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怎样才能推翻清朝（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为何容不下偏居西南一隅的汉人藩王）
三藩之乱怎样才能推翻清朝（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为何容不下偏居西南一隅的汉人藩王）此时摆在吴三桂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自杀殉国，二是回关加入李自成，三是投降满清。对于自杀，吴三桂是没有这个胆的，他割舍不下眼前的权力和荣华富贵。然而明朝气数已尽，到1644年，整个辽西除了宁远，所有城池全被清军攻陷，不久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明朝宣告灭亡。庙堂之上，阉党、东林党党争败坏朝纲，地方乡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席卷大江南北，加之小冰期气候变冷，导致农业大量减产，发生全国性饥荒。不过最让明朝头疼的当属盘踞东北的后金，这个强大的满洲军事集团对中原大地垂涎三尺，磨刀霍霍准备随时取代大明成为华夏新的主人。为了阻挡满清八旗铁骑，公元1639年，明廷将防御后金的辽西军事重镇宁远交到了当时军事能力出色的将门之后，年仅27岁的吴三桂手里。
序言三藩之乱是指公元1673年，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等三个汉族藩镇王发起的反清战争。
这场战争持续八年，最终以清军攻入云南昆明，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宣告三藩被彻底平定。经此之乱，吴三桂等人从建立大清的开国元勋沦为逆臣贼子。
究其原因，表面上是吴三桂反清失败，但实际上却是满洲统治者与汉人军贵地主阶级的政治矛盾体现，所以吴三桂等人从叛明降清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这一悲惨下场。
吴三桂降清:晚明军事权贵与后金瓜分大明的政治交易17世纪上半叶，已走过两百多年历史的大明王朝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奄奄一息的努力挣扎。
庙堂之上，阉党、东林党党争败坏朝纲，地方乡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席卷大江南北，加之小冰期气候变冷，导致农业大量减产，发生全国性饥荒。
不过最让明朝头疼的当属盘踞东北的后金，这个强大的满洲军事集团对中原大地垂涎三尺，磨刀霍霍准备随时取代大明成为华夏新的主人。
为了阻挡满清八旗铁骑，公元1639年，明廷将防御后金的辽西军事重镇宁远交到了当时军事能力出色的将门之后，年仅27岁的吴三桂手里。
然而明朝气数已尽，到1644年，整个辽西除了宁远，所有城池全被清军攻陷，不久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明朝宣告灭亡。
此时摆在吴三桂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自杀殉国，二是回关加入李自成，三是投降满清。对于自杀，吴三桂是没有这个胆的，他割舍不下眼前的权力和荣华富贵。
只剩下后面两条道，思来想去，最终吴三桂选择投靠清朝，1644年四月，吴三桂打开山海关作为政治献礼，引清军进京。
在此之前，为大明镇守皮岛的毛文龙旧部耿仲明和尚可喜分别于1633年、1634年投降满清，并在1636年被封怀顺王、智顺王，而吴三桂在引清军入关不久即被封平西王。
至此满清形成以八旗为主，汉人军事集团为辅的政治格局，三藩的雏形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对于满洲统治集团而言，吸收明朝军事力量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因为在当时，满洲八旗兵力仅有12万人，而明朝覆灭之际，各省仍驻有大量军队，总兵力达到100万，李自成的大顺军也有100万人，其中主力精锐20万，张献忠的大西军有30万人。
从形势来看，中原、关中等广大北方地区被李自成占有，福王朱由崧在江南地区建立南明，而四川、湖南则被张献忠占领。
面对庞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南明小朝廷的反抗，满清八旗虽然战斗力强悍，但兵力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所以不得不依靠明朝的降官降将充当前锋。
其中吴三桂掌握关宁铁骑五万，尚、耿两人拥有两万兵马，与八旗军合计二十万，尤其是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是当时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其战斗力与八旗不相上下。
再加上三位藩王熟悉内地情况，因此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成为八旗以外的最重要力量，相比之下，南明和农民军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在强大的满清-汉人军贵联合部队的冲击下，这些对手几乎不堪一击，对于三位藩王而言，与清军联合也可以得到丰厚的政治回报，封王拜相，世代享受荣华富贵是轻而易举的事。
所以他们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终于在满清入关后，经过近二十年的斗争，坚决抗清的农民军失败了，南明的腐朽政权也垮台了。
满清如愿以偿，坐上了华夏江山，同时也到了分蛋糕的时刻，由于满清起于东北，所以清廷把八旗力量放置在北方，以保卫京师及驻防各重要城池。
至于八旗力量尚不足以控制的南方各省，就让吴三桂等去镇守，其中:吴三桂为平西王，驻云南，兼管贵州，尚可喜为平南王，驻广东，耿精忠（耿仲明之孙，耿仲明已于1649年病逝）为靖南王，驻福建，上述势力合称三藩。
被封为平西王后的吴三桂，把自己定位为明太祖朱元璋的义子沐英，子孙后代世袭王位，镇守云南，其作风也相当霸道，史书记载:
“吴三桂自恃势重，尽据明黔国公沐氏旧庄七百顷为藩庄，圈占民田，迫令照业主例纳租，勒平民为余丁，不从则诬指为逃人。”
可惜吴三桂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满清不是明太祖，吴三桂也不是沐英，两者没有养育之恩，只是互相利用而已。
最关键的是，吴三桂没有意识到满洲统治阶级对汉人的提防不亚于蒙元。在满洲人眼中，无论从族群规模还是军队数量，自己都是绝对的少数力量。
要想有效控制这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近亿的人口，满洲统治者首先必须凝聚自己的力量，八旗军队更是被视为国家根本、朝廷柱石，而且这些八旗将士为清朝定鼎中原立下汗马功劳。
自清初开始，“首崇满洲”就成为清朝的既定国策，清朝除了在教育、刑律、待遇等方面给予满人优厚的条件，最明显的当属官僚制度。
当时朝廷实行满汉复职制度，即一个职务要有一个满人和一个汉人担任，不过所有的汉人班列均在满人之下，而且朝中要害部门和关键职务均由满洲官员把持。
地方政权更是如此，清初各省总督及边疆大员、将军全部为满人，只有知府、知州、知县一级才由汉人担任。
至于仅次于皇帝地位的亲王，也只有皇帝的直系血亲才能担任，清初共有八位铁帽子亲王，其中七位是努尔哈赤的儿孙，一位是侄子。
而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是唯一的三位异姓汉人王爵，他们超脱于所有汉人之上，几乎与清朝宗室子弟平起平坐。
这种超常规的特例也许在清朝刚刚定鼎天下时可以被接受，然而随着承平日久，吴三桂等三人的政治价值降低，藩王体制也就成为满清皇权专制的阻碍了。
所以最根本的矛盾就是民族统治阶级的改变，后来在三藩叛乱发布的檄文中指斥清朝统治者“窃我先朝神器，变中国冠裳”，声称要“共奉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就深刻印证了这一问题。
为什么要削藩——三藩拥兵自重，威胁满清皇权统治除了满清特权统治架构外，三藩拥兵割据也是清廷坚决削藩的原因。
满清夺取江山后，三藩直接控制四个省，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各有兵力十五佐领，绿营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两万。
佐领是八旗的一个单位，在顺治初年，一佐领为三百人，尚、耿二人纸面上的兵力各三万余人，再加上自己的降军旧部，两人合在一起兵力接近十万。
而平西王吴三桂势力更大，管辖五十三佐领，绿营兵一万二千，丁口数万，加上关宁铁骑旧部，吴三桂共有兵力十二万，三藩总兵力超过二十万。
当时满清所属八旗309佐领，即便算上编制外以及蒙古八旗，总兵力大约十二万，清廷不仅在军队数量少于三藩，地盘控制也未能形成优势。
吴三桂的部将王辅臣是陕西提督，李本深是贵州提督，吴之茂是四川总兵，同时吴三桂还与台湾郑氏集团暗中往来，加上尚、耿的广东和福建，三藩势力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按照清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理念，吴三桂敢叛明，就敢叛清，满清统治集团岂能容忍汉人藩王久居卧榻之侧！
偏偏这三位藩王还不消停，当时吴三桂初镇云贵，清廷准予其便宜行事的政治优待，云贵督抚全受他节制，同时还有权授文武官员，号称“西选”，当时有“西选之官遍天下”之说。
不仅如此，三藩索要钱饷巨大，其中，吴三桂的云南省每年俸饷平均达九百余万，加上粤闽二省，三藩年需两千余万，清朝财赋近半耗费于三藩。
另外，吴三桂镇守云南十余年间，私自开矿铸钱，大肆征收边境关税，垄断盐铁贸易，而且日夜操练兵马，打造军械武器。
耿精忠袭封王爵后，纵令属下夺农商之业，更过分的是当时谶纬有“天子分身火耳”之谣，他竟妄称:“火耳者，耿也。天下有故，据八闽以图进取，可以得志”。
尚可喜则利用广州通商口岸便利，走私大量货物，但尚可喜年老多病，将权力交到其子尚之信手中，尚之信为人狂傲，横征暴敛，三藩虽各据一方，但互相通气，广布党羽，已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
到1661年康熙继位时，三藩已成尾大不掉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熙愈加认为三藩成为满清统治的心腹大患，最终在1673年康熙下令削藩，吴三桂宣布起兵反清，三藩之乱正式爆发。
有意思的是，吴三桂起兵之初，跟随他的只有靖南王耿精忠，尚可喜在收到吴三桂起兵消息后，坚持效忠清室，后来更是以广东弹丸之地牵制十余万吴军北上。
在此期间，广东十郡失其四，情势十分危急，广州城危如累卵，尚可喜甚至在后院堆满柴火，准备在危急时刻自焚。
1676年二月，尚之信发动兵变，夺取广东最高指挥权，响应吴三桂叛乱，同年十月，尚可喜在广州薨逝，享年73岁，据说在临终前说:
“吾受三朝隆恩，时势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
康熙听闻其死讯为之动容，赐谥号为“敬”，后来讽刺的是，乾隆年间，尚可喜被列入《贰臣传》，可惜一生效忠清室，最后仍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