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男大十八变（红楼天地张义春）

红楼梦男大十八变（红楼天地张义春）两个臭老九，天长与地久。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阿英有浓郁的藏书情结。说起淘书、藏书，学者之中，郑振铎第一，阿英第二。李一氓说，阿英“如果稿费在隔宵还不曾用完，第二天他便又挟了一大捆旧书来。”姜德明说：“一进他正房的客厅，迎面便是一排硬木书橱，摆的全是旧书和期刊，中间案板上摆满了一迭迭的旧书，那是他刚刚搜集来不及细读的，或者是他正在写作和研究时所用的书。”阿英女钱小云说：父亲“七十七年的人生------与书结下了不解的缘份，他一世读书，著书，编书，藏书，爱书。书，是他几十年痴恋不渝的伴侣；书，融进了他的生命”。鲁海说，“现代我国的藏书家，首推郑振铎同志，其次当为钱杏邨（阿英）同志。”据说，阿英藏书在十万种以上，还不包括期刊小报。仅《红楼梦》，他就收藏了近百种版本。阿英淘书、藏书的故事，多记录在他的买书随笔中，此等文章生动而趣味，活画出一个书痴的形象。他说：“午夜扣门，挨门惊扰去买书”，后来

烂额焦头为买书——阿英

作者|张义春

阿英（1900～1977），原名钱德富（赋），笔名钱杏邨、魏如晦、阿英、钱谦吾、张若英、阮无名、黄锦涛等，芜湖人，1920年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肄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太阳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者之一。抗战爆发后，着力戏剧创作。1941年转移到苏此，在新四军主管新闻、文化和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书记、大连文委书记等职。建国后历任天津市文化局长、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等职。

一、藏书情结

阿英有浓郁的藏书情结。说起淘书、藏书，学者之中，郑振铎第一，阿英第二。李一氓说，阿英“如果稿费在隔宵还不曾用完，第二天他便又挟了一大捆旧书来。”姜德明说：“一进他正房的客厅，迎面便是一排硬木书橱，摆的全是旧书和期刊，中间案板上摆满了一迭迭的旧书，那是他刚刚搜集来不及细读的，或者是他正在写作和研究时所用的书。”阿英女钱小云说：父亲“七十七年的人生------与书结下了不解的缘份，他一世读书，著书，编书，藏书，爱书。书，是他几十年痴恋不渝的伴侣；书，融进了他的生命”。鲁海说，“现代我国的藏书家，首推郑振铎同志，其次当为钱杏邨（阿英）同志。”据说，阿英藏书在十万种以上，还不包括期刊小报。仅《红楼梦》，他就收藏了近百种版本。

阿英淘书、藏书的故事，多记录在他的买书随笔中，此等文章生动而趣味，活画出一个书痴的形象。他说：“午夜扣门，挨门惊扰去买书”，后来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好笑。”“只要身边还剩余两元钱，而那天下午又没有什么事，总会有一个念头向我袭来，何不到城里去看看旧书？于是在一小时或半小时之后，我便置身在那好像是自己的乐园似的旧书市场之中。”“如果获得了不经意的珍秘书籍，有如占领了整个世界。”“旧书的价格都是可观的，价高的有时竟要占去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生活费，常常使自己的经济情况陷于极端困难。”“想到自己为着一些书，弄得节衣缩食，废寝忘餐，其艰苦也多可记。”“孜孜写作为何事？烂额焦头得买书”。

坐拥一城书，是阿英最大的享受，不过阿英不像一些藏书家，对自己藏品“秘不示人”，而是主动提供给文友作研究。1935年，鲁迅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阿英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珍贵的图书搬出来，让鲁迅挑选，使鲁迅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夏衍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和藤森成吉《北美印象记》《牺牲》二书在战争中丢失，解放后，阿英搜购到此书，马上赠予夏衍。1960年，姜德明研究鲁迅，缺少鲁迅的《域外小说集》和《地底旅行》二书，阿英得知后，赶紧将自己收藏的这两本书送上门。据阿英女婿吴泰昌回忆，建国后，郭沫若经常到阿英家看书，查找资料，或写信给阿英委托查寻。后来，当郭沫若得知阿英之子钱毅为国捐躯时，他含痛挥笔为钱毅题“烈士钱毅之墓”的墓碑。解放后，他们同在北京，来往更密。1977年6月28日85高龄的郭沫若参了阿英追悼会，久久不肯离去。归途中，他脱口咏诗：

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

两个臭老九，天长与地久。

李一氓收藏词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托阿英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旧书店收集的。郑振铎与阿英过从甚密，也常常到阿英家借资料，或交换史料。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郑振铎的《晚清文选》，郑在序中说：“阿英先生……的帮助，我永远不能忘。”阿英不但热情帮助同辈，对后辈也不遗余力。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学子们《中国文学史》，阿英将自己刚出版的资料集赠送，同时还将郑振铎赠他的《昭明文选》长期借给这些学生。

阿英珍藏的史料，对保存历史真实性提供了证据。据吴泰昌回忆，1960年，苏联专家研究高尔基1928年准备写中国白色恐怖的情况，有关档案在苏联找不到。他们知道阿英是史料收藏大家，于是向阿英打听来龙去脉。阿英根据1928年中国济难会代表从苏联回到上海，传达会晤高尔基谈话时自己的记录加以证实。当时阿英与郁达夫共同为济难会主编文艺半月刊《白桦》，所以知道此事。阿英还在1929年12月5日作《高尔基与受难者》一文中记录了这件事。苏联高尔基研究机构得到阿英的证实材料后，一再表示感谢。

阿英在保存和刊印革命文献上贡献突出。上海沦陷后，他不顾日寇刀丛的逼迫，受党的委托，积极传播和保存毛泽东著作和方志敏遗著等，为建国后党史编写提供了众多资料。黄镇将军的《长征画集》是阿英收藏的，并于1938年由阿英编辑首次出版。这是当时唯一的一部长征亲历者创作的反映伟大长征生活的美术作品集。同一年，他在自己主编的《文献》月刊上公开发表毛主席1937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电文、决议和宣言等，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1939年，阿英为亡友瞿秋白编撰全集10卷本，后因时局变化未出版，但为以后的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3年，阿英在苏北农家昏暗的灯光下将自己多年收藏的陈毅诗词十六首，用蝇头小楷集中抄录下来，为以后出版《陈毅诗词集》提供了重要材料。

到解放区后，阿英享受供给制待遇，物质生活包干、衣食住行无后顾之忧。但没有多少现金收入，日常津贴费有限，口袋里缺少人民币，为了买书，他不得不经常借贷。据《文代会日记》记载，1949年4月12日阿英从大连出发，“晨7时赴光华（书局），取天津光华介绍信，以备单身随军南下时存件；并向其再借300万元，合欠1300万元正。”同年4月22日，“至陈宜芳同志处，借人民币5000元。”同年4月28日“到接管处访宋部长，并借得人民币1万元。”同年6月11日“至程科长处，借人民币5000元。”同年6月12日“函黄松龄部长，借7万元。”同年6月14日“到（李）克农处，还万元。”同年6月26日“到克农处，借10万元，还事物处2万元，一氓兄5000元。”……

1986年，阿英子女遵父遗嘱，将以清代木刻本为大宗的4900余种、12930余册珍贵藏书和100多件文物捐赠家乡芜湖，陈云题匾额“阿英藏书陈列室”，张爱萍作题词“万卷诗书寄乡情”。阿英生前曾两次向国家文物局捐赠明清善本古籍82册。他多次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人，清贫一生，绝不可因物而累。我留下的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人民的，以后都得‘物归原主’”。

二、红学业绩

1、负责“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

“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是红学的一件大事。1963年8月17日至12月2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以及故宫博物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3个月的时间，吸引21万人次参观。

阿英是筹备这个展览会的负责人。展览会从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红楼梦》的各种著作到《红楼梦》时代的参考文物，康、雍、乾时代的服式、器物和园林建筑，共设6个展室，2000多件展品，琳琅满目，洋洋大观。许多对研究《红楼梦》极有意义的珍贵资料和文物，如康、雍两朝颁发给曹雪芹祖先的诰命，曹寅、曹頫给康熙、雍正的奏折，还有曹頫、李煦被革职抄家的档案史料等。特别是《红楼梦》书中写到的通常以为并非真实存在的诸如联珠帐、琥珀杯、金玉如意等文物，全部是阿英在故宫文物库里精心挑选到的。这些文物经他的考证，其制作年代、工艺、式样等，与《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完全相符。更使阿英喜出望外的是，他还在故宫文物库里找了贾宝玉身披的那种大红猩猩毡斗篷和元春归省时仪仗用的俄罗斯毛裘。

这次展览会国内展览结束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配合拍摄了纪录影片《纪念曹雪芹》，特请阿英撰写了解说词。阿英还应《文物》杂志的约请，发表了《漫谈〈红楼梦〉的插图和画册》。在此期间，对外文委将展览会展品稍作调整后，改名为“红楼梦展览会”，由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朝日新闻社主办，于1964年到日本的东京、大阪、九州等地巡回展出，引起了东瀛文化界的巨大轰动。

2、整理《红楼梦》研究资料

在红学研究上 阿英没有推翻或建立某种理论，没有产生过惊世骇俗的轰动效应。但他的成就却不可低估。这主要表现在对《红楼梦》研究资料的整理上。1936年，阿英将搜集的十七种《红楼梦》研究资料归类评析，扬优黜劣，完成《红楼梦书话》著作，1941年又编定《〈红楼梦〉书录》。这两本书，尤其是前一种，较为全面地显示了阿英早期红学研究实绩，突出地体现了阿英解放前对红学的贡献。

《红楼梦书话》较早勾勒了旧红学的发展线索，将二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基本符合旧红学的发展状况而为多数人接受与认同；正确地评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红楼梦》研究著作，通过这些评介，具体地表现了阿英红学观点的进步性；保留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随着时光流逝、版本淹没，阿英的工作日见其珍。

《〈红楼梦〉书录》将各种《红楼梦》版本，研究专著及戏曲美术作品列出书目并略加说明而成。共开列书目一百零七种，而且分出的类别也较全面、科学。首为《红楼梦》各种正续版本，次为《红楼梦》研究之书，复次为诗文图谱，最后为译著。编排则“以发展为归，倾向自为段落。”这就使读者览此一目，能大体了解“二百余年来红学研究之发展过程”，也便于后学者把握红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扬长避短，少走弯路。

解放后，阿英的《红楼梦》研究，集中在通俗红学领域，特别是对《红楼梦》绘画、戏曲、说唱艺术的探索用功尤勤。五十年代中期，阿英又开列出《〈红楼梦〉书目（简目）》。与解放前的《红楼梦书话》、《红楼梦书录》比较，不同处有二：一是《简目》，只列书名、版本，不加介绍、说明；二是所列书目一百九十九种，大大多于解放前之二种，增收了较多的通俗《红楼梦》作品。同时，他致力于《红楼梦》美术作品的研究，有《红楼梦版画集》《〈杨柳青红楼梦年画集〉叙》等论文论著。

（此文之阿英收藏部分主要据陈明远之《文化人的困扰——阿英为例》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