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谋士曹丕上位后如何（曹魏34）

曹魏谋士曹丕上位后如何（曹魏34）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留守，在征讨田银、苏伯反叛中，千余人向将军贾信请降。曹丕召集众人商议，议者多以为不用报请曹操，可依过去成例斩之，程昱不同意。在留守监国期间，曹丕能够听取意见，约束自己，又表现出处理问题的决断力。在这场争夺中，曹植阵营有丁氏兄弟、杨修、杨俊等；曹丕阵营有贾诩、桓阶，还有被称为“四友”的陈群、司马懿、吴质、朱铄。司马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曹丕在处理棘手问题之时，不敢自专，懂得如何处理好与曹操的关系。皇朝或王朝的世子在主君外出期间，负有监国的职责，“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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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曹植的夺嫡之争，就曹丕兄弟二人来说，在父母的宠爱和个人才华方面植优丕劣；在立嫡以长的观念和大臣的支持上，丕优植劣。

对曹植来讲，他所要做的就是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受宠地位，宠而不骄，静待曹丕犯错，如此可以争取大臣的支持。

果其然，曹植会胜出。对于曹丕来说，需要扬长避短，“御之以术”，争取赢得曹操的支持。在专制制度下，确定谁有继承权的往往是君王本人。

1、曹丕凭啥胜出？（1）自我砥砺，不违子道。

在这场争夺中，曹植阵营有丁氏兄弟、杨修、杨俊等；曹丕阵营有贾诩、桓阶，还有被称为“四友”的陈群、司马懿、吴质、朱铄。司马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

曹丕在处理棘手问题之时，不敢自专，懂得如何处理好与曹操的关系。

皇朝或王朝的世子在主君外出期间，负有监国的职责，“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

在留守监国期间，曹丕能够听取意见，约束自己，又表现出处理问题的决断力。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留守，在征讨田银、苏伯反叛中，千余人向将军贾信请降。曹丕召集众人商议，议者多以为不用报请曹操，可依过去成例斩之，程昱不同意。

曹丕见争执不下，特意将程昱引入后室咨问。昱曰：

“凡专命者，谓有临时之急，呼吸之间者耳。今此贼制在贾信之手，无朝夕之变。故老臣不愿将军行之也。”

曹丕接受建议并赞之“君虑之善”。曹丕立即报告曹操，果然宽赦了降者。这不仅是赞扬程昱，也是对曹丕处理问题能力和方式的肯定。

在魏讽谋反时，曹丕没有先请而迅速处决一批要犯。问题出现的时间和场景不同，也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也可以看出曹丕的个人能力。

处理魏讽一事，曹丕既有临事不慌、快刀斩乱麻的决断，也没有忘记及时报告魏国真正的主人曹操。显然，曹操主导了魏讽事件的善后事宜。

曹丕十分清楚自己的位置，军国大事的决断权在曹操而不在己。虽然自己监国期间拥有“自专”的权力，但绝不能轻易使用。曹操在世，他不能把手伸得过长，需要处处隐忍。愈是对最高权力淡漠，人身愈安全，亦最有可能继承权力。

曹丕在追随曹操征战途中，仍不忘为人子的孝道，早晚到曹操营帐“定省”问安。即位前，曹丕行为谨慎，生活较清苦，曾向曹洪“贷绢百匹”。当时在军队里，“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在没有做皇帝之前，尤其是在争嗣过程中，曹丕能够约束自己的某些欲望，是一个懂得克制的人。

叶嘉莹先生也说：

“曹丕是一个有反省也节制的人，而曹植却是一个任性纵情的人。”

曹操征并州，留崔琰辅佐曹丕于邺。曹丕乃变易服乘，出城游猎。琰书谏曰：

“公亲御戎马，上下劳惨，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经国之高略，内鉴近戒，外扬远节，深惟储副，以身为宝。”

曹丕立即改正，并报书曰：

“昨奉嘉命，惠示雅数，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坏矣，褶亦去焉。后有此比，蒙复海诸。”

曹丕为太子，依然耽乐畋猎，晨出夜还。曹丕听后虽不高兴，然从此出游次数明显减少。

（2）以孝藏拙，技胜一筹。

曹植被时人目为“绣虎”，他的文学才华在曹丕之上，但政治斗争或者政治权变并不以文学才华作为衡量标准。卖弄机灵和文采，曹丕不是曹植的对手，但丕懂得藏拙，他在谋土的建议下尽力揣度曹操心理，“从而隐其诡诈，以敦朴、无华、纯孝的形象面对乃父”。

曹操出征，曹丕和曹植一起送行。曹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曹丕泣而拜，以对其父生命的担忧遮掩自己的文才不足。在对己不利的形势下，曹丕以孝藏拙，挽回颓势。

曹操的宦官家族出身为衣冠望族所不齿，但其所受的教育仍是儒家的，内心深处对儒家的礼仪孝道还是认同的。

曹丕不像曹植那样把自己的小集团完全暴露出来。曹植与杨修、丁氏兄弟的关系尽人皆知。杨修是曹操主簿，也是曹植知晓内部消息的重要渠道。另一主簿繁钦与曹丕交好。主簿乃“股肱近臣”。

既然杨修能给曹植通报曹操决策时的消息，繁钦是否也与曹丕暗通关节？曹丕引纳吴质进宫被杨修告发，但曹丕能及时得到消息化险为夷，他的消息来自何处？在曹丕兄弟嗣位未定之时，密访群司，杨俊称赞曹植，令曹丕“常以恨之”。

既然是“密访”，杨俊所言，当然不会是曹操泄露给曹丕的。总是有人告知曹丕，他才会知道。虽然这个人不一定是繁钦，但告知曹丕消息的人一定存在。只不过，曹丕没有曹植那样张扬罢了。

（3）亲礼大臣，赢得支持。

汉末动乱之际，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遭到重创，渐渐被边缘化，但深受儒家思想教育和影响的大臣心理深处，还常常以儒家的仁孝观念要求自己，衡量他人，并试图匡正时代。曹操在世时，曹丕很注重与大臣之间的交往，谦卑事之，以显仁爱礼敬之心。

荀彧是曹操军事和国政上的最重要谋士与盟友，丕“曲礼事彧”。荀攸有病，曹丕亲自探视，“独拜床下”。凉茂为太子太傅，丕对茂“甚见敬礼”。茂卒，以何夔代之，“每月朔，太傅入见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礼焉”。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家居期间，曹丕着装也符合礼制，与曹植放纵其妻衣服违制相比，他谨慎许多。

曹丕还常与“素所敬者”王朗交流思想，立太子后，王粲等皆仙逝。曹丕睹物思人，深感叹之，致书王朗曰：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曹丕对他们的恭敬也赢得了支持。

钟繇乃曹操之重臣，在与他的交往中，曹丕从索玉开始一步步加强他们之间的友谊。钟繇之玉块定为稀世之物，故曹丕欲得之，私下请曹植“转因人说之”。钟繇不仅很爽快地奉送，还为“奉贡”过迟而怀“愧耻”。

曹丕通过曹植传达欲得之心，何也？是否想让曹植知道其与钟繇的交往并没有涉及军国大计，以此麻痹之。曹丕不顾公子之尊，以钟繇后人的姿态为之铭曰：

“于赫有魏，作汉籓辅。厥相惟钟，实干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寮师师，楷兹度矩。”

曹丕通过索玉玖赠五熟釜，一来一往，巩固了与钟繇之间的关系。在曹丕现存书信中与钟繇书最多。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钟繇因坐魏讽谋反事免相，曹丕致书送菊慰怀，“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寿”。曹丕即位后，钟繇复为大理。曹丕称其与司徒华歆、司空王朗，“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

曹丕对待张范、邴原能够放下公子之尊，“执子孙礼”。曹操征伐在外，常令张范及邴原留与曹丕居守。有次举行宴会，邴原等宾客百数十人应邀而至。

在当时来讲，君、父孰重的问题是个礼学悖论，无君无父皆属寡德薄恩之人，无论如何回答都是错误的。裴松之注引这件事目的是想证明邴原的守正持道以及曹丕对他的礼重，并非一定真有此事。

（4）友爱宗室，争取后宫。

曹操父曹嵩夏侯氏子，乃“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与惇为从父兄弟”。故陈寿《三国志》“诸夏侯曹传”，将夏侯氏置于曹氏传人之前，盖确认曹操乃夏侯氏之后也。

因此，夏侯氏和曹氏应皆属宗室，且“夏侯、曹氏，世为婚姻”。

他们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皆深得曹操信任，又手握军事、政治重权。夏侯惇、夏侯渊、夏侯尚、曹仁、曹洪、曹休、曹真等，是曹操起兵和以后多年征战倚重的主要将领和亲信，“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咸有效劳”。争取这些人的支持，对曹丕争取继承权和以后的施政至关重要。

曹仁少时不修行检，做了将军之后，“严整奉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曹仁的治军之法对曹丕有所触动，他曾与弟曹彰书曰：“为将奉法，不当如征南邪！”

曹洪征战于外，曹丕常致书慰劳。洪也曾请陈琳代笔回复。

曹丕与夏侯尚、夏侯称皆为“布衣之交”。

夏侯惇子貅，少与曹丕亲善，丕曾建议其父将清河公主妻之。曹丕即位后，封其为安西将军。

曹休年十余岁丧父，曹操称其“此吾家千里驹也”，见待如子，使与曹丕同止。曹丕践祚后，拜领军将军，迁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每出征，曹丕常亲自送行，并“下舆执手而别”。

这一方面说明曹丕的用人之道，也可看出二人关系之密切。

曹真，字子丹。真父随曹操起兵，因“募徒众，为州郡所杀”。

操哀其少孤，“收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真与曹休共将虎豹骑，负责曹操宿卫。曹操还曾遣曹真和曹休二人随曹丕到南皮，一是丕与二人友善，二是要他们负责丕之安全，这也可以看出曹操的爱子之情。

这些人后来皆受重用，成为曹丕执政的重要辅助力量。

在继承权争夺中，曹丕的妻妾们也很卖力。

如郭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参与曹丕的权位争夺。曹干母亲王昭仪能帮曹丕在曹操面前说好话，大概是郭后的功劳。还有众多人等亦支持曹丕，“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曹丕对他们的游说应是费尽心机。

现有文献中，我们无法知道曹丕如何与其母卞氏沟通，争取支持，但可从其对母后家人的拉拢得到些线索。

卞兰乃卞太后侄子，“少有才学”。曹丕与他的关系应该比较密切，否则，他不会在《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中那样不遗余力地吹捧曹丕。

丕看后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报曰：

“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

从后来卞兰在魏明帝朝的表现，可知卞兰也是个耿直之人。像卞兰这样的人，若坚定信心支持谁会更坚决些。曹丕即位后，卞兰很受重用，处罚曹植时还让他作为信使专门禀告卞太后。

2、曹植何以失败？（1）笼络少数，公开示宠。

曹丕依靠儒家的立嗣原则广泛地团结各方力量时，曹植也在不断积聚自己的势力。丁仪、丁廙、杨修、杨俊、荀恽、邯郸淳、孔桂等支持曹植，尤其是丁仪、丁廙兄弟公开陷害、打击支持曹丕的大臣。

曹操与丁氏兄弟之父丁冲关系亲善，当年冲力劝曹操西迎汉献帝。从后来的事实看，曹操达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意图，成为其公开平定各方势力的重要筹码。

故他对丁冲的开导“常德之”，任其为司隶校尉。听说冲子丁仪是个“令士”，虽未曾谋面，却拟将女儿清河公主妻之。曹操为此征求曹丕意见，这也显示出曹丕作为长子的地位。

曹丕见过丁仪，大概二人并不投机，于是乘机劝曹操道：

“女人观貌，而正礼（丁仪字）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子楙。”

曹操闻听只好作罢。楙乃伏波将军夏侯惇之子，与曹丕关系密切。

后曹操辟丁仪为掾，与之论议，嘉其才，悔曰：

“丁掾，好士也，即使其两目盲，尚当与女，何况但眇？是吾儿误我。”

丁仪亦恨不得“尚公主”，曹丕的一番言语却打破其攀龙附凤的美梦。

为此，丁仪与曹丕之间的隔阂增加，与曹植更为亲善，并与兄弟丁廙多次在曹操面前称植为“奇才”。

丁廙的这些赞美之词，曹操深以为然。在曹操立嗣“狐疑”之时，丁氏兄弟的这些言论无疑会坚定曹操的信心。当然，对曹丕却是致命的威胁。

在曹植受宠之时，丁仪兄弟作为羽翼亦十分贵宠，他们对曹丕的支持者进行公开打击。

曹操为定嗣之事密访群臣。尚书崔琰露板答曰：

“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

论关系，崔琰侄女乃曹植妻，他如此坚持以丕为嗣是为维护“春秋之义”，也说明其与曹丕关系非同一般。崔琰此举可能得罪曹植，他的一封书信引来杀身之祸。

曹操为魏王时，崔琰拜尚书，其书信非一般人能够得到；下狱之后，亦非一般人能够随便出入监牢。不能说一定是曹植指使丁仪为之，但他似乎脱不了干系。

曹植信任和任用丁氏兄弟打击异己。大臣们碍于曹操的威严，只是暂时忍让而已。

曹植凭借杨修任曹操主簿的便利条件，可以了解众多大臣的言行。

郭沫若先生说：

“杨修为魏武帝主簿，与植暗通关节，‘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行事也未免太欠磊落。”

但后人却攻击曹丕所为“矫情自饰”，爱用权术，窃以为不公也。

在曹丕与曹植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中，都有一些依附于他们的政治势力，“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利益；能够有助于我的利益的人能够成为朋友，或者说潜在的朋友，哪怕是暂时的；反之则是敌人，或者说潜在的敌人”。

在利益双方的博弈中，他们都在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2）负才陵物，任性而为。

曹植集团并不是个具有内聚力的群体。大概丁氏兄弟二人确实有些才华，做人方面却不敢恭维。

曹丕即王位后，清除异己力量，欲治丁仪之罪，让其“自裁”而仪不愿。为求活命，仪乃对曹丕好友夏侯尚叩头哀求。丁仪的贪生怕死乃为臣不忠之大忌。杨修知坐曹植之事，临死前坦然与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与丁仪的贪生怕死相比，要潇洒许多。

曹丕与曹植大力收罗人才时，曹操曾有令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

邢颙被选为曹植家丞后，“防闲以礼，无所屈挠”，二人不合。邢颙从曹植家丞迁东曹掾。

后曹操问邢颙定嗣之事，题毫不保留地支持曹丕：

“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重察之。”

邢颙后转为太子少傅，迁太傅。他与曹丕之间倒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看来曹植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还存在欠缺，不能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左之人。曹丕即位后，颙很受重用，官拜侍中、尚书仆射。

司马孚也因忍受不了曹植的傲慢，转到曹丕门下。司马孚为曹植文学掾，植“负才陵物，孚每切谏，初不合意，后乃谢之。迁太子中庶子”。

曹植对待大臣的傲慢与曹丕的谨敬形成对比。

韩宣字景然，署丞相军谋掾，尝于东掖门内与曹植相遇。天刚下过雨，地有泥泞，宣没有来得及回避，也未下跪，乃以扇遮脸，站立道边，等曹植车队经过。

植“嫌宣既不去，又不为礼”，乃驻车，使人问宣何官？宣云：“丞相军谋掾也。”植又问曰：“应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义，王人虽微，列于诸侯之上，未闻宰士而为下士诸侯礼也。”植又曰：“即如所言，为人父吏，见其子应有礼否？”宣又曰：“于礼，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长。”

曹植知其辩才，乃释去，他回府后还对曹丕言及此事。

从上述的博弈过程，可以看出曹丕兄弟二人政治谋略的优劣。

钟优民先生评论曹植道：

“他对好友关怀体贴备至，对志趣不同的则非常疏远，并形迹毕露，不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无形中树立很多对立面，这是曹植在政治上不能大有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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