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焚烧（砸打焚烧瘗埋）

三星堆祭祀坑焚烧（砸打焚烧瘗埋）此次新发现的 6 个器物坑与 1986 年发掘的两个坑，都分布在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还分布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圆形小坑、矩形沟槽和大型沟槽式建筑。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5 月，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新发现 6 座“祭祀坑”，目前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的青铜头像、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 500 余件。1932 年（也有说是 1933 年或者 1934 年）春天，由华西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林铭钧率领考古队首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发掘，出土了陶器、玉器、石器等共 600 余件器物，其中玉器有玉珠、玉刀、玉凿、玉剑等。1950 年代以来，文物部门对三星堆遗址又进行了多次调查、试掘；1960—1970 年、1980—1984 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也先后对三星堆遗址

俯瞰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鸭子河南岸，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因遗址边上一片叫作月亮湾的月牙形土地旁边分布有三个土堆，像三颗星星排列起来一样，乡人遂称之为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文化堆积可分为四期：第一期的年代在新石器晚期，第二期大致在夏至商早期，第三期在商代中期或略晚，第四期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星堆遗址是 1929 年当地一名叫燕道成的农民在清理自家院墙外水沟时发现的。当时，燕道成只发掘出一些玉器和石器。他将这些文物大部分捐给了华西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前身），将一小部分当作礼品馈赠给了亲朋好友，有的甚至因此流传到了国外。

1932 年（也有说是 1933 年或者 1934 年）春天，由华西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林铭钧率领考古队首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发掘，出土了陶器、玉器、石器等共 600 余件器物，其中玉器有玉珠、玉刀、玉凿、玉剑等。

1950 年代以来，文物部门对三星堆遗址又进行了多次调查、试掘；1960—1970 年、1980—1984 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博物馆等单位，也先后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发掘，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所限，收获并不是很大。

惊喜来自 1986 年。专家、学者结合以前发掘获得的资料，对三星堆遗址内东、西、南三面，连续进行了六次发掘，清理出了由土坯垒成的古城墙遗址。东城墙长约 1090 米，南城墙长约 1150 米，西城墙长约 650米。由于是残遗，原来的城墙实际可能更长一些。城址内发现有房址、祭祀坑、作坊遗址和墓葬等。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在 1 号和 2 号两个祭祀坑中发掘出了大批的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和象牙器等。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5 月，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新发现 6 座“祭祀坑”，目前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的青铜头像、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 500 余件。

此次新发现的 6 个器物坑与 1986 年发掘的两个坑，都分布在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还分布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圆形小坑、矩形沟槽和大型沟槽式建筑。

这次新发现的 6 座“祭祀坑”的形制与方向，同 1986 年发掘的 1、2 号坑相似，出土文物也大同小异。考古团队在 4 号坑的灰烬层面和 3号坑的青铜器表面还发现了丝绸的遗迹。在早中国时代，最高级的丝绸大都用于祭祀等隆重场合。5 号“祭祀坑”清理出多件金器和数量众多的带孔圆形黄金饰片、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

黄金面具

初步判断，这些金片、玉器与黄金面具是有规律的缀合，系古蜀国王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所用器物。对 4 号祭祀坑进行最新碳十四测定表明，时间在公元前1200～前 1000 年，相当于晚商至西周初年。

1 号祭祀坑是个长 4 米、底宽 2.8 米的长方形土坑，里面出土了各类器物 420 件，其中铜器就有 178 件，有人头像、跪坐人像、面具、人面像、龙柱形器、虎形器、虎形饰、戈等，与铜器同时出土的还有金器、玉器、陶器、石器、骨器，以及大量的象牙、海贝、骨渣等。这些器物，尤其是铜器，均有火烧的痕迹。

2 号祭祀坑也是个长方形土坑，长 5 米，底宽 2 米，出土各类器物1300 件，其中铜器有 735 件。除了一些器物和 1 号坑雷同外，铜器还有立人像、兽面具、眼形器、眼泡形器、太阳形器、神树、神坛、神殿等。令人惊讶的是，2 号坑同 1 号坑一样，很多器物也都有火烧过的痕迹。

2 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和青铜神树疑似被砸烂后才瘗埋——青铜大立人像上下断成了两截，而青铜神树上的各种装饰配件，诸如树叶、太阳神鸟等装饰配件散落得四处都是。另外还有不少人面具也被砸成了一堆烂铜，其中有一些经过火烧后已经熔化得不成样子。

考古人员在对两个祭祀坑的器物摆放位置进行观察以后发现，1号坑中大部分器物堆叠在坑南端，玉戈、玉璋等外形较大的玉石器分布在坑东处。像玉凿、玉锛、玉斧等形体较小的一类玉、石器则堆放在坑的西角。青铜人头像、人面像分布在坑中部到西北一线，而铜器则混杂于骨渣之中。

2 号坑的器物摆放情况与 1 号坑大同小异，很明显地分成了三层：上层是排列整齐的 60 根象牙，象牙之下是大中型青铜器，下层是诸多的小型青铜器和各色饰件及一些玉器。

显然，在瘗埋这些器物之前，瘗埋者先对这些器物进行了砸打和焚烧，然后按照相关礼节程序，分类摆放后，才开始掩埋。器物过火，极有可能是甲骨文所提到的“燎祭”，即将祭祀物品放在柴堆上焚烧。

两个坑中的骨渣残骸，经鉴定均为大型动物，没有人骨，基本符合甲骨卜辞所记“卯牛”“卯羊”一类祭祀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器物大都是礼器一类，专用于祭祀，因此可以确定这是古蜀先人祭天祀神的一种特殊礼仪。

2 号坑共出有 6 棵青铜神树，2 大 4 小，其中最大的 1 号神树通高达 3.96 米，树干高 3.84 米。神树由底座、树干和飞龙组成。神树的底座是圆锥形，绘有太阳和云雾的图案，象征高耸的神山，神山顶上就是树干。树干上“长”出来的树枝，由上而下共分三层。

三星堆 1 号大型青铜神树

每根树枝上都饰有花果和神鸟。树旁还有一条马面飞龙正张牙舞爪，俯冲而下。

这会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山海经》神话中的昆仑、扶桑、若木和建木。在这个神话中，太阳每天以金乌形象出现，沿扶桑升起，傍晚再沿若木下降，进入羽渊和黄泉，从地底绕回扶桑，第二天再从扶桑冉冉升起。

在另外一则华夏神话中，昆仑是作为天地之中柱出现的，“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这里的木禾即所谓若木、建木，是长在昆仑之上的神树。人间帝王就是通过攀缘若木上天，来领受天帝旨意统治人间。

神树的树枝由上而下共分三层，可能还意味着华夏神话中的神域、人间和地域三重境界，每根树枝顶端都饰有花果和神鸟，表达的正是天庭仙果飘香、神鸟歙忽的仙境情景。

三星堆几乎每件遗物及其摆放秩序，都散发着浓厚的宗教气息，无一不反映着上述文献所记古蜀国作为神国所特有的神秘。

2 号祭祀坑出土了铸有大小两种不同青铜人像的神坛，大者手握一瑞枝祥草，小者手持前端呈禾芽状的玉璋。最高大者，连同基座高 2.62 米，重180 公斤。该立人像体形细长，头戴一顶兽面纹冠冕，兽面的眉心有一象征太阳的圆形装饰。太阳常被古人喻为天眼，兽面双目与太阳图像同在，或可称为“天目冠”。

人像腿部带有脚镯，赤足站在一个由四个龙头支撑的方形底座上。立人像身着龙纹左衽长襟，双臂环抱胸前，双手中空，呈持物状，身穿衮衣，完全是一副通天彻地的王者和宗教领袖姿态。

小人像有多尊，均为跪坐。其中典型的一尊，通高仅 13.3 厘米。该人像“头戴平顶双角冠，左腿弯曲，右腿单膝跪地，手按腹部，很像在恭恭敬敬地向青铜大立人跪报”。

这些大小不同、姿态各异的青铜人像，隐隐向我们透露出了古蜀国一丝信息：这是一个存在着严格等级制度的神权社会。古蜀王在古蜀国是集神权、王权和军权于一身的“超人”，他高高在上，而其他人只能是匍匐在他身旁服务于他的奴仆。

青铜立人像

武家璧先生的研究表明 ，古先蜀与后蜀之间出现的空白期就是《蜀王本纪》所谓的“神化”期，即世俗社会宗教化，世俗政权隐入山中，完全蜕变为宗教神国，全体国民“化”为教民。

古先蜀三代王蚕丛、柏灌和鱼凫都曾“神化”，前两代“神化”之后，都有新蜀王继续统治没有“随王化去”的蜀民，但最后一代鱼凫王“神化”规模空前，化民甚众，以至于数百年都未能产生新的蜀王。

“神化”就意味着鱼凫人在人世间生活的结束，意味着得同过去有个了断。碳十四测年鉴定，三星堆八个祭祀坑所出土的器物，除了极个别是原来的生活用品外，绝大多数如神像、青铜和玉石礼器等，原本都供奉在三星堆古城的宗庙之内。

从 1 号坑中的器物观察，年代最早的是玉璋、玉戈等，可以早到二里头夏文化时期；青铜器可以早到早商前期，晚的也在晚商早期，这意味着这些器物是长期存放在宗庙中的礼器。

宗庙祭祀既然到此终止，为防止世俗对神明的亵渎和破坏，就必须对宗庙祭器进行瘗埋。瘗埋之前举行了最后一次燎祭，实际就是毁器。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三星堆几个祭祀坑中的器物大都有火烧或砸打痕迹的原因。考古也表明，三星堆这八个祭祀坑所埋器物尽管年代不一，但就每一个器物坑而言，均系一次性埋藏。

——本文摘自李琳之《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有需要者，可参读原著。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 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