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市民热议这部抗美援朝电影：从上甘岭到跨过鸭绿江

贵阳市民热议这部抗美援朝电影：从上甘岭到跨过鸭绿江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两部影片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超越了人群的隔膜与时空的限制。《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和《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这两首红色金曲至今依然广为传唱；王成的一句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更是成为革命精神的高度浓缩。应当看到，艺术的能量恰在于激发出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爱国主义情怀。如何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虚构，也是战争题材编剧们绕不开的命题。为了拍好《上甘岭》，摄制组采访了一百多位当年参加战役的志愿军老兵，整理了数十万字的材料。而《英雄儿女》原著小说《团圆》的作者巴金，则是在1952年亲赴朝鲜体验志愿军生活，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到前线采访。从不少老兵的反馈中可以看出，《上甘岭》和《英雄儿女》之所以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还原了真实的战争环境，不仅在拍摄场景上尽可能“身临其境”，就连张忠发和王成的选角标准也从传统的“英雄脸”转向更接地气的“

日前，电影《跨过鸭绿江》正式登陆全国各大院线。取材自去年年底首播的同名电视剧，电影版《跨过鸭绿江》将四十集的体量浓缩为两个半小时，内容深度、广度、密度得到业内外的高度评价。

从1956年上映的第一部电影《上甘岭》，到2016年首播的第一部电视剧《三八线》，再到去年、今年陆续播出、上映的全景式作品《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剧作品经历过创作高峰，也一度淡出公众视线，如今迎来又一次高峰。65年的光阴，见证了中国影视剧行业的变迁发展，也见证了抗美援朝题材、乃至保家卫国精神在影视剧创作中的历久弥新。

叙事角度：从基层走向顶层

从什么角度切入叙事，是战争题材编剧们首先要答好的选择题。在《上甘岭》的前期筹备中，摄制组曾考虑全景式展现这场可歌可泣的战役，但他们最终选择了突破传统，将视角集中在上甘岭战役中的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以此加深观影体验，突出人民英雄的大无畏精神。此后上映的一系列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均采用类似的“以小见大”手法，塑造了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比如《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奇袭》中的方勇、《长空比翼》中的张雷、《烽火列车》中的刘风、《英雄坦克手》中的张勇、《激战无名川》中的郭铁。

同样的表现方式也出现在近年来的抗美援朝影视剧中。《金刚川》中的关磊与张飞、《长津湖》中的伍家兄弟，乃至《三八线》中的李长顺，虽然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已逐渐让步于兄弟连式的革命情谊，但这些作品的切入点仍然是一线战斗英雄的特写或英雄连的群像，以此折射出志愿军战士的整体面貌。

从这个意义上讲，《跨过鸭绿江》则是一部既突破传统、又回归传统的作品。从剧版到影版，《跨过鸭绿江》开同题材之先河，大篇幅地引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战局的研判决策，以《上甘岭》未曾尝试的全景视角描绘朝鲜战场上的殊死拼杀以及国际政坛上的激烈博弈，将立国之战置于历史的背景下和全球的形势中，充分打开视野、放开格局，令观众对这场战争有了更全面、更深刻、更准确的认识。影版更从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视角回望战争始末，其叙事视角之高、格局之大、气魄之豪迈，均属空前。

艺术手法：从渲染走向纪实

如何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行虚构，也是战争题材编剧们绕不开的命题。为了拍好《上甘岭》，摄制组采访了一百多位当年参加战役的志愿军老兵，整理了数十万字的材料。而《英雄儿女》原著小说《团圆》的作者巴金，则是在1952年亲赴朝鲜体验志愿军生活，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到前线采访。从不少老兵的反馈中可以看出，《上甘岭》和《英雄儿女》之所以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还原了真实的战争环境，不仅在拍摄场景上尽可能“身临其境”，就连张忠发和王成的选角标准也从传统的“英雄脸”转向更接地气的“众生相”。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两部影片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超越了人群的隔膜与时空的限制。《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和《英雄儿女》的插曲《英雄赞歌》，这两首红色金曲至今依然广为传唱；王成的一句台词“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更是成为革命精神的高度浓缩。应当看到，艺术的能量恰在于激发出流淌在民族血液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六十多年后重拾抗美援朝题材，真实性同样是生命力，但再现的方式已无法复刻当年。从亲历者的角度，在朝鲜战场上挥洒血汗的许多人已经老去或故去，今时今日的朝鲜半岛也早已是另一派景象。从接受者的角度，主流观影人群出生于和平年代，对战争岁月并无切身体会。因此，在科技手段大幅提升的今天，用纪实性的细节唤起民族的战争记忆，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对情怀的艺术渲染。

比如在电视剧《功勋》的《能文能武李延年》单元中，层层落实的作战会议、“三三制”冲锋队形、分散的迫击炮摆位、美军的炮火封锁规律等逼真细节令军迷大呼过瘾。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设置与桥段，反而不需要更多的渲染，便能自然地将观众引入纷飞战火，也能通过镜头语言有力驳斥了“仅凭人海战术取得战争胜利”的狭隘论点，展现了我军将士在装备实力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的作战勇气与智慧。

战争思考：从感性走向理性

从《上甘岭》《英雄儿女》到《跨过鸭绿江》《长津湖》，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剧在叙事角度和艺术手法上存在巨大的代际差异。这种差异的背后，其实是两代人对于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着不同角度的思考和追问。早期影视剧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能赢？现如今，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还要问：为什么要打？

《跨过鸭绿江》代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视角，从战略高度俯瞰全局，用历史眼光和政治语言解释了立国之战的紧迫性。《能文能武李延年》中，李延年在处置逃兵小安东时，发表了一段有关家与国的演讲，这段讲话从情感维度辐射全局，用通俗话语述说了保家卫国的必要性。

解释“为什么要打”，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需要，对这场未曾言尽的战争加以确切的注脚，为年轻一代的历史观补全重要拼图。解释“为什么要打”，也是基于从感性到理性的逐步过渡，在时隔七十年后，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冷静的战略头脑正视战争、直面历史。

当然，对战争的理性思考同时也意味着，在保持主基调慷慨高昂的前提下，艺术作品对于战争局部有着更多元、更微妙的解读，比如《长津湖》中伍千里“有些枪必须开，有些枪可以不开”的台词，又如《功勋》里的李延年不杀逃兵的桥段，都是从战争影视剧的传统套路中跳脱开去，在细处挖掘人民军队中闪烁的人性光辉。

从电视剧《三八线》到影版《跨过鸭绿江》，多部优质作品的相继问世将抗美援朝题材再次带回影视行业的中心位。对于受众而言，这些作品所共同建构的宏大叙事，是一次新技术驱动的艺术运动，更是一次新时代呼唤的历史教育。

作者：孙欣祺

编辑：孙欣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