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工作现场直播（的他们乡村振兴公益者）
乡村振兴工作现场直播（的他们乡村振兴公益者）下面是我们的对话。云南省红河县乡村之眼影像学员拍摄的切龙中寨梯田兰泽通过“乡村之眼”学会了拍摄剪辑。2007年，吕宾从云南人类学家郭净手中接过“乡村之眼”行动计划进行扩容。该公益致力于帮助西部乡村的农牧民，拿起摄像机，用影像记录家乡自然生态和文化传统。兰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批学员，在拍摄完第三个作品后，他开始带领家乡民众通过种草试验修复退化的草原。影像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世界通过一个小小的取景框逐渐被放大，让这群生活在藏区草原的牧民与世界产生了更深的连接。”吕宾说。云南省红河县乡村之眼影像学员拍摄的村民做乡村影像公益近10年，他遇到过资金困难、拍摄者热情退散的难题。但他认为，比起外来民族工作者的 “介入”，村民“把自己作为方法”拍摄自己的生活和文化要真实、敏锐得多。这是他坚守“乡村之眼”公益的目的。在云南，他们记录了哈尼族的生态景象，以及晋宁区的中国传统古村落福安村——逢年过节，村里的高龄
来源：【昆明日报-掌上春城】
编者按：传统的殡葬、新兴的脱口秀、“藏身”于动物园的饲养员、还有乡村社区矜矜业业的基层工作者……他们的职业并不为大众所知，但他们始终用绵薄之力赋予行业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劳动节，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藏族牧民兰泽第一次拍片，将镜头对准了一位藏族女性牧民，她刚用牛粪捏成了马和小狗，放在太阳底下晒。“牦牛不喝脏的水，不吃脏的草，牛粪怎么会脏？如果没有牛粪，我们藏族人是无法在高原上生活的。”这个短片后来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成功展映。
兰泽拍摄的鼠兔
兰泽通过“乡村之眼”学会了拍摄剪辑。2007年，吕宾从云南人类学家郭净手中接过“乡村之眼”行动计划进行扩容。该公益致力于帮助西部乡村的农牧民，拿起摄像机，用影像记录家乡自然生态和文化传统。兰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批学员，在拍摄完第三个作品后，他开始带领家乡民众通过种草试验修复退化的草原。影像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世界通过一个小小的取景框逐渐被放大，让这群生活在藏区草原的牧民与世界产生了更深的连接。”吕宾说。
云南省红河县乡村之眼影像学员拍摄的村民
做乡村影像公益近10年，他遇到过资金困难、拍摄者热情退散的难题。但他认为，比起外来民族工作者的 “介入”，村民“把自己作为方法”拍摄自己的生活和文化要真实、敏锐得多。这是他坚守“乡村之眼”公益的目的。在云南，他们记录了哈尼族的生态景象，以及晋宁区的中国传统古村落福安村——逢年过节，村里的高龄者们猜花灯，吃斋饭，抬山神，形成了精神层面的愉悦和文化的传承。他希望，这个可循环的系统，能够启发少数民族个体的文化敏感性，让他们通过习得视频拍摄的能力，自发地记录本族的文化，最后反哺于村落与民族，这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
云南省红河县乡村之眼影像学员拍摄的切龙中寨梯田
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记者：为什么会想做这件事？
吕宾：我大学学的是生物，喜欢了解自然、民族文化。后来认识了民族植物学的学者，他们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当地人如何利用自然资源，基于他们的文化系统形成了一套当地的环境保护方法。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然后又因为接触了摄影和纪录片，就想把在项目中遇到的比较有特色的民族生态和传统知识记录下来。后来意识到可以帮助当地人自己来拍摄，然后把成片作为当地人的社区教育材料，有别于主流的教育体系，让社区影像成为民间运用和传承的工具。刚好2000年云南社会科学院影视人类学家郭净教授，发起来了一个“把摄像机交给村民”的中国乡村影像实践项目，我们在看少数民族文化的大多数时候，是用外来人的视角去看，少有他们自己来表达。后来2007年我就陆续参与到了项目培训班“乡村之眼”的行动中，2011年变成了长期的公益项目，不仅云南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做，西部的一些组织也加入进来。
记者：培训的内容有什么？课程是怎样安排的？
吕宾：主要是纪录片拍摄和剪辑技术，5-6天进行集中培训。
记者：如何确定拍摄选题？
吕宾：第一次课程会集中讨论确定一个主题，不是泛泛而谈，而要教导他们如何去拍摄。我们还会引入人类学、民族学家，教他们如何去理解自己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群体性的能力，但具体到个人很可能是不系统的。培训过程当中我们之间也要不断对话，项目的工作人员和培训老师会定期提供一些建议。
记者：年轻人的表达可能会比较肤浅，把自己作为方法意味着自己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这本身就需要一种极强的反思能力。怎么才能判别乡村的拍摄者赋予了影像意义， 既有独立判断，又不是简单的吹捧？
吕宾：无论是从文化还是影像角度，最初的作品肯定都会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不要寄希望于能马上培养出一些业内人才。但每个人的视角和作品都是独特的，我们要从中找到价值，不足的地方反而会形成专业的老师和他们对话的空间，帮助他们重新认识拍摄的方法和民族文化。这个就是影像提供的反思过程，我们更看重作品之后人的转变， 这是用影像传承的功能。传承与否，要看文化主体的观念和意识有没有转变和觉醒。
记者：之前做过的云南地区的民族影像，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的？
吕宾：红河县村寨一个哈尼族的青年，一开始跟着我们学拍摄，他就把村寨一年四季重要的一些文化活动都记录了。我们后来探讨，除了跟城市的人交流以外，这些片子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能不能把它用作当地的文化的教材，所以我们就共同一起策划了一个叫乡土影像传习馆的项目，由他们村子里面自己来建，建完了以后是为他们自己的村庄来服务的。平时有很多小孩子，大家放了学以后就来到馆里，跟着他学习哈尼族的国家非遗文化多声部，以及乐作舞，就是一个群体性的舞蹈。这个传习馆除了影像的拍摄以外，还成为了村子里面的一个公共文化的交流和传承的场所。这形成了整个完整的闭环，不只是拍影像作品，推动形成文化的自觉，再到文化行动。保护不是外界帮你保护，是你自己要行动起来，这就是我们工作的脉络。
四川省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石来正在拍摄锅庄舞，他是硗碛第一批拿到相机开始拍摄的村民。
记者：之前你在演讲中提到，白裤瑶族群的拍摄存在着后来年轻人热情消退的问题，这种问题常见吗？你觉得影像应该如何为社区服务？
吕宾：挺常见。年轻人如果不学到当地的文化内核，他们是很难融入当地社区的。我们之前培训的很多年轻人，后来发现他们离自己的族群还比较遥远。有些人坚持下来，还是在做持续的记录。
记者：包括斯皮瓦克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质疑过所谓“底层民众”发声的可能。你怎么去理解以艺术为名义的入侵。只是做一段记录，如何让他们去发声？反过来看，社区影像如何真正为社区的利益服务？
吕宾：其实没那么复杂。关键是当地人如何去理解这个事情，“乡村之眼”特别注重年轻人与我们之间的共同认知。很多村民到后面的社区行动是自发和主动的。比如之前四川藏族的一位妇女，她一开始也比较忐忑。后来她参与进来，整个人的变化特别大，她不断在村里做文化的记录，还带动了村里的女性恢复编织手艺，编完之后做成文创产品对外销售。换了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她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文化是有价值的。
四川省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张文华是2014年加入乡村之眼的一位乡村拍摄者。
记者：影像一定要有“沟通性”，其实也意味着事先就有一个默认能容纳这些公共对话的空间存在。但是相对，边缘地区的影像可能本身就有一个观影的壁垒，你们如何去破解这种“单一和针对性”，让更多的影像被看到？
吕宾：实际上，对公众来说是个比较高的要求。他为什么会有距离感？因为的确很多民族文化东西不单纯是唱歌跳舞过节，不是看看热闹，被当作一个文化消费品的概念。这个是作为外部的观众的价值判断。大部分人是一个游客的心理，他对文化的东西秉持一种消费的概念，就是这个东西好吃没吃过吃一下看看。但是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是能够站在一个族群的角度去观察他们的生活是什么。花点时间，去学一些东西走进他们的生活。其实真正最终的最高级的旅游是说，你真的走进人群去体验别人的生命，感受别人的不同的价值观念，形成一种共情。你是怎么样理解这个世界的，外部的世界还有哪些东西，其实你们是可以学习的。我们理解文化，首先得知其然。你知道文化这个事是什么。第二个层次，知其所以然，涉及到我为什么过这个节，只是为了好玩吗？过节它还有哪些作用，它就深入到人类学中，深层次去研究节日的作用。对人的教育的作用，对人的行为规范，道德上的约束，如何去解决人的精神需求。
记者：现在人们有一种“现代化的乡愁”。人们承受着社会飞速发展带来的过重的压力，于是开始想念那个“前现代”、“传统”年代的生活方式，于是乡土被抽象化。你觉得，这种影像传达出的地方性的文化有没有一种“美化之嫌”，你对此如何看？
吕宾：文化本身要服务于它的创造文化的主体的，只要主体的需求变化了，自然兴趣和形式就会发生变化。一个杯子可能用作喝水，后来外面突然来了一群游客，会觉得这个东西太漂亮，那就可能被束之高阁，变成了一个艺术品。文化它一定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我们要尊重它的多元形式，尊重合理性和它的不合理性。我们更多的是要去让村民意识到，朴素的传统文化里面传递的精神价值是对品质的追求。除了价格以外，它还有其他方面的价值。要不断的促进他们反思，这整个过程都需要不断的对话，不断的交流，这就是一个反思的过程。
记者：做到现在，你觉得这个事情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
吕宾：整个资金的稳定性，还有下一步的计划，社会上对你的关注。从我们自身角度来说，我们的一些手法，我们的一些工作的能力能不能得到提升，如何把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关注。只有人关注了才会有支持，因为人支持你了以后，才有可能去把这个事情推动下去。用公益去做支撑比其他行业来说更困难一点。因为本来这个行业它的薪资报酬不像其他行业会随着商业的利润增加而上涨。但至少现在加入我们的年轻人，还是能够愿意坚持下来看到持续精进开花结果，以及发展前景。将来他们出去，人生阅历各方面就更丰富了。它不单纯只是一个谋生工具。
记者：最后回到云南，你觉得云南的乡土社区民族志还有哪些可探讨的空间，如何去发展和扩容？
吕宾：实际上我们极力在紧跟国家大政策，紧跟乡村振兴的战略。如何将影像融入到地方政府、地方文化馆、地方文化事业当中去。因为现在每个地方都在提打造特色村，打造传统村落，都是靠外面的这些技术专家规划，哪怕在这个里面留一些预算，给到村庄里面的人，让他们能够自主来记录，自主来用影像来传播民族文化。我们想跟更多乡村振兴机构合作，把这个理念植入进去，推动这个事情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文化事业它毕竟是个公共性的一个事业。关键村民们能够有意识的觉醒，能够愿意去为自己的村庄做一些事情。
记者：发展的同时，乡土的传统文化可能不可避免面临消解，你对乡村社区现代化进程有着怎样的态度？
吕宾：我们在提乡村振兴的文化振兴不是说去植入一些现代化的东西。但现代化必然有它的一些好处，信息、技术、资源更高效运转，这是乡村发展的福利。但我们很多的民族传统，和精神信仰，它是承载着人生活生存的力量的，比如如何在偏远的地方生活的精神支撑。他们希望和周围的人建立连接，引入现代化的概念，其实是要让他们更多认知到传统文化的理念，形成价值再利用。
记者：你们没有考虑在昆明做一些纪录片的展映？
吕宾：我们现在在策划一个澜湄之眼的影像展。从源头青海贯穿，云南是西部关注的重要领域，当然还有其中的族群也值得探讨。然后我们也是希望介绍东南亚的一些影像的工作者，能够把他们作品介绍给大家。
掌上春城记者：浦潇
责编：张曦
编审：郑阳洋
终审：周建军
相关报道>>>
“看不见”的他们丨单口喜剧演员：这件事能做多久，我们心里都没底
“看不见”的他们丨殡葬从业者：我们敬畏死亡，也敬畏这个生机勃勃的行业
本文来自【昆明日报-掌上春城】，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