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又为何被称作石头记（孤悬海外列藏本红楼梦）

红楼梦又为何被称作石头记（孤悬海外列藏本红楼梦）苏联的艾德林有文章《忆郑振铎同志》：去年十月底（1957年10月）的一个迟暮，我們到莫斯科的飞机场上去迎接他。他从飞机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只皮包和他在布拉格吋人家送給他的一小束鮮花。当天夜里，他已經在旅館里为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同人起草講稿的提綱了。来听中国小說講座的人很多。他对每一个問題和每一个人都不肯忽略。他总带着他用豪放的字迹写成的講演提綱和参考書目。他和我們一起迎接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1957年11月7日）。1957年，郑振铎去莫斯科讲学 有一天晚上，李福清抱着一大摞有关孟姜女的资料去见他，向他请教有关孟姜女故事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一些问题。他看了看李福清带去的这么多资料，有木刻本还有抄本，高兴地说，如果他以文化部副部长的名义向各省文联要这些材料，估计他们也未必会寄这么多；而苏联研究者要，他们就热心地搜集了寄去。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他鼓励李福清好好研究这些珍

《红楼梦》版本众多。现在俄罗斯就有一个版本——列藏本，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据说此本为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由随旧俄宗教使团来华的大学生库尔梁德采夫所带到俄罗斯去的。

1962年春（李福清自己说1963年），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在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发现了这部《红楼梦》抄本。经李福清与孟列夫研究，认为该本为早期的《石头记》抄本，二人联合撰写了《新发现的〈石头记〉抄本》一文，发表在《亚非人民》杂志（任晓辉《俄罗斯圣彼得堡藏抄本《石头记》目验记》一文误为《亚洲人民》）1964年第5期上。

胡文彬出版《列藏本〈石头记〉管窥》一书。郑庆山在该书《漫评》一文指出：此文第一次在中国转载，远在“评红”（1973年）时的《参考消息》，且系摘录。它的全文被收入文雷编的《红学世界》，却迟至十年之后。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柳存仁先生，早在1973年即有译述(《关于苏联藏八十回抄本(红楼梦)》，原载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红楼梦研究小组编《红楼梦研究专刊》第十辑，1973年7月出版)，但在国内看到此文，却直至1982年，见于胡文彬、周雷编的《海外红学论集》。1973年8月台湾的潘重规先生访问列宁格勒，考察了列藏本《石头记》，发表了《读列宁格勒(红楼梦)抄本记》(原载香港《明报月刊》第九十五期，1973年11月)、《论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的批语》(原载香港《中华月报》第二百期，1974年1月号)和《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中的双行批》(原载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专刊》第十二辑，1976年7月)，但也是到了1981年胡文彬、周雷编《台湾红学论文选》出版，我们才得以披阅。这些文章既有报道又有研究，而在资料方面，则主要是此本批语的公布。批语研究与正文研究是相辅相成的。1975年，旅法学者陈庆浩，写成《列藏本(石头记)初探》(原载静宜文理学院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一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8月出版)，采用前人提供的资料对此本有相当深入的论述，其中有与潘重规先生商榷的意见。1980年6月潘先生在美国发表《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考索》(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2年3—5月)．进一步阐明他的论点，并对陈庆浩有所答辩，把列藏本的研究引向深入。这两人的文章也是经由胡文彬同志之手在国内发表的(前者编入《海外红学论集》，后者编入《红学世界》)。所有这些资料和文章都来自国外，是极其珍贵和难得的。它们的引进对国内的研究者有重要的使用价值和极大的启示作用。

李福清，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1950年李福清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1953和1954年，李福清又去了中亚，继续学习甘肃话、陕西话，并且专心搜集民间文学的口头资料。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分配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

1955年秋季，著名红学家陈毓罴赴苏留学，分到了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作研究生，专业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史"，研究契诃夫。他教李福清学古文。他的导师是文艺理论家、俄国文学史专家波斯別洛夫教授，苏联大学研究生的学习特点是以自学为主。半个月见一次导师，可以提出问题。在莫大学习4年，1959年秋天，陈毓罴回到祖国后，搞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也就是在1959这一年，李福清第一次到中国访问（是否和陈毓罴一起到中国？是否还有其他人？留待考证）。1961年，李福清在北京见到红学大家，俞平伯的好友，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教授。顾要搜集的孟姜女故事材料，想编孟姜女资料集，李福清把一部分材料寄给他，但是国内后来情况变了，顾无法出版。现在也不知道这些宝贵的材料在哪里。1965-1966年，李福清在北京大学进修十个月。1959年李福清第一次到中国访问，认识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的贾芝、路工等。刘锡诚和连树声等同行还陪他到天桥听说书，听了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说的《长坂坡》。1965年到北京大学进修十个月，由段宝林老师辅导，听过民间文学、文艺理论、中国戏剧史等课程。后来还结识了更多的中国朋友。

李福清在接受四川大学刘亚丁教授采访时如是说。

1957年，郑振铎去莫斯科讲学 有一天晚上，李福清抱着一大摞有关孟姜女的资料去见他，向他请教有关孟姜女故事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一些问题。他看了看李福清带去的这么多资料，有木刻本还有抄本，高兴地说，如果他以文化部副部长的名义向各省文联要这些材料，估计他们也未必会寄这么多；而苏联研究者要，他们就热心地搜集了寄去。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他鼓励李福清好好研究这些珍贵的资料（郑振铎是著名小说版本学家，也是文物专家。由此可见，李福清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料，有木刻本还有抄本，是中苏友好时期，国内给他的，待遇超过文化部副部长）。何其芳撰文说，郑振铎嗜書成癖。他以数十年的精力搜集了很多古籍，特别是小說、戏曲和版画方面的古籍。他也做了不少这方面的整理出版工作。

苏联的艾德林有文章《忆郑振铎同志》：去年十月底（1957年10月）的一个迟暮，我們到莫斯科的飞机场上去迎接他。他从飞机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只皮包和他在布拉格吋人家送給他的一小束鮮花。当天夜里，他已經在旅館里为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同人起草講稿的提綱了。来听中国小說講座的人很多。他对每一个問題和每一个人都不肯忽略。他总带着他用豪放的字迹写成的講演提綱和参考書目。他和我們一起迎接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1957年11月7日）。

后來我們一同去列宁格勒和高加索。在两个多星期的旅行中，我們(郑振鐸、中国研究所工作人員索罗金和我三个人)从早到夜都在一起。郑振鐸一分鐘也不肯閑着。他参观博物館和研究所。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鉴賞家，无論我們到什么地方，画家们总乐意把自己的画拿给他看，博物館館长們总是把他們最珍貴的角落为他打开。他不仅仅善于用称贊的話来使人高兴，也善于用否定的意見来帮助人家，不怕引起人家的不快。他首先是跟人作严肃的、学术性的談話。

看他那样从容不迫地鉴定書画和古代瓷器，使我們得到很大的乐趣。这是他的好朋友，他对于它們的年代从来不会弄錯。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参观敦煌壁画的时候，他只要看一下底稿，就能够断定它是屬于哪个时代。在列宁格勒，他观察怎样修复湿壁画，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方法应用到敦煌石窟里去，在亚美尼亚，他探問寺院的屋頂怎样防备上面长出树木来。只要有机会能看到新的东西，他都感到快乐。

他非常喜欢博物館——我們注意到这一点，我們还注意到，他对博物館的喜爱和別人有所不同。他喜欢它们里面对正在萌芽的新事物有所帮助的东西。他爱書籍。但并不是象一个独享財宝之乐的守財奴那样地喜爱。郑振鐸希望他的書能够使大家得到快乐。他写文章講到他的藏書，为了工作和需要，他願意把他的藏書供給別人使用，在莫斯科講学之后他把他带来的書全部都分贈給听众。

1961、1970年李福清先后获副博士、博士学位，并先后升任该所高级研究员和首席研究员。1986年，李福清写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一文，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1992年，李福清应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邀请去台湾，开两门课：《三国演义》研究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2000年，李福清写作了长篇论文《〈聊斋志异〉在俄国——阿列克谢耶夫与〈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带着它出席了2001年在山东淄博举行的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引起与会者很大兴趣，会议出版的论文集以超长篇幅刊载了该文。2012年10月3日，李福清去世。

由此可见，李福清，早在发现列藏本之前，就已经认识了陈毓罴和郑振铎。陈毓罴帮助李福清从中国取得了很多资料。郑振铎早在1957年，在1962或者1963年列藏本发现之前，就到过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列藏本所在地），并带有藏书送给了苏联有关方面（天知道有没有一个八十本的《石头记》或者《红楼梦》啊？）。

2、陈毓罴先生其人其事

陈毓罴，1930年出生于湖北汉口一个中学教师家庭。十七岁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罗常培、魏建功、游国恩、郑振铎、钟敬文等著名学者。

1947年高中毕业，陈毓罴同时报考了几所大学，都是中文系，后来北京大学、华中大学和中华大学都录取了他，他就选择了北大，并且得到了奖学金。

自二年级开始设立专业课，中国文学史的老师是游国恩，音韵学老师罗常培，中国语言的老师是魏建功。专门课有词学，由俞平伯主讲，曲学老师是吴晓铃（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红楼梦》版本学者）。大三开的课有文艺学，老师是杨晦；还有新文学史，老师是蔡仪。讲《水浒传》的老师是郑振铎，民间文学的老师是钟敬文。还有游国恩的"白居易诗"，吴晓铃的"元明清文学史"。郑振铎先生来上《水浒传》课程时，已经身为教授的吴晓铃仍然对郑先生执弟子之礼甚恭，恭聆授课。北大的老师授课富于独创性。

陈毓罴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在报纸发表研究文章。第一次是在天津的《进步日报》卜发表了《粤东义勇檄文考》，素材是在北京图书馆的抄本里面发现的，这是鸦片战争期间广州社学抗拒英军入城的战斗檄文，当时这篇檄文久已失传，更不知其作者，他无意之中见到这篇文章的手抄本，觉得很重要，写了很长的考证文章，考证作者是钱江和何大庚。他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论文《歌谣与政治》，谈古代的民谣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1951年，陈毓罴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兰州大学。在兰大做了三年助教，头两年作系秘书的工作，处理日常事务，兼管图书资料室，年终还要代系主任写工作总结。也曾经下乡参加土改运动，到了第三年，系里让他担任大四的文学史课程，即"宋元明清文学史"。他认真地参考一些比较好的文学史教材，例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也广泛地收集材料，兰州图书馆里有很多旧杂志，他做了大量浏览，把有关文学史方面的文章都做了摘要；并注意对文学史上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研究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简单地剿袭前人主见。就这样，他在23岁时登上大四的讲台。虽然自己心里挺紧张，但是学生的反响竟然非常好。

1954年夏天，兰大推荐陈毓罴参加留苏研究生的选拔。1954年，陈毓罴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了一年，主要课程是俄语。1955年秋季赴苏，分到了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作研究生，专业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史"，研究契诃夫，他的导师是文艺理论家、俄国文学史专家波斯別洛夫教授，苏联大学研究生的学习特点是以自学为主。

在莫大学习4年，1959年秋天，陈毓罴回到祖国后，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很想继续搞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何其芳时任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接纳了他。在此之前，何其芳已讲授、撰写完毕《红楼梦讲稿》和《论红楼梦》。1960年，刚满30岁的陈毓罴，参加了《中国文学史》编委会。陈毓罴参与的是元明清部分，主要撰写了关于《西游记》《西厢记》《琵琶记》《长生殿》以及有关前后七子、李贽、公安派、竞陵派的内容。其中《西游记》这一章写出后，何其芳非常赞赏，打印稿送到北大征求意见时，又获得吴组缃先生的称赞。1963年，发表了《<红楼梦>是怎样开头的？》：《红楼梦》的开头，一般总认为是“此开卷第一回也”那一段约四百字的长文。一百七十多年来，《红楼梦》翻刻了无数版，编校者都没有发现把开头弄错了。现在弄清事实的真相，最好是在今后新版本的《红楼梦》中恢复曹雪芹原来设计的开头，删去“此开卷第一回也”这一大段文字，把脂砚斋原来写的《凡例｝｝和题诗作为全书的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上个世纪60-70年代，陈毓罴主要的攻略对象是《红楼梦》的研究。当时围绕曹雪芹的身世、经历有许多争论，他与合作者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下作，终于廓清了这些疑点重重的问题，为以后的红学研究扫清了道路。《曹雪芹佚著辨伪》获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10年优秀论文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自1978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1985年担任博士生导师。

2010年9月15日清晨病逝于北京家中。李福清先生很快就发来了唁文，情意深切。在陈毓罴的追悼会上读出后，大家都深为其真挚哀悼所感动。李福清先生是俄罗斯汉学研究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他非常聪明，研究问题很深刻，待人坦诚友善，陈毓罴很喜欢和他一起探讨学问，从中国的儒、道、释各家以至三教九流，诗词小说、训诂考据……涉猎甚广。陈毓罴常常帮他寻找各种文献数据。陈毓罴第一次见到李福清先生，就发现他的中文说得很流利，但奇怪的是：完全是中国西北地区甘肃的口音。陈毓罴曾在甘肃兰州大学任教三年，因此他完全能听懂甘肃口音。原来李福清先生的汉语是他年轻时在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学会的。吉尔吉斯境内集中居住了一批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东干族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内食物匮乏，李福清先生曾馈赠陈毓罴父亲两盒奶油巧克力，由莫斯科邮寄中国。这是当时国内十分珍贵稀罕的食品，陈毓罴和他的家人都非常感动。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苏联逐步解体。这一时期李福清先生曾两次来北京看望陈毓罴，有一次还带着他美丽而健壮的女儿。

由此可见，陈毓罴先生1948-1963年在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文学研究所期间，已经和一批著名红学家非常熟悉，并有红学论文问世。和李福清非常熟悉，有学术交流，并帮他搞到了很多中国古代文学资料。

3、列藏本《石头记》其书其事

据说此本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由库尔良采夫带回俄国。库氏系俄国派往清朝的第11届东正教使团中的大学生团员，1830年来华，1832年因病提前回国，此本即彼时由其带回。起初，此本留存于俄国外交部图书馆，后移交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即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古籍文献研究所。李福清在接受刘亚丁教授采访时说，有一部《红楼梦》当时花了800两银子（这个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有待考证）。“入藏的缘由是这样的：到中国的神甫与学生学汉语都用白话写的《红楼梦》为读本。1820年俄国第十届传教团启程到北京，随团的有季姆科夫斯基，他是外交部亚洲局的官员，他受命在华购买图书，供彼得堡公共图书馆和亚洲局图书馆以及拟议中的“伊尔库茨克亚洲语言学院”等处收藏。这个使团的团长是卡缅斯基，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精通汉语。估计是他向不懂汉语的季姆科夫斯基推荐了《红楼梦》。这个使团购回两部《红楼梦》，一部是四函，用了八百两银子，为亚洲局图书馆所有;另一部也是四函，只用了一两五钱银子，送到了伊尔库茨克。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的图书馆中还有另一个《红楼梦》本子，是萃文书屋本，上面有卡缅斯基的题词，内有他的眉批和其他人的批注，说明卡缅斯基介绍给其他俄国传教士读过这本《红楼梦》。这是俄国收藏《红楼梦》的基础。

1830年第十一届俄国教士团启程到北京。这一届传教团有两名学生对《红楼梦》感兴趣，他们是科万科和库尔良采夫。科万科(АлексейКованько)是个地质工程师，到中国的目的是研究中国地质，为了尽快掌握汉语，他选择《红楼梦》作为教材，回国后他还在给矿业工程师总部主任的报告中介绍此书，希望翻译成俄文。可惜他的报告在矿业总部没有得到回应。他也写了较长的《中国旅行记》连载于俄罗斯《祖国纪事》杂志，介绍中国教育与科举制的第九篇随笔之后，科万科附录了《红楼梦》第一回前半部分的译文。这是世界上首次将《红楼梦》译成外文。与他同行的库尔良采夫也从中国带回一本八十回本的《红楼梦》，这就是我在东方所发现的那个版本。”

《红楼梦》花了八百两银子？李福清是否信口开河？

该本现存第1至79回（中缺第5、6两回，第79回包含其他抄本第80回内容），分装5函，每函7册，共35册。该书流入俄国前曾经重装，其后未再装裱。从拆装的痕迹判断，装裱前，原书破损较为严重，中缝多已开裂，原书为每5回1册，第5、6回重装合为1册，后遗失。内衬纸张使用乾隆御制诗四、五两集的部分散页，直接翻面对折，中缝粘合。乾隆《御制诗五集》刊刻于乾隆六十年（1795），则该抄本重新装裱的时间应在清嘉、道间（道光十二年之前）。

红学家任晓辉先生有文详细记述了此书有关情况：该书封皮用土黄色的封皮纸，正文用竹纸。依据对纸张残屑的显微镜观察和部分书页上所钤纸厂图记的辨识，可确定书写正文用的手工竹纸，产在华东南的闽、赣山区，距今约二百余年。

抄本所用纸张，李福清和孟列夫认为，“为了抄写小说手稿，御制诗被拆开，印着诗的纸页被反折过来当衬纸用，而真正的衬纸则用来抄写。”[1]也就是说，李、孟认为，该《石头记》抄本的正文用纸系御制诗的衬纸，而以御制诗作此抄本的衬纸。

1973年8月8日，我国台湾学者潘重规访问列宁格勒。在孟列夫的安排下，于8月13日上午简单浏览了该本，并同正在校勘此本的庞英先生、孟列夫先生交换了意见。潘先生认为：“书本是用很薄的竹纸抄写的，每页都有衬纸，而衬纸却是用清朝乾隆皇帝御制诗第四集、第五集拆散后反折衬入的。”[2]这个意见得到庞、孟两位的认同。8月15日，潘先生又仔细阅览了该本。

潘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中写道：“我仔细观察此抄本，是用竹纸墨笔抄写的，纸质很薄，并非御制诗集的衬纸。想来原抄本久经阅读，每叶中缝均已离披裂开，很不便翻揭，因此必须重加装订。重装时，偏用当朝皇帝的御制诗集反折起来做衬纸。”[3]“竹纸很薄，故把御制诗反折起来，将有字的一面隐藏，免得文字透映竹纸，扰乱视线。”[4]

潘先生翻阅俄藏本《石头记》仅有十小时上下的时间，但其关于抄书用纸系竹纸的判断是准确的。

经几天的翻阅核对、仔细观察，任晓辉认为，抄书用纸与衬纸皆为竹纸，而且两种纸相差无几。御制诗的用纸出自清乾隆中晚期无疑，抄书用纸也是这一时期前后的竹纸。

回国后，任晓辉又翻检了乾隆御制诗各集（《御制诗四集》未见，俟访得后核），所见几种武英殿本清高宗御制诗用的都是竹纸。经向古籍专家了解，古代初次印制的新书大多是不用衬纸的，书籍翻读日久，破损重装才可能用到衬纸，尤其是俗称金镶玉装的线装书。故而，乾隆御制诗也是没有衬纸的，李、孟两氏最早关于抄书的纸是用御制诗的衬纸的判断是不对的。

同时，经检核，俄藏本《石头记》用作衬纸的御制诗四、五集，大都是一些不连贯的散页，因此潘重规先生认为“衬纸却是用清朝乾隆皇帝御制诗第四集、第五集拆散后反折衬入”的说法也是不对的。询请京城的修书专家，也都说行当里向来没有拆新书修旧书的规矩，遑论还是拆皇帝的御制诗集。

经过仔细比较俄藏本用纸和乾隆《御制诗初集》（国图藏本，2函16册；琉璃厂某书店藏本，2函16册；某拍卖公司今年秋拍本，存下函8册）、《御制诗二集》（国图藏本，4函32册）、《御制诗三集》（北大藏本，6函34册<缺一册/卷四十九、五十、五十一>）、《御制诗五集》（国图藏本，7函56册）的用纸情况，远在圣彼得堡的俄藏本抄本用纸更接近于乾隆《御制诗初集》的用纸，抄纸的簾纹基本一致。

簾纹的一致说明捞竹纸用的簾子是一种，或者说是产在同一个地区的同一类竹簾。有的专家甚至认为，通过观察簾纹，簾纹一致的纸即使不是同一家纸号生产的纸，也大致是同一地区的产品，因为捞纸的竹簾在一个地区是使用相同的材料编制的，一样的竹簾甚至有可能是同一家编制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俄藏本《石头记》中御制诗衬纸的情况，任晓辉还对国图藏《御制诗五集》函数、册数、卷数、页数及封面封底的衬纸情况、所钤图记的情况、具体位置与俄藏本《石头记》中以《御制诗五集》作衬纸的卷数、页数进行了核对。

经查，乾隆《御制诗五集》共56册（含目录6册）、112卷（目录12卷）、3773页；俄藏本中衬纸共涉及乾隆《御制诗五集》中的20册、39卷、1095页（笔者曾列表一一对照，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示）。这一点证明，俄藏本使用乾隆《御制诗五集》的情况，并非如前人所说系拆用御制诗作为衬纸，而是使用了御制诗的部分散页。

俄藏本是1832年由库尔良采夫带回俄罗斯的，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古籍文献研究所，索书号：B107。全书35册，分装为5函。从大部分书首尾破损的情况集中在1、5、6、10等回前回后的情形判断，原书为5回装订1册。在带离北京以前的若干时间，曾经重新装修过，改为每2至3回1册，原书的第5、6两回装成1册，后佚失。

原书重装在乾隆《御制诗五集》印制以后，原书以御制诗第四、五两集的部分散页作衬纸，这些散页是御制诗制作过程的遗留物，并未成书。原书用与清内府武英殿刻印图书相同的荆川太史纸抄成，这种上好的竹纸产在我国的福建山区，纸龄约二三百年。

任晓辉最后说，对俄藏本的验看已过去了5个月，由于相关资料的整理、阅读、解读需要大量的相关知识和科学检验，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许多问题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如对钤图“达成詹记顶/拆荆川太史”的确切解读，对御制诗用作衬纸情况的分析判读，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学习和深入认知。

由此可知，仅从衬纸一事，就可以推理出列藏本整理重装者真是胆大妄为，居然大不敬，把乾隆作品作为废料，装入小说，不知道谁给了他的胆子？

从外观来看，列藏本整整齐齐，并不是破损严重。

4、古籍旧书应该如何修补装订？

其实，对于破损严重的古旧书籍，一般是用“金镶玉”方式进行修补装订的。

金镶玉，又被称作“穿袍套”、“惜古衬”。以白色衬纸衬入对折后的书页中间，超出书页天、地及书背部分折回与书页平，以使厚薄均匀，再用纸捻将衬纸与书页订在一起。因为旧书纸页多为黄色，似金；而衬纸是白色的新纸，洁白柔软如玉。所以将其称为“金镶玉”。这种装帧方法多用于古籍修复。如下图。

但是，从上图来看，列藏本却是整整齐齐，哪有“原书破损较为严重，中缝多已开裂”样子？如果开裂，也应该用上面的金镶玉办法修补，而不应该用乾隆御制作品填充。

5、最后结论：若是骗局，列藏本并非天衣无缝！

一直有人咬定，脂本其他版本怎么造假呢？尤其是列藏本，怎么造假法？早在1832年就去了俄国，1962年才被整理发现，谁去造假？

从上文可以看出，任何一关，都有可能让列藏本《红楼梦》（《石头记》）漂洋过海到苏联。例如：1、1955年之后，北大中文毕业生陈毓罴到苏联留学，他有可能带相关版本图书前往苏联。也有可能在陈毓罴建议下，中国各地文联把相关版本图书寄给李福清。2、郑振铎1957年，访问苏联，带了一批图书，并且和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图书馆、博物馆有交流，并把书送给了苏联，有可能含有相关版本。3、1959年，陈毓罴和李福清都到了中国，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这个时候，他们都有可能搜集到相关版本《红楼梦》。1961年，李福清也在北京，和红学大家，俞平伯的好友，胡适的学生，顾颉刚教授见过面。4、1962年春（也有1963年一说），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在苏联亚洲人民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发现了这部《红楼梦》抄本。经李福清与孟列夫研究，认为该本为早期的《石头记》抄本，二人联合撰写了《新发现的〈石头记〉抄本》一文，发表在《亚非人民》1964年第5期上。1965-1966年，李福清在北京大学进修十个月。完全有机会和他的老朋友陈毓罴进行交流关于列藏本等学术问题。但是此事没有任何记录。估计是因为1963年、1964年中苏开展大论战，1965年3月，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断一切联系。李福清和陈毓罴可能已经不敢见面。5、当时还有大批留学生前往苏联，还有可能是其他人带入其版本。6、1959、1961年，系列脂本重要参与者陶洙可能还都在北京，也有可能和李福清见面，送书或者卖书。

列藏本真相究竟如何？有待于今后继续深入考证。（吴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