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四公陈如琳画像（窦瑞敏陈石遗如夫人生日事考）
陈氏四公陈如琳画像（窦瑞敏陈石遗如夫人生日事考）《年谱》与《脞录》，取以互证，可见其事不虚。徐澂（1908-1976），字澐秋，苏州人。室名卓观斋。辑有《吴中文献小丛书》。《卓观斋脞录》记录了许多文坛掌故，郑逸梅《民国笔记概观》称其“笔墨隽雅，掌故丰赡，为我所喜阅”，并摘录此则：《卓观斋脞录》中秋日，公如夫人李端英三十初度。黄晓浦为作寿序，书小屏。公自撰一联以寿之，句云：“北地胭脂，恰住胭脂胜地。（公寓苏州城南胭脂桥茅家弄。）月华三五，重逢三五年华。”是日，石遗在家中宴请宾客，石遗弟子徐澂《卓观斋脞录》云：甲戌中秋，石遗师姬人三十初度。黄晓浦、陈斠玄、陈柱尊、史耐耕诸同学为文以贺。师寓城南臙脂桥，是日置酒宴客，自撰一联以寿姬人云：“北地臙脂，恰住臙脂勝地。月华三五，重逢三五年华。”盖姬人北平籍，诞辰适值中秋令辰也。
窦瑞敏
1931年，陈石遗应唐文治邀请任教无锡国专。因苏、锡相近，石遗并未住在无锡，而是卜居苏州。初到之际，他暂住友人家中，后请金松岑代为赁屋，并赋《松岑约天平看红叶有诗因丐为赁屋次韵》：
秋光一逻值千金，有约同看枫树林。海燕觅巢双剪至，伯鸾赁庑五噫吟。经春满院宜生意，入夏当窗要绿阴。倘恐催租败诗兴，闺人准备典瑶簪。（《石遗室诗续集》卷五）
所谓“闺人”，即如夫人李柳。稍后，石遗以七千金买宅胭脂桥畔。1934年中秋，李夫人三十寿辰，《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卷八（以下简称《年谱》）云：
中秋日，公如夫人李端英三十初度。黄晓浦为作寿序，书小屏。公自撰一联以寿之，句云：“北地胭脂，恰住胭脂胜地。（公寓苏州城南胭脂桥茅家弄。）月华三五，重逢三五年华。”
是日，石遗在家中宴请宾客，石遗弟子徐澂《卓观斋脞录》云：
甲戌中秋，石遗师姬人三十初度。黄晓浦、陈斠玄、陈柱尊、史耐耕诸同学为文以贺。师寓城南臙脂桥，是日置酒宴客，自撰一联以寿姬人云：“北地臙脂，恰住臙脂勝地。月华三五，重逢三五年华。”盖姬人北平籍，诞辰适值中秋令辰也。
《卓观斋脞录》
《年谱》与《脞录》，取以互证，可见其事不虚。徐澂（1908-1976），字澐秋，苏州人。室名卓观斋。辑有《吴中文献小丛书》。《卓观斋脞录》记录了许多文坛掌故，郑逸梅《民国笔记概观》称其“笔墨隽雅，掌故丰赡，为我所喜阅”，并摘录此则：
一为“甲成中秋，陈石遗姬人三十五岁，置酒宴客于胭脂桥寓所，自撰一联（略）。盖姬人北平籍，诞辰适值中秋令节也。”
但是《脞录》中的“石遗师姬人三十初度”，在《民国笔记概观》中，却变成了“陈石遗姬人三十五岁”！猜想起来，应是郑氏误读了寿联中的“重逢三五年华”，以为“三五”是“三十五”。其实，“三五年华”指十五岁，“重逢三五年华”便是三十岁，李柳夫人归石遗之时，正值十五妙龄，“重逢”二字，用意在此。
黄晓浦、陈斠玄（中凡）、陈柱尊（柱）、史耐耕（乃康）皆为石遗弟子，属史耐耕入门最晚。石遗到苏州后，才从金松岑处得知黄晓浦的消息，时黄为地方法院推事，此前已十年未见。久別重逢，自然不胜欣喜。可惜一年之后，1932年冬天，黄晓浦要离开苏州移官黄州，连日风雪，石遗畏寒而病，又因饯行殊难为怀，赋诗相送，有句云“久离暂聚还分手，尊酒何能遣此情”，颇为惘惘。黄晓浦《陈石遗（衍）先生继室李瑞英如夫人三十初度寿序》（以下简称《寿序》），刊于《大道半月刊》1934年第二十一期。《寿序》既云“继室”，又称“如夫人”，而石遗则称为“姬人、姨太、闺人”等，可见并非继室，但时已入民国多年，继室与如夫人的区别，似乎也已不重要。《寿序》首云：
岁在閼逢閹茂，吾师年七十有九矣；龙马精神，康强如六十许人。于时瑞英李如夫人，小星替月，且二十年。八月既望，越二日，为如夫人三十设帨之辰，金风送爽，玉露生凉，桂子飘香，月华多丽，生有自来，可知也。
李氏的名字在《寿序》为“瑞英”，而在《石遗室诗续集》和《年谱》中俱作“端英”，以《诗集》《年谱》之审慎，当以“端英”为是。“端”“瑞”字形相近，而近代期刊中的手民之误本多，故可以理解。《寿序》又云：
门下士履思等以为如夫人之事吾师，福慧双修，视古今名流姬侍，流传简册者，有夐乎不可及者数焉。履思等皆后堂彭宣，不可无一言为吾师暨如夫人称觞助。师曰：“子试言之。”
《陈石遗（衍）先生继室李瑞英如夫人三十初度寿序》
黄晓浦名履思，此处拟诸人“后堂彭宣”，有一个“典中之典”。张禹为西汉时丞相，弟子有彭宣、戴崇，最为知名，但二人性情迥异，张待之亦不同。《汉书·张禹传》：
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弟多智，二人异行。禹心亲爱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箢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宣之来也，禹见之于便坐，讲论经义，日晏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宣未尝得至后堂。及两人皆闻知，各自得也。
彭宣从未得至后堂，谓之“后堂彭宣”，另有出处。有名的北宋诗人张子野在八十五岁时，仍买妾，东坡作诗调之，所谓“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这是大家知道的；其诗末又云：“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因为张子野姓张，故东坡用张姓之事，但这是反用《汉书》。《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载陈柱尊《石遗诗老卜宅苏垣志喜》云：“绣褓丁宁调伏女，（自注：先生精《尚书》学，年七十余尚诞女），绛帷丝竹款彭宣（自注：黄晓浦庭长，门下士）。”石遗称：“余七十三岁、七十六岁，姬人举两男，君误以为生女。余谓可易以枚乘庶子枚皋事，且‘绛帷’另是一事，不如径用‘后堂’。”以“后堂”易“绛帷”，正是要他用东坡诗。《续编》同卷又载王惕山以诗贺石遗卜居胭脂桥，黄晓浦有和韵诗，末云“后堂独许彭宣到，美酒羊羔不厌多”。与其《寿序》之所云，用典正同。
黄晓浦既为石遗的诗弟子，对李夫人自有所了解，其撰文为寿，语必有据。《寿序》称“小星替月，且二十年”，那么，李夫人究是何时归于陈衍的呢？《年谱》卷六1919年下记有一笔：
八月，纳妾李氏，名柳，字小杨，保定人。
所记实甚简单，差不多是一笔带过。1925年，石遗长子陈声暨去世的时候，《年谱》只编到了五十三岁的三月（1908），此后由女弟子王真续编，叶长青补订。1919年的这部分，属于王真的续编，而王真出生于1904年，其时不过十六岁，对当年之事所知自不会多。且《年谱》前七卷在石遗生前已经刊行，经他本人寓目，或者他也不愿在此事上多费笔墨。石遗夫人萧道管是有名的才女，1907年病逝于北京。1934年中秋，李夫人三十初度，可知生于1905年。1919年，石遗因《福建通志》抄书之故，足迹遍历苏州、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地。纳妾之时，李氏十五岁，石遗老人已六十四岁，年近古稀，萧夫人也已去世十二年了。相较《年谱》的寥寥数笔，《寿序》倒是补充了一些重要的细节：
如夫人籍系保定，家贫，十岁习于梨园。吾师挚友力医隐部郎，拔以归吾师。
据此，可知此事得力于石遗的同乡兼同龄老友力钧（医隐，1856-1925）。力医隐为晚清有名的御医，曾为慈禧太后、光绪帝诊治过。据《年谱》记载，在两宫博弈之际，力医隐的处境很难，萧夫人要石遗给他出过主意装病，故躲过一劫。《古春风楼琐记》“力医隐引疾自全”亦载此事，可以参看。萧夫人病重之时，力医隐也曾为医治，可惜无力回天。辛亥革命爆发后，石遗从北京返回福州，借住在力医隐的旧园中。次年，又遣仆人张宗杨赴北京运书籍、字画等物品，而暂住医隐家的张宗杨病重，力医隐又写信催促石遗入京，到北京后亦住其家，直至次年三月离京，足见二人关系之密。所以石遗纳妾之事，为力医隐之所出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萧夫人病逝后，石遗老人悲痛万分，其《先室人行述》称“衍向来不作置妾想”，《石遗室诗话》卷二十八又引萧夫人生前为陈衍戏作的《命名说》，拟为续笔：
余请为画蛇添足之言曰“中年丧偶，终不复娶，又绝似孙星衍”，而非先室人之所及知也。
这部分诗话初刊于《东方杂志》1918年第十五卷第二号。可见直到1918年，陈衍还在念着萧夫人已无法得知他在她去世后这么多年终究没有再娶。而一年之后，就纳妾李氏，倘若为照顾晚年生活起居计，倒也是不错的理由，并且纳妾不同于娶妻，也可以借之为辩。1929年，《石遗室诗话》三十二卷本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刊行，“中年丧偶，终不复娶”这部分的内容仍在其中。
《寿序》云：“吾师自有室以至悼亡，三十四年中，始终一锦瑟之弦，盖萧夫人洎如夫人，善心为窈，善容为窕，履綦所至，皆有卫叔宝渡江、李北海入洛之况焉。”和才情俱佳的萧夫人不同，李氏出身梨园，《寿序》又云：
如夫人生慷慨悲歌之地，厕繁弦急管之场，故于京调、梆子腔、老生、青衫、花旦诸杂剧，皆能响遏行云，歌凌白雪。……近则老成凋谢，存者亦天各一方，每当胸怀沉郁，得如夫人引吭高歌，辄复回肠荡气焉。夫黄河远上之辞，双鬟赌取；枝上柳绵之唱，六如曼声。故樊榭之称月上，谓讽咏诗歌，未尝不如吹竹弹丝之悦耳也。
《年谱》卷八（1934）：
李原籍保定，幼习于梨园，能歌唱，尤擅京调梆子腔，兼长须生、青衣、花旦诸脚色。公尝言，厉樊榭谓其妾月上，讽咏诗歌未尝不如吹竹弹丝之悦耳，而端英每遇余怀沉郁，辄引吭高歌，颇足回肠荡气，何逊月上。
《年谱》的文字极可能采自《寿序》，《年谱》卷八部分是王真在陈石遗去世多年以后续补的，而她也看到过《寿序》。樊榭有姬名月上，《樊榭山房续集》卷二《悼亡姬十二首》序：“每当幽忧无俚，命姬人缓声循讽，未尝不如吹竹弹丝之悦耳也。”李夫人善歌，黄晓浦赠石遗诗有“流莺出谷尚能歌”之句，故诗人虽已老去，犹有清歌为伴，林霜杰赠诗以为风情不减姜白石，正是“种玉蓝田春暖老，吹箫白石夜闻歌”。
到三十岁生日的时候，李夫人已跟随陈石遗十五年，并生育二子。《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云：“余七十三岁、七十六岁，姬人举两男。”《年谱》卷七（1928）云：
七月廿日，公姬李氏诞一男。公此事已断四十有一年，有诗纪之。
四十一年前的光绪十三年（1887），萧夫人生雍男，此后再未生育。光绪三年（1877），石遗长子陈声暨（公荆）出生。1925年，石遗七十大寿，声暨从北京返回福州贺寿，回京后不久，即于七夕病逝。以古稀之年，遭逢丧子之痛，七夕在石遗老人心中遂成“恶节”，王真《道真室随笔》：
石师云“牛郎织女”一聚便离，何乐之有？七夕诚可谓之“恶节”。故凡“花朝”“上巳”“寒食”“重九”诸良辰，无不酌酒，而此日独否。其实其长公子公荆逝于此日也。（《华报》1933年8月27日）
此后石遗常于七夕追忆公荆，如《己巳七夕》：“今朝是我亡儿日，合作凄风苦雨天。纵使道人心似铁，也应结个再生缘。”（《石遗室诗续集》卷三）两年之后1927年8月，陈声讫病逝。陈声讫的病逝，带给石遗的打击没有公荆之丧那么大，大概长子总是被格外看重。另外声讫的病逝，也多少因为沉迷于补药而自误自，石遗致陈中凡札云：
鄙人于八月又丧季子，丧长子至痛已经过，此子远不如，不听吾言，嗜服补剂，以自陷于不救，只得听之。（吴新雷《清晖山馆友声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页）
致陈崇祖云：
得书，知关切为感。此子已出继先弟，愚而自用，无病而呻，贪补畏破，不听吾言，自取死，不足惜也。（冯天瑜《冯氏藏札》，长春出版社，68页）
《冯氏藏札》
“先弟”所指是石遗的弟弟陈迁（1860-1887），去世时年仅十八岁。《年谱》（1904）：“家君遣接蘋妹至鄂。妹名师蘋，字月青，本季父次女，貌娟秀，而人极聪慧。季父一子殇，家君以七弟为之子，而以妹为己女，字于滇抚林赞虞年丈之犹子葆欢，约今夏来就婚于鄂。”而陈声讫何时过继给陈迁，究已不可知。但老人所谓“不足惜”，无非也是自我纾解，萧夫人所生八子，四子成人，至此丧亡已尽，如何能不悲痛？1928年，李夫人生桐吉（燕生）。石遗《生儿》诗云：“五十年前当此时，初添家累为生儿。儿归黄土逾三载，却又生儿益我悲。”（《石遗室诗续集》卷三）“儿归黄土逾三载”，所指即已经去世三年的公荆，老来得子固然可喜，念及亡儿又复悲不自胜，也是人之常情。黄晓浦《寿序》对石遗老来得子颇费笔墨：
昔朝云年十二而侍坡公，生男不育；姚牧庵八十御婢有娠，遗腹乃生；近代丰台曼殊，善病无子；横波夫人，百计求嗣；至于洗儿文褓，传为笑谈。……如夫人连诞燕生（桐吉），晋生（亮吉）两师弟，海内挚交若樊樊山、陈弢庵、陈散原、赵香宋诸公，闻之皆狂喜而走相告焉。燕生者，人馈吾师素心兰，移植磁盆，遗一枝于地，如夫人拾而艺之，遂生师弟。如夫人又燕人也，故名。
关于燕生出生的记载，倒是有些传奇意味。而石遗本人于此也极为自得，《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六云：
老来别无他好，只喜花前饮酒。一昨庭花盛开，春寒特甚，得狂诗一首云：“好花白白与红红，共尽花前酒几钟。十日东风虽似虎，八旬老子尚犹龙。加餐不畏鲥多骨，冒雨常欣瀑万重。便有贡谀谈宿世，鳞虫三百长为侬。”余食鱼不畏骨，游山常遇大雨，遂有疑其前身为龙者。此诗寄示上海诗友，惟剑丞和云：“知君庭院杂葩红，素腕频频捧酒钟。入梦岁犹来玉燕，解酲何用破苍龙。诗囊古律名篇满，食案鸡鱼异味重。若比三中张子野，风流端不让吴侬。”此诗专就余姬人生子命词，风华掩映，为老夫生色不浅。
这首“狂诗”题作《花朝后一日大风与李姬饮花下作》，见于《石遗室诗续集》卷八，与《石遗室诗话续编》所载文字略有差异。
对于黄晓浦的这篇《寿序》，陈石遗非常满意，在给王真的信中对其赞赏有加：
黄晓浦为李姬作一寿序，甚好，寄回数张可分期作《华报》料。可代送熟人，如星樵（要他夫人画一牡丹）、西园、孝泉诸君，以资谈助，决不受礼（汝们决不要送礼物，牡丹不画亦可，为告秀明），亦不受文字也。……黄作文命意极得体，可以一张与衡官。（林公武《师堂丛录》，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58-159页）
《华报》于1930年11月9日创刊，是当年福州的小报，由林石庐、王真等人创办，发行量很大，影响也很大，1938年停刊。王真在《华报》上以莲修为笔名发表《道真室随笔》，也刊载过石遗的诗作。星樵是卢榕林的字，顺昌人。因携妻子避地福州，石遗从苏州归里，才拜于门下。夫人李文字心琴，工画花鸟古木，兼能山水。西园即陈文翰。孝泉即王振先，闽县人。秀明是刘蘅（1895-1998）的号，字蕙愔，石遗女弟子，亦师从何振岱，善书画。卢星樵夫人落款之际犯了一个小错误：
卢夫人与高姓者画甚好，奈款不合，竟与我合称三十双寿，将我减少五十岁，岂非奇谈。于是又有章太炎将我姨太升为七十九岁矣。（《师堂丛录》，160页）
毕竟才初相识，卢星樵夫人不知详情，误书石遗老人为三十岁。无独有偶，章太炎犯了相反的错误，误以为如夫人与其同为七十九岁。
刘衍文先生《陈石遗与郑海藏》一文考证精详，援引海藏日记（1935年11月7日)：
王君九来访，询苏州近状。王云：“于苏州又见石遗，八十矣，去年犹生子。”
于如夫人李氏及生子事亦有带及：
考石遗如夫人李柳，字瑞真，一字小杨，河北保定人。演员出身，擅京调梆子腔，兼长须生、青衣花腔诸角色。老人六十四那年八月纳之，时李才一十六岁。至于老来得子，其友人纷纷写诗祝贺，但背后谈论则又别有一番口吻。金松岑就说“石遗七、八十岁尚诞子，与英国辛博生夫人同为近世人妖”(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0年9月8日)。这种比拟自然有些可笑，但实际上也反映了那一代人的社会观念。在这里我们还可见出，松岑虽与石遗同居苏州，所说却有微误。据《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余七十三岁、七十六岁，姬人举两男。”可见尚未登八十。而陈柱尊所作贺诗，则又误为生女。可见闻见异辞，即常相往来者亦多所不免，由后人修的史册还能使人相信吗？（《寄庐茶座》，汉语大词典出版社，84-85页）
瑞真或是端英之误。门人陈柱尊的贺诗，误以为生的是女孩，确是传闻不真。只是王君九亲见石遗，金松岑又与他同在苏州，往来密切，却不至说错。《天风阁学词日记》1940年9月8日所记：“席间谈苏州赵翁耄年续娶事。松岑谓石遗七八十尚诞子，与英国辛博森夫人同为近世人妖。”并不是指《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所称生两男，《续编》卷一刊载的时间较早，并不能预见到将来的事。因为1934年石遗七十九岁时，如夫人又再产一子，所以王君九、金松岑才有八十生子之说，七十九之于八十，不过差一岁。1937年，陈石遗病逝于福州。唐文治《陈石遗先生墓志铭》：“桐吉，亮吉，雍吉，李氏出。”可知李夫人第三个孩子名雍吉。那么李夫人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已经有孕在身了。1937年石遗去世之时，雍吉亦年仅四岁。
1935年5月10日（四月初八），陈石遗八十大寿，宾客如云。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章太炎的寿联：“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兴启盛唐。”那几年章太炎常往苏锡讲学，后又迁居苏州，与石遗往来密切。这副寿联后被敷衍成戏谑石遗的诗，《郑孝胥日记》（1936年10月9日）：
奉天《文艺画报》载谑石遗诗，其题名曰“隆公”：阴历四月初八日，陈石遗在苏庆八十寿。章太炎贺以一联云：“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兴启盛唐。”石遗大喜，悬之中堂。一时贺客见者，咸誉其堂皇而贴切不置。有善谑者独曰：是联用陈姓典虽极工稳，然以赠散原，未为不可。且既有“伯仲”，安得无“叔季”，吾已得“叔季”一联：“叔宝风流夸六代，季常约法有三章。”用杂剧《跪池》故事。不亦同样贴切耶？次日，复谓人曰：有了两联，装头安脚，便成七律一首。辞曰：“四月南风大麦黄，太公八十遇文王。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兴启盛唐。叔宝风流夸六代，季常约法有三章。天增岁月人增寿，一树梨花压海棠。”石遗有幼妾。闻者莫不喷饭。
此时距离石遗的八十大寿，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时间，郑孝胥在日记中对此不吝笔墨，施以恶谑。李夫人时已年过三十，仍称“幼妾”，不免厚诬，况石遗纳妾已多年，何以彼时不说？但《石语》中石遗对海藏亦大是嘲讽，可见交恶之后，彼此都不省事，所谓“少善老暌”，大抵如是。
在陈石遗的文字中，和李夫人相关的并不算多。《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一：“聿来者，余苏寓堂名，取与姬人同来胥聿之意，胥聿又适与胥门合也。”无论是花下饮酒或同登天平山，总是面目模糊。倒是在他写给王真的一封吐槽女人的信中，有几句出奇的真实：
汝何以又送衣料我？审姨太方知，我叫张升带回，姨太怕得罪汝，偷偷收了，不叫张升带回，故作为又送也。此何必哉。汝们女人喜送人东西，真妇女见识。贫者不以货财为礼，经书所以不可不读也。（《师堂丛录》，163页；按此节疑有讹字，未见原笺，姑照录之）
王真之敬爱老师，李夫人之左右为难，皆可以想见。对衣料丝毫不感兴趣的陈石遗，对王真送给他的袜子，却赞为“天下至宝”，因为“有钱无处买，又所必需者，真至宝也”。可见还是要看送的是什么。《石语》云：“结婚须用新法，旧法不知造成几许怨偶。若余先室人之兼容德才，则譬如买，暗中摸索，必有一头奖，未可据为典要。”萧夫人之曾经沧海，其情可见。1931年，樊樊山逝世，石遗《挽樊山》诗有句云“红裙不醉词偏艳”，即便石遗年少时的《朱丝词》也称不上艳字，暮年却可“春日稍暖，独酌花间，或与闺人共之”。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