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长白长安结局（金锁记长安潜意识里的）
金锁记长白长安结局（金锁记长安潜意识里的）曹七巧是市井麻油店出生，能够嫁入豪门大户的姜家做二少奶奶，完全因为二少爷是个骨痨病人，常年卧病在床，坐起来还没四五岁孩子高。从花季到中年，曹七巧正常的情欲被压抑的无处安放，整天像祥林嫂一样四处宣泄她的委屈和不满。这句“苍凉的手势”在《金锁记》里出现过两次，都是关乎到被曹七巧病态的母爱而褫夺正常人生的女儿——长安。张父张志沂；张母黄逸梵然而长久缺乏相处沟通，她和母亲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隔阂。母亲周旋于自己的几个情人之间，对张爱玲的爱很寡淡。黄逸梵是庶出的女儿，被严厉管束自幼难享家庭温情，她把这种缺乏温度的严厉套用在自己女儿身上，长期被否定的张爱玲深感压抑，张爱玲一度和母亲关系非常糟糕，甚至黄逸梵临终前想见她一面，她都淡漠不理。但是张爱玲跟黄逸梵是极其相似的，在亲情上一脉相承的自私和寡情，基于自身母女相处的经验投射，所以在张爱玲作品中，母亲的形象多是颠覆传统母性的存在，这种异化扭曲的母爱，刻画
许子东评价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她是个很难安放的作家，在严肃文学和流行文学的对立中，张爱玲的作品既可作为城市小资的时尚文化消费，同时又是大学研究院的热门学术题目，而所有张爱玲文学作品的复杂性，都要从她和父母的关系说起”。
细读张爱玲的作品，会发现她塑造的人物里或多或少透露出她原生家庭的影子。
张爱玲出生于名门望族，父亲张志沂是晚清名臣张佩纶和李鸿章女儿李菊耦的独子，母亲黄逸梵是广西盐发道黄宗炎的女儿，并且是个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留洋归来的新女性。虽然二人的结合珠联璧合门当户对，但是婚后并不幸福。作为新女性她和丈夫张志沂晚清遗少的封建思想格格不入，她无法忍受张志沂抽鸦片、娶小妾，曾多次离家出走，在张爱玲四岁时远渡国外。
父母婚姻的破裂和家族江河日下的衰败，使得张爱玲未曾感受到父母的关爱。父亲成日里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继母孙用蕃动辄对她凶狠责骂。父亲曾因为她和继母争执，把她痛打一顿后关了半年禁闭，张爱玲在母亲回国后选择投奔了她。
张父张志沂；张母黄逸梵
然而长久缺乏相处沟通，她和母亲之间存在着不可消弭的隔阂。母亲周旋于自己的几个情人之间，对张爱玲的爱很寡淡。黄逸梵是庶出的女儿，被严厉管束自幼难享家庭温情，她把这种缺乏温度的严厉套用在自己女儿身上，长期被否定的张爱玲深感压抑，张爱玲一度和母亲关系非常糟糕，甚至黄逸梵临终前想见她一面，她都淡漠不理。但是张爱玲跟黄逸梵是极其相似的，在亲情上一脉相承的自私和寡情，基于自身母女相处的经验投射，所以在张爱玲作品中，母亲的形象多是颠覆传统母性的存在，这种异化扭曲的母爱，刻画得最为典型深入的，当属《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作家叶兆言说，“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这句“苍凉的手势”在《金锁记》里出现过两次，都是关乎到被曹七巧病态的母爱而褫夺正常人生的女儿——长安。
曹七巧是市井麻油店出生，能够嫁入豪门大户的姜家做二少奶奶，完全因为二少爷是个骨痨病人，常年卧病在床，坐起来还没四五岁孩子高。从花季到中年，曹七巧正常的情欲被压抑的无处安放，整天像祥林嫂一样四处宣泄她的委屈和不满。
在长安出生后，曹七巧立即停止了和丈夫的夫妻生活。长安的出生，只是作为母亲巩固家庭地位的必要手段，而哥哥长白才是延续姜家香火的根本。
可以看到，在姜家这个封建大家族中，男性父权的整体缺失。整个家庭开支运转都由姜家老太太把控，姜老太爷的过世一笔未提，而不提却是精彩之处，暗合了姜家三个儿子的羸弱。大儿子同样未着笔墨，完全通过大奶奶玳珍发声。二儿子是在曹七巧的牢骚漫骂中凸显出具体形象：一个虚弱病重的软骨病人。三儿子姜季泽是一个吃喝玩乐的败家子，这样一个混不吝的男性形象，却是七巧情感寄托的对象，这种对情感对象降低到最低标准的将就，正映衬出曹七巧情欲上极度的压抑和渴望。
《金锁记》插画：曹七巧
当家庭以女性为主导时，反而对女性自身毫无裨益。以姜老太太为中心的封建传统女性，却是更为严苛地履行父权对女性地位的剥夺。封建思想下的“母权”，本质上还是没有女性自我意识的，它仍然是对父权制度的趋同。所以才会有姜老太太明知二儿子是个行将就木的残废，依旧花钱买了曹七巧做媳妇，这种对女性活泼泼的生命的蔑视，是导致曹七巧以及长安人生悲剧的一大原因。
曹七巧在对丈夫极度的憎恶和对姜老太太的恭顺中耗费了她人生最青春美好的十年，这十年里一个个干枯的日子磨平了她一切女性的美好，她刁钻泼辣、自私市侩，沉溺于抽大烟，对生活只有抱怨和愤恨。长安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到了十三四岁，先天不足身材瘦小，看上去才只七八岁的光景。
父亲存在过的痕迹太过浅淡，父爱不能够以坚强的力量出现，母亲的强势却如荫翳笼罩在头上，这种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长安，天性里就带着软弱和驯服。这也是她以后人生悲剧的伏笔。
太宰治在小说《人间失格》中写道：“别人寥寥数语的责备，对我如晴天霹雳。”
想要摧毁一个人的自信心，只要在他幼年时不断地否定他就够了。曹七巧在打压和贬低长安的自尊上，言语如锋刀利刃。因为忌惮长安的身体越来越出落成熟，这种天然的女性魅力仿佛是对自己惨白人生的嘲笑，她强迫长安裹了脚，为了防患长安少女自然对爱情的思慕，她不厌其烦地灌输长安“男人都碰不得”。一年下来，长安的脚再也无法恢复原状了，这种身体上的摧残，是对长安尚未萌芽的反叛意识的阉割，也是对童年天真尚存的阉割。长安的伏顺也自此夯实了根基。
因为游手好闲的长白不肯去洋学堂，为了和妯娌们攀比，长安得以被母亲送去上学。在母亲的钳制下长得幼弱不堪的长安，从住校后反而发育得饱满圆润了起来。这也是长安人生里短暂无忧的一段时光，她像一个新式教育下的普通少女，结交好友、浪漫多情、喜欢崇拜着音乐老师。因为落失了一条褥单，心疼银钱的七巧对她破口大骂，甚至要闹到校长那里去索要赔偿。母亲歇斯底里的蛮横无异于将少女敏感的自尊往泥里践踏，为了捍卫封存自己拥有的美好，长安选择退学，少女长安随着她深夜里吹的如泣如诉的口琴声杳然飘逝，她青涩的暗恋还没打个朵就蔫灭了，这是长安对花季的告别。
长安、曹七巧插画
长安变得和母亲一样，对生活无休止地消极抱怨，挑事生非，惹人生厌，活脱脱一个七巧翻版，她的年轻是被盐腌渍过的干巴巴的年轻。长安病了，母亲不带她求医问药，却引诱她抽鸦片止痛，如此长安的人生就完全受控在母亲的掌握之下。七巧将前半生经受的屈辱，一点点地嫁接到长安的身上，她需要一个和她相似的、得不到爱的人陪衬着，所以她一点点焙干女儿娇艳的青春，获得一种“母权”上绝对的快感。
长安三十岁才经由堂妹介绍结识了留学归来的童世舫，这位受过新式女子情伤的男人，一心想娶个旧式妻子。长安在这份恋情里活了过来，像枯了的玫瑰汲取了水慢慢新鲜了起来。为此长安不惜戒烟，收敛性情，温柔得如初融的春水。作为一个控制型的母亲，七巧不能容许长安拥有自己私密的情感，当她花费三十年塑造的女儿突然有了魅力风情，这种失控的挫败感让她倍感焦虑。于是七巧不择手段地拆散了女儿的姻缘，彻底断绝了长安的青春和爱情。
七巧真正焦虑的，不是儿女的成长幸福，而是与儿女的分离。她自身缺乏独立思想，需要无时无刻地掌控另一个人命运的成就感，来平衡她人生的失败性，这种儿女的臣服和她的被需要感，消解了七巧人生的无意义感和极度的空虚。
母亲经年累月的嘲讽谩骂摧毁了长安脆弱的自尊，衍生出了“低自我价值”感，她不敢面对社会的风浪，不敢争取自己想要的生活，自暴自弃地放弃自我提升，成为母亲期望下的“废材”模样。面对问题时，长安想到的不是解决，而是退缩，逃避是长安下意识的情绪反应，自信心匮乏下深深的不配得感，让她事先在心里预设了最糟糕的结局，放弃反而会有一种不会失去的安全感。
《金锁记》于1944年发表在上海以女性为主导的刊物《天地》上，彼时的上海正处于沦陷时期。五四运动以后，以改变国民性、以社会写实性为主旨的反封建主义新文学应运盛起，新文学和时代的呼吸、民族的命运一脉相连，是历史的喉舌，它对于现实黑暗的揭露及民主自由的向往为日本侵略者和汪伪 政权所忌惮，因而在沦陷时期，以老舍、巴金、茅盾等为代表的新文学被禁令切断。张爱玲的文学正是兴起于此，她的作品多以女性视角表达男女间情爱的硝烟以及凡俗生活的卑琐，是带着个人主义烙印的女性文学。正因为张爱玲作品缺乏了对时代的攻击性，才有了生存繁盛的土壤。
当张爱玲以她极致敏锐细微的描摹，将悲悯的目光探向被主流文学忽略的女性整体时，社会新旧交替之下，被时代洪流淹盖的女性个体命运的沉浮，微末却有着一种触目惊心的写实呈现。民国是一个新思潮不断涌入的时代，“新”的浪头打下来。“旧”的浪头被褪下，在“新”与“旧”碰击的一霎那，产生的触痛需要很多人的命运去消解。
从新的历法替代旧的历法开始，“新”与“旧”二者之间就成为非此即彼、不可兼容的对立。顺应时代革新最快的是有话语权的知识份子们，然后是能够快速适应新派思想言行的人。张爱玲笔下不少女性形象，正是在新、旧夹挟之下最手足无措的一群女性，她们是随着旧的时代被视为封建糟粕的牺牲者。
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转身走了，长安没有能力干涉，她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就像童世舫之所以选择长相平凡的长安，正是因为长安在他心目中是“旧式”的女子，“妻子还是旧式的好”，他的知识新女性前女友，敢爱敢恨追求自我和他分了手，因此他想找个旧式女子结婚。这就是长安给童世舫的刻板印象：传统、温驯、守贞。本质上是对长安这一女性群体的想当然的框限和漠视，娶长安是一种不会给自己添麻烦的利已的选择。
长安一方面在母亲的严苛管制下，是一个思想落后的封建传统女性，另一方面，她短暂地接受过新式教育，和身为新女性的堂妹来往，她内心有对个人幸福的期翼，也有想摆脱命运的细微挣扎，在告别校园生活的无奈伤感之下，排遣情绪的方式是用口琴吹奏英格兰民谣《Long Long Ago》。长安是一个“旧”的不彻底、“新”的不纯粹的女性。她在面对童世舫的追求时，表现出一种讨好式的迎合，她收敛性情，温和淳良，沉静羞赧， 努力成为童世舫所需要的“旧式女性”的形象。看似像一个新女性一样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实际上还是没有自我意识“被选择”。
长安缺乏了自我认同的爱情，脆弱如纸，仅仅在想到童世舫要和母亲见面，就恐慌到无以复加。她知道母亲将会用什么样难堪的语言在她最爱的人面前撕碎她潜心的伪装，也担心母亲的粗鄙暴戾将引起童世舫对她的轻视，就像当初主动退学一样，她又一次退缩了，提出和童世舫解除定婚。在痛苦的同时长安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她太了解自己的母亲，一开始就预想了七巧必定会摧毁她的爱情，这种害怕面对的恐惧感，让她主动去切断近在眼前的美好生活，退回到母亲期望她的预设中去，那么她想象中的难堪就不会发生，她可以卑微地保全一点自我的尊严。鸵鸟似的逃避，恰恰是最深层的软弱。
长安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割裂她人生，正如她裹过又放开的脚，她是在精神的桎梏与自由的缝隙里没有归宿的人。童世舫对长安的向往，不过是他理想化中对“旧式女性”的美好堆叠，当曹七巧用一种疯子般的审慎和机智，不动声色中将长安抽大烟、长白的姨奶奶、深宅大院里的不堪统统现在童世航眼下，果真吓清醒了他的“爱情"，所谓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不过是虚幻的梦里一阵古旧呛人的尘烟！
长安的爱情戛然而止，那摁在内心的自卑和对命运的归咎，连同她正常的人生，齐齐淹在时代的急流之下，沉入泥污，激不起一丁点浪花。
弗洛依德在精神分析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强迫性重复”。当一个人在幼年经历过心理创伤，会使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不自觉地退回到遭受挫折的心理发育阶断，不断地重复曾经经历的痛苦。正如弗洛依德所说：“如果没有能够消化好创伤，那些被压抑下去的东西注定会变成当下的经历被重复出来。”
长安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地经历被母亲挑剔打击，因为父亲的病弱和离逝，母女间的亲密关系是长安接触的最初的与他人联结的关系，在这段本应当体会到亲情和关爱的关系中，长安感受到的是不停地被伤害。生活圈子被限定在这个家庭里，使长安没有机会走出去和他人建立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当这种状况成为一种恒定的、不可避免的情感经验存在时，就会产生一种无力抵抗的宿命感，即使在成年后，有能力逃离时，还是会选择将自己陷入同样的处境里。
精神病学家Bessel认为，“强迫性重复行为的核心是一种无助感，一种无力摆脱重复命运的无助”。长安有两次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第一次是接受新式教育，第二次是与童世舫的自由恋爱。但是都是在遇到一点点困难的时候，她就飞快地选择放弃，并将自己的人生归结于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这种带着自我逃避的安慰，实际正是强迫性重复所带来的持久的无助和失控感。
在母亲塑造的封闭的权威环境里，长安不具备自我救助的能力。当她尝试从与童世舫的依恋关系中寻找安全感时，爱情的甜蜜曾给过她短暂的勇气，比如在母亲的冷嘲热讽下坚持戒除烟瘾。然而她在畸形的教育下并没能够建立情感的稳定性，个人价值感的缺乏使她的意志过于薄弱敏感，七巧灌输的男人靠不住的理念潜移默化，长安的潜意识里是不相信爱情的，即使童世舫承诺要娶她，她还是会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而无端的猜疑，因而长安未能和童世舫建立牢固的依恋关系，因为一心扮演“旧式闺秀”，她从来是安静内敛的，更无从去对童世舫叙说创伤。
回到和母亲的关系中去，承受她带来的无休止的伤害，并且从母亲身上习得她的一切特质，这是长安“选择”的生存策略。在这个生存策略之后，是无力摆脱的心灵创伤，以及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失去了自我生存的能力和独立的思想，她只能沦为新世代之下一个腐朽的旧式女性，依附在母亲为她打造的黄金枷索之下，虚耗人生。
七巧死了，长安的故事并没有完。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