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发现朕500年前留下的神器（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

无意中发现朕500年前留下的神器（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而这些人，有时会为了得到一口吃的而不择手段，包括单不限于使用各种“不吉利”的方法，迫使对方满足他们的要求。为什么偏偏是这些人，因为前两者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然要与死人打交道，如做法事、超度等等。他们一向被视为能够沟通“阴阳两界”的人。乞丐则是因为他们常年挣扎在生死线上，生活在最肮脏、最恶臭的地方，躯体早已被“严重污染”。而乾隆皇帝，就是该案的总导演，他自己喊得Action（开始），又在意识到“不对”的时候亲自叫停，还装模作样的惩治了一批办案不力的官员，给自己保留最后一点面子。想要理解“叫魂”的风波为何能给整个帝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就需要弄清楚当时各个阶层对此事的反应和原因。（一）普通群众对“叫魂”谣言的反应是恐慌的、担忧的、冲动的。而被谣传（或被怀疑）拥有“叫魂之术”的人，基本都是四处流浪的游僧、道士，甚至是乞丐。

《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孔飞力的代表作。他用冷静、深刻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乾隆盛世下不为人知的一面——一幅荒诞、光怪陆离的奇异画卷。

“叫魂”，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一种“妖术”，传说只要将某人的发辫剪下（哪怕只有一小节），再施以符咒，就能摄人魂魄，甚至谋财害命。

“叫魂案”于1768年起源于江南，随后遍布大半个中国，乾隆不仅下令彻查此案，催促各省官员抓捕“叫魂犯”，还要求一定要找到其中的“元凶首恶”，并给予严惩。

但看过这本书的朋友们都知道，所谓的“叫魂”案，从一开始就是子虚乌有。实际上，既没有妖术，也没有妖党，更没有妖人。

而乾隆皇帝，就是该案的总导演，他自己喊得Action（开始），又在意识到“不对”的时候亲自叫停，还装模作样的惩治了一批办案不力的官员，给自己保留最后一点面子。

想要理解“叫魂”的风波为何能给整个帝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就需要弄清楚当时各个阶层对此事的反应和原因。

（一）普通群众对“叫魂”谣言的反应是恐慌的、担忧的、冲动的。而被谣传（或被怀疑）拥有“叫魂之术”的人，基本都是四处流浪的游僧、道士，甚至是乞丐。

为什么偏偏是这些人，因为前两者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然要与死人打交道，如做法事、超度等等。他们一向被视为能够沟通“阴阳两界”的人。乞丐则是因为他们常年挣扎在生死线上，生活在最肮脏、最恶臭的地方，躯体早已被“严重污染”。

而这些人，有时会为了得到一口吃的而不择手段，包括单不限于使用各种“不吉利”的方法，迫使对方满足他们的要求。

最后，这几个群体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中有很多是“外地人”。

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边缘人物”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大概率会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排斥。尽管他们很难找到固定的谋生手段（否则也不至于四处流浪），但当时并不便利的交通条件、“封闭”的社会风气以及浓厚的地方宗族观念，都让这些外地人很不受欢迎。

加之所谓的“盛世之下”，是迅速拉大的贫富差距（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不同地方之间），老百姓们的“普遍贫困”，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外来人口的敌意。

在那些生活富足的人家，和地主乡绅们看来，这些人是“臭外地的，来xx要饭啦”；但在普通老百姓看来，他们除了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担心他们的到来会破坏社会治安外，还担心自己随时会滑落到社会的最底层，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

因此，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有的“嫌疑犯”只是因为跟当地小孩打了招呼就遭到了怀疑，有的甚至什么都没做就被当地群众举报；有的还被当街殴打，随后被扭送官府；有的则被衙门的小吏设计诬陷，锒铛入狱。

（二）地方基层官员与高级官员。这两类人的反应与做法各有不同。

从叫魂案一开始，就已经有部分基层官员对此做出了正确的审理和判断，发现了所谓的叫魂犯并不存在，也没有孩童和村民受到伤害，或失去性命。

但仍有部分案件由于一些偏差和疏漏，导致“涉案人员”从始至终一直被关押，有的甚至在叫魂案还未结束时，就已含冤死去。

地方大员们，尽管没有直接接触案件，但大多也认为这就是“谣言”罢了，能简单处理就简单处理，尽可能不要传到皇帝耳朵里。说白了，这些官员对叫魂案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

当然，在后来“案件”捂不住后，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如实报告，并宣誓自己会彻查到底。但依然少不了互相“打掩护”，和一些“刻意隐瞒”。

而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一是为了自己的仕途着想，保证自己“治下”的成绩（这还要涉及到乾隆年间的官员考评制度，这里就不展开了），二是长期以来，官僚集团与皇权之间的制衡。

由于许多官员平日里尸位素餐，贪图享乐，摸鱼成性。凡是能应付就应付，能偷懒就偷懒。只愿在有“油水”的地方下功夫。乾隆一直觉得是满族官员沾染了汉人官僚习气，沾染了萎靡奢侈的江南风气。

可实际上，这其实是“官僚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人”与“地域”的关系。因为直到今天，如何克服“官僚化”也是个世界性难题。

（三）乾隆本人的反应。

“叫魂”妖术的特别之处在于“剪辫子”，而自满人入关，一统中原后，都在强制推行“剃发易服”。留什么样的发型，在当时是个关乎“身家性命”的问题。

剪掉最富有满人特征的“发辫”，就让乾隆顺理成章地将叫魂，与“颠覆政权”这样严重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一直以来，乾隆都认为全国各地的叫魂案，都不是孤立的。在他们背后，必然有一个领导集团，有一个最高领袖。他们的目的，绝不止是用妖术祸害民众，而是要煽动民众，行“大逆”之事！

此外，历代王朝对“人与神”之间的沟通权力都是“垄断”的。他们不仅牢牢地抓住“君权神授”这一点，也严禁民间那些没有“资质”的群体和个人，私自搞这些鬼鬼神神的东西。因为这也是一种对皇权的“破坏”。

正是由于乾隆对此案的严重性过于高估，也过于固执。每每当地方上毫无进展，或收获很少的时候，他都会严厉地申饬那些官员，批评他们无能，说他们不尽心尽力查案，大有“渎职”的嫌疑。

与此同时，受到这些“压力”的官员，只好动用更多的“手段”（自然包括严刑逼供）来审案，结果冤案越来越多，在狱中死去的叫魂犯也越来越多。

更严重的是，官员办案的同时又给予了民间“从天而降”的权利（举报揭发他人是叫魂犯），而这个权利，恰恰成为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击报复别人的工具，进而导致群众内部互相伤害。

可随着案件的进展，乾隆发现的疑点越来越多，冤情越来越多。同时朝中像刘统勋这样正直敢谏的官员，也在不断提醒他，导致他本人逐渐意识到此案真的不能再查下去了。

所谓的“叫魂”为祸地方，最终竟了自己祸害百姓和百官的借口和方式。“叫魂案”的结束，势在必行。

总览全书，我们会从中看到：百姓们的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对他人的敌意；官员们追求息事宁人的心态和与皇帝斗智斗勇的博弈；和乾隆对官僚集团极强的“控制欲”、对满族被“彻底汉化”的担忧，以及对尚不存在的“统治危机”的揣测。

可在看完全书后，“叫魂案”引发的这场妖术大恐慌，更让我感到心惊胆战的是，这场全国性的风波，深深地受到了乾隆“个人意志”的影响。

谣言因为乾隆而被迫“坐实”，官员们因乾隆而被迫查案，许多人白白丧命，乾隆自己却不受影响，还能堂而皇之的对整个官僚集团进行惩戒和警告。

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封建帝制的问题，是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是当一个国家有一个“全知、全能、全责”的统治者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今天的我们，该如何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