而又素有大志的年轻人，登上皇位应可以成为一代英主的。前代不乏先例，比如汉宣帝刘病已、唐宣宗李忱。

可文宗没有，虽然他在位期间也着实干了几件大事，对于实行文治，推广文化颇有些贡献，但整个大元朝却是在他手里内讧不断、民生凋敝，日益走向衰落。而他本人，则被后人看作是被权臣所挟，无所作为的庸懦之君。

有人说，手段的正义才能走向目的的正义。这是否是普遍真理虽不能下结论，但用在文宗身上却是千真万确。他有抱负有理想，他甚至知道国家的病根在哪里，该从哪里入手，但是，因为他夺取皇位的手段太过阴暗，所谓“得国不正，隐亏天伦” ，使得他无法真正挺起腰杆来做一个强势帝王，不得不依靠和屈从于扶持自己登上帝位的燕帖木儿，与其共享皇权。连皇权都让渡出去了，要有所作为也就必须打折扣了。

如果，在两都之战后，没有出现“明文禅替”的悲剧，文宗还不至于非得把自己和燕帖木儿死死绑在一起，甚至不惜让渡皇权。毕竟自己是皇帝，是前朝皇帝的皇子，有着充分的合法性，而自己的政敌，泰定帝一系本就与英宗之死有着扯不断的关系，且泰定帝死后，倒剌沙月余不立新君，也给了自己“权臣乱政”的借口。但是，当自己默许或者纵容燕帖木儿杀死自己的大哥，让自己重新登基之后，一切的合法、合理、合情就全都不复存在了。

在满朝文武眼中，在天下臣民眼中，自己是一个失信者、一个杀兄者、一个虚伪残忍有悖人伦的人，皇族的光环是屏蔽不了这些的，神圣的皇冠也只能引来无数人的侧目。因此，在文宗在位的短短五年之中，皇族、朝中重臣、地方大员危言谋变之事此起彼伏。文宗只能紧紧抓住燕帖木儿这棵颇有权谋且善于统兵的大树，来保住自己的皇位。一个是得位不正，又亏天伦的皇帝，一个是擅行废立，两次弑君的大臣，他们只能生死相依，荣辱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