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为何能三足鼎立（三足鼎立格局下的东吴海外开拓之旅）

吴国为何能三足鼎立（三足鼎立格局下的东吴海外开拓之旅）尽管双方实现了和平，但矛盾依然存在：张骞开拓丝绸之路后帕提亚帝国就成为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之间的中间商，帕提亚靠着经营丝绸之路的转手贸易积攒了巨额的财富。帕提亚人很清楚如果让汉和罗马直接接触，自己将失去相当可观的利润，这自然是其无法接受的，所以当甘英使团来到帕提亚后帕提亚国王表面上护送他们来到了地中海，然而却又告诉他们海上风浪滔天，无法通航。由于得不到帕提亚方面提供船只的帮助，甘英最终不得不望洋兴叹。罗马方面并不知道遥远的汉帝国向自己派出了甘英使团，当然也不知道这支使团无功而返。此时罗马也在尝试开辟一条绕过帕提亚控制区直接与汉帝国沟通的新通道。在今天德国海德尔堡大学的图书馆里珍藏着关于罗马开辟这条新通道的资料：罗马人利用印度洋的西南季风从其治下的埃及横渡印度洋抵达印度半岛的黄支国，而这里正是华夏先民所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由此再往东即可进入南中国海，在这里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交汇

在正史《三国志》中曹魏是被视为正统的一方；而《三国演义》则是以蜀汉作为主角书写的。相比之下东吴的存在感似乎偏低。应该说三国时代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三国演义》所起到的宣传作用，由于《三国演义》是以蜀汉作为主角书写的，因此很多观众也就先入为主以为蜀汉自带主角光环。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三国演义》对那段历史着迷后往往又会去看关于三国时代的正史，然而这时他们发现曹魏实际上是三国时代的正统，因此关于三国时代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察维度，不过这两种维度都同时忽略了东吴。也许在有些人的印象中东吴就是一个满足于偏安一方的割据势力，相比之下以正统自居的曹魏始终视蜀、吴为叛逆，而蜀汉也始终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帜。这种历史观的形成是因为我们先入为主着眼于三国之间的博弈，事实上地处长江以东以南的东吴政权除与曹魏、蜀汉在中原鼎足而立外还充分利用本国近海的便利优势不断向海外进行扩张。

东吴的海外开拓之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下东吴政权要生存就需要扩张领土。然而以东吴的实力要吃掉曹魏无异于痴人说梦，而有山川之险的蜀汉也不是东吴一时半会能拿下的，况且在曹魏强势的状态下东吴和蜀汉实际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东吴也不可能把蜀汉设定为主攻目标。纵观整个三国时期尽管蜀吴之间曾因荆州问题爆发战争，但绝大多数时候蜀吴之间是共抗曹魏的盟友关系。既然曹魏打不下，蜀汉不能打，那么东吴就只能选择向海外发展。这是东吴向海外开拓发展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东吴在向海外开拓方面还具备独特的优势：三国中蜀汉全部国土深居内陆，缺乏向海外拓展的地理条件；曹魏尽管滨海，然而曹魏的海域中作为内海的渤海占据了较大面积；相比之下真正具备通往大洋的顺畅条件的其实就是东吴。早在汉代就已存在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在《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所以东吴出海其实是由现成的航线可资利用的。

东吴出于同曹魏、蜀汉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而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因此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时东吴的造船业已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东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这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发展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东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始创了官营丝织，同时也有了自己独特的创新与发展。东吴已能制造上下数层且能跑马的高大楼船。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在武昌建造可乘坐三千人的大型船舰。黄龙二年（230年）孙权命卫温与诸葛直率甲士万人乘坐这样的大船浮海求夷洲（台湾），这是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中国大陆先民首次开拓台湾之举。孙权还想趁此次造访夷洲的机会顺便前往亶洲，那么这个亶洲又是何地呢？《吴主传》中是这样记载的：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由此可在亶洲大概就是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称谓。东吴对日本的认知及其联系其实是落后于曹魏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了”彼时日本岛有邪马台国、狗奴国等数十个小国“等信息。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还曾多次遣使向曹魏进贡。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魏明帝曹睿正式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赐予印绶、财物。同一时期东吴与日本并无官方层面的往来，不过吴地会稽郡的人偶尔能遇到从亶洲来的人，会稽郡人出海航行也有落难漂到亶洲的。也许孙权此举是试图与曹魏争夺藩属国的行为。

卫温、诸葛直的夷洲之行在当时看来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之举：孙权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出海访求夷洲、亶洲，然而卫温、诸葛直最终没能找到亶洲，所以只能在抵达夷洲后返航。卫温一行历时一年仅成功抵达夷洲并带回了几千名夷洲人，但出海的万名士兵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这次行为不仅没使东吴的疆域得以扩大，反而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此恼羞成怒的孙权将卫温、诸葛直下狱处死。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待这次夷洲之行，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功在千秋之举——其他姑且不论，至少东吴的海上开拓举动为台湾纳入中华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三国末期东吴将领沈莹在其所著的《临海水土志》中记载了台湾原住民山夷与大陆百越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关系；并从地理方位、气候和地形，以及居民的生产习俗等方面，记述了台湾岛的自然环境及高山族的社会生活发展情况。这一著作对当时的台湾人民的生活有详细的描写，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然而我们不能要求孙权具备未卜先知的能力，所以他实在无法估量夷洲之行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他只知道夷洲之行使东吴在未经历战争的状态下损兵折将，而这在当时三足鼎立的格局下其实是极为不利的。本来在夷洲之行的同时孙权还试图攻取朱崖。朱崖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和夷洲不同：海南岛并非东吴最先开拓的。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在海南岛上设立九个郡，朱崖在当时本是九郡之一，后来逐渐演变为整个海南岛的代称。按说从这时起海南岛就已成为中国领土，但在东汉末年的混乱状态下中央政府对与大陆隔海的海南岛在管理上有些鞭长莫及，当地因此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夷洲之行的失败使原来进军朱崖的计划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施行——《吴主传》载：（东吴赤乌五年，公元242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朱崖、儋耳，至此海南岛被纳入东吴版图。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后来在经历不断的合纵连横和相互兼并最终曹魏、蜀汉和东吴三方势力崛起，而其他各路群雄基本灰飞烟灭。不过也有一个崛起于群雄并起时代的割据政权存活了下来——辽东公孙家建立的燕国：官渡之战后袁绍的两个儿子袁尚、袁熙兄弟前去投奔割据辽东的公孙康。公孙康自然清楚以辽东的实力绝不足以抗衡北中国的霸主曹操，于是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人头送给曹操，而曹操忙于准备南下的战争也就同意让公孙家在臣服自己的前提下保持半独立性，于是辽东公孙家就成为名义上臣服于曹魏的一股割据势力。嘉禾二年（233年）孙权派遣张弥、许晏等人携金玉珍宝渡海至辽东，立公孙渊为燕王。尽管畏惧曹魏的公孙渊斩杀了东吴来使，从而导致孙权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也证明孙权的确试图从侧翼包抄曹魏。在公孙渊斩杀东吴来使的行动中只有秦旦、张群、杜德、黄疆四人翻墙逃脱。四人中张群膝盖生疮，三人轮流帮扶着在崎岖山谷中行走了六七百里。后来张群的伤愈发严重，他要求三人舍弃自己独自逃生，杜德却说：”万里流离，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最后杜德留下采摘菜果照顾张群，秦旦、黄疆出山探索。二人出山后又走了几日方才发觉自己已身处高句丽境内了。据《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高句丽在辽东以东一千里，首都丸都山即今吉林省集安西北，其国土方圆约两千里，户口三万，南临朝鲜等国，北与游牧民族夫余接壤。此时的高句丽王名叫位宫，与辽东公孙氏素有仇怨。秦旦、黄疆进入高句丽后随机应变称自己是孙吴皇帝派来宣诏册封高句丽的使臣，但被辽东公孙渊劫掠。位宫听闻后派士兵随两人到山中接回张群、杜德，最终将四人安全的送回孙吴并奉表称臣献上贡品。一年后东吴使者谢宏、陈恂出使高句丽答谢位宫。不过此时位宫又和曹魏交好，因此打算效仿公孙渊袭杀东吴使者。谢宏等人发现异常后立刻抓获了位宫的主簿等三十余人作为人质，位宫表示谢罪并献出马匹数百匹。因为东吴这次出使的船装不下这么多马，所以谢宏最后只运载了八十匹马返回。

东吴在夷洲、辽东、高句丽的开拓行动在当时看来基本都可以被视为是失败之举，相比之下东吴在东南亚方向的开拓就成功得多了：当时东吴以中华正统的身份与占城、扶南等东南亚国家确立了宗藩朝贡关系。《梁书·诸夷列传》记录了吴人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国等多条东吴船队远涉海外的珍贵资料：公元243年扶南国王范旃遣使到吴国贡献乐人和方物。同年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回访扶南，九年后又派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康泰和朱应在扶南碰到了出访扶南的两位天竺使者，从他们口中了解了一些关于印度的信息，据此撰写出《吴时外国传》、《扶南异物志》两部重要著作。这两部书籍对扶南及周边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遗憾的是这两部书籍后来都遗失了，只剩部分片段被后世书籍所援引而得以保留下来：《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古籍中列有专门的条目引用《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则在《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史记正义》、《史记索隐》、《通典》、《文选注》、《白孔六帖》、《太平御览》等古迹中可以找到一些摘录。在《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中收录的《吴时外国传》的内容中有这样一句：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这里提到的大秦国是当时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梁书·诸夷列传》中记载了孙权遣使臣刘咸将大秦国商人秦论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之事，这可以佐证出东吴具备着强大到可远涉海外抵达罗马帝国的海运能力。

早在希腊罗马文明崛起前地中海世界就开始了和东文明的公元前10世纪埃及法老派出自己的水手前往印度洋地区冒险并从那里带回了金银、珠宝、象牙、猿猴和孔雀等奇珍异宝。公元前509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派遣舰队从印度河口出发，绕过了阿拉伯半岛来到了埃及。此举表明了上古先民们已经能熟练地运用印度洋的季风和洋流，实现地中海世界和印度洋世界间的贸易。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对埃及的征服和亚历山大港的建造为进一步的红海航行与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亚历山大东征时曾让部将尼亚库斯考察了印度到波斯湾之间的海岸线。后来他又雇佣了腓尼基人在波斯湾进行了航海活动：在海岸边建立殖民地，试图探索更加东边的海域。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日后东西方交流主干道的陆上丝绸之路。公元97年东汉西域都护班超派遣自己的副使甘英由西域出发前往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尽管张骞开拓丝绸之路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流通道被打通，作为雄踞丝绸之路两端的罗马帝国与汉帝国之间并无多少交集，只是通过安息和贵霜两大帝国作为中介而展开间接的交流。如果甘英此行成功造访罗马，那将成为中国和欧洲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的接触而被载入史册。遗憾的是甘英最终在地中海岸边望洋兴叹，最终没能踏上罗马的土地，他试图完成中欧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接触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尽管他已是那个年代走得最远的中国人了，但还是不得不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事实上甘英出使罗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这和那个年代的航海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更关键的是因为安息帝国的从中阻挠。那么安息为什么千方百计阻止汉帝国同罗马帝国直接交往呢？这是因为安息和罗马一直存在矛盾。在罗马鼎盛时期囊括了意大利、高卢、西班牙、不列颠、巴尔干、北非以及西亚的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等地，地中海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内湖。当时罗马称安息为帕提亚帝国，这一帝国统治着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在罗马征服叙利亚后已和帕提亚接壤，罗马希望帕提亚承认自己在东方的霸权，然而帕提亚也对叙利亚地区怀有野心，因此双方的矛盾日积月累。

公元前53年罗马政坛的三巨头之一克拉苏来到叙利亚，准备策划针对帕提亚帝国的战争。他在留下1个军团驻守叙利亚之后带着7个军团向帕提亚城市塞留基阿进发。但在这条道路上必须穿越一段十多公里的沙漠，当克拉苏的大军进入沙漠后迷失了方向，当他们走出沙漠时几乎已耗尽携带的干粮和淡水。也就是在这时帕提亚将领苏雷纳斯正率部在沙漠的出口严阵以待：帕提亚轻骑兵的弓箭射程远远优于罗马弓箭手，一时间罗马人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不过他们凭借以往的经验认定：帕提亚人的箭很快就会射光，到那时他们就能轻松击败对手了。然而帕提亚人的箭却源源不断，罗马军队的阵型开始松动。克拉苏命令自己的儿子率骑兵还击以图压制帕提亚军队的攻势，苏雷纳斯则率部后撤以暂避其锋，结果不知是计的罗马两千精锐骑兵被诱入包围圈。克拉苏的儿子自杀，他手下的士兵不是阵亡，就是被俘。帕提亚骑兵诱歼了罗马骑兵后再次冲到克拉苏的本阵前扔下克拉苏儿子的首级。原本就已开始动摇的罗马军团被彻底击垮了心理防线，经历了丧子之痛的克拉苏为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只得率部发起绝地反击，可当罗马军团见到帕提亚军队的军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时完全丧失了斗志（据说这面军旗是用从中国传来的丝绸编织的）。最终罗马军团全军覆没，克拉苏本人也战死沙场。克拉苏死后罗马政坛由三足鼎立演变为庞培、凯撒双雄争锋，最终凯撒在与庞培的交锋中胜出，成为罗马的统治者。凯撒死后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组成新三头同盟并各自领有罗马的一部分疆域，其中安东尼分得了东部地区，于是他也开始尝试征服帕提亚以扩张自己的权势，然而安东尼征讨帕提亚的战争再次以失败告终。随后安东尼在罗马内战中落败于屋大维，屋大维给自己加上了奥古斯都的尊号，此举标志着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与此同时在东方屋大维理性地选择保持克制，从此罗马与帕提亚讲和，双方的和平得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尽管双方实现了和平，但矛盾依然存在：张骞开拓丝绸之路后帕提亚帝国就成为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之间的中间商，帕提亚靠着经营丝绸之路的转手贸易积攒了巨额的财富。帕提亚人很清楚如果让汉和罗马直接接触，自己将失去相当可观的利润，这自然是其无法接受的，所以当甘英使团来到帕提亚后帕提亚国王表面上护送他们来到了地中海，然而却又告诉他们海上风浪滔天，无法通航。由于得不到帕提亚方面提供船只的帮助，甘英最终不得不望洋兴叹。罗马方面并不知道遥远的汉帝国向自己派出了甘英使团，当然也不知道这支使团无功而返。此时罗马也在尝试开辟一条绕过帕提亚控制区直接与汉帝国沟通的新通道。在今天德国海德尔堡大学的图书馆里珍藏着关于罗马开辟这条新通道的资料：罗马人利用印度洋的西南季风从其治下的埃及横渡印度洋抵达印度半岛的黄支国，而这里正是华夏先民所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由此再往东即可进入南中国海，在这里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贯通。与此同时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还开通了另一条通道：当罗马商人抵达印度后向东通过缅甸沿伊洛瓦底江到达汉代云南的永昌郡。公元166年罗马安东尼朝皇帝马可·奥理略（公元161~180）派遣使者自埃及出发经由印度洋，到达汉朝统治辖下的日南郡（今越南境内）登陆，然后北赴洛阳，开创了中国、罗马两大国直接通使的纪录。到了三国时期康泰在出使扶南归国后汇报称：在海外人眼中天下有三众“大秦国宝众-中国人众-月氏国马众”——罗马帝国盛产珠宝，中国人口庞大，控制中亚东部的贵霜帝国则经常出口良马。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和罗马的影响力都已辐射到东南亚、南亚一带。当时一个叫秦伦的罗马人走海路来到了吴国都城并参见了孙权。孙权对于罗马的国家制度和物产非常有兴趣，于是多次对他咨询。后来孙权还把他在讨伐山越时虏获的那些身材矮小、皮肤较黑的越人也送给秦伦，后来孙权又遣使臣刘咸将大秦国商人秦论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

东吴的海外扩张之路范围广泛：北抵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南达台湾与海南岛，甚至于东南亚地区、欧洲罗马帝国等地均有涉足。此后的东晋、南朝继承了东吴在海外开拓方面的基础，于是中国的海洋贸易迎来了高度兴盛的时期。据阿拉伯历史学家马斯欧迪攥写的《编年史》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海船常进入波斯湾，到达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附近（离巴比伦废都约3公里）进行交易。考古工作者于1960年在广东英德县含洸石墩岭、1973年在曲江县南华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均发现波斯（今伊朗）萨珊王朝的银币，这也许证明当时已有波斯人或阿拉伯人曾来广州贸易或居住过。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处于分裂动荡的局面，所以这时中国人的海上活动主要是私商的海上贸易活动。隋朝完成南北统一后重新具备了以国家意志推动海洋事业的实力：公元6世纪中后期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出海寻访海外异俗，当朱宽一行途径今日北起奄美大岛，南至与那国岛（今钓鱼岛西南170公里）时见一片珍珠般的岛屿浮在海面中，“若虬龙浮在水面”，遂为其取名流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