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5个子女各有不同（邓小平5个子女各有不同）
邓小平5个子女各有不同（邓小平5个子女各有不同）而这，就不得不从孩子们的出生开始说起了。而这样的场景，也让我们不禁探究：邓朴方究竟是如何变成如今这样的，甚至会联想到，邓公的孩子们在其教育下都是怎么样成长的？等擦拭完毕后，他们再次将儿子翻身过来，卓琳使不出力气，只能慢慢帮衬着邓公。“高龄的父亲为照顾病中的自己，不辞辛苦亲自为自己翻身”这一场景，在邓朴方的脑海中存留了很久。（邓公和家人）
1971年夏，身处江西的邓朴方正握着一本《资治通鉴》，他倚靠在窗边，就着透进来的阳光，一页页地翻阅着。
这时，母亲卓琳手里拿着干净的布子，用手臂撑开门帘，让端着热水盆的邓公先进屋子，她随后跟着走了进来，看向正在读书的儿子，笑着说：
“胖胖，天气要热起来了，今天先擦个澡吧。”
邓朴方闻言将书折页，放在了一旁，配合着父母脱去了外衣，伸展双手，让父母帮自己擦拭身体。
等擦拭完毕后，他们再次将儿子翻身过来，卓琳使不出力气，只能慢慢帮衬着邓公。
“高龄的父亲为照顾病中的自己，不辞辛苦亲自为自己翻身”这一场景，在邓朴方的脑海中存留了很久。
（邓公和家人）
而这样的场景，也让我们不禁探究：邓朴方究竟是如何变成如今这样的，甚至会联想到，邓公的孩子们在其教育下都是怎么样成长的？
而这，就不得不从孩子们的出生开始说起了。
一、辗转波折的幼年生活邓林，是邓公的第一个女儿，她的名字来源于她的母亲，卓琳。
（邓公、卓琳夫妇婚后合影）
有人猜想过，邓林一词是否来源于《山海经》中“夸父逐日”的片段，“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表达了父母对女儿良好品行的祝愿，但被卓琳否认了。
实际上，邓公给女儿取名邓林背后另有隐情。
1941年9月11日，邓林出生于河北境内的太行山地区。当时正值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和经济封锁的时期，所以太行山根据地的生活，显得异常艰苦。
当时，为了配合晋察冀地区反“扫荡”的军事作战，邓公和卓琳决定将刚出生7天的女儿，留在当地的一个村户家中代为照看。
他们一时想不到合适的名字，为了日后方便找回女儿，卓琳便以自己的名字，给女儿取了名字——邓琳，之后因嫌麻烦，去掉了王字旁，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名字——邓林。
由此，邓家女孩们，便一视同仁的，都是“树木”的名字，夫妻二人从中华大地上普通又广泛存在的树木类型中取材，才有了次女邓楠、小女儿邓榕的名字，不论是望女成“良材”，还是平平淡淡的，什么都好。
说回小邓林，令夫妻俩没想到的是，大女儿这一托付，便是两年，直到1943年，他们才接回孩子，将她送往延安托儿所。
这也是无奈之举，战场上的危险和食物的短缺对孩子来说更是致命的，一时的心疼和不舍没有孩子的安全重要。
（卓琳和年幼的邓林）
当时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她看起来瘦骨嶙峋的，而这也为她埋下了体弱多病的隐患：她4岁时嘴巴里便长了一个瘤子，在多次手术后都有复发的迹象；再大一些时，消化道的溃疡和内分泌的障碍也让年幼的邓林吃尽了苦头。
直到1945年华北安全后，小邓林终于从延安回到父母身边，结束了与父母分离的日子，这时她已经有了一个弟弟，邓公的长子邓朴方。
第二个孩子，邓朴方，1944年4月，出生于刘邓大军的军营内。
（邓公和年幼的邓朴方）
当时谦逊的邓公请求刘伯承为刚诞生的孩子取名，刘伯承便从“纯朴方正”中择出“朴方”两字，邓公对此无异议，小婴儿的名字就被定下来了——邓朴方，小名胖胖。
后来，一视同仁地，他的弟弟被邓公配对取名为“质方”——邓质方。
在邓朴方一岁的时候，邓公的次女邓楠出生了，她是家里第三个孩子，而此时解放战争已全面打响了。
在这一时期，三个孩子随母亲辗转全国各地，他们跟随军队的脚步，战线推进到哪儿，他们便跟到哪儿。
直至1949年后半年，西南各省相继解放，邓公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职后，一家人到达重庆才安定下来。
夫妻二人这才开始考虑孩子们的安置情况，邓林8岁，被送去上了小学，邓朴方和邓楠一个5岁，一个4岁，尚且年幼。
（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公、陈毅两家在上海的合照）
1950年和1952年，邓公和卓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和次子邓质方（飞飞），分别在重庆落地。
1952年7月，邓公调任北京，接手政务院的工作，五个孩子也随父母来到北京，有了固定的住所，开始了长期稳定的生活。
（邓公和家人）
二、孩子们的成长与学习一家人到达北京开始正常生活后，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便提上家庭议程。
那时，五个小萝卜头分别是11岁、8岁、7岁、2岁、1岁，大孩子们正是受教育的年龄。
除教育外，牵挂在邓公心头的还有大女儿邓林的病情。
自解放战争胜利后，局势逐渐明朗，他便千方百计地打听医术好的大夫，想为这个自幼受尽疾病折磨的孩子缓解些痛苦。
从上海、重庆到后来的北京，他费尽了心思，为女儿找寻到了当时条件最好的医院，但都无济于事，最后他决定送邓林去苏联试试。
经过一番波折，在医生的治疗下，一年后，邓林的病终于有所好转，但是她从此与她喜爱的音乐也无缘了。
虽然如此，她也不妄自菲薄，反而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关注着自己身体上的变化，虽不能和其他孩子一般进行剧烈的运动，但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已是非常幸运，她知道，这一切都是父母尽自己所能给予她最好的。
后来的日子里，在父母广泛涉猎、潜移默化地影响下，她开始接触并投入到其他的爱好中，就这样，在与同龄人的相处时，她认识了国画。
从看到国画的第一眼，她便喜欢上了它有趣、生动的笔触和传神的画面表达，这一次，父母再次支持了她。
（邓林后期的国画）
她后来拜师老艺术家汪慎生，在学习中，邓林展现了绘画的天赋，而在经过刻苦地训练后，她的国画水平飞速进步。
为了能更好地学习国画，她后来转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并于1961年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
而在此过程中，父亲说过最多的话就是“有进步”，母亲卓琳则在一旁劝她保持谦逊，戒骄戒躁，稳固本心。
夫妻二人对待邓林如此，对待其他孩子们也如此，关心的同时不娇惯。
（邓公和家人）
其他的孩子们也依次按部就班地上学，在父母有意锻炼下，他们从小学开始便是寄宿学校，每周末才回家一趟，出行都是搭乘便捷又实惠的公共交通。
初中时，孩子们开始骑自行车上下学，也没感觉出自己与周围同学的不同，一切源自邓公夫妇从没在家中说过自己的职业，他们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同时，由于孩子众多，两人生活费发下来也得掰着花，日子过得有点捉襟见肘，通常是大孩子的衣服短了小了，便留给稍小一点的弟弟妹妹，破了便打个补丁，浆洗干净还能穿。
（图为网络素材）
虽然生活过得紧紧巴巴的，但却是极有乐趣的：邓公夫妇会带领孩子们去参观展览、郊游、看电影等，一边拓展见识，一边鼓励他们全面发展，在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的互相带动下，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和社会参与度都十分高。
其实和很多家长一样，邓公也很关心孩子们的学习，他会看孩子们的期末分数册，但他相信夫人卓琳对子女的教育，所以不多干预，始终默默关注着。
实际上，他不光是看分数和评语，他还留心各个孩子的优缺点、兴趣爱好以及“小小的”变化：大女儿邓林交友广泛，性子活泼，却能耐得住性子画国画；大儿子朴方爱钻研问题，他、二女儿邓楠和小儿子飞飞在夫人的影响下，对物理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小女儿毛毛能歌善舞，又聪明伶俐……
孩子们有进步时，他大多都会表扬，并且激励孩子们继续认真求学，脚踏实地，去做个有知识、有文化、未来对国家有用的人。
（邓公和家人）
就这样，在平静又朴素的日子里，家里都充满着欢声笑语，孩子们也在一天天长大。
后来，在姐姐邓林上大学之后，邓朴方、邓楠相继考入北大物理系，和母亲成为校友。
此时，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还在高中求学。
孩子们谁也没想到，在朝梦想靠近时，会发生波折，每个人的一生都因此改变。
三、聚少离多的家人1966年5月由于种种原因，邓公夫妇离开了岗位，孩子们也离开居住了14年的住所，从北京四散到全国各个地方。
在离开前，邓公要求儿女们自珍自重，不要做出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卓琳也叮嘱孩子们都照顾好自己，记得常写信来往。
就这样，一家人分散各地，开始了聚少离多的日子。
1968年，27岁的大女儿邓林在完成学业后没有被分配工作，而是在后来前往河北进行“劳动锻炼”。
邓林（中）
1968年5月，24岁的邓朴方在学院遭遇意外，幸而一位工人师傅及时将他送往医院，这才保住了性命，只是他的自主行动能力自此受到了很大限制，与瘫痪无二，直到第二年的夏天，这件事才被父母知晓。
25岁的二女儿邓楠作为插队知青，在1970年3月，前往陕西省汉中地区，逐渐成长为一名熟练的电机制造厂工人。
（邓楠）
而小女儿毛毛，那会还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二，1967年，17岁的她被安排到陕西富县参与工作，结束了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
和哥哥姐姐一样，年纪最小的飞飞被送去了山西。
（邓公夫妇与儿子邓质方）
1969年10月份，邓公夫妇成为了拖拉机修造厂的一线工人，在调往江西后，他们每个月只能领取到基本的生活费用。
为了保障生活，他们想到了许多开源的办法，比如在门前的荒地上，种植蔬菜满足日常饱腹，同时饲养了一些家禽，最大化地减少开支。
他们常常担忧的是，因着自己的缘由，让孩子们受了打击，跟着吃了不少的苦，身为父母却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子女，他们现在能为他们做的极少，好在上级可以批准孩子们来江西看看他们，以解牵挂。
在1970年春节，小女儿毛毛率先回到父母身边，像“小百灵鸟”一般用歌声帮他们驱散劳作的疲倦，又如真正的小棉袄，用欢笑温暖他们的心，在春节期间能与女儿团聚，老人们心中得到了极大的抚慰。
（邓公与女儿邓榕）
随后在1970年的冬天，小儿子飞飞也来到了江西，经过三年的磨砺，18岁的小伙子更显成熟，这让原先担心不已的邓公夫妇放下了心。
好消息是，毛毛和飞飞随后都分别考上了大学，开始了人生新的阶段。
再之后是二女儿邓楠领着她在汉中认识的爱人来到了江西，这让忧心子女结婚问题的两位老人欣喜不已：幸而孩子们都性格开朗直率，自我调整得很快。
同时，邓楠还因哥哥的经历，没有参与其中，可哪怕如此，能在当时找到情投意合、愿意为爱奔赴的对象也实属不易。
1971年，在邓楠26岁时，她和爱人在父母身边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在家人的见证下拥抱了幸福。
大女儿邓林在1973年也被分配了北京画室的工作，这4个孩子都慢慢回到规划好的人生轨迹里。
只是每每在想到病中的邓朴方后，两位老人便沉默了下来：该如何对待和弥补这个受挫的孩子呢？
四、心系邓朴方的病情邓朴方自从医院中出来后，便再也没去学校了，他一直住在清河救济院，靠着编织竹篓维持生计。
可是一个残疾人，如何能在那样特殊的时代中护好自己呢？
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多写信的邓公开始给毛主席写信，想将残疾的孩子接往自己身边，由家里人悉心照顾。
（邓公）
信上的请求被批准了。
1971年元旦，在经过路途上的反复波折和不便后，邓朴方来到了江西，来到了亲爱的家人身边。
彼时26岁的邓朴方，应该在物理的前沿领域里大施拳脚，如今不得不借助手摇轮椅前进，可即便如此，他并没有逃避他的命运。
（邓朴方）
他收起以往的梦想，常常思考着未来的事，想着自己以后的生活和发展方向。
平时不外出时，他靠在窗边，看着外面人来人往，听着他们的讨论，从宁静的生活中找寻新的希望，同时积极配合着家人为他准备的各种复健活动。
邓公夫妇看在眼里，内心里真切地为这个儿子难过又欣慰。
既来之，则安之，无论如何，日子总得向前过，就这样，邓公、卓琳和他的继母夏培根，三个老人便轮流开始照顾邓朴方。
（邓公和妻子卓琳）
继母年事已高，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为小辈的事情操心，邓公心里过意不去，而妻子一向身体不好，做不得力气活，于是，他主动接过了为儿子翻身的工作。
我们无从得知邓公在为儿子擦身时心里想着什么，他本就是一个内敛的人，或许是在沉思往后的事，或许是在内疚，但从他的行动上，我们看到了邓公深沉的父爱。
那时的他是67岁的高龄，每隔2个小时，他便要为儿子翻身，频繁地翻动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对邓公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高龄的邓公）
时间一长，饶是再有心，他也吃不消了，于是，他便向厂里申请了一位手脚麻利力气大、善良勤快的中年妇女专门为儿子护理。
只是，光是外在身体上的照顾是不够的，邓公明白，儿子经过这件事后，要想让他再次“站”起来，得靠家人持续不断地开导和关爱，还得让他觉得自己还能实现人生的价值，这需要设立一个可以抵达的目标。
最紧要的是，要先让儿子“动”起来，邓公心头一直想着这件事，虽然儿子胖胖现在身体不得动弹，但他还有一颗好学、善思考的脑子和一双灵活的手，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颗坚强的心和一对始终支持他的父母。
为此邓公专门去厂里问了负责人，咨询有没有电机方面的活，可以让邓朴方帮忙修理一下，学以致用。
即便如此，及时的照顾、精心的喂养，都没有使邓朴方的病情如期望般好转。
没有经过专业的治疗，他恢复得极慢，而在这个过程中病痛不断刺激着他，高烧、神经痛，常常将这个年轻人折磨得不成样子。
这时，邓公和卓琳夫妇决心要为儿子提供一些切实有用的帮助，他们将儿子的病情详细地写在信中，以联名的方式，将信寄给了中央。
1972年，周总理代表中央回复了信件，指明了适合救治与接纳邓朴方的医院。
（周总理与邓公）
随后不久，邓朴方在妹妹邓榕的陪同下，前往了北京，但由于种种原因，依旧没有得到良好地救治，直到1973年3月，邓公再度任职后，他和夫人忙赶回北京，看望到病中的邓朴方。
但看到儿子依旧是病魔缠身，如同二十年前救治大女儿一般，邓公夫妇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求治疗方案。
1974年的夏天，国内姗姗来迟的联合会诊让夫妻俩心怀期待，但却也带来了对邓朴方病情束手无策的消息。
听到这件事后，卓琳仍不肯放弃，她不甘心儿子一辈子就只能这样活下去，于是她坚持为儿子寻医直至转机出现。
1980年，国外著名的骨科专家愿意救治邓朴方，为此，邓公还动员全家人为他筹钱，以助他出国治病。
12年后，邓朴方在父母一路的支持和坚持下，再次振奋了起来，并选择将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毕生目标，完成了从物理科学到人文关怀的职业转变。
五、子女们的事业除了邓朴方，其余四个孩子也各有所成，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光发亮。
成为一级画师的邓林，举办了多场著名的画展；
（邓公夫妇和女儿邓林）
邓楠则致力于科技创新领域，曾担任科技部的副部长，目前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时她一直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事业贡献着力量；
邓榕虽然学的是医学，但她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外友好交流事业，后来成为了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并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借此带大家了解伟人身影背后的那个平凡的父亲；
而年龄最小的邓质方，他凭借优异的成绩出国留学，在学有所成后，应邀回国担任中信兴业公司的副总工程师。
（邓公和唯一的孙子，邓质方的儿子）
邓公的孩子们，虽然没有像他们的父亲那样，为祖国创造出不世之功，但自始至终，他们都不负父母的期望，最终成为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他们父母心里，这已经是最初、也是最大的愿望了。
从1945年到1992年2月19日，邓公都以自己的品德、言传身教地教育着自己的孩子：
无论是在风浪里，还是困境中，坚持在，希望便会在。
而他的子女们自幼年的辗转波折开始，青少年时代的刻苦学习时，都亲眼目睹着、切身体会着父母的风范和举止，无论是成人后磨练的坚韧品性，豁达坦荡的态度，还是面对困难时的顽强精神，都是从父母身上继承到的宝贵的、无形的财富。
这种财富，在他们离开父母后，伴着他们走向人生价值的实现，走向遥远的梦想和未来。
试想，我们能为我们的后代带去怎样的传承和祝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