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藏到印度了吗（为什么要往西北走不往西南走）
唐三藏到印度了吗（为什么要往西北走不往西南走）▲火焰山位于吐鲁番盆地中部，主要由侏罗、白垩和第三纪的赤红色砂、砾岩和泥岩组成，在夏日望去犹如蒸腾的火山。摄影/易水玄奘的这一路，是世界上最艰险的旅程之一，经历了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穿越了玉门关与罗布泊之间的戈壁，到过中国夏季热极——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路过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十大沙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绕过青藏高原的西部，虽然没有吴承恩小说中“九九八十一难”的神话色彩，但是从地理探险上看也是一大壮举。从玄奘口述的地理史籍《大唐西域记》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取经路线如下：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到达吐鲁番盆地，沿着丝绸之路从天山南麓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 （今新疆库车），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阿克苏，越过冰雪覆盖的天山，到达唐王朝经营西域“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然后沿中亚荒漠的南缘，攀登波斯语中称为“世界屋脊”的葱岭（今帕米尔
中国人对《西游记》的故事耳熟能详，唐三藏于贞观三年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经过今天的河西走廊的玉门关，再从中亚转道南亚，到达当时的天竺（即今日的印度）成功取经。
不过，当我们打开地图可以发现，唐三藏的路线相当于往西北绕了一大圈，实际上到达天竺的最快路线应该是往西南走。那么，为什么唐三藏去印度要往西北走呢？不往西南走的原因有哪些？
▲脍炙人口的《西游记》故事，是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之一。供图/图虫创意
《西游记》，从大漠古道而来《西游记》的原型是唐太宗时期，玄奘从国都长安出发到天竺的那烂陀寺学习佛教理论，携带贝叶经回大唐的故事。
从玄奘口述的地理史籍《大唐西域记》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取经路线如下：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到达吐鲁番盆地，沿着丝绸之路从天山南麓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 （今新疆库车），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城阿克苏，越过冰雪覆盖的天山，到达唐王朝经营西域“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然后沿中亚荒漠的南缘，攀登波斯语中称为“世界屋脊”的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穿过从中亚通向南亚的重要通道——铁门，取道阿富汗，然后踏上他取经的目的地——印度半岛，最后到达了天竺的那烂陀寺。
▲在岁月变迁中，昔日繁华的那烂陀寺只留残垣断壁。2016年，那烂陀寺考古发掘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图源/Government of Bihar
当时，位于印度的那烂陀寺，规模宏大，曾有多达九百万卷的藏书，历代学者辈出，最盛时有万余僧人学者聚集于此，是研究佛学、培养佛学家的重要场所，也是南亚、东亚都瞩目的大乘佛学中心。而长安与那烂陀寺之间的佛教文化传播，主要依靠僧俗、商人的口耳相传，翻译的佛经残缺不全，导致义理含混，理解不一，不同人对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因此玄奘下定决心亲自取经，以便厘清经义。
玄奘的这一路，是世界上最艰险的旅程之一，经历了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穿越了玉门关与罗布泊之间的戈壁，到过中国夏季热极——吐鲁番盆地的火焰山，路过中国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十大沙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绕过青藏高原的西部，虽然没有吴承恩小说中“九九八十一难”的神话色彩，但是从地理探险上看也是一大壮举。
▲火焰山位于吐鲁番盆地中部，主要由侏罗、白垩和第三纪的赤红色砂、砾岩和泥岩组成，在夏日望去犹如蒸腾的火山。摄影/易水
令人不解的是，印度其实位于长安的西南方向，而玄奘的路线往西北绕了很大一圈。要知道，唐朝时期从中原到达印度，大概有四条路线：
一是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等海港出发，遵循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经马六甲海峡与马来群岛，到达印度半岛东南部的科罗曼德耳海岸，弃船上岸进入天竺；二是由长安进入四川盆地，遵循“西南丝绸之路”，在高山密林中到达云贵高原，然后穿过横断山脉进入缅甸，通往印度半岛；三是由西安经青海进入青藏高原，遵循“食盐之路”，翻越喜马拉雅山经尼泊尔到达印度半岛；四就是玄奘所走的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经过玉门关，沿着天山翻越帕米尔高原，再曲折南下到达印度半岛。
▲丝路节点敦煌的莫高窟，崖面上鳞次栉比、重重叠叠的洞窟密密麻麻排列，像微缩的石窟长廊。摄影/吴健
为什么玄奘会选择第四条路线，西行5万余里，宁可穿过大漠和雪山，也不直接往南走？
首先要从唐朝对西域的经营说起。鼎盛时期的大唐，版图之大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数一数二，掌管着中原王朝与西域的大部分区域，根据专家估算，唐朝疆域最广的时候可达1200万平方公里，比今天欧洲的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还大。尤其在西域地区，唐太宗李世民的军队战斗力和“天可汗”的威名，很大程度上震慑不同的文化和习俗的部落，大唐在西域的经营可以说达到历代最佳。
强盛的国力之下，唐朝首都长安成为了世界级的贸易、文化中心，人口超过百万，城市面积达84平方公里，比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大7倍，比阿拉伯帝国都城巴格达大6.2倍，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城。
出于经商交流、传播宗教和学习文化的目的，各地各国的人员纷纷涌入唐朝的国都长安，尤其西域来的胡商，带来了大量沿路的见闻，唐朝的国民开始对西域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人们接触了更广阔的欧亚大陆内部风貌。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各条古道交会的边关要塞，因此敦煌壁画当中的丝绸之路商旅图，展现了当时丝路古道上的东西方交往情况。摄影/孙志军
与之相对的是，唐朝对南方的掌控能力稍有逊色，对岭南和西南存在着“南蛮”的偏见，而且南方地区多山、多丘陵，森林面积广阔，瘴气浓重，有凶猛的动物，例如华南虎、鳄鱼等，还是众多官员、罪犯的流放之地。因此，如果玄奘从长安出发到广州再坐船，要跨越秦岭、长江、南岭，一路上的艰险不输于穿越大漠，而且到达广州后如何寻找出海的大船、确保自己能够顺利抵达天竺也是未知之数。
同时，大唐虽然是开放的朝代，吸引众多外来学者、商人前来，却严格把控高端学术人才的外流。很多人受到《西游记》的影响，以为玄奘出西域有大唐的官方支持。事实上，玄奘一开始考虑在泉州出海直接到天竺，却因为当地严格管控出海人员，玄奘作为熟悉经典、有高水平文化的僧人始终不获得批准，只能返回长安。后来，无法得到“出国”批准的玄奘，毅然“私往天竺”，刚到达凉州就被朝廷发现，都督李大亮要求他返回长安，玄奘不得不求助于当地人，避开官方关卡继续西行。
▲河西走廊上张掖的马蹄寺石窟群，至今仍保存着北魏、隋、唐、元、明、清等朝代的塑像和壁画，还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摩。摄影/袁蓉荪
从这点来看，从陆路出发，玄奘还能走小路离开大唐，但是从海路出发，很少有船主愿意冒风险搭载他出行，自然无法从泉州、广州出发前往天竺。
从地理环境上看，向西北走也比向西南走的难度更低。从长安向西南出发，首先从平均海拔约2000～3000米的秦岭山脉进入四川盆地，之后走成都、德阳、广元一线，从楚雄进入云南，然后横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山高谷深的横断山脉。横断山脉地处北纬25°~29°40′之间，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受到印度洋、太平洋暖湿气流影响，降水丰沛，气候多变，加上沿路多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并不是大唐人西行的最佳路线。
而经青海进入青藏高原，翻越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平均海拔7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更是玄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里冬季严寒、植被较为稀疏，而且人迹稀少，单独上路的玄奘无法得到任何的物资补充，还有可能遇到高原反应，可以说是一条“十死一生”的天路。哪怕到了交通更为发达的今天，穿越青藏高原也是一件十分艰险的事情。
▲如果玄奘选择走西南路线，他将要面对横断山脉或者喜马拉雅山脉的雪山、冰川，以及高海拔带来的高原反应。摄影/彭建生
玄奘往西北前往天竺，虽然绕了一大圈，路途也十分艰险，但当时丝绸之路已经十分成熟，沿路商旅众多，即使在大陆内部的半干旱地区，一路上也有物资补给的地方，哪怕自然条件看似不好，也远远比西南的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容易通过。
此外，文化传统与语言习俗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早在东汉时期，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着佛经、佛像与舍利，从西域进入河西走廊，最终到达长安、洛阳传播佛法，中原的第一座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由此而来，佛教文化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传播。到了唐朝，越来越多西域僧人跟随这条路线进入中原传法，当玄奘追寻佛法正源，自然也从这条路线逆流而行。
▲唐三藏离开长安以后来到了甘肃天水。这里处于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隘和咽喉之地，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摄影/吴健
由于大唐在西域的重要影响力，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已经有不少人会说中原官话，而且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来自天竺的梵语也是常用语言之一，研习佛经、长于长安的玄奘能够熟练使用这两种语言进行化缘，还能在各个佛教小国例如高昌国弘扬佛法。
假设玄奘往西南方向走，就要面对十里不同音的方言，难以沟通交流，再者西南地区信仰多元化，对于一心弘法的玄奘来说，并不是一个最佳选择。
从玄奘开始，中国人对“西天”有了更多的遐想公元645年，在天竺游历了10多年的玄奘回国，由唐太宗下令西域各地官员亲自迎送，到达长安时，宰相房玄龄亲自迎接，国都里万人空巷，争先一睹高僧风采。他从天竺带回来的657部佛经、150粒如来肉舍利，以及7座金、银或檀刻佛像，也在朱雀大街南端陈列出来。当时，玄奘已然精通佛教圣典中之经、律、论三藏，因此被尊称为三藏法师。
玄奘归国后，口述其西行经历，由弟子辩机记录为《大唐西域记》；其弟子又根据玄奘亲身口述，编写了一部传记体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本书详细地记录了玄奘取经途中所经历的故事。
不久之后，书中的真实记录便开始向传说方向演变，催生出丰富的取经故事；晚唐时期，第一部带有孙悟空、沙僧等形象的传说故事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敦煌一带诞生；宋代，第一部以唐僧取经为题材的戏剧在山西出现；此后各种各样的取经故事频繁演变，直至明朝小说家吴承恩，大篇幅加入神话色彩和人物刻画，完成了《西游记》，将玄奘化为“唐三藏”，彻底将其形象烙印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
▲在河西走廊瓜州县境内的榆林石窟中有一副《唐僧取经图》，展现了民间流传的西游故事，孙悟空与白龙马陪伴唐僧取经。图源/榆林石窟
但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玄奘回到长安以后，组织起了规模空前的“译场”，汇聚了当时唐朝首屈一指的佛学才子，对西天带回来的经文进行研读与探讨。从公元645到664年约20年时间里，玄奘带领弟子共译大小乘经典75部1335卷，包括了大乘佛教早期经典之一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作出极大的贡献。
公元652年，为保存从印度取回来的经卷佛像，玄奘亲自在长安主持修建大雁塔，最初建造时，以印度的菩提伽耶塔为蓝本，参考佛经的“浮屠”形象，以青砖和土塈为主要材料建成。之后，玄奘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文、时任中书令的大书法家褚遂良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手书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立于此处，人称“二圣三绝碑”，成为长安胜景。
大雁塔作为玄奘西游回来建造、带有古代印度建筑风光的佛塔，却在历史流变中与中国儒家文化相结合——当时唐朝新中进士，不少都会在大雁塔内题名，即著名的“雁塔留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雁塔都是长安城的地标建筑。
▲大雁塔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恩寺塔”，原本带有古代印度的建筑风格，后来在修缮中逐渐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融合。供图/图虫创意
同时，在唐太宗的要求之下，玄奘也将道教经典《老子》翻译成梵文，将其沿丝绸之路往西传播，并且在《大唐西域记》记述了高昌以西的100多个国家的情况，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语言、文字、货币等等，成为当时唐朝统御西域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也引起了时人对“西天”物产丰饶、文明鼎盛的遐想，更多人开始前往西域引进多种技术与作物。
例如，中国蔗糖的诞生，就离不开唐朝引进制糖法。唐朝以前中国的糖大部分由米麦制成，而出产甘蔗的印度将甘蔗榨出甘蔗汁，用火熬炼并不断加入牛乳或石灰一同搅拌，提炼出了石蜜。玄奘在天竺取经求法期间曾见到当地人食用石蜜，记录到书中指引了人们前往学习如何炼制蔗糖。根据《唐书》记载：“蕃胡出石蜜，中国贵之。上遣使往摩伽他国取其法。”中国引进蔗糖技术后，又不断改进提炼手法，最终诞生了今天我们吃到的白砂糖。
在唐宋时期由西域传入中国的作物还包括来自印度的丝瓜和芒果、波斯的菠菜、中亚的阿月混子（即开心果）……自西汉张骞以后，中国人的餐桌又一次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喜爱用古法熬制红糖，在高温熬煮下，蔗汁里的水分被蒸发掉，糖汁慢慢凝结，变成琥珀色。
如果说张骞是汉武帝之幸，那么玄奘无疑就是唐太宗之幸。筚路蓝缕的他们，以一往无前的勇气，跨越东西方之间巨大的距离和地理阻隔，走出了一条光辉灿烂的商贸与文化交流之路。
令人唏嘘的是，随着气候变化与时代变迁，昔日中亚、南亚许多城邦已然湮灭在历史尘埃之中，当年玄奘的学法、弘法之地，例如高昌、车迟、梵衍那、那烂陀寺早已落幕在文明深处。在这种情况下，《大唐西域记》不仅是单纯的游记，更是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南亚诸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和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对英译本《大唐西域记》进行深入研究，在古老的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陆续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拘尸那迦、蓝毗尼等众多佛教圣地，甚至还有著名的印度国家象征之一的阿育王柱狮子柱头。那些记载在传说之中，却一直没有实证的王朝，最终被深埋的文物所证实。1861年，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姆根据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发掘出因战火毁灭的那烂陀寺，其遗迹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一千年前，当玄奘一路向西，抵达心目中的圣地，他又何尝想过，圣地会因他的著作得以重见天日。那个去寻访文明的人，最终成为了文明的记录者、传播者与保护者。当我们在书本、画作、电视中一遍遍回味《西游记》时，其实也在与玄奘共同再走了一次唐朝人的西域之旅。
▲张掖马蹄寺石窟群，与敦煌的莫高窟、瓜州的榆林窟齐称为河西走廊佛教胜地的三大艺术宝窟，见证了千百年来佛教东传之路。摄影/钱英文
参考资料
·蔡铁鹰 .《西游记》从大漠古道上幻化而来[J].中国国家地理 2016 (07-12).
·刘淑芬. 唐代玄奘的圣化[J].中华文史论丛 2017 (01):6-62 403．
· 最爱历史.《玄奘取经回国后，过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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