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张伯苓后人（张伯苓为何在校庆时被拒之门外）

南开大学张伯苓后人（张伯苓为何在校庆时被拒之门外）随着战争局势的日益紧张，北方的高校纷纷往南迁移，中国教育史上最顶尖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炮火中成立了。西南联大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基础，云集当时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团队，各种学术代表人物汇聚一堂。不过，张伯苓深知要想管理好学校，管理层不宜七嘴八舌、各执一词，便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职务全权交予蒋梦麟和梅贻琦两位校长，自己则寓居重庆，而他所住的津南村几乎成了重庆的社交中心，不仅有文化界名人郭沫若、曹禺、舒绣文等，还有国民党的政要们，当然也少不了"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在此期间，张伯苓积极推进国共两党合作，不断介绍进步青年赴陕北工作，为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时，日本展开全面侵华，危巢之下，焉有完卵？1937年7月29日，日军不顾国际法例，炸毁南开校园，张伯苓闻之大恸，三十年心血毁于一旦，楼宇沦为瓦砾，许多珍贵的手稿也荡然无存，然而他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公开发表演说称："敌人此次轰炸

1946年，曹禺和老舍两位大文豪合作了一首寿诗：《知道有中国的就知道有南开》。寿诗第一段便是："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这个"张校长"，便是张伯苓。

1876年，张伯苓出生在天津的一个秀才家庭，家风笃学。时值清末，国难当头，外有列强环伺，内已民不聊生，他自幼目睹民生之艰辛，便有了"以武救国"的想法，于1891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隔年入航海驾驶班学习，总教习便是著名思想家严复。在严复的教导下，张伯苓勤恳、孜孜不倦，最终"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进入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然而，就在他想要一展宏图之际，号称"亚洲第一大舰队"的北洋水师竟然在一个"蕞尔小邦"日本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弹指间灰飞烟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沉重地打击了张伯苓，不仅如此，他还亲眼在威海卫目睹"国帜三易"这一幕丧权辱国的丑剧，亲历此等耻辱后，他愤然弃武从文，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走上了"育才救国"的教育之路。

办学需要庞大的资金，在没有政府拨款的条件下，为了筹措经费，张伯苓不得不四处募资，捐助者既有新兴民族企业家之辈，亦有军阀、乡绅之流，他一律来者不拒，态度十分通达。时人对此颇有微词，张伯苓却回应："盗泉之水虽不可饮，但可濯我足，何利而不为？"然后一如既往地向社会各界争取一切用以办学的赞助。几年下来，南开中学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盛名渐出，不久又着手办起了小学、女中。

中小学办出了成绩，张伯苓仍旧深感没有高等教育培养出高层次的人才，根本无法实现救国的理想，便毅然在1919年增开南开学校大学部，而大学部的增开无疑需要一笔更庞大的资金，此时，"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被千万青年指认为"卖国贼"的曹汝霖欲捐献巨款，张也有意聘请他为校董，以解资金短缺之困，并解释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用粪水浇灌出来的。"结果遭到了学生们的激烈反对。正在南开念书的周恩来忿然给留日的同学写信："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这件最终以校方正式拒绝捐款收尾，如今的南开校园也只留存周恩来的前半句话了。

张伯苓办学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首先他有感于国人身体之孱弱，提倡"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以期学生有坚强的体魄、强健的精神；其次他极力推崇科学，南开学校成立之初，便从日本购回多种理化仪器，而后历年添置；不止如此，南开系受外辱刺激而产生，因而他格外重视爱国教育，带领学生了解国际形势，分析中国现状，矢志培养学生爱国之心与救国之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1934年南开30周年校庆上，张伯苓正式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定为校训，并解释道："允公，是大公"，"唯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允能，是要做到最能"，"南开大学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而所谓的"日新月异"就是在勉励诸位师生"不但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以允公之心，行允能之事，张伯苓毕生倡导"南开精神"凝聚在这八个字之中，饱含历史穿透力，历久而弥新。梁启超曾说："假使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

是时，日本展开全面侵华，危巢之下，焉有完卵？1937年7月29日，日军不顾国际法例，炸毁南开校园，张伯苓闻之大恸，三十年心血毁于一旦，楼宇沦为瓦砾，许多珍贵的手稿也荡然无存，然而他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公开发表演说称："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随着战争局势的日益紧张，北方的高校纷纷往南迁移，中国教育史上最顶尖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炮火中成立了。西南联大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为基础，云集当时最顶尖的知识分子团队，各种学术代表人物汇聚一堂。不过，张伯苓深知要想管理好学校，管理层不宜七嘴八舌、各执一词，便将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职务全权交予蒋梦麟和梅贻琦两位校长，自己则寓居重庆，而他所住的津南村几乎成了重庆的社交中心，不仅有文化界名人郭沫若、曹禺、舒绣文等，还有国民党的政要们，当然也少不了"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在此期间，张伯苓积极推进国共两党合作，不断介绍进步青年赴陕北工作，为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桃李满天下的爱国教育家，在晚年却不能清醒地认清国内局势，错误地将南开的恢复和发展寄托在蒋政权上，并在1948年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尽管在全国解放前夕，张伯苓毅然脱离考试院，坚定拒绝了随蒋前往台湾的邀请，此番"政治失节"行为仍然屡遭世人诟病。

1950年10月17日，南开校庆，75岁的张伯苓满怀热情地前往，却被南开中学拒之门外，南开大学也只是给他安排了一般坐席，这对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南开的张伯苓来说，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便郁郁寡欢，于次年二月病逝天津。

纵观张伯苓这一生，爱国爱民，克己奉公，由海军转行，白手起家，建校之初，筚路蓝缕，发轫之际，惨遭横祸，却始终"永不悲观，永不绝望"，不弃理想、不改初心，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