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金汤桥小洋楼的由来（翁老头作客交通台讲讲天津的万国建筑）

天津金汤桥小洋楼的由来（翁老头作客交通台讲讲天津的万国建筑）原泰莱饭店的创办人泰莱悌为印度流浪汉，二十世纪初来津开设小卖部，后开设永昌泰洋行，富有后加入英国籍转向房地产业。1929年，泰莱悌与英国人莱德劳合股筹建泰莱饭店；之后，泰莱悌又设法赶走合伙人，独占了该饭店。1936年，泰莱悌取得了饭店北侧的土地并增建了六层楼房，与既有建筑连同形成一体，成为当时规模较大的综合性饭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泰莱饭店更名为天津第一饭店。原泰莱饭店大楼由英籍印度人泰莱悌与英国商人莱德劳共同出资兴建并以主要出资人名字命名。该大楼建于1928年～1929年，东沿解放北路，南抵彰德道，西临大沽路，北临泰安道，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由比利时义品公司的奥地利建筑设计师盖苓设计并监造，为四层(局部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商贸建筑。该建筑平面近似矩形，外立面为水泥饰面；立面首层为通廊式雨厦。二至四层为大面积黄褐色麻面砖与水刷石方壁柱相间的装饰；二、三层

天津比租界是近代中国唯一的一个比利时租界，其位置在俄租界以南，海河与大直沽村之间，直到小孙庄，面积740亩。当时，天津好一些的地段都已被英法等八个国家瓜分，比利时看中的毗邻俄租界的这一块地在当时非常偏僻，并无太大价值，因此都统衙门和其他帝国列强也都没有反对。如今在天津已经见不到任何比利时租界建筑的痕迹，甚至有很多天津本地人并不知道天津曾经有个比利时租界。由于比利时租界当时地处偏僻，从开辟直到交还中国，始终未能进行开发。虽然比利时商人在天津开设有不少工商企业，包括世昌洋行（电车、电灯）、华比银行等，但是均未在该租界进行投资。因为它既没有像其他租界那样留下大量的洋楼建筑，也没有重要的市政建设和开发经历，因此比利时租界在人们的心中也没有太多印象。

比利时领事馆在英租界，与华比银行共用此大楼（今解放北路104号的建设银行大楼）。虽然比利时租界的市政建设毫无起色，但在租界之外却垄断了天津的电车、电灯业务。据档案记载，1906年2月，比利时人经营的天津电车公司的白牌电车正式通车，此后又陆续开通了6条颜色各异的电车路线，但这些电车并未在比利时租界通行，而是在天津的老城区运行。虽然比利时租界籍籍无名，但比利时人经营的电车公司深刻地改变了天津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有轨电车沿着北大关经北马路、东马路到今日和平路以及滨江道的商业街，带动了周边商业的繁荣及城市空间的变迁。

1931年，中比两国举行接收暨换旗仪式，比租界改为天津特别四区。比利时租界被收回后，这块土地继续有工业上的发展。1936年，日本退伍军官小岛和三郎在天津特别四区小孙庄海河边，靠近周公祠的盐坨地老闸口画线钉桩，圈起了200余亩地，盖起了四五间大顶脊细长条形厂房，装备了百余台新旧参差的日本机器，又从附近的小孙庄、大直沽等地招募了200余名工人，挂起了“昌和工厂”的牌子，生产自行车零部件，组装“铁锚”牌自行车。该工厂即后来生产“飞鸽”自行车的天津自行车厂。

天津大沽北路与彰德道有一座比商仪品公司大楼，它有两个历史身份，一是当年天津租界重要的房地产公司——比商仪品公司的办公驻地；另外又曾在1945年作为八路军驻津办事处所在地。仪品大楼初建时共三层，90年代加盖了一层。比较典型的特征是三层大楼各层的窗子风格各异——首层沿街铺面多为大面积玻璃橱窗；二层用拱券半圆形玻璃窗；三层采用长方形平窗，二层、三层窗口尺寸不大，排列较密。室内装饰讲究，一层大厅四周有木制墙围子，地面用铜条镶嵌水磨石，天花板周围有石膏花饰。楼梯装有银灰色方钢栏杆，木制扶手。

上世纪初天津租界建立之后，各方对租界房地产需求不断增加，1901年，美国人丁家立在英租界创建了天津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先农房产公司。随后，各国纷纷在天津建立房地产开发机构，包括比商仪品房产放贷公司、俄商阜昌洋行、意商立多利房地产公司、奥租界建造公司等房地产机构。比商仪品房产放贷公司后来居上，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如今解放北路上的百福大楼、泰莱饭店大楼、东方汇理银行大楼、华比银行大楼和比利时领事馆，都由这家公司开发设计建设。

原比利时世昌电灯电车公司旧址（今天津电力科技博物馆）

原泰莱饭店大楼由英籍印度人泰莱悌与英国商人莱德劳共同出资兴建并以主要出资人名字命名。该大楼建于1928年～1929年，东沿解放北路，南抵彰德道，西临大沽路，北临泰安道，占地面积约18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由比利时义品公司的奥地利建筑设计师盖苓设计并监造，为四层(局部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商贸建筑。该建筑平面近似矩形，外立面为水泥饰面；立面首层为通廊式雨厦。二至四层为大面积黄褐色麻面砖与水刷石方壁柱相间的装饰；二、三层之间装饰有爱奥尼克方壁柱，壁柱上配有檐口装饰；五层设通长挑檐式阳台，上设透空花格式女儿墙。外檐局部加以简化了的欧洲古典装饰。建筑首层为商业用房，二层设写字间，三至六层为公寓，每套公寓均设有会客室、餐室、厨房、卫生间。除首层外均为内廊式，中部设天井，以利采光。内部设施完善，旅店功能齐全。是一座溶入了西欧古典主义建筑思潮的现代风格建筑。

原泰莱饭店的创办人泰莱悌为印度流浪汉，二十世纪初来津开设小卖部，后开设永昌泰洋行，富有后加入英国籍转向房地产业。1929年，泰莱悌与英国人莱德劳合股筹建泰莱饭店；之后，泰莱悌又设法赶走合伙人，独占了该饭店。1936年，泰莱悌取得了饭店北侧的土地并增建了六层楼房，与既有建筑连同形成一体，成为当时规模较大的综合性饭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泰莱饭店更名为天津第一饭店。

1928年，原平安影院经理韦瑶卿与英籍印度人泰莱悌合作并投资约14万元，委托英商永固工程司设计，在天津原英租界朱家胡同（今曲阜道附近）建设一座电影院，命名为“蛱蝶电影院”。1929年4月蛱蝶影院建成，韦瑶卿将影院抵债给泰莱悌。蛱蝶影院共有九百多个座席，一时间成为当时天津设备最好、放映厅规模最大的电影院。黎元洪、张勋、潘复、靳云鹏等民国要人都成为了影院的常客。

1935年泰莱悌将影院的名称改为“大光明影院”并进行改建。大光明影院是中国第一个签约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的合同影院，当时与世界同步上映米高梅影片公司拍摄的西方故事片。由于票价昂贵，观众多是居住在原英租界的外国人和富绅、达官贵人等，大光明影院也因这些身份特殊的座上宾成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大光明电影院不只放映了大量经典影片，还见证了抗战时期爱国青年抗日杀奸的血雨腥风。抗战时期，程锡庚曾任伪天津海关监督、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1937年天津沦陷后，爱国青年和学生组织成立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因为程锡庚积极为日本人服务，而被锁定为暗杀目标。

抗团中有成员打听到程锡庚喜欢看电影。1939年4月9日，程锡庚带全家到大光明电影院，当天放映的影片《贡格丁血战》，正好是个“热闹”的枪战片，抗团终于找到可以趁乱下手的机会。但在行动之前，抗团成员只打听到程锡庚50多岁，秃顶、戴金丝眼镜，但都没有见过他本人，再加上电影院里光线昏暗，很难准确地辨认目标。此时，抗团成员祝宗梁(即祝友樵)灵机一动，写了张“程经理外找”条子，然后找电影院工作人员打在屏幕上，程锡庚看到后刚站起来，就被身旁的妻子按了下去，但这一举动还是让抗团成员断定他便是程锡庚，于是祝宗梁慢慢靠近，突然掏出手枪直接将程锡庚击毙。之后虽然遇到一些麻烦，但最终大家全身而退。第二天，程锡庚被枪杀的消息震惊全国，使得日寇惶不安，也为天津市民出了一口气。

海河东岸坐落着一幢德式外观的小洋楼，红色的陡坡屋顶，扣钟状的采光亭。从海河对岸观看，宅邸最引人注目的是四周墙身托起的又高又陡的双坡顶，以及在屋顶上建造的那座采光亭。做生意的人选址会考虑有活水的地方，目的是财源广进滚滚来。而据讲解员讲，这栋位于海河东岸的房子还有逃生密道功能，”此地贵不可言，风水极佳”。这就是外表精致绝伦，内部房间互通、暗藏机关、布局巧妙的中国唯一的一幢北欧尼德兰式风格的建筑——袁世凯故居。

该建筑高三层，砖木结构，共有房五十四间，建筑面积2089平方米。这所楼房设计特点是：有所谓“隐身处”与“脱身处”。“隐身处”是在二楼右侧有个小门，门内建钢筋混凝土楼梯，铁栏杆，可上至楼顶间，下至地下室，如果关上小门便找不到上下楼的去处。“脱身处”是在三楼凉亭设有铁楼梯，直通后花园余门，由此可脱身逃走。此外，在这所楼的二三层之间还专门设计了一间八角形房屋，几面窗户都朝海河，无论潮涨潮落，河水都好似往八角楼里流，象征无数财源流入袁家。

小洋楼建成后，袁世凯的家人住进来。因此，对这幢小洋楼的称呼更准确的应该是“袁氏宅邸”。今天，人们习惯上还是以“袁世凯旧居”称呼这所住宅。在历经沧桑岁月之后，它已经成为海河之畔独特的人文景观。

梁启超1915年定居天津。梁启超故居饮冰室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第一工人文化宫附近的民族路上，是两座毗邻的意大利式小楼。故居为梁启超自己设计的意式二层小楼，为家居用。梁曾在此会晤蔡锷等人，共商讨袁大计。饮冰室书斋，在他原寓所西侧，由意大利建筑白罗尼欧设计，为一幢灰色两层洋楼。这两所住宅是民国初年梁启超购买周国贤旧意租界西马路空地所建。

1914年，梁启超在意租界西马路（今民族路）购买了周氏一块空地，计3.895亩，准备修建寓所和书斋。有趣的是，在设计图纸出来后，意工部局工程处的审核非常严格，其标准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值得借鉴的意义：新建楼房有个性，不可雷同；与周围景观谐调；兼顾艺术性和实用性。

“饮冰室”书斋于1924年建成，为砖木结构带地下室的二层楼房，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楼的正面有三连拱门洞，两侧为石台阶，当中一个蓄水池。整幢楼线条流畅，典雅浪漫，一楼设有大厅、书房、资料室、会客厅，二楼为居室、客房、餐厅等，梁启超晚年的政治活动和写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这所楼与之前建成的梁启超寓所的设计大相径庭，虽同为意式建筑，但折中主义风格明显，设计也富有个性，这与当时欧洲的流行设计风格有关。

这座书斋的建立，意味着梁启超曾经的虚拟“饮冰室”文化符号终于有了实体的依托。自1919年至1929年，晚年的梁启超告别了官场，远离了政治，除了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讲学和开展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动外，大部分时间在天津的饮冰室著书立说，潜心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探讨中外文化的融合。和此前以引进西方文化为主的思路不同，他在此一时期提出了“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的主张。梁启超在天津居住多年，“待客谦恭热情，每逢寒暑假‘饮冰室’又变成补习学馆，有很多清华、南开的学生到这儿寻求知识”。

饮冰室是梁启超晚年著书立说之所，因此其间来往的学界名人数不胜数，胡适便是其中一位。胡适曾经说过，梁先生的文章有极强的感染力，能够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自己也是“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成名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便是在看了《新民说》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后萌生的想法。1918年11月，胡适借来南开大学演讲之际，与梁启超在饮冰室有了第一次正式会面，自那以后，二人间学术上的往来便日渐频繁。

1929年，梁启超不幸逝世，一家人的生活状况也迅速恶化，梁夫人王桂荃将旧楼卖给了天津富商郝莲舫，梁家则全部搬进了新楼（饮冰室），两座建筑之间砌起了高墙，门牌号也分成了两个。郝家入住时看到楼内散落着很多书，还有一摞一摞的信件，便知原主人搬家时很仓促，随手抽出一封信，原来是梁启超与宫廷人士的往来函件。但当时没有人认为这些是有价值的东西，就全部被打包后丢进了地下室。

新中国成立后，新楼和旧楼全归公产，先是有军属入住，后居民越来越多，院内也陆续搭建了许多临时建筑。2002年天津市政府以“整旧如故”的原则，按原貌对其进行修复。在筹办纪念馆前的腾迁过程中，这里一共迁走了91户居民。2003年4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是天津首家以名人故居为载体的名人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