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不为人熟知的团史（揭秘不为人熟知的团史）

揭秘不为人熟知的团史（揭秘不为人熟知的团史）“下一步，我们要推动这些旧址的保护、修缮工作。”苏智良说。据悉，除渔阳里6号外，团中央机关还曾于1922年年初至6月8日在大沽路356、357号办公；1922年6月8日大沽路机关被破坏后，团中央以平民女校作为过渡地点，直到年底随党中央迁往北京；1923年8月，团中央又从北京迁回上海，将法租界萨波赛路朱衣里（今淡水路66弄4号）作为驻地，开办《中国青年》杂志；1924年8月，任弼时等人回国后又将团中央机关设在延安东路1472弄7号；1925年6月，任弼时与团中央机关一同迁至北四川路大德里（今四川北路1545弄），直到1927年年初，团中央随党中央一同迁往武汉后停止使用；“八七”会议后，面对日益严峻的白色恐怖，团中央随党中央一起秘密迁回上海，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柏德里336弄9号共同办公。但很多人想知道的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初至1933年初撤离上海之前，团中央机关到底在哪里办公？这群年轻的团

图一：首次考证绘制的早期团中央机关在沪7处旧址图

图二：俞秀松后人捐出百余年前的珍贵照片

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此后团中央机关曾长期设立于此，直到1933年年初正式撤离上海。其间，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光辉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位于上海最繁华的时尚购物街淮海路中段的渔阳里6号，是目前最为公众所知的团中央机关旧址，后此地被法租界当局查封。

但很多人想知道的是，从上世纪20年代初至1933年初撤离上海之前，团中央机关到底在哪里办公？这群年轻的团中央干部在这期间做了哪些工作？8月21日揭展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上海”主题展陈首次为公众揭秘了这段历史。在展馆中心位置首次亮相的一幅绘制精美的旧址图（见图一），引发了观展者极大的兴趣。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受上海市团校委托，针对“团中央机关在沪变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介绍，这次展出的地图中共有7处团中央机关在沪旧址，其中3处为“新发现”，“实际上，我们还发现了3-4处地址，但目前证据尚不充分，所以暂未公布。未来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苏智良告诉记者，他的团队从大约4年前开始着手研究党团史，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青年团早期在上海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苏智良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挖团史”。

据悉，除渔阳里6号外，团中央机关还曾于1922年年初至6月8日在大沽路356、357号办公；1922年6月8日大沽路机关被破坏后，团中央以平民女校作为过渡地点，直到年底随党中央迁往北京；1923年8月，团中央又从北京迁回上海，将法租界萨波赛路朱衣里（今淡水路66弄4号）作为驻地，开办《中国青年》杂志；1924年8月，任弼时等人回国后又将团中央机关设在延安东路1472弄7号；1925年6月，任弼时与团中央机关一同迁至北四川路大德里（今四川北路1545弄），直到1927年年初，团中央随党中央一同迁往武汉后停止使用；“八七”会议后，面对日益严峻的白色恐怖，团中央随党中央一起秘密迁回上海，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柏德里336弄9号共同办公。

“下一步，我们要推动这些旧址的保护、修缮工作。”苏智良说。

在上海市团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上海”展陈中，另一件“镇展之宝”引起了公众的注意。8月21日当天的展陈开幕式上，还特别举行了简单而又隆重的捐赠仪式。这是由俞秀松养子俞敏捐赠的一张照片——上海共青团首任书记俞秀松和他在浙江一师的同学邵人模在浙江杭州的合影，上面还有俞秀松的亲笔题字。这是这张照片首次在公开场合展出（见图二）。

“这张照片，俞秀松特别珍爱，照片跟着他辗转3次，分别跟他去了俄国、新疆、苏联。最后是我母亲保管下来，再转交给我。”俞敏说。据了解，这张照片的原件仍由俞秀松后人负责进行恒温恒湿保存，供上海市团校展陈展出的这张照片为复制件。

据悉，这张照片摄于1917年。彼时，年轻的俞秀松刚刚从浙江绍兴诸暨市次坞镇溪埭村来到大城市——杭州。1899年，俞秀松出生于溪埭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俞韵琴，是清朝末年最后一代秀才。俞韵琴思想开明，提倡新学，当过私塾老师和县劝学所督学、所长。受父亲熏陶，俞秀松自小学习新学，聪颖好学、勤于思索并关注各种社会问题。

1916年，17岁的俞秀松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求学期间，俞秀松接触到各种各样进步的思想，视野更加打开了。这张照片，就是他在学校里，与来自杭州萧山临浦的同学邵人模的合影。

俞敏告诉记者，由于爷爷俞韵琴是教师出身，因此他一直希望自己儿子俞秀松可以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俞秀松心里明白，按照当时的社会现状，光靠教育救国一条道是行不通的。但教育情怀却一直留存在他的心里。”俞敏介绍，当时浙江一师的同学邵人模与俞秀松关系特别好，邵母在杭州开办了一所平民学校，因此，邵人模邀请俞秀松去当那里当教师。

在这所平民学校的从教经历，实际上就是俞秀松教学实践的开始。他在杭州这所平民学校的学生，都是一些社会底层的工人、商贩、黄包车夫等，这一时期，他接触到了社会最底层的人群，并了解到他们的生存现状和诉求等。

这也是俞秀松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他所就读的浙江一师，崇尚自由平等，大胆推行教育改革，提倡白话文。“这是俞秀松从乡下进城后，人生的第一个台阶，浙江一师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俞敏介绍，浙江一师对俞秀松人生道路的选择影响极大。

1922年3月时，俞秀松海外留学回国后发现，当时各地的青年团出现了发展停滞的现象。一方面，俞秀松等大批上海青年团成员出国学习，国内的组织力量弱化；另一方面，各地对于团员的审查不严格造成青年团内部思想鱼龙混杂，再加上经费的欠缺，各地的团组织步调不一、各自为战，成了松散的“绿林军”。俞秀松将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向中央汇报后，就立即投入了恢复团的建设工作中。

恢复建团的第一站，就是杭州。他在母校浙江一师教师刘大白的家里，成立了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他的领导下，杭州青年运动从反动政权的高压中逐渐苏醒。

“他对杭州、对浙江一师、对浙江一师的师生，都有着很深的感情。”俞敏说，俞秀松当年也是一个“爱拍照的青年潮人”，他拍过很多照片，但这张与邵人模在杭州西湖边的合影，颇受珍视，“这张照片跟他去过很多地方，他始终带着。被逮捕后，他还特意关照我母亲好好保管珍藏这张照片。后来我母亲又把照片交由我保管。”

俞敏说，这张照片对俞秀松的家人们来说，也颇有纪念意义，“我希望这张照片除了给家人们留作纪念外，也能为当代的团干部、青年缅怀历史带来启发”。

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指派最年轻的俞秀松领导筹建工作。8月22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的《新青年》编辑部里，俞秀松、施存统等8名团员，组成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团员们迅速积极地发动和指导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青年团组织的建立。俞秀松本人，也因此载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史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