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更加支持（自由主义者让我痛苦了43年）

自由主义者更加支持（自由主义者让我痛苦了43年）继初创时期和重建时期之后，沃伦法院作出的变革举措可被称为美国的第三次革命。它作出的美国政治生活中权力分配的判决，帮助美国转变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推翻了种族隔离的法律架构，最著名的案例是 20世纪 90年代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这一案例判决宣布学校的种族隔离性质违法。而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Loving v. Virginia）推翻了反对异族通婚的法律，并支持联邦民权立法。它通过授权立法区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打破了农村对州立法机构的束缚。被指控犯罪的美国人也获得了一系列新的权利:即使负担不起费用也能聘请律师;排除非法获得的证据;获得警方掌握的任何开脱罪责的证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报纸业和抗议者的保护变得更为有力，生育权也在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中首次获得了宪法承认。

【以自由派为主的沃伦法院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间做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判决先例，在权力分配方面实现了对美国社会的重新形塑。然而这些判决也同时激起了政治上右翼势力的反对。来自《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的特约撰稿人马特·福特（Matt Ford）在文章中表示，在最高法院内部反对沃伦法院的声音目前已经呈现出扩大趋势，原教旨主义者对沃伦时代案例的质疑主要集中在，认为这些判决已经超越了宪法的原初含义，在此前提下推行此类先例已经超越了宪法赋予的职责。文章最后指出，如果特朗普实现连任，原教旨主义者对沃伦法院先例进行审查的时间将更为充足。】

【文|马特·福特 翻译|路小南】

1991年，克拉伦斯·托马斯激烈的确认听证会结束两年后，《纽约时报》报道称，这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告诉他的两名法官助理，他计划工作到2034年。这将使他创下在美国最高法院工作43 年的记录。但是，他的目标并不在于打破记录。“自由主义者让我的生活痛苦了四十三年，"他告诉他们，"我要让他们也过上四十三年悲惨的生活。”

克拉伦斯·托马斯与厄尔·沃伦

图片来源：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3208/conservatives-coming-war-warren-court

自加入最高法院以来，托马斯就经常呼吁他的同事们重新审视他认为与宪法意义相左的重大判例。这些判决大多在1954 年到1969 年之间作出，当时由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领导的最高法院的自由派重塑了美国社会，这在之前或之后都是绝无仅有。由于桑德拉·戴·奥康和安东尼·肯尼迪等保守派大法官的温和态度，托马斯常常是在孤军奋战。但是最近托马斯和他最保守的同事们的一系列反对意见表明，他仍有获胜的可能。

沃伦法院的成员合影，图片来源：

https://slideplayer.com/slide/4348933/14/images/3/Members of Warren Court.jpg

继初创时期和重建时期之后，沃伦法院作出的变革举措可被称为美国的第三次革命。它作出的美国政治生活中权力分配的判决，帮助美国转变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推翻了种族隔离的法律架构，最著名的案例是 20世纪 90年代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这一案例判决宣布学校的种族隔离性质违法。而洛文诉弗吉尼亚州案（Loving v. Virginia）推翻了反对异族通婚的法律，并支持联邦民权立法。它通过授权立法区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打破了农村对州立法机构的束缚。被指控犯罪的美国人也获得了一系列新的权利:即使负担不起费用也能聘请律师;排除非法获得的证据;获得警方掌握的任何开脱罪责的证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报纸业和抗议者的保护变得更为有力，生育权也在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中首次获得了宪法承认。

对于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时代，但并不是每个个体都为此感到振奋。沃伦法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激起了政治右翼分子的强烈反对。社会保守派谴责法院禁止在公立学校祈祷和合法获得避孕药具的规定。南方的白人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命令，他们有时还会敦促联邦政府强制执行最高法院的决定。自由放任主义者谴责联邦权力的大肆扩张，认为这是以个人自由为代价。这些反对声音集合起来，使得现代共和党的智识基础不断壮大。

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沃伦法院的法律之争已经进行了几十年。最高法院在20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右转之后，已经频繁收缩来自沃伦时代的重大判决先例的范围。保守派法律学者团结在原教旨主义周围，后者是一种宣称忠于国家建国宪章的原始含义的宪法解释理论。原教旨主义者，最主要的代表是 2016年去世的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他通常对沃伦法院作出的具里程碑意义的裁决持强烈批评态度，原因在于他认为这些裁决超出了他们理解的宪法所允许的范围。随着原教旨主义在最高法院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场战争或可达到新的高度。

上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了麦基诉考斯比案中的请求，这是一桩关于名誉扫地的喜剧演员比尔·考斯比的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案例。凯瑟琳·麦基曾在2014年公开指控考斯比犯有强奸罪。在他和他的法律团队涉嫌泄露了一封诋毁她的诚实品格的信件后，她以诽谤罪起诉了考斯比。下级法院驳回了她的诉讼，裁定她对考斯比的指控使她成为了一个“目的有限的公众人物”。诽谤法通常将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区别对待，同时意识到当普通公民参与到公开争议中时，他们有时会成为准公众人物。

根据最高法院目前的判例，下级法院的判决使麦基很难赢得对考斯比的诽谤诉讼。1964年，沃伦法院作出了认为《第一修正案》禁止公众人物提出诽谤索赔，除非他们能够证明诽谤者的行为具有“实质恶意”，即被法官们定义为“不计后果地漠视”真相。民权运动时期，南方的官员经常试图用恶名昭彰的诽谤指控来压制对报纸不利的报道，《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就是代表案例。

“纽约时报” 图自网络

托马斯表示，法院拒绝介入此案是正确的。他进一步建议推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诽谤判例。托马斯写道:“(沙利文)一案及最高法院延续这一精神的决定，都是政策驱动下作出的伪装成宪法驱动的决定。”他补充说，最高法院今后不应继续“条件反射一样地适用”它。“相反，我们应该仔细研究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原意，如果宪法没有要求公众人物在国家诽谤诉讼中达到实质恶意标准，那么我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要求。”

对于美国记者来说，一个没有沙利文的世界将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惧的世界。实质恶意标准给予了将权贵的不当行为公诸于众的美国人广泛的法律保护。去年 12月，我注意到，在澳大利亚这样的控告诽谤门槛较低的国家，富裕国家和有权有势的人可以用法律体系作为武器，对付那些试图揭露自己不法行为的人。如果没有沙利文，各州将能够为诽谤指控设定自己的法律标准，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前景。

今年二月，托马斯还将矛头指向了美国人根据第六修正案获得法律顾问的权利。在加尔扎诉爱达荷州（Garza v. Idaho）一案中，由于加尔扎的律师拒绝代表作为被告的他提起上诉，加尔扎请求爱达荷州法院介入。律师的拒绝源于吉尔伯托·加尔扎在辩诉交易期间对上诉权利的放弃。在结果为 6 比 3 的法院裁决后，法官们表示律师应该在他的当事人要求时为当事人提出上诉，即便这一请求很可能注定失败。而托马斯，阿利托和戈萨奇三位法官却在反对意见中写道，在辩诉交易期间，加尔扎放弃了上诉程序本身的权利，所以他的律师未提交上诉文件的行为是正确的。接下来托马斯走得更远。

1963年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的判决结论，保证即使负担不起，刑事诉讼的被告也要拥有一名律师。这可能是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法院裁决之一。它实际上迫使各州和联邦政府建立公设辩护人制度，为本身无力聘请辩护人的被告提供辩护律师。在只有戈萨奇参与撰写的章节中，托马斯建议重新考虑吉迪恩案和法院自20世纪 60年代以来作出的类似判决。他说，宪法的起草者们并没有在第六修正案中赋予在所有刑事案件中保障法律顾问的权利，他们不过是想阻止政府禁止被告雇佣律师。

“我们做出的这些政策上的选择已经超出了宪法规定的职责，"他写道。"即使我们拥护这一先例，我们在这一领域上尚为可疑的权威也应该让我们在进一步推行这些先例之前先停下来。”由于公设辩护律师系统的资金已经处于长期不足状态，推翻“吉迪恩”案的判决可能会促使一些州完全关闭这些系统。

虽然托马斯此前也有同样看法，但这是第一次有另一位大法官对他们公开表示赞同。然而，在其他方面，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可能更接近他的立场。上周，法官们听取了美国退伍军人诉最高美国人权协会一案的口头辩论，这是一桩颇为棘手的宗教自由案件，其核心点是一个建在马里兰州的高速公路路口的四层楼高的混凝土制拉丁十字架。

该十字架建于1925年，作为对一战的纪念，由州政府所有并进行维护。来自当地的原告表示这种安排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确立条款，即禁止国会和各州将一种信仰置于另一种信仰之上。

在 1971年的莱蒙诉库兹曼案一案中，最高法院制定了一项严格的检验标准，以确定政府参与宗教事务是否违反了宪法。保守派法律学者经常批评这种检验方法，最高法院在宣布这种检验方法以来的几十年中也逐渐放弃了这种方法。正如我上周指出的那样，原告提议废除莱蒙检验并采用一种可以给政府在与宗教纠缠时更大的回旋余地的测试方法。法官们似乎不愿意在上周的口头辩论中讨论太深入。但是，"确立条款"的现状似乎也不容乐观。"现在是时候让法庭感谢莱蒙测试的贡献并废除它了吗?"戈萨奇在口头辩论中问道。托马斯照惯例既没有说话，也没有提问。

值得注意的是，托马斯和戈萨奇不会真正马上领导一场反革命。法官塞缪尔•阿利托只同意了托马斯的一项反对意见，即关于第六修正案案的"加尔扎案"，并明确表示不否定遭到攻击的20世纪60年代判例。但是他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沃伦时代的看法。1985年，在向里根司法部提交的一份工作申请中，阿利托写道，他在大学时期对宪法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同意沃伦法院的判决，尤其是在刑事诉讼、确立条款和重新分配等领域”。他看上去可能是在任何瓦解沃伦时代先例的多数意见中的第三票。

在这个任期内，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比以往更频繁地站在最高法院的四名自由派一边，在去年秋天布雷特·卡瓦诺的党派提名之争造成破坏性影响之后，或许他希望巩固最高法院的公共合法性。卡瓦诺本人还没有在法院上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2017年，他就罗伯茨的前任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的法学观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卡瓦诺表示，许多法律学者“不知道(伦奎斯特)在推翻最高法院上世纪 60年代的沃伦法院模式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当时，法院在一些案例中只是简单地将政策观点写入宪法，或言之批评者是如此指控的。”卡瓦纳夫是否会把自己算作那些批评者之一仍有待观察。

卡瓦诺的确认也强调了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如何享有精算优势。最高法院的保守派院长托马斯，去年夏天已满70岁。他的自由主义对手，鲁思·金斯伯格法官已经85岁，斯蒂芬·布雷耶法官已经80岁。如果民主党明年同时拿下白宫和参议院，他们或许能够维持最高法院目前的意识形态平衡。然而，如果特朗普赢得连任，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可能会进一步偏向右翼。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中，有些可能会在短期内经受住罗伯茨法院的审查。但是时间对原教旨主义者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