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十年梁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十年梁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绿色十年梁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十年梁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梁希：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在杭州进行会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巴黎协定》是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之后，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到，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项工作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都是最重要的一项承诺。新京报贝壳财经：十年间，哪些气候外交活动让你印象深刻?新京报贝壳财经：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我国开展哪些工作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梁希：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气候变化应该是我们现在外交工作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的纽带。现在我们在持续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联合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一些对话和谈判，包括探讨在资金方面，怎样去

“《巴黎协定》体现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不再是跟随者，已经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引领者。”CCUS中心秘书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常委梁希在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时说道。二十大报告中发出“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声音，十年间，我国开展哪些“气候外交”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企业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上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梁希认为中国过去十年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地方政府积极响应这项工作。

广东南方CCUS中心秘书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常委梁希 图/受访者供图

中国在推动实施细则达成全球共识中，做了很多努力和协调

新京报贝壳财经：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我国开展哪些工作来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梁希：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气候变化应该是我们现在外交工作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的纽带。现在我们在持续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联合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一些对话和谈判，包括探讨在资金方面，怎样去促进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支持，来应对气候变化。

同时在气候投融资工作上，中国也和法国、德国、英国等开展合作和对话；在技术上，科技部牵头设立了“南南合作”相关的低碳技术转移中心，在对外支持和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上，中国也有非常完善的合作计划，协助欠发达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在产业端，我们也有非常多的合作，我国新能源相关的制造产业、电动车等在世界市场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京报贝壳财经：十年间，哪些气候外交活动让你印象深刻?

梁希：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的过程中，中美两国在杭州进行会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巴黎协定》是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之后，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到，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项工作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三十年都是最重要的一项承诺。

按照总量计算，我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如果没有中国提出这一项承诺，基本上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是举步维艰的。所以当中国提出了“双碳”目标，这对全球开展新的气候变化工作是非常振奋的一项承诺，也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后，日本、韩国等纷纷跟进，也相继宣布了各自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缔约方会议的气候谈判很艰难，《巴黎协定》只是一个制度框架，气候大会都在围绕具体实施规则进行谈判。

中国在推动实施细则达成全球共识的过程中，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和协调，使《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达成多方共识，这也体现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不再是跟随者，已经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引领者。

企业开展“双碳”方面工作需要有战略定力

新京报贝壳财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积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取得了哪些进展和成效？

梁希：一方面是产业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中国的新能源车、光伏、风电、 储能等一些产业已经在世界领先，甚至是主导地位。还有一些新的产业，比如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发展也非常快。气候变化相关产业也取得非常瞩目的成绩，不光是我国的双碳工作有帮助，也对全球以更低成本实现碳减排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在政策环境上，中国做了大量努力，从2013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福建8省市陆续启动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经过这些碳市场地方试点经验的总结，最终在去年启动了电力行业的全国碳市场，也为未来实现碳减排提供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碳市场也会有碳核算、碳核查等相关的一些软基础设施。除了碳市场外，两年前国家也启动了气候投融资工作，为未来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向气候变化领域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这项工作也是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的一项工作。

国家在积极地推动人才培养工作， 除教育部鼓励高校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学科建设，科技部也鼓励高校进行双碳的研究，制定综合的技术路线图，生态环境部也在联合人社部加快新的职业培养规划、碳技术工程人员和碳排放管理。这些工作都为未来双碳工作稳步实施提供了一个非常积极的基础。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认为“双碳”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校在相关人才培养方面应如何发力？

梁希：“双碳”目标涉及面很广，能源、工业、农业、交通、建筑等几乎所有行业的转型都有涉及，所以双碳领域需要复合型人才。很多基础应用的学科，都需要开“双碳”相关的专业，后期双碳相关的学科需求会越来越强。

近两年，我国提出“双碳”目标后，整个双碳领域在人才方面出现很大的缺口。目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开始设置相关的学科。国内一些高校很早就先行先试，上海交通大学在六年前与英国爱丁堡大学设立中英低碳学院，并开展学科教育和职业教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五年前开设了碳金融的选修课，最近两年改名为气候投融资。

我们要注意加强人才培养，以满足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对于学生来讲，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和需求能激发学习热情。现在涉及双碳相关的工作岗位，和其他的领域相比增长较快，这对本科生在职业选择方面会有帮助。但本科生学的大多是基础学科，比如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化工等学科，后期都有条件可转到双碳相关的专业，可能未来在学科建设时，在大四可以开设“双碳”相关的选修课，让学生能够提前接触到相关知识。

新京报贝壳财经：企业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力军，十年间，我国企业对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有什么改变？

梁希：2020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之前已经有不少的头部企业都在碳减排进行了尝试，如今，更多的央企、国企都去积极地响应，并开展了多项行动。

同时，也有一些民营企业，比如说像腾讯集团，在2021年初就提出了将不晚于2030年，实现自身运营及供应链的全面碳中和；并投入巨额资金来开展“双碳”的工作。还有许多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过程中，已经在探索实践“零碳工厂”。这些都显示了企业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但真正的大范围形成共识可能还需要等未来碳市场定价上行。

气候变化工作有政策性的协同，但如果商界能够形成一个各国高度相互依赖的产业链，那么会对全球的气候治理乃至全球的经济政治稳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同时，企业在开展这方面工作上也需要有长期的战略定力。我想未来，我国企业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上会发挥一个更重要的激励角色。

适应气候变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新京报贝壳财经：2016年，我国开始启动气候适应试点城市建设，今年8月生态环境部发文，到2030年，力争适应气候变化技术体系和标准体系基本形成。你如何评价气候适应试点城市成果？

梁希：气候适应试点城市建设已经有阶段性的成果了，我曾详细考察过试点之一的陕西西咸新区，它们在海绵城市雨污分流、开发了支撑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些新技术、新材料，比如新型的透水砖，雨污分离电磁阀。但是全国范围内随着极端气候变化频发，尖峰值难以预测，适应气候变化风险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着不确定性和挑战，需要后面在试点的过程中去不断的去解决。

新京报贝壳财经：具体来说，还有哪些薄弱环节？

梁希：首先，近些年，极端气候变化现象频发，比如一些城市的极端降雨、极端干旱等都是难以预测的，城市和区域基础设施和应变能力还需要提升，来适应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如果政府能从防范风险的角度，提前加强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会有利于城市竞争力，可能有利于招商引资。

其次，适应气候变化，更大的回报是社会价值的回报，降低极端气候现象带来的损害。那么我们在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怎么样能保障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同时还要确保有足够的财政投入，未来会是一项重要的挑战。

第三，我们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目前没有一套评价的体系。

最后，就是缺乏一些市场化的机制，比如说保险怎么样纳入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如果保险公司为了降低赔付，他们也可能会采用一部分资金来协助当地的社区减缓极端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有了保险杠杆的介入，未来可能会对这项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

新京报贝壳财经：你曾表示西方绿色金融体系有“漂绿”问题，具体是指什么，对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有何借鉴作用？

梁希：西方绿色金融发展是自下而上，由一些行业协会发起并制定行业标准，主要是为了树立金融机构的绿色品牌形象，比如认证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这些只是统计性贴标工作，不真正在促进大幅度减排。但投资者不会想那么多，他们认为买了绿债、绿色基金就好比“赎罪券”，认为促成了大量碳减排，其实投资者回报对于那些绿债与非绿债没有太大区别，对促成绿色项目有帮助但不会特别显著。

所以，在未来绿色金融的工作中，我们要去考虑如何推动其产生更实质的额外的减排量，额外的绿色效益，而不仅是对现有的活动进行一个统计和贴标，同时确保绿色金融产品对投资者进行非常准确的信息披露。

同题问答

下一个十年，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将从何处发力?

梁希：首先，我们要将“碳减排”作为一个重要共识，坚决保持战略定力，要做好前瞻性布局，不能 因为短期形势而不断摇摆，而产生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但也需要遵循“先立后破”原则，稳妥地开展这项工作。

其次，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加参与国际活动工作的次数。而目前很多国际规则、 标准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如何建立有利于中国和一些欠发达国家碳减排制度，这都需要我们去积极参与。

再者，我们要继续加强产业的发展，如果在与低碳相关的制造服务业和投融资活动中我们有非常强大的产业基础，会更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上开展工作，非洲、拉美等地在进行基建建设和转型过程中，可以更多地采用中国制造的产品提供服务。

还有，我们要加强基础研究。新技术、新材料要不断地跟进，避免在技术迭代的过程中落伍。

最后，在机制建设中，比如说碳市场、气候投融资、南南合作，我们应主动研究应对措施，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赵方园

编辑 曲筱艺 宋钰婷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