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生态学和普通生态学(生态空间生态学)
环境生态学和普通生态学(生态空间生态学)生态共享区是生态空间中“自然成分”较少、“自然浓度”较低的边缘空间,也是与农业共享的生态空间,具有农业属性的生态空间。在尊重自然过程、发挥生态功能的同时,开展有效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发展林下种植养殖业、果品园林产业、木本粮油以及木材经济,放牧牛羊,面向市场供给有关农林产品。主要是(1)人工商品林,包括经济林、能源林、用材林,(2)可以放牧的天然牧草地,(3)人工湿地。生态共享区有着较多的人为经济活动,但是,年复一年,绿色生产力、生态系统生产力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控制区在“自然浓度”和生态功能重要性上介于生态管控区与生态共享区之间。包括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天然林、公益林,封山禁牧的其他草地、天然牧草地,自然湿地,自然荒野。(1)天然林、公益林。天然林是自然形成的森林,是自然界中群落最稳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陆地生态系统。国家“维护天然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在陡坡地弃耕不久,还会形成新的
生态学研究表明,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四大自然生态系统,曾经完整覆盖着地球陆地表面。特别是如今人类生产生活已经占据的海拔低地、河谷川原,皆曾是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息繁衍、发展进化,并逐渐发展出人工生态系统、拓展出人工生态空间。
从自然生态空间中,人们发展种养业,加工制造、商贸服务,交通道路、输水、输油、输气、输电事业,形成了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以及过道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以及过道空间,已经彻底清除了自然植被(天然植被),由此形成人工裸地,并在人工裸地上开展农业、工业、服务业建设,进行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活动。农业生态系统、城镇生态系统、过道生态系统中的“人工成分”多于“自然成分”,从总体上属于人工生态过程、人工生态系统,因此而形成的农业空间、城镇空间、过道空间,也即是人工生态空间。
自然生态系统是生物组成的能量转化器和养分处理器。流经生态空间的物质和能量是维持生态系统所有食物链生物网的基础。绿色植被是生态空间上的“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把大气中的无机碳转化为碳水化合物形式的有机碳,为生物金字塔提供物质流和能量流支持。绿色植物在陆地表面布展出森林、草原、荒漠,气候变化会使三者布展格局发生大尺度转变。当气候变化引起降水量持续增加时,绿色版图呈现扩张态势,森林向草原地带扩张,草原也会向荒漠地带扩张,荒漠空间收缩,增强生态系统生产力。反之,则反之。人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消费者”,持续从自然生态系统中采集植物、狩猎动物、采伐树木,获得食物药物、木材薪材以及饮用水,提取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生态系统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物质流和能量流。低地平坦的森林、草原、湿地具有较强生态系统生产力,也是人类理想的物质和能量池,早已被重度掠夺掏空,悉数成为人工裸地,开辟为城镇、乡村。山坡丘陵的森林生态系统,在遭受重度掏挖,森林退化为灌丛草丛,物种简化、土壤裸露、风起沙尘、旱涝交替、水土流失。从更大空间尺度观察分析,当人工过度提取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时,必将导致绿色版图萎缩,生态系统生产力衰退,荒漠向草原地带扩张,草原向森林地带扩张,森林空间缩小。反之,当人工向生态系统输入物质和能量时,比如植树种草,必然收复绿色失地,扩大绿色版图,恢复生态系统生产力,促进森林生态系统向草原空间扩张,草原生态系统向荒漠空间扩张,荒漠空间缩小。
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自适应和自循环能力,持续与空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人工过度掏挖,严重影响生态系统健康,因生态系统自组织力、自适应力、自循环力下降,导致生物金字塔结构扭曲变型、失去稳定性,甚至出现了全面崩塌的巨大风险。人工掏挖在生态空间留下的显著痕迹,是一个又一个食物断链、生物断网,需要预以修复还原的“绿色天窗”“生态窟窿”。生态学家通常以碳为度量单位来描述物质流和能量流,因而“生态窟窿”也即是“碳窟窿”。生态修复是修补“绿色天窗”,也是修补“碳窟窿”,还原绿色碳库的储碳能力。21世纪,地球陆地留存的自然生态系统,已鲜有尚未被人类攫取资源的“纯自然之境”。因攫取自然资源的方式与程度不同,“自然之境”留存的“生态窟窿”各异。“自然成分”不同,则“自然浓度”不同。“自然成分”越多,“自然浓度”越高。在自然植被尚未彻底清除、且以自然过程为主的生态系统中,保留着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其所占据的地球陆地表面,即是自然生态空间,一般简称生态空间,也即自然之境。与农业空间、城镇空间、过道空间已将自然植被“清零”有着本质不同,生态空间保存了自然植被的“根脉”。
生态空间存在“自然浓度”差异,这也是进行生态空间分区的重要向量。总体而言,自然保护地是生态系统具有完整性、原真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空间,可谓是“自然浓度”第一高。若以“自然浓度”的高低论,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国家公园高于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高于自然公园。在各类自然保护地空间,核心保护区是“最自然”“最具自然纯度”的生态空间,也是“最见不得人”“最严禁足令”的生态空间,因而也是生态保护的首要空间。目前,自然保护区管理遵循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公园、草原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地质公园、风景名胜区,各类自然公园各有各的管理规制。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后,开启制定国家公园法和自然保护地法的历史进程,必将为自然保护地构建统一、协调、完整的法治体系。
一个个自然保护地就如同是一个个生态孤岛,生态系统联通性、协同性、整体性不够,影响了生态保护的“系统效应”。着力提升生态保护“系统效应”,一条有效路径就是在空间上延伸和扩展自然保护地。遵循这一思路,在自然保护地基础上,直接成规模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一气呵成,一划成局,由此确定了国家生态系统安全底线和自然资源利用上限。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空间,具有系统完整性、强制约束性、协同增效性、动态平衡性、操作可达性。生态保护红线空间是扩大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生态空间中的强制保护空间,类似于农业空间中的永久基本农田,也可称为之为永久生态空间。自然保护地是生态保护红线空间中的核心空间,也是生态空间中的“生态核心区”。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外,生态保护红线确定了“生态管控区”。生态管控区实行的主要管控措施,是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对生态系统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对此,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已有较为明确的规定。生态管控区是优先实施生态修复的空间。
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生态核心区和生态管控区,本质上是人与自然进行“空间约定”,为“自然”划出专属区,为“人”划定“禁足区”和“有限涉足区”。这是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国土空间措施,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举措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顶层设计、中国方案。21世纪中国,人与自然的空间约定,不只是确定生态空间内的生态核心区和生态管控区,还包括确定生态控制区和生态共享区。不同生态区,有着不同的人类足迹和行为管控。
生态控制区在“自然浓度”和生态功能重要性上介于生态管控区与生态共享区之间。包括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天然林、公益林,封山禁牧的其他草地、天然牧草地,自然湿地,自然荒野。(1)天然林、公益林。天然林是自然形成的森林,是自然界中群落最稳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陆地生态系统。国家“维护天然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在陡坡地弃耕不久,还会形成新的次生天然林。“对所有天然林实行保护,禁止毁林开垦、将天然林改造为人工林以及其他破坏天然林及其生态环境的行为”。森林法规定“国家根据生态保护的需要,将森林生态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弱,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划定为公益林。”“公益林只能进行抚育、更新和低质低效林改造性质的采伐。但是,因科研或者实验、防治林业有害生物、建设护林防火设施、营造生物防火隔离带、遭受自然灾害等需要采伐的除外。” (2)封山禁牧的其他草地、天然牧草地,因着眼着力于发挥生态功能而禁止放养牛、羊等草食动物。(3)自然湿地(4)自然荒野,即国土三调数据中的湿地和荒野,不适宜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生态共享区是生态空间中“自然成分”较少、“自然浓度”较低的边缘空间,也是与农业共享的生态空间,具有农业属性的生态空间。在尊重自然过程、发挥生态功能的同时,开展有效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发展林下种植养殖业、果品园林产业、木本粮油以及木材经济,放牧牛羊,面向市场供给有关农林产品。主要是(1)人工商品林,包括经济林、能源林、用材林,(2)可以放牧的天然牧草地,(3)人工湿地。生态共享区有着较多的人为经济活动,但是,年复一年,绿色生产力、生态系统生产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生态空间是以提供生态产品——生态系统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生态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政府是公共产品生产者、提供者。从共享区到控制区,再到管控区到核心区,提供生态产品——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呈加强趋势,也意味着政府责任增强之势。生态核心区是全面“禁足”的“自然之境”,属于全民之地,也是大尺度生态空间,政府在生态核心区是“全职保姆”。生态管控区是较大尺度生态空间,加载有生态系统友好型经济活动,呈现政府主导、国民共有、多元共治格局。生态控制区多是集体所有的生态空间,由政府引导、社区共享共建共治。生态共享区在生态空间边缘,多为零星细碎空间,面向市场提供农林产品,更适合以家庭为基本单元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参与经济合作共同体,结成稳定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自然生态系统原本是混沌一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徐徐过渡,连通铺展在地球陆地生态空间,并形成了深深浅浅的绿色景观,呈现出明显的纬向和海向绿色带谱。从大尺度生态景观出发,人们将陆地自然生态系统定义为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荒漠生态系统,分别认识、分类研究,遵循其规律,制定实施森林法、草原法、湿地保护法、防沙治沙法,以及天然林、草原、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可谓是“分类而治”。自然生态系统布展于生态空间上,从生态系统功能和经济社会功能差异岀发,人们将生态空间划分为生态核心区、生态管控区、生态控制区、生态共享区,并建立相应的管理规制体系——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地法,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天然林、公益林管理制度,封山禁牧制度……可谓是“分区而治”。进入21世纪,也进入“分类而治”与“分区而治”相结合、创新创造中国生态治理模式的新时代。
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提出,自然生态系统供给人类四大服务。在中国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中,即是四大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首先是支持服务——保持土壤、养分循环、基因传播、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其次是调节服务——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蓄滞洪水、维护碳氧平衡等;第三是产品服务——如淡水、食物、木材等产品;第四是文化服务——娱乐、审美、益智和心灵奇旅等。四大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在国土空间上就是生态空间产出,只是在功能分区上有差异性表征。坚持“分类而治”与“分区而治”相结合,就是全面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空间治理,全面加强生态空间绿色革命,全面提升生态空间生产力,更好发挥四大生态空间的四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有限的空间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
生态空间之治是21世纪中国之治的重要特色。“分类而治”与“分区而治”如同是生态空间之治的两大驱动力量,若要持续发力、精准发力,需要创新理论、科学实践、锲而不舍。推进生态系统之治,实施“分类而治”之策,已经有“生态系统生态学”“恢复生态学”提供科学理论支持。推动生态空间之治,实行“分区而治”之举,需要“空间生态学”和“保护生态学”提供创新理论支持。生态空间之治等于是递给生态学一个国土空间尺度、地理空间座标,必然生成“空间生态学”。上网搜索“空间生态学”,已定义为“研究空间在种群动态、种间相互作用中的作用的科学”“研究生境破碎化的重要理论基础”。显然,与本文所论生态空间“分区而治”有大不同。一个是小尺度微观空间生态问题,一个是大尺度宏观空间生态问题;一个专注于生态过程、生态机理,一个倾向于空间治理、制度安排。如果说前者是微观“空间生态学”,后者则是宏观“空间生态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对应,也可称之为“生态空间生态学”,细分生态空间,分门别类研究保护地生态学问题、红线管控生态学问题,以及控制区生态学问题和共享区生态学问题,为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系统管理和生态空间治理提供必要的政策理论支持。
注:生态空间是生态文明新理念,生态空间之治是高质量发展新领域新形态,如同神秘的处女地,这里有无数未知未解的新问题。我们身处其中,应当乘风破浪,昂扬前进,激情创新,科学创造。历经四载,笃行不怠,业已创作形成20余篇有关生态空间问题的文章。假期居家,意欲吹响集结号,拟冠以《生态空间生态学》文集之名。本文可为序。2022年10月国庆假期作于磨香斋。
作者:党双忍
来源:党双忍职业日志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