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杀西门庆故事概括30字（石钟扬流氓的寓言）

斗杀西门庆故事概括30字（石钟扬流氓的寓言）但其“抑商”或“轻末”，从来只是适当限制(通过税法等措施)，而不是废除或消灭。相反，有时根据某种需要(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满足城市消费的需要，尤其是满足当局自己的奢侈生活的需要，或边防军事的需要)，封建当局也会适当地鼓励、保护商业，甚至不少像样的官僚也加入经商的行列。这里的“末”是指商业，但这“末”不是资本主义商业，而是封建主义商业。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经济思想与政策是“重农抑商”或叫“重本轻末”。明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还在封建主义的轨道上运行，在此环境中产生的西门庆还不是资产阶级，更谈不上成为“封建社会的掘墓人”。但论者在埋怨这历史事实之“不正常”，不合“马恩预料”之余，则干脆将封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混为一谈，以封建商品经济去冒充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说所谓“逐末游食，相率成风”和“逐末营利”中的“末”就是指商业，它成了社会变化的经济根源。顾炎武说的“出贾既多，土田不

五、西门庆为何要砍伐他赖以托身的树枝？

而“新兴商人”论者，实则以两个“如果”作为论证的前提，一曰：“在明代中叶以前，我国还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西方还是同步的，如果不是后来历史的逆转，中国也将如马恩预料的那样，循着一条必然的方向前进(即‘资产阶级从封建社会中产生，最后成为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二曰：“(西门庆)是一个在我国封建末世出现的一个典型，具有着巨大的历史破坏性。

如果中国的历史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运转，他们就将是二千年封建社会的掘墓人”。其实这两个“如果”恰恰反映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明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还在封建主义的轨道上运行，在此环境中产生的西门庆还不是资产阶级，更谈不上成为“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但论者在埋怨这历史事实之“不正常”，不合“马恩预料”之余，则干脆将封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混为一谈，以封建商品经济去冒充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说所谓“逐末游食，相率成风”和“逐末营利”中的“末”就是指商业，它成了社会变化的经济根源。

顾炎武说的“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概括了封建经济解体，新兴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业兴起二者地位的交替。

这里的“末”是指商业，但这“末”不是资本主义商业，而是封建主义商业。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经济思想与政策是“重农抑商”或叫“重本轻末”。

但其“抑商”或“轻末”，从来只是适当限制(通过税法等措施)，而不是废除或消灭。相反，有时根据某种需要(如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满足城市消费的需要，尤其是满足当局自己的奢侈生活的需要，或边防军事的需要)，封建当局也会适当地鼓励、保护商业，甚至不少像样的官僚也加入经商的行列。

中国封建的商品经济也曾因此出现过三次辉煌的高潮：从战国到汉武帝时代，从唐到南宋时代，从明初到明末。

《史记 · 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欲” ，“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

邓通私铸的金钱，竟能通行天下，可见其经济实力之强大——这是中国封建商品经济第一次高潮中的情景。

《旧唐书·崔融传》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宋代的临安人口多达百万，“万物所聚，诸行百市”，“买卖昼夜不绝”（《梦梁录》），即使是乡村“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镇江志》）——这是中国封建商品经济二次高潮中的情景。

《天下郡国利病书》载：“至正德末、嘉靖初……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接，起落不常”，“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居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资产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

据万历十年户部尚书张可颜的估计，当时北京的铺户已近八万，足见其规模之盛——这是中国封建商品经济第三次高潮中的情景。

《金瓶梅》是中国封建商品经济第三个高潮的产物，而《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山东清河县(运河流域的临清码头附近)，又是明代商业之重镇。

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中产生的封建官僚之新丑西门庆，其新就新在由商而官，居官而又兼商，较之传统的封建官僚更多一点钱权交易的观念与手段，更多一点市侩习气与作风。

封建商品经济，按理讲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但其往往刺激了统治阶级的奢侈性消耗，造成了政治上的腐败与不稳定。

西门庆则大大发展了其腐败的一面，其狂欢是流氓的狂欢，混世魔王的狂欢，是腐败的封建官僚的狂欢，他的狂欢是那“世纪末”种种顽症的典型反映。

其对封建社会种种的瓦解与破坏作用，令人想起《红楼梦》中探春小姐的妙论：“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第74回)。

西门庆不是“从外头杀来”的资产阶级的人物，不是封建社会的“掘墓人”，却是封建社会内部的蛀虫，挖墙派。有他们作为“社会之柱石”，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如何不一败涂地!

张竹坡说：“稗官者，寓言也” (《〈金瓶晦〉寓意说》)。西门庆是何寓言?朱大可有段不无偏颇的言论，移来论西门庆却似甚确，他说：

“沿循着历史与文学的河流，我们看到了一种永不磨灭的原则：国家和流氓是共生的。

哪里有国家，哪里就有流氓。不仅如此，国家的风格与流氓的风格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国家的极权总是在滋养流氓的暴力，而国家的腐败必定要传染给流氓，使它日趋没落和臭气熏天。

当国家英雄相继死去时，流氓也退化成了无赖，沉浸在各种极端无耻的罪恶之中。流氓与国家分离不能阻止这些。

无论在什么地点，流氓都只能是国家的形象和命运的一个寓言”(《流氓的精神分析》)。

如同刘邦、朱元璋是封建国家的象征，西门庆也是封建国家的寓言。他是流氓国家的产物，同时又是流氓国家的破坏者。

有一个民间寓言：一个樵夫，坐在树枝丫上面，用斧子砍他所坐的那个枝丫；他所要砍掉的，正是他赖以托身的。

吴组缃先生曾以此来论贾宝玉和他所处现实的关系，以我看将此移来论西门庆与封建国家的关系则似乎更为确切。

不过作为封建官僚的西门庆，对他所赖以托身的封建国家的砍伐，与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社会的瓦解却不是一回事。

《流氓的盛宴》

六、为何要夸大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小说中的反应？

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古老，实际是资本历史上最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资本论》第三卷)。

只有少数人积累的商业资本(货币财富)投入或转化为产业资本，并出现一批失去生产资料并具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劳动者时，才算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商品经济的显著特点，在生产资料占有者支配着雇佣劳动者为其生产，其生产和出卖商品不像封建商品经济是为取得其他商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取得剩余价值，使资本增殖。

西门庆积聚起巨额商业资本，纯粹以封建阶级的方式投向商业、高利贷、买取官位和个人消耗的恶性膨胀等方面，而根本不投向产业资本，甚至也不投向土地。

“田连阡陌”云云，只是文嫂信口开河之言，西门庆似乎不拥有土地，连祖坟要扩大一点，还得向他人买。因而在西门庆那里根本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痕迹。

中国的明代后期，封建经济结构内确实分解出了这种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碟豆芽毕竟过于脆弱，其发育也过于缓慢，从来就未成气候。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之所以极其艰难，就在于中国从明清到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充分发育为健全的资本主义，而后多灾多难的中国总来不及补上这一课。

纵观中国文学史，明代后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使在短篇小说如“三言”、“两拍”中，反映尚且相当薄弱，更不用说在长篇小说中能占一席之地了。

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在《施泽润滩阙遇友》中这样描写丝织业相当发达的盛泽镇：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

男女勤谨，络纬机抒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紬丝牙行，约有千百馀家，远近村坊织成紬疋，俱到此上市。

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

《吴江县志》载：“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遍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足见小说家之言不虚。

小说写只有一张紬机和养几筐蚕的施复，“妻络夫织”，不上十年竟成了“开起三四十张紬机”的小业主。但作者并不知道有个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幽灵”在起作用，而归结为施复“拾金不昧”的善行所获得的善报——财神助其发财，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甚至他认为盛泽丝织业的发达也是个特例，说是“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可见既不能夸大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现状，也不能夸大明代作家对它的认识与表现。

中国封建社会里有没有过资本主义萌芽？若有，它又产生于何时？这本是对认识中国社会形态很有意义的问题。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内外学者就发表过种种不同意见。毛泽东于1939年12月也在他的名文《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发表过高论。他说：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第589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探求《红楼梦》的社会背景为契机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并有三联书店出版了专题讨论文集。

虽然也有不同意见发表，例如黎澍就有《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一文中，严肃批评了许多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脱离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把非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混淆起来，把农奴式劳动当作雇佣劳动，把农村副业和行会手工业当工场手工业，从商业资本引出了工业资本主义。

但压倒多数的以“毛说”为指南，走向了夸大资本主义萌芽的方向。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时出现，答案也是五花八门。

有人说最初出现在明嘉靖、万历（1522——1620年）之间，有人说出现在明成化、正德（1465——1521年）之间，也有人说出现在宋朝，甚至还有人说可以上溯到更遥远的古代。

几乎演变成了夸大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社会作用的比赛。这种讨论本源于《红楼梦》研究，于是立即又反馈到明清小说研究之中，并在明清小说研究界诱发了一种怪现象：

每当人们要拔高某部古典小说的地位时，总把它与资本主义萌芽(或市民阶级)联系在一起：于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到《红楼梦》都曾被论定为“市民文学”。

仿佛资本主义萌芽或市民阶级是什么天然的先进代表似的。仿佛舍此，就无法去讨论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胜所在。堪称奇谈。

《金瓶梅》研究中的“新兴商人”说与那种夸大明清时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潮是一脉相承的。而实际上它既不符合《金瓶梅》与16世纪中国社会的实际，也有违吴晗先生之原意。

戴敦邦绘 · 西门庆

七、余论：西门庆头上的“王冠”及其他

《金瓶梅词话》的“入话”部分，较崇祯本《金瓶梅》有所不同。他在第一回回目前先有四则引词与四贪词：

词曰：

阆苑瀛洲，金谷陵楼；不知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酉刍 ，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一步，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忄乞）（ 忄查） 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峰，绿水边傍。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烹茶，热烘盏，浅浇汤。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磷磷床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却也清幽，也潇洒，也宽舒。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心香，说些话，读些书。

净扫尘埃，惜耳苍苔，任门前红叶铺阶。也堪图画，还也奇哉！有数株松，数竿竹，数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开，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

在这四阙引词之后，是四贪词，乃论戒酒色财气者。词云：

酒：酒损精神破丧家，语言无状闹喧哗。疏亲慢友多由你，背义忘恩尽是他。切须戒，饮流霞，若能依此实无差。失却万事皆因此，今后逢宾只待茶。

色：休爱绿鬓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莫恋此，养丹田。 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

财：钱帛金珠笼内收，若非公道少贪求。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 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做远忧。

气：莫使强梁逞技能，挥拳摞袖弄精神。一时怒发无明穴，到后忧煎祸及身。莫太过，免灾迍 劝君凡事放宽情。合撒手时须撒手，得绕人处且饶人。

而第一回正文开始之初再一次引词：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羽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台湾学者魏子云考证，这次是北宋词人卓田的作品《眼儿媚》。无非指出虽叱咤风云的刘项，亦难免在女人前心软。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对这一段词文，加以解释说：

此一只词儿，单说着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眩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

晋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如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无情之物尚尔，何况为人。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一节，须知“丈夫只手把吴钩”，吴钩乃吴剑也。……言丈夫心肠如铁石，气概贯虹霓，不免屈志于女人。

题起当时西楚霸王，姓项名籍，单名羽字。因秦始皇无道，南修五岭，北筑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并吞六国，坑儒焚典。因与汉王刘邦，单名季字，时二人起兵，席卷三秦，灭了秦国，指鸿沟为界，平分天下。

因用范增之谋，连败汉王七十二阵。只因宠着一个妇人，名唤虞姬，有倾城之色，载于军中，朝夕不离。一旦被韩信所败，夜走阴陵，为追兵所逼。霸王败向江东取救，因舍虞姬不得，又闻四面皆楚歌，事发，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毕泪下数行。

虞姬曰：“大王莫非以贱妾之故，有废军中大事。”

霸王曰：“不然。吾与汝不忍相舍故耳。况汝这般容色，刘邦乃酒色之君，必见汝而纳之。”

虞姬泣曰：“妾宁以义死，不以苟生。”遂请王之宝剑，自刎而死。霸王因大恸，寻以自刎。

史官有诗叹曰：“拔山力尽霸图隳，倚剑空歌不逝骓。明月满营天似水，哪堪回首别虞姬。”

那汉王刘邦，原是泗上亭长，提三尺剑，硭砀山斩白蛇起手。二年亡秦，五年灭楚，挣成天下。只因也是宠着个妇人，名唤戚氏。夫人所生一子，名赵王如意，因被吕后妒害，心甚不安。一日，高祖有疾，乃枕戚夫人腿而卧。

夫人哭曰：“陛下万岁后，妾母子何托？”

帝曰：“不难。吾明日出朝，废太子而立尔子，意下如何？”

戚夫子乃收泪谢恩。吕后闻之，密召张良谋计。良举荐商山四皓，下来辅佐太子。一日，同太子入朝，高祖见四人须鬓皆白，衣冠甚伟，各问姓名，一名东园公，一名绮里季，一名夏黄公，一名角里先生。因大惊曰：“朕昔求聘诸公，如何不至？今日乃从吾儿所游。”

四皓答曰：“太子乃守成之主也。”高祖闻之，愀然不悦。比及四皓出殿，乃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废太子，况彼四人辅佐，羽翼已成，卒难摇动矣。”戚夫人遂哭泣不止。

帝乃做歌以解之：“鸿鹄高飞兮，羽翼抱龙兮；羽翼抱龙兮，横踪四海。 横纵四海兮，又可奈何？ 虽有矰缴兮，尚安所施！”歌迄，后遂不果立赵王矣。

高祖崩世，吕后鸩酒杀赵王如意，人彘了戚夫人，以除其心中之患。

后人评此二君，评到个去处。说刘项者，固当世之英雄，不免为二妇人，以屈其志气。

虽然，妻之视妾，名分虽殊，而戚氏之祸，尤惨于虞姬。然则妾妇之道，以事其丈夫，而欲保全首领于牖下，难矣。

观此二君，岂不是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有诗为证：“刘项佳人绝可怜，英雄无策庇婵娟。戚姬葬处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

崇祯本《金瓶梅》不仅将第一回回目前的引词与《四贪词》删除，而且不谈刘邦宠戚夫人的故事，只大谈酒、色、财、气之害。如《色箴》：“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田晓菲说，这样不仅第一回目自身结构十分严谨，而且在小说的总体结构上也与第一百回形成更好的照应：开始对于酒色财气的评述，归结到“色即是空”，“倒不如削去六根清净”，伏下最后孝哥的出家；西门庆在玉皇庙由吴道士主持结拜兄弟，对比第一百回重永福寺由普静和尚解脱冤魂，……（《秋水堂论金瓶梅》第3页）

两相比较，魏子云慧眼发现上引“入话”是戴在“词话本”《金瓶梅》头上的一顶“王冠”，实则是西门庆头上的一顶“王冠”。

如何看待这顶“王冠”与西门庆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西门庆被《金瓶梅》写得像个皇帝。如1983年4月，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召开的《金瓶梅》学术研究会上，就有学者持此观点。

尔后黄强有《西门庆的帝王相》专文论述这一观点。陈诏虽没说西门庆象皇帝，但他考证《金瓶梅》字里行间对皇帝却多有“冒犯”（《金瓶梅小考》第19-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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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瓶梅》对宋徽宗的描写看，此君与西门庆颇为神似。或许可以说在《金瓶梅》中，宋徽宗是一个戴了王冠的西门庆，西门庆戴了王冠也俨然像宋徽宗。

明代社会的确有点怪。有人在理论上肯定：“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有官员如海瑞敢骂皇帝：“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也有官员如雒于仁敢呈《四箴疏》（《金瓶梅》中“陈四箴”，或之由此化出），要皇帝戒酒、色、财、气……兰陵笑笑生或许见机也来凑热闹，斗胆拿皇上开个小小的玩笑。

当日倘有“影射罪”，简直可以办这伙人连同隐姓埋名的兰陵笑笑生一个对最高当局“恶毒攻击”之罪哩。

巡此逻辑，人们或许觉得西门庆戴了顶似有点滑稽的“王冠”，倒有利于深化作品批判性主题。

西门庆在他势力范围内确实专制、确实霸道，好称王称霸，乃至有点“帝王气”——项羽的霸王气加刘邦的流氓气。不然作者为何要“入话”念念不忘刘项的故事呢？

尽管中国古代小说的“入话”未必都与正文合契，但他又毕竟与小说文本有着某种若明若暗的精神瓜葛。

如果这种分析到此为止，则可谓恰到好处，见好就收。但偏偏又一批学者好求甚解，于是异说蜂起。

首先是魏子云说，西门庆与潘金莲似乎不可能担当起来像《金瓶梅词话》“入话”中那个讽喻帝王宠幸故事的任务。“这顶戴在帝王头上的平天观，如何能戴到西门庆的头上去呢？”

魏子云特别强调刘邦宠爱戚夫人有废嫡立庶心意的故事，是讽刺明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有废长立幼企图。

于是他推测“《金瓶梅词话》之前，极有可能还有一部讽喻神宗万历宠郑贵妃的《金瓶梅》，暗流于民间文士之手”。（《〈金瓶梅〉的问世和演变》等论著）

其次是陈诏对魏子云观点多有驳议，后提出《金瓶梅》为指斥嘉靖时事，但他甚为谨慎，并未言明西门庆即影射明世宗（嘉靖）。（《〈金瓶梅〉指斥嘉靖时事考》等）

再次就是霍现俊以一部专著《〈金瓶梅〉发微》来考索：“西门庆原型为明武宗（正德）”。

他研究《金瓶梅》有如下伏线：

项羽——明武宗——西门庆

刘邦——明世宗——玳安

虞姬——夏皇后——吴月娘

李瓶儿

吕后——曹端妃——潘金莲

庞春梅

《金瓶梅词话》的线索是：

明线：西门庆——玳安

暗线：明武宗——明世宗

应该说，考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程，当今许多论著之所以有注水之嫌，多因考据功夫不逮。从这点出发，我从来就尊重与佩服那些以考据见长的论述。

但是现在金学界有些人已将考据、索隐与猜谜混为一谈，甚至走向了胡适所讥之所谓猜呆谜的境地。

表面上弄得玄乎其玄，实则在表演那“偷了斧子”的寓言故事。为迎合或挑逗市井细心的“窥密”心理：热心了解所谓“内幕”信息和谜底，而将文学作品贬值为浅薄的影射史学的附庸，这实在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残酷的“解构”。

当然，这种怪现象，在《西游记》研究，尤其是《红楼梦》研究领域也是愈演愈烈，那些猜怪谜的书竟畅销不已。如雍正夺嫡的神话，早被有识之士批得体无完肤。

那神话的关键在于说康熙遗诏本为“皇位传十四子胤祯”，被雍正以特务手段改为“皇位传于四子胤禛”。传得神乎其神，煞有介事，殊不知纯为无稽之谈。

其一，这不符合清代关于皇子的称谓制度。明代书写“太子”必冠以“皇”字，成“皇太子”，其他皇子则不必冠以“皇”字。清代则不一样，凡皇子，都必冠以“皇”字，作“皇某子”，如“皇四子”，“皇十四子”。以此格之，被改过的康熙遗诏只能是“皇位传皇于四子”。这岂不成不通之句而自露马脚？

其二，古代数字皆为繁体大写，“十四子”当写为“拾肆子”，简写之“十”可改为“于”，那繁写的“拾”又怎么改为“于”呢？（今日稍有保存意义的凭据中的数字尚且统统大写，难道“遗诏”如此重要的文件会简写让谁去以售其奸么？！）

其三，“於”与“于”在清代并不通用，传位于谁中的“于”只能写作“於”，不可能写作“于”。事关国本的诏书在关键字上会用别字么？“於”与“于”到民国年间才通用。

其四，雍正本名为“胤禛”，皇十四子本名“胤禵”，康熙四十七年封他为贝子的上谕中称之为“胤祯”，雍正继位后又复其名为“胤禵”。

若康熙遗诏中称皇十四子为“胤禵”，试问你怎么改为“胤禛”呢？凡此种种，是以汉文写遗诏为前提来论证的。（参阅冯尔康《雍正传》第65-6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

然从国家第一档案馆现存清代文档看，清廷文档几乎都有满文文本。

满文文本的遗诏你将怎么改去？康熙为接班人问题困惑了大半生，太子几经立废，使这个问题严峻到了残酷的境界，他会让遗诏轻易被人篡改？你也太低估了康熙的智慧与清廷的游戏规则了吧？

没想到时至今日，竟又有人拾起这则神话，津津乐道。并以此为起点，连篇累牍写出一本本畅销书（包括影视、小说与论著）。

今日的神话传播者刘心武，还别出心裁地喻康熙废太子为“月”，说秦可卿乃那“月”之遗爱，被贾府（曹府）收留，贾府也就成了与“伪日”雍正相对立的“太子党”即“月党”。

令人不解的是贾府既收藏了“月”之遗爱，为何又不珍爱她，让“扒灰”专家贾珍以乱伦的方式糟蹋她？她生前既是秘藏在贾府，死后为何又要那么张扬惟恐天下不知呢？此其一。

另外，中国古代咏月之诗多矣，何曾见过以“月”喻太子的。月主阴，太子乃今日的小太阳，不出意外就是明日之大太阳；以月喻之，他何能接太阳的班？恕我孤陋寡闻，只能说此等高论实在是闻所未闻。

据说某君以同样的佐料作出了五、六道大菜，并于“红学”、“曹学”之外开辟了一门所谓“秦学”。

我相信一个作家的良知该不会轻率地去“忽悠”读者吧？

此为题外话，就此打住。

（全文终）

《石钟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文章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章刊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后收入《石钟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