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90岁的老人去世发现一张纸条（1997年四川一老人去世）
湖南90岁的老人去世发现一张纸条（1997年四川一老人去世）很多同僚把他看成是一个白面书生。师部参谋长名叫郭汝瑰，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回国后又到陆军大学学习，抗战爆发后，才进入14师担任参谋长。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国民党将领陈诚部第14师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其中，该师42旅的旅长心存胆怯，师长担心他误事儿，便让师部参谋长和42旅旅长临时交换下职务。
自打父亲去世后，郭相操便带着女儿住进了父亲生前所在的老屋。
让他奇怪的是，此后不久，便陆续收到了一些从台湾邮寄过来的信件，打开一看，只有白纸一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切还要从60年前说起。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
国民党将领陈诚部第14师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
其中，该师42旅的旅长心存胆怯，师长担心他误事儿，便让师部参谋长和42旅旅长临时交换下职务。
师部参谋长名叫郭汝瑰，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回国后又到陆军大学学习，抗战爆发后，才进入14师担任参谋长。
很多同僚把他看成是一个白面书生。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书生竟然一战成名。
日军数十架飞机在头顶狂轰乱炸，郭汝瑰带领部下坚守阵地，每当有人叫喊“顶不住”时，他便冲过去亲自督战。
在情况最危急的时候，郭汝瑰挥笔写下遗书：
“我八千健儿已经损失殆尽......前途未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写完最后一个字，郭汝瑰亲自前往斗志已经发生动摇的84团指挥作战。
这一战，郭汝瑰率领全旅士兵，和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8000多人最后只剩下2000多人，阵地仍未丢失。
从此之后，再没人敢小瞧这位“白面书生”。
没过多久，陈诚便任命他为54军参谋长。
陈诚
1938年7月的一天，陈诚主持召开保卫武汉的作战会议。
起初，不管是陈诚还是蒋介石，都没有总结淞沪战役尤其是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教训，他们依旧按照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
当陈诚在会议上宣布这个已经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直接站出来表示反对。
郭汝瑰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在步南京战役的后尘，如果沿着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只有有一个点被突破，就将导致全军崩溃，还不如改为在武汉外围利用山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如此一来，就算不能击退敌人，也可以凭借地势和敌人周旋。
郭汝瑰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陈诚连连点头，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
于是，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便交给了郭汝瑰来做，事后，武汉战役各军因为实施外围作战，没有蒙受太大损失。
郭汝瑰立下大功，陈诚对他更加器重。
此后，郭汝瑰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弱胜强，得到了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
郭汝瑰的战绩，还不止于此。
1943年，鄂西会战，刚一开始，日军采用闪击战术，在短短7天时间里便让73军损失惨重。
眼看常德大门已经被撞开，危在旦夕，蒋介石急得坐立不安，连忙将陈诚叫来，让他制定一个保卫常德的作战方案。
当时，郭汝瑰正在国防研究院担任研究员，陈诚点名要郭汝瑰过来帮忙。
在商议作战方案时，其他人都认为日军此次的军事目的是为了抢占常德粮仓，只有郭汝瑰提出了反对意见。
在他看来，日军此次行动的真正意图并不是为了抢什么粮食，而是要吃掉第六战区的主力。
郭汝瑰的话刚一说出口，便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
有个年龄比较大的研究员反驳道：
“日军拼命攻占常德北面的安乡、南县等地，意图已经相当明显了，怎么能说他们不是为了抢占常德呢？”
也有人说：
“常德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日军怎么可能不来抢占呢？”
郭汝瑰走到地图前，一边指点一边将自己的分析以及日军接下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娓娓道来。
陈诚越听越觉得有理，最终决定采取郭汝瑰的建议。
果然，到了第二天，前线便发来急电，日军的行动和郭汝瑰的判断完全一致，陈诚忍不住拍案叫绝：“这个郭矮子，真有两把刷子！”
正是根据郭汝瑰的建议，陈诚命令前线各部调整部署，这才赢得了鄂西会战的胜利。
从那之后，“有两把刷子”的郭汝瑰越来越受器重，逐渐进入了国民党上层，成为国防部作战厅的中将厅长，红得发紫。
作战厅厅长可以直接参与指挥作战，也可以经常面见蒋介石，向他汇报战况、提供作战方案，有时候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
论军衔，郭汝瑰只是个中将，但是他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下达命令时，哪怕对方是个位高权重的战区司令长官、军衔比他高，被点到名字后，也得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是”。
虽然官运亨通、位高权重，但是郭汝瑰的生活却非常俭朴。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当局从重庆搬回南京，郭汝瑰在城中租了一套普通民房。
那时候，蒋经国也住在附近，两家只隔着一条巷子。
有一次，蒋经国带着一名随从到郭汝瑰家去，好不容易找到家门，郭汝瑰没有在家，他的家人们正在吃饭。
蒋经国看到桌子上只有两盘素菜后感慨万千，说：
“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党国’就有救了！”
有对郭汝瑰印象好的，就有对他印象坏的。
比如杜聿明。
杜聿明
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前，辽沈战役即将结束，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已定，如果蒋介石此时放弃徐州，守住淮河、长江，也算是以退为进的一个妙招。
但是，郭汝瑰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建议将兵力集中在徐州到蚌埠的铁路沿线，做攻势防御。
最终，蒋介石同意了郭汝瑰的这个作战方案。
方案一出，就引得国民党阵营内部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步“臭棋”，“在徐州越久，就中了敌人的计。”
黄百韬和郭汝瑰曾同在陆军大学上学，他直言：
“郭汝瑰做出这样的计划，真是为陆大同学丢脸。”
不同意这个计划的，还有杜聿明。
杜聿明和郭汝瑰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不过论资历，郭汝瑰远远不及杜聿明。
杜聿明欺负郭汝瑰个头矮小，私下里经常骂他“郭小鬼”。
黄百韬只是觉得郭汝瑰水平低，但是杜聿明却直接怀疑郭汝瑰是地下党。
杜聿明曾经向蒋介石告状，说郭汝瑰一定是共产党的间谍。
不过他说出的理由却让蒋介石哭笑不得：
“郭汝瑰这个人生活俭朴，家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比我还廉洁，一看就是共产党。”
蒋介石气道：“照你的意思，我们国民党里面难道都是贪污犯吗？”
杜聿明毕竟是个军人，不是特工，他就算怀疑郭汝瑰，一时间也找不到确切的证据。
如果说之前只是怀疑的话，那么，等郭汝瑰制定的“改在徐州外围作战”的计划出来后，杜聿明几乎已经可以肯定，这个郭汝瑰就是“共谍”。
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杜聿明甚至当着众人的面大叫：
“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的包围圈里赶！”
杜聿明也曾对顾祝同说出自己的怀疑，顾祝同的反应和蒋介石一样，他还劝告杜聿明：
“你不要疑神疑鬼的，郭汝瑰跟我来到徐州已经一年多了，非常忠实，业务办的很好。”
杜聿明一个人孤掌难鸣，觉得继续争辩下去，反而会失去蒋介石的宠信，索性也不再提这件事了。
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全歼杜聿明兵团，杜聿明被活捉。
不过，就算没有杜聿明的举报和真凭实据，蒋介石自己也很快就会明白郭汝瑰的立场了。
1949年12月，郭汝瑰率领国民党第72军在四川宜宾宣布起义。
起义通电一公布，远在台湾的蒋介石瞬间气得捶胸顿足，连声骂道：
“郭小鬼坏了我的大事！”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蒋介石等人只是以为郭汝瑰是起义，却不知道，他其实是“归队”。
郭汝瑰
2郭汝瑰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
他的父亲郭朗溪在科举考试中曾名列前茅，非常有希望中举，结果，科举制度被废除，一场好梦终成空。
或许是因为壮志未酬，郭朗溪经常在言语中抨击北洋军阀政府无能腐败、社会黑暗，父亲的这些话语对郭汝瑰影响很大。
郭汝瑰高中毕业后，想“学工”，走科技救国的道路，但是，他的父亲希望儿子学医，郭汝瑰犹豫不决，最后，在已经担任川军师长的堂兄郭汝栋的建议下，他决定前往黄埔军校学习。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州的革命氛围相当很浓，各种思潮汹涌澎湃。
和郭汝瑰同时考入军校的袁镜铭很快便成了共产党员，郭汝瑰得知后，想让对方介绍自己入党。
袁镜铭
不过，由于郭汝瑰是军阀郭汝栋的堂弟，所以袁镜铭表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行。
就在郭汝瑰从黄埔军校毕业前夕，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的消息还没有在武汉传开，在黄埔军校主持校务的共产党人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交给两人一个重要的任务：迅速返回四川，想办法阻止四川军阀杨森出兵攻打武汉。
吴玉章认为，蒋介石既然已经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公开反共，接下来一定会攻打与共产党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而四川军阀杨森肯定会配合蒋介石。
之所以让郭汝瑰和傅秉勋前去阻止，是因为郭汝瑰的堂兄、同时也是傅秉勋妻兄的郭汝栋，此时已经当上了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手下有两个师和一个旅。
吴玉章的想法是，先让郭汝瑰等人说动郭汝栋，然后再由郭汝栋劝说或阻拦杨森。
郭汝瑰和傅秉勋两人身兼重任，和共产党员任逖猷等人一道从武汉赶往四川。
当他们前去劝说郭汝栋时，郭汝栋当即表示自己虽然没有能力劝阻杨森，但也绝对不会出一兵一卒支持杨森。
杨森
郭汝瑰对郭汝栋的话信以为真，此后，他积极参加反蒋活动，发表演说，斥责蒋介石、宣传共产党思想，很快便成了当地有名的红色人物。
谁知，郭汝栋早就派人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
不久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共同反共，郭汝瑰和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暂时留在郭汝栋部。
尽管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屠戮，但是郭汝瑰在这一时期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加入共产党。
在川军滞留的三年中，郭汝瑰发现堂兄郭汝栋一天比一天反动。
郭汝栋先是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杀害了恩师、共产党员李蔚如，接着，为了扩大地盘，又积极参与军阀混战。
后来，蒋介石命令郭汝栋彻底“清共”，郭汝栋既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又不愿意得罪共产党，索性提前把一些疑似共产党员的军官礼送出境。
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都没有表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但是郭汝栋也不敢再把他们留在身边，只是一味地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
此时，郭汝瑰已经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他觉得到日本学本领也不错，将来对革命的贡献可能更大。
谁知，这个选择，竟然成了他政治生命的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多年的弯路。
1931年，郭汝瑰考进日本士官学校，在那里，他既学到了一些军事技术，也受尽了歧视和侮辱。
每当要教授一些关键性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的使用方法时，学校里的教官总是藏着掖着，不愿意让中国留学生学到。
很多日本小孩在父母的影响下，看不起中国人，他们一看到郭汝瑰这些留学生，便叫嚷着“支那人脏”。
这些歧视和侮辱，犹如一把利刃，狠狠地扎在了郭汝瑰的心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愤怒不已，冲到日本陆军省抗议，并申请退学回国。
日本宪兵前来驱赶，中国大使馆也派人来劝他们留在日本继续学习。
中国留学生坚持离开，日本陆军省撂出“狠话”：“退学可以，但是退了之后就不能再回来了！”
郭汝瑰等人高呼道：“亡国奴才会再回来！”
从日本回国后，郭汝瑰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
蒋介石好“兼职”，既当黄埔军校的校长，又做陆军大学的校长，郭汝瑰等于是做了两次“天子门生”。
三年之后，郭汝瑰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陆大毕业。因为不愿意到军队入职、充当反共帮凶，郭汝瑰索性留在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直到国共合作抗日期间，郭汝瑰才投身于国民党军中。
进入国民党上层之后，郭汝瑰有机会和那些军政大员们经常接触，相处的时间越久，他越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感到不满。
郭汝瑰曾经在暂5师担任师长，在掌管这支队伍之前，郭汝瑰一直以为他们之所以总是打败仗，是因为装备落后、指挥失误，谁知到任之后才发现，这个暂编师实际上只有3000多人，却上报说有7000多人。
谎报人数，一来，可以吃空饷；二来，一旦打起仗就能谎称伤亡、逃亡，可以向上面要补给。
国难当头，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的达官显要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大发国难财。
老百姓缺衣少食、苦不堪言，那些上层人士却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
郭汝瑰身为高级将官，如果不贪污，所得的薪酬竟然还不能维持家庭的最低开支。
面对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回想起年轻时接受的共产主义思想，再听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郭汝瑰终于想明白了：中国的希望不在蒋介石这里，而在共产党那边。
从那一刻起，郭汝瑰便开始寻找机会，试图和组织恢复联系。
1945年的一天，郭汝瑰在军务署见到了一个熟人，此人正是曾和他在黄埔军校念书，后来又一同去找郭汝栋的任逖猷。
郭汝瑰知道他很早便加入共产党，便将他拉到一个僻静处，问他：现在还有“关系”没？
任逖猷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没有。
郭汝瑰以为任逖猷是担心暴露身份后会被加害，便一再发誓说自己不会害他。
任逖猷也赌咒发誓，说自己所言句句属实，真的是和组织上没有联系了，郭汝瑰大失所望。
不过两人分手之前，任逖猷丢下了一句话：
“我的堂弟任廉儒，之前也是共产党，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有关系，我可以帮你打听下。”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郭汝瑰的寓所里响起一阵敲门声。
开门一看，进来的正是任廉儒。
双方在书房里进行了一番秘密交谈，郭汝瑰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曲折经历，表示自己已经对国民党失望至极，现在只想到延安去，抗日杀敌。
两人毕竟只是第一次见面，任廉儒有所保留，没有与郭汝瑰讲太多。
回去之后，他便将这一重要信息向董必武同志做了汇报。
此后，任廉儒多次来到郭汝瑰家里对他进行考察，逐步弄清楚了他的立场和观点，还从他手里拿到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
又过了一阵之后，董必武亲自与郭汝瑰见面，当听到郭汝瑰说想回延安带兵打仗的时候，董必武沉思片刻，告诉他：“秘密党员的作用胜过10万大军”。
董必武希望郭汝瑰留在国民党内部，为我军提供更多核心情报。
从那之后，郭汝瑰将国民党军的兵力配置、进攻计划、调度计划、江防计划等等一一提供给解放军，为解放军迅速打垮国民党军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49年，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72军军长，要求他尽快重建这支部队，立即开往四川。
这支部队原本是蒋介石的嫡系，在淮海战役中大部被歼，蒋介石决心重新建立编制。
谁也没想到，很快，郭汝瑰便发出了起义通电，率领部下一万三千人在宜宾起义，将宜宾拱手交到了解放军手中......
蒋介石气得浑身发抖，连声骂道“娘希匹......”。
建国后，由于郭汝瑰的秘密身份牵涉甚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身份都没有被公开，待遇也是按照投诚将官处理。
晚年，郭汝瑰回到四川定居，他重新入党，还耗尽心血，花了数十年，主编中国军事史和抗战正面战场史，为中国军事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严谨、翔实的资料。
当郭汝瑰亲自撰写的《郭汝瑰回忆录》出版后，台湾方面舆论哗然，很多人惊愕不已，纷纷往郭汝瑰身上泼污水，就好像若不是郭汝瑰投共，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一样，有些人甚至骂他是“叛徒”。
郭汝瑰对这些流言蜚语毫不在意，他坦然一笑：
“人心向背决定战争成败......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空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碍社会进步......”
郭汝瑰有一子一女。
老人90岁那年，女儿郭相慰专门从南京赶到父亲家中，为父亲过寿。
等到郭相慰返回南京时，爱女心切的郭汝瑰坚持要亲自送女儿去机场，谁知在送行途中却发生了车祸，被送往医院后没多久，郭汝瑰便离开了人世。
郭汝瑰去世后，他的儿子郭相操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信。
发信人是郭汝瑰当年的老同事，但是打开信封后，里面却是一张白纸。
郭相操迷惑不解，不知道这个“无字天书”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到多年后，郭相操才知道，原来父亲当年和老同事分手时，曾留下一句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那张空无一字的白纸，正是老同事们对郭汝瑰当年所说的那句话的回应。
4有的人曾说，郭汝瑰为党和国家做出那么大贡献，晚年却过得不如那些留在台湾的人好。
可是话又说回来，若是真的是为了钱财名声，郭汝瑰留在国民党里就可以了，又何必非要加入共产党？
再往细处想，如果闹革命是为名为利，别说郭汝瑰了，包括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等在内的很多人，其实都不用费尽周折、流血牺牲。
毛主席，不缺吃不缺穿，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宣传部部长时，每月120块银元，要知道鲁迅当年在北京买了一套大四合院，也才花了800大洋；
周总理，曾被南开大学校董严修看中，对方甚至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朱德，担任滇军将领时，每个月能拿2000块大洋；
澎湃，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家产颇丰；
夏明翰，出身于豪绅家庭；
瞿秋白，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曾是政府高官，母亲是官宦之女......
这样的革命党人，还有很多很多。
如果只是为了高官厚禄、锦衣玉食，他们本可以选择一条更轻松的道路，根本就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贡献一生。
之所以放弃一切，就是为了两个字：信仰。
对于这些先辈们而言，新中国成立、民族富强，就是最大的回报。
名利二字太小，绝非先辈格局。
参考文献：
[1]乔阳 蒲元. 郭汝瑰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J]. 黄埔 2020(6):8.
[2]王洪. 爱国将军郭汝瑰:从硝烟到和平[J]. 红岩春秋 2015(1):4.
[3]董寅生. 杜聿明为何怀疑郭汝瑰[J]. 党建文汇：下半月 201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