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兵情书（张兵民国陇右文人结社与雅集考论）

张兵情书（张兵民国陇右文人结社与雅集考论）一、民国陇右文人结社与雅集的基本形态近年来，民国旧体文学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文人结社与雅集活动更是备受学者青睐。但是，目前学界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北京、天津、南京、云南等地区，而对陇右文人结社与雅集活动则关注甚少。其实，民国时期陇右传统文人不仅创作了大量关心时局、忧念民生的优秀诗篇，而且成立了消寒诗会、闰欢诗社、千龄社、雍社、和平诗社等文学社团。另外，他们还举行了鹿鸣私宴雅集、庚午登高雅集等大型雅集活动，参与者均为一时名流。这些旧体诗词社团与雅集活动不仅推动了民国陇右旧体文学创作的繁荣，而且扩大了陇右文人的交游圈。关键词民国；陇右；文人结社；雅集；旧体文学正文

作者简介

张兵

张兵，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出版《文化视域中的清代文学研究》等学术著作7部，主编《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陇右著述目录提要与研究》。多次获第四届全国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入选甘肃省学术技术带头人、甘肃省领军人才。

[摘 要]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灾害频繁，社会急剧变化，文坛也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特征。在此背景下，传统文人结社吟咏，感慨时局，交流感情，慰藉心灵。当时的陇右文坛不仅成立了消寒诗会、闰欢诗社、千龄社、雍社、和平诗社等旧体文学社团，而且举行了鹿鸣私宴雅集、庚午登高雅集等大型雅集活动，创作了大量忧念时局、关心民生、珍视友谊的诗篇。这些结社与雅集活动既推动了民国时期陇右旧体诗歌创作的繁荣，亦扩大了陇右文人的交游圈，还促使其整理、保存了丰厚的陇右地方文献。考察民国陇右文人结社与雅集活动，不仅可以拓展民国时期文人社团研究的空间，也有助于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的推进和深化。

关键词

民国；陇右；文人结社；雅集；旧体文学

正文

近年来，民国旧体文学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文人结社与雅集活动更是备受学者青睐。但是，目前学界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北京、天津、南京、云南等地区，而对陇右文人结社与雅集活动则关注甚少。其实，民国时期陇右传统文人不仅创作了大量关心时局、忧念民生的优秀诗篇，而且成立了消寒诗会、闰欢诗社、千龄社、雍社、和平诗社等文学社团。另外，他们还举行了鹿鸣私宴雅集、庚午登高雅集等大型雅集活动，参与者均为一时名流。这些旧体诗词社团与雅集活动不仅推动了民国陇右旧体文学创作的繁荣，而且扩大了陇右文人的交游圈。

一、民国陇右文人结社与雅集的基本形态

民国时期，传统文人的旧体文学创作持续推进，其结社与雅集活动也呈现出繁荣局面。据曹辛华《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的类型、特点及其价值》一文考证：“晚清诗词社团有１６９个，而民国则有４８３个。”北京的宣南诗社、天津的城南诗社、南京的潜社等，与社者均为一时名流。这一时期，陇右传统文人也成立了消寒诗会、闰欢诗社、千龄社、雍社、和平诗社等旧体文学社团。其中，１９１４年秋，刘尔炘等人在兰州成立消寒诗会。王烜《消寒六咏》序云：“同人作消寒会，主者为刘晓岚师，约同王建侯、高献廷、邓德舆、王紫垣、白宝千、祁樾门与余共八人。王说岩道尹为客，合九九之数，逢九集会，分韵为诗。”王世相在《会宁道中大雪寄消寒雅集诸同人》中亦云：“日昨消寒日，有酒旨且盈。主客常八九，谈笑薄公卿。”消寒诗会在五泉山、白塔山等地“逢九集会”。此年冬，消寒诗会解散。１９１５年，刘尔炘继消寒诗会之后又创立闰欢诗社。据王烜《存庐诗话》载：“民初乙卯丙辰间，刘果斋先生创闰欢雅集，即诗社也。”闰欢诗社自１９１５年成立，至１９３６年底消亡，延续二十余年。其社集活动以１９１６年为界，前期主持者为刘尔炘，后期主持者为邓隆，先后与社者近三十人。闰欢诗社每月推举一人主持，召集社友在兰州白塔山、五泉山、拙园等风景名胜区举行雅集唱和活动。

１９４２年，朱绍良、徐韵潮、高一涵等人在兰州成立千龄社，并“推朱绍良及甘青宁监察使高一涵为正副社长”。据王烜《存庐诗话》载：“江右徐韵潮，旅居五泉山下，近年结千龄社，与山左范瘖公、淮上高涵庐诸人相唱和，一时结纳甚众，余亦与焉。”张思温先生在《千龄社三徐》一文中亦云：

１９４２年抗日战争时，仕宦于兰州地方士绅好文者共为千龄诗社，江西徐韵潮实筹倡其事。韵潮名绅，上饶人，时任第八战区司令部军需处长。司令长官朱绍良亦好吟咏，韵潮承命奔走联络，遂成此社。

此社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时代背景下，由外籍文人与陇右文人共同组成的一个爱国文人社团，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为千龄社与社成员“积年逾千余岁，故以‘千龄’名社”。１９４５年之后，朱绍良、高一涵等社员离开甘肃，水梓担任千龄社社长，主持社务，正如水梓之子水天中先生所云：“千龄社主持人为朱绍良、高一涵，朱、高离兰后，由父亲主持诗社活动。”１９４９年５月，马步芳将兰州《和平日报》更名为《扫荡报》，“这一来，千龄社、和平社同被扫荡”。至此，存在近十年的千龄社消亡。此外，１９４４年“五月，大同银行在天水开设分行，陈诵洛任经理”。陈诵洛与汪剑平、冯国瑞等天水地方文人成立雍社，并于次年“一月一日，在天水主持雍社雅集”。而其“在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不久，由于大同银行破产，陈中岳离开天水而解体”。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不顾全国百姓向往和平的呼声，挑起内战，战火所及，民不聊生。在此背景下，谢润甫、康竹鸣等文人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在兰州成立和平诗社。其目的是“响应全国性的和平运动，拥护张治中将军的和平主张”，并于１０月６日召开成立大会，推举水梓为社长，“推选水梓、丁宜中、范禹勤、徐渊如、康竹鸣、韩定山、王干一、陈世勇、高维天等九人为理事，易君左、蔡晓霆、冯国瑞等三人为监事”。和平诗社成立伊始，社员便在兰州《和平日报》上发表旧体诗词。而“１９４９年５月，马步芳步入三爱堂，将《和平日报》更名《扫荡报》，和平诗社之名，即在兰州报刊上消失”。

民国陇右传统文人除成立以上社团之外，还举行了鹿鸣私宴雅集、庚午登高雅集等大型雅集活动。其中，鹿鸣私宴雅集是１９３０年陇上名士邓隆在甘肃造币厂邀集前清翰林、进士、举人、秀才举行的一场盛大集会。王烜《鹿鸣私宴引》写道：“科举旧例，以八月十六日放场。今秋，邓德舆同年监督造币厂，厂为举院故址，德舆以是日约集在兰科甲同人，作鹿鸣私宴，时称盛会焉，为赋此引。”当年重阳节，邓隆再次召集诸人在五泉山举行盛大集会，与会者三十余人，王海帆有《庚午重九，邓德舆先生约于五泉山武侯殿登高，与会者三十余人，刘果斋前辈首唱一诗，余皆有作》六首诗纪此盛况。胡迎建在《民国旧体诗史稿》中也提到：“一九三〇年北平孙雄组织赓社，参加者溥心畲、溥叔明、林煕等人。同年重九，甘肃诗人在五泉山武侯殿登高雅集，与会者三十余人。”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６年，陇右传统文人在修《甘肃通志稿》期间，也经常举行雅集活动，程天锡有《元月三日吴琼州总办讌诸同志于种果山房》等诗纪之。

不难看出，民国时期陇右文人结社与雅集活动非常频繁。这些结社与雅集活动总体来看具有以下特征：从参与人员身份来看，地域特征明显，但也有很大的包容性；从社团背景来看，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与政治性；从社课主题来看，兼具娱乐与创作。

二、民国陇右文人社集诗歌的主题意蕴

诗文唱和是文人社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民初以来陇右文人在社集时创作了大量反映军阀混战、关心民生疾苦、歌咏真挚友谊的优秀诗篇。

(一) 忧念时局，表达爱国之情

民初以来，先后发生了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中原大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冲击、影响着传统文人的生活环境、内心世界和创作心态。陇右虽然地处西北，但也战乱不断，灾害频发，给百姓生活带来深重灾难。据丁焕章先生主编《甘肃近现代史》载：“至于徭役的繁重，也和赋税一样，是当时甘肃人民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军事运输和土木工程方面的徭役最为繁多。因为封建军阀为镇压人民反抗或互相斗争，经常进行军事活动，就要强迫人民运枪械、粮食和他们掠夺来的财物。”除繁重的徭役、赋税之外，还有各种自然灾害，如，“１９１５年，陇东十七县普遍干旱，秋收无望。１９１９年，全省各地春旱秋涝，十室九空”。１９２０年，又发生了海原大地震，百姓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正如魏晋在《兰州春秋》中所载：

这一场地震，全县四乡，压死了三万多人。东乡打拉池最重，连二尺高的炕墙都没有剩下，可说是摇平了。一间房子都没有了，新筑成的城墙摇成了平土堆；只有树没有摇倒，但当震动的时候，那小点的树，也是蝇掸子一样，掸过来甩过去，树梢子甩到地面上，树根树干也有甩坏的；人都趴在地上，因蹲下坐下可以摇得滚了蛋。为了防备地裂，把椽子顺摊一层，横摊一层在地上，人趴在上面。

此诗写于１９１４年。诗人离别故乡已经多年，此刻归来，早已物换星移，然而天下多故，时局动荡，惟有在与友人的诗酒唱酬中，方可忘却眼前之烦闷，获得心灵上的慰藉。王世相曾于光绪二十一年入京参加会试时，随康有为、梁启超参加“公车上书”，可见，他从青年时期就关心时局，并希冀有所作为，然而民初以来，“满目烟尘扰，当道豺狼横”。诗人痛斥一些官吏为谋求一己之私利，不顾天下黎民之安危的无耻行径，体现出忧念时局的崇高爱国情怀。王烜《闰欢诸公为余饯别于梨花馆，诗以谢之》其二亦云：

当年曼倩未忘饥，百里弦歌又一时。大隐敢云前席间，雄文羞读北山移。栉风沐雨劳人恨，漱石枕流畸士思。话到中原增怅惘，道旁秋柳苦低垂。

此诗写于１９１５年。当时，王烜迫于生计，即将赴京谋职。此诗尾联“话到中原增怅惘，道旁秋柳苦低垂”，体现出闰欢社友不仅借社集慰藉心灵，而且高度关注社会时事。

如果说抗战爆发之前，陇右文人社集时还伴随着较为消极低沉的情绪的话，那么抗战爆发之后，则更多地展现出一种慷慨激昂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创作也以抵御外辱、抒发爱国情怀为主，如朱绍良《千龄社集首次姿韵》云：

横戈慷慨饮酣时，遇闰重阳千岁姿。万里关河千滴泪，几声丝竹一枰棋。老怀偏爱伊凉曲，壮志争吟敕勒词。晚菊满庭还寄傲，余香吹上武侯祠。

诗写于１９４２年千龄社在兰州五泉山武侯祠首次集会时，此时正值全国军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关键时期。陇右作为抗战大后方，千龄社友们在兰州五泉山社集，忧念前方战事。诗中虽不乏沉痛之情，但更蕴含着中华民族必将取得胜利的自信心，呈现出一种豪迈气象。另外，韩定山《千龄社同仁煦园赏牡丹，分韵得槛字》写道：“嗟予怀抱积牢愁，对此茫茫增异感。修罗戈戟莽未平，风雨中原方黯黲。洛下无复旧名园，独教盛事传陇坂。”表达了诗人希望战争能早日结束，还百姓以安乐、天下以太平的愿望，体现出千龄社诗人对国事的关注。再如张质生《徐韵潮绅招同诸名流小集，即口占一律》云：“戎马关山二十年，休官五十早归田。假龄学易求无过，对客挥毫信有缘。劫里红羊多变幻，云中白鹤自翩跹。老来一副忧时泪，每到兰山便惘然。”此诗写于１９４４年诗人与千龄社友雅集时，“戎马关山二十年”当是诗人回忆青年时期的入幕生涯。人生匆匆，但无愧于心，然而身逢乱世，遭际无常。尾联尤见诗人忧时之心。抗战胜利之后，千龄社在兰州集会庆祝，诗人兴致高涨，如高一涵《胜利日千龄社金城燕集分韵得河字》其一云：

频年四塞角声多，此日金城醉凯歌。富士峰高看立马，大和魂断竞投戈。神山历劫仙犹死，卉服来朝海不波。徐市灵槎天际去，恍疑博望泛星河。

诗人与千龄社友集会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字里行间洋溢着喜悦之情。

中国取得抗战胜利之后，各地方已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国民党不顾全国军民渴望和平的呼声，悍然发动内战。旧的创伤未愈，新的战乱又起，给百姓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沉重灾难。谢润甫《偶成》云：

天心怎忍此残苛，驱使遗黎入网罗。寥寞乡村炊火少，参差阡陌墓丘多。和平声渺嗟无望，变乱频传哭奈何。苦雨凄风征惨象，淋漓血色遍山河。

表达了诗人面对“和平无望、变乱频传”的局势时，既沉痛无奈，又殷切盼望和平的曙光早日出现的复杂心绪，这是民国陇右文人的普遍心态与愿望。

在波诡云谲的动荡岁月里，陇右地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并非一片净土。陇右文人虽然身处祖国西北，却始终忧念时局，关心民生疾苦。尤其抗战爆发以来，他们与外省籍文人结社联吟，为抵御外侮、争取和平而呼喊奔走，用诗歌抒发爱国情怀。

(二) 乐以忘忧，抒发隐逸之思

民初以来，传统文人面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自然灾害时，多感慨生不逢时、世事多变、人心浇薄，却又无力改变现状，故而，他们经常选择在山野园林中结社吟唱，寻找世外桃源，排遣内心苦闷。陇右传统文人面对动荡不安、灾害频发的社会现状，既积极兴办实业、赈济灾民、坚守传统，同时也通过结社与雅集等文化活动，构建了一个个富有诗性的精神空间，在群体交游中获得心灵上的慰藉。陇右文人社集的地点多选择五泉山、白塔山、煦园等风景名胜之地，体现出他们对山水园林和隐逸生活的向往，如王世相《甲寅秋九月率第三子游五泉山有感示同人》其二云：

我别此山八九秋，此山还许我重游？十年戎马终何事？百岁光阴半是愁。天上闲云归去来，人间苦海过来不？有怀欲诉谁堪慰，日影河声聚一楼。

诗人离开甘肃数年，再次返回家乡，已是物是人非，看着眼前熟悉的景物，既想到在外“十年戎马”的艰苦岁月，又想到国家此时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内心难免愁闷压抑，无法排遣。所幸在这静谧、熟悉的山林之中，仍然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可以共诉情肠。再如刘尔炘《孟冬雅集感怀》云：

初冬天气是深秋，趁此风光上酒楼。侪辈渐如霜叶落，山川还为夕阳留。当年车笠皆黄口，今日壶觞半白头。难得尊前逢旧雨，一回欢笑一忘忧。

少年队里昔年游，意气能消万古愁。天地无情春意老，云烟虽变月长留。晚来诗酒娱黄发，此去勋名让黑头。我对黄花惟劝客，白云心事一无忧。

刘尔炘是陇右诗坛从清末进入民国的一位关键人物，当时活跃于诗坛的著名诗人，如白宝千、王树中、王紫垣、王烜、水梓、杨巨川等人，或为其门生，或为其同年好友。刘尔炘自光绪二十三年辞官回到兰州之后，终身致力于甘肃文化、实业、公益事业，为地方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公事之余，他邀集同年、弟子结社吟咏，消闲抒怀。这两首诗写于１９１６年底与闰欢诗社社友雅集时，诗中虽不免感慨光阴流逝、岁月无情，但更多地展现出一种面对污浊现实时豁达与乐观的人生态度。

再看其弟子王烜的《和何筱葵北山登高原韵》：

浩浩黄流浊，千年俟一清。嶙峋白塔立，霭霭云岚生。登山复临水，意气为纵横。今朝值良会，君子无所争。争此佳节至，置酒聊掬诚。百壶且复尽，但醉莫须醒。俯仰足啸傲，风物倍清明。元会十二万，重阳岁岁更。我生竟何世，任化一枯荣。孟嘉亦狂客，陶潜亦傲氓。从古已如此，劳劳何所营。请君勿嘘唏，世变多豪英。屠狗应将相，烂羊即公卿。箕风与毕雨，相视难为情。犹喜相逢盛，道故须班荆。敲棋赌胜著，得句歌由庚。茱萸醉且笑，松柏心还贞。苍然秋色至，晚景谁能评。香山九老约，赤壁二客行。菊篱共留影，片刻画图成。人生贵适意，何用慕浮名。

诗人于积极入世中又有淡然出世之洒脱。身逢乱世，王烜既能追随其师，心有坚守、真诚勤勉，又能傲然独立、不为名利所动，这是民国陇右传统文人普遍的价值追求与思想境界。刘尔炘、王烜、邓隆等人是这批文人的代表。水梓《丙子中秋后三日张质生、王竹民、张鸿汀诸友雅集煦园》云：

良朋雅集坐春轩，酒兴诗情话煦园。今日相逢聊共醉，更从何处觅桃源！

平生忧乐数更番，盛会欣逢尽笑言。眼底风云浑不管，兰皋自古称名藩。

此诗写于１９３６年。煦园是水梓的私家园林，更是民国时期陇右文人心中的桃花源。民初以来，陇右地区连年战乱，地震、旱灾等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民族矛盾突出。诗人们悲痛无奈之下，走进煦园，借诗酒排遣内心苦闷。“桃花源”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意象，经历代文人的吟咏，至晚清民国时期成为内涵丰富的空间意象，通常是世变之下文人寄托隐逸情怀的精神圣地，正如孙启华、罗时进在《晚清变局中的“类桃源”现象及其诗歌书写》一文中所说：“晚清变局中的桃花源书写，既展现了陶渊明所塑造的桃源意象的生命力，显示出传统士人在战乱之际以求自怡安适的深层心理，又揭示出‘类桃源’处终究不是世外地，晚清人特殊的家国之思、出世之心没有，也不可能被真正‘屏蔽’。

陇右文人身处易代之际，在军阀混战、灾害频发的时空背景下，一方面，积极进取，参与社会实践、关心时局，用诗歌抒发爱国之情；另一方面，又于山野园林中频繁雅集，构建了一个个富有诗性的精神空间，在群体交游中排遣内心苦闷，进而获得身份认同、价值认同，体现出在积极入世的同时又超然出世的复杂心态。

(三) 怀人送别，体现真挚友谊

民国陇右文人雅集除关心时局、表达隐逸之思外，还创作了许多怀念故友、送别社员的诗歌，体现出身处乱世中的文人对真挚友谊的珍视。如王世相《会宁道中大雪寄消寒雅集诸同人》写道：“自昔会宁道，相交多友盟。良晤不可得，感慨泪欲倾。展转至竟夕，独立与寒争。艰险淬吾志，风尘疲我精。晨兴见日出，开门霁色迎。戒仆拾行李，扶摇九万程。惟我忆知己，兰岭隔纵横。阔别殊未久，此心时怦怦。日昨消寒日，有酒旨且盈。主客常八九，谈笑薄公卿。何当置此会，六盘饮一觥。再登崆峒顶，豪气吞寰瀛。”诗人在１９１４年底赴陕西任职，行至会宁，天降大雪，四野茫然，道路难辨，无法前行。想到自己离家远行，无法与消寒诸友雅集时，辗转反复，一度“泪欲倾”，足见消寒社友之间真挚的友谊。最后诗人笔锋一转，收起悲伤，慨然前行，并期待与诸友再度把酒言欢。此诗语言朴素，情感真挚。１９１５年底，闰欢诗社社员白宝千去世。刘尔炘于次年夏再续闰欢诗社时，有《重开雅集忆石头主人》诗云：

香山才子有前缘，把酒论交五十年。动我笑声君到后，惊人诗句客来先。能谐流俗和而介，屡遣愁怀断复连。今日白云都入座，飞鸾难觅洞中仙。

白宝千“与黄毓麟、周应沣并称‘金城三才子’”。据王烜《存庐诗话》载：“白宝千鉴真，亦闰欢集中诗豪也。诗以雅炼胜，所作皆入《闰欢丛录》。”此诗写白宝千在闰欢诗社雅集时，才思敏捷，创作颇丰，而今重续诗社，诸友均在，唯不见君，对故友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１９３１年，刘尔炘去世。１９３６年，邓隆等人再续闰欢诗社时，社友纷纷赋诗怀念刘尔炘。如张质生《丙子闰三月二十三日，邓德舆招同王竹茗、徐益珊、杨济舟、水楚卿、张鸿汀、蔺自贤复兴闰欢雅集于拙园，为第一集，以绍刘果斋太史诗社，为赋长歌，聊质同人》写道：“果斋太史如山立，曾召同人为雅集。逐月赋成闰欢吟，诗社群推牛耳执。太史亡后六七年，风流云散忘结习。每念遗民溯典型，古今岂讵不相及。”张质生是邓隆再续闰欢诗社时加入的成员之一。此次再续诗社，故友已归道山，不免感慨万千，足见闰欢社友对刘尔炘及其功业的尊崇与怀念。抗战胜利之后，徐韵潮、高一涵等人即将离兰，千龄社员纷纷赋诗送别，如范振绪《九月九日送徐韵潮南归，用韵潮留别原韵》其一云：“归去盘桓拟抚松，千乘共送郭林宗。明年再届登高日，陇坂匡庐隔几重。”此诗写好友还未离去，诗人已经想到“明年登高”时，与其远隔千里，无法对酌赋诗，足见其依依惜别之情。

民国陇右文人结社与雅集诗歌创作内涵丰富，既抒发了关注时局的爱国之情，又表达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更体现出生逢乱世的诗人对真挚友谊的珍视。此外，社课中还有对陇右地域名胜风物、园林景观的书写。如王烜《三月二十三日闰欢同人集于五泉嘛呢寺》云：

棠梨落尽暮春天，转眼风光到五泉。麦叶万畦三月雨，杨花满地一溪烟。岩腰瀑激流当枕，楼角阴浓鸟共喧。能得东皇留几日，会须祖帐坐琼筵。

此诗写暮春时节闰欢社友在五泉山雅集。诗人放眼望去，只见“棠梨落尽”“麦叶万畦”“杨花满地”，而如此美妙的画卷中又有从山腰凌空而下的瀑布与树木丛中动人的鸟语。此诗写五泉山暮春之景，字里行间渗透着诗人对五泉山的钟爱。另外，韩定山《丙戌诗人节，徐韵潮处长见邀五泉雅集，分韵得史字》、刘尔炘《积雨转晴登五泉山武侯祠》《兰州怀古》、杨巨川《千龄诗社集赏牡丹赋诗》等，无不体现出诗人对陇右名胜风物的喜爱。

三、民国陇右文人结社与雅集的作用与意义

清王朝灭亡之后，大量陇右文人回到家乡，频繁举行社集唱和活动，不仅抒发了内心的愁绪，而且以刘尔炘、邓隆等诗社主持者为核心，产生了积极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团结了传统文人，直接促进了民国时期陇右旧体诗歌创作的繁荣。与此同时，这些文学社团又吸引了不少旅陇的外籍文人加入，扩大了陇右文人的交游圈，使陇右旧体诗坛与全国诗坛建立了广泛联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陇右文人通过结社与雅集活动构建了一个独立的传统文化空间，他们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陇右文献资料。

(一) 推动了民国时期陇右旧体诗歌创作的繁荣

民国时期，陇右传统文人创作了大量反映时事、关注民生、歌咏友谊、吟咏风物的诗篇，而其社集活动作为重要的创作场域，是推动旧体诗歌出现繁荣局面的主要因素。１９１６年，刘尔炘主持闰欢诗社时，共举行八次社集，社员创作诗歌约两百余首，编成《闰欢诗钞》行世。１９３０年，邓隆举行鹿鸣私宴雅集，参与者数十人，均有诗词创作，编成《鹿鸣私宴集》传世。其中，张质生几乎遍和雅集同人，如《和德舆鹿鸣私宴毕，宿卷石山房，率赋短歌元韵》十二首、《和刘吉甫庆笃鹿鸣私宴诗原韵》四首、《和程天锡晋三鹿鸣私宴诗元韵》六首、《和牛星五献珠大令鹿鸣私宴诗原韵》一首、《和杨济舟巨川大令鹿鸣私宴诗原韵》四首、《和徐廉泉让鹿鸣私宴元韵》四首等。

１９３６年，邓隆主持续闰欢诗社时，多次举行雅集唱和活动。其中，尤以张质生、杨巨川二人唱和居多。据王烜《存庐诗话》载：“同年杨济舟在闰欢续集中与张质生唱和，往往四五叠韵，争妍斗异，一时莫及。”再如杨巨川诗集中有《喜雨步王著明原韵》二首、《步和张质生第三雅集诗》四首、《感事步张质生前韵》一首、《再和张质生前韵》三首、《三叠前韵》四首、《感事、四叠张质生前韵》四首、《感事、五叠前韵》四首、《感事、六叠前韵》四首、《自慰和王竹铭解嘲、七叠前韵》四首、《自谀、八叠前韵》四首、《杂感、九叠前韵》四首、《杂感、十叠前韵》四首、《自寿、十一叠前韵》四首、《劝农、叠前韵》三首等。

抗战爆发以来，陇右文人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向往和平、关注民生、歌咏陇右风物的优秀诗歌，陇右旧体诗歌创作出现繁荣局面。据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甘肃历代文学概览》载：“还因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政治有了民主化的趋势，文艺上的宗派主义、地方主义也有所减弱，全省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新旧，为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呐喊。这都是抗战时期甘肃文学出现空前繁荣的主要原因。”不难看出，陇右旧体诗歌创作无论是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质量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就，成为抗战时期全国旧体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千龄社、和平诗社的社集活动为旧体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场域，直接促进了这一时期陇右旧体诗歌创作的繁荣。

(二) 扩大了陇右文人的交游圈

民国时期，外省籍文人或仕宦，或游历，或考察，或避难，行迹遍布陇右大地，他们与陇右文人结社雅集，共同促进了民国陇右旧体诗坛创作的繁荣。如著名诗人许承尧于民国初年随张广建来到陇右，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等职。许承尧公务之余，常与邓隆、水梓等陇右文人在拙园、煦园雅集酬唱。邓隆在《闰端午日许际唐承尧与黄履平希宪小饮拙园》中写道：“消洒文字禅，随处现净域。花木斗芳菲，碧天日未昃。乍闻霹雳声，乾坤如泼墨。多事雨催诗，片云头上黑。须臾积厚风，鹏抟垂天翼。无诗雨亦收，风实而雨贼。云退天蔚蓝，依旧净如拭。多言数终穷，人心长荆棘。誓将焚笔砚，抱一以为式。希言求自然，悬崖马可勒。如是降伏心，还以质古德。”许承尧与邓隆等人不仅游园赏花，而且参禅悟机，交流心得。另外，许承尧在陇右为官期间，还与水梓交往频繁，互相引为知己。据水天中先生主编《煦园春秋———水梓与他的家世》载，来兰文人中与其父水梓往还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许承尧，许承尧名际唐，安徽歙县人，长父亲十岁，光绪甲辰科进士，后为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民初随张广建到兰州，先后任省政府秘书长、甘凉道尹、兰山道尹、渭川道尹等职”。１９３４年，水梓到南方时，曾前去看望许承尧，许氏有《喜水楚琴见过四首》纪之。其一云：

廿载金城旧酒徒，五千里外过门呼。掀髯乍见翻疑误，执手相看各略癯。尚有仰天逃影地，且容温梦倚灯娱。哀存叹逝浑闲事，莫损欢情付薄吁。

诗人居家之际，忽闻门外呼叫之声，“乍见”之，似乎为“金城旧酒徒”，却又不敢肯定，等到走近之后，才确定正是昔日故友，然后剪灯畅谈，慨叹时局。诗歌的首联与颔联把多年好友再见时迟疑、确认、惊喜的心态刻画得细致入微，令人感动。

抗战以来，陇右文人还与来到甘肃的江西徐韵潮、云南张维翰、福建萨镇冰、安徽高一涵等人社集畅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另外，陈诵洛在抗战时期来到天水任大同银行天水分行经理期间，积极参与千龄社、雍社社集，并主持雍社雅集活动。此后，陈诵洛、王新令等人还参与过与甘肃有密切联系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南京举行的紫金山天文台雅集活动。可见，这些结社与雅集活动不仅使陇右文人与外省籍文人建立了深厚友谊，而且扩大了陇右文人的交游圈，使民国陇右旧体诗坛与全国诗坛建立了广泛联系。

(三) 整理、保存了大量地方文献

清王朝灭亡之后，任职他乡的陇右文人回到家乡，或兴办实业，或兴办教育，或赈济灾民，成为甘肃地方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在积极参与地方治理之余，通过结社与雅集活动构建了一个独立的传统文化空间，搜集整理了大量陇右地方文献。其中以刘尔炘、王烜、慕寿祺、张维、冯国瑞等人贡献尤为突出。

１９１５年，王烜受刘尔炘之命执笔纂辑《甘肃文献录》。据王烜《历代甘肃文献补录稿序》载：“往在民初之癸丑春，吾甘有征书局之设。先师刘果斋先生实董其事，俾烜执笔纂辑文献录，就当时征求所获，仿四库书目例，分为历代及大清二编，三月而竣事。”刘尔炘为保存甘肃地方文献，在民国初年设立甘肃征书局，开始搜集整理乡邦文献，并让王烜负责编写文献目录。１９１９年，刘尔炘主持修建五泉山之后，嘱王烜、王国香、李九如三人撰成《皋兰乡贤事略》。此书为研究兰州名人生平事迹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史料。与此同时，刘尔炘嘱咐张维、王烜、李蔚起纂辑《甘肃人物志》。据刘尔炘《甘肃人物志序》载：

己、庚之际，余于五泉山中建太昊宫，拟论定吾陇人物，举其尤著者以崇祀之，是编之作实端于此。余既发此私愿而疏于学、弱于才，自愧无能为役，爰属李晋臣九如、王兰亭国香遍搜历史中陇人事实，而属张鸿汀维、王竹铭烜、李兴伯蔚起三人者共纂辑之。越壬戌，脱稿而体例未尽，当乃与张君维往复商酌：以全稿致诸家，俾专其志、壹其神，增删进退，以成一家言。

从中不难看出刘尔炘等陇右文人表彰乡贤、整理地方文献之崇高情怀。１９４４年，王烜搜集了明代兰州彭泽、邹应龙等文人的散佚诗文，编成《皋兰明儒遗文集》，为明代兰州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１９４５年，王烜又编成《历代甘肃文献补录稿》，保存了丰厚的陇右地方文献。

１９２９年，甘肃省政府成立甘肃通志局，编修省志。“至１９３３年，因经费困难，又兼地方不靖，修志工作进展缓慢，书稿约完成十分之五六。１９３５年，修志期限已到，经费行将中断，而志稿仍未编就。当时张维、邓隆、廖元佶、朱秉衡、王烜、慕寿祺、刘庆笃诸先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始获完稿”。民国陇右文人在经费短缺、时局不稳的情况下仍坚持完成《甘肃通志稿》的编纂，可谓功德无量。其中慕寿祺在史学、文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所著《甘宁青史略》，发凡起例，上下数千年，开拓了西北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也为西北史地研究保存了珍贵的文献史料。张维在陇右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方面也贡献卓著，其《陇右著作录》《陇右金石录》《陇右方志录》等曾获顾颉刚、张舜徽、胡适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赞誉。冯国瑞也潜心地方石窟、乡贤别集之踏勘研究与搜集整理，成《麦积山石窟志》《守雅堂稿辑存》等，开启了石窟保护研究与地方文献搜集整理新风尚。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陇右文人，不仅坚持用旧体诗歌进行创作，成立了消寒诗会、闰欢诗社、千龄社、雍社、和平诗社等旧体文学社团，而且举行了鹿鸣私宴雅集、庚午登高雅集等大型雅集活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陇右文人虽然身处西北，却始终积极入世，心系国家，关心时局，与时代发展同步前进，创作了大量反映军阀混战、民生疾苦的诗歌。抗战以来，他们还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追求和平的优秀诗歌。另外，清朝灭亡之后，陇右文人从各地回到家乡，本就多今昔之叹，又身逢乱世，面对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他们通过结社与雅集活动，构建了一个个诗性的精神空间，寻找自己心中的那片桃花源地，创作了许多表达隐逸情怀、同时体现出积极乐观人生态度的诗歌。与此同时，纷乱的时代让他们特别珍视社友之间的情谊，也创作了不少歌颂珍贵友情的诗歌。民国陇右文人结社与雅集活动不仅推动了民国陇右旧体诗歌创作的繁荣，而且扩大了陇右文人的交游圈，与全国主流诗坛建立了广泛联系。而陇右文人通过结社与雅集活动既交流了情感、舒缓了压力、凝聚了力量，也为整理与保存陇右地方文献做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原刊于2021年第6期，已略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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