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一统格局的理解（视域统筹学溯源）

对大一统格局的理解（视域统筹学溯源）统筹是古代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认识人类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古人根据经验已在不自觉地运用统筹的方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之说。黄帝认为，阴阳是万物的本源，也是生命的动力，阴阳之间相生相克，阴阳协调则身轻体健，阴阳失衡则会导致疾病，从而开启了中医的先河。这一论断的医学价值我们暂且不论，单就立言本身来看，这种将人体看作一个由阴阳两方面构成的整体，以实现阴阳协调为目标的思维，正是统筹方法的实际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体现的是近乎一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它关注事物的整体以及整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统一，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统揽全局，通盘筹划，兼顾各个方面，从而实现协调发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在。统筹是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运用统筹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早已在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得到广泛体现和应用。《论语》“学而篇”提到，“子曰：‘道千乘之国

探寻统筹的优秀传统文化渊源，理解中国千百年来的“大一统”思想和整体思维，找寻中华民族统筹科学的踪影，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有重要意义。

原文 ：《统筹的学科定位》

作者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科社部主任 宋协娜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校刊部编辑 王萍

图片 |网络

统筹是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统筹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早已在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得到广泛体现和应用。《论语》“学而篇”提到，“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认为，要治理好“千乘之国”（春秋时指中等诸侯国），就要把严肃对待国事、信实无欺、节约费用、爱护官吏和在农闲时间役使老百姓统筹起来。而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巨著《老子》，被誉为“万经之王”，足以见其文意深奥、包涵广博，全书以“道法自然”，即哲学意义上的“道”为纲进行统筹，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但最终又回归到政治，是实至名归的“内圣外王”之学。

古人普遍认为，天意（即自然）不可违。人与自然应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互相依赖、不可分割。如果能够参透天地奥秘，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将是一种极高的境界。《老子》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荀子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这种从广博的视角来探讨天人关系，主张人遵天命而和谐相生的观念，构成了中国古代的主流宇宙观，也造就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整体思维模式。

在认识人类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古人根据经验已在不自觉地运用统筹的方法，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便是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之说。黄帝认为，阴阳是万物的本源，也是生命的动力，阴阳之间相生相克，阴阳协调则身轻体健，阴阳失衡则会导致疾病，从而开启了中医的先河。这一论断的医学价值我们暂且不论，单就立言本身来看，这种将人体看作一个由阴阳两方面构成的整体，以实现阴阳协调为目标的思维，正是统筹方法的实际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体现的是近乎一种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它关注事物的整体以及整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统一，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统揽全局，通盘筹划，兼顾各个方面，从而实现协调发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在。

统筹是古代军事实践经验的总结

在古代的战争当中，统筹也是历朝历代的军事家们经常使用的方法，贯穿于战争的始末，也记载于军事家们所著的兵书当中。古代兵家思想集大成者《孙子兵法》，从战争胜负、攻守战略、战术等角度体现了统筹的思想方法。如“计篇”提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进行战争胜负的考量，就必须统筹考虑政治、天时、地利、人和、法制。《孙膑兵法》也说，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士兵、将领、君主三者之间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缺一不可。唯有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孙膑在著书的时候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并且主张使用统筹兼顾的方法来排兵布阵，从而实现军队战斗力的最大化。此外，《管子》《六韬》等兵书当中也有诸多关于使用统筹方法的记载。历代军事辩证法沿用古代军事家讲“运筹帷幄”的“运筹”，其中就蕴涵着对人、事、物，包括对时间与空间等信息的统筹分析、重点择取和利用，既有决策中的统筹涵义，也指实施中的运筹过程。

统筹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的延伸

千百年来，由于封建社会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统筹方法在运用过程中并未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但其蕴含的整体思维、系统原理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却为今天统筹学理论的形成以及推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依据。翻开西方历史也会发现，西方哲学中的辩证法和系统思想的发展史同样源远流长，为统筹学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和理论支撑。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注重天人合一、虚实相成、阴阳平衡，对事物的全局有着较强的把握能力，但对事物的内在构成缺乏深入探究。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注重对事物本身的构成进行细分，分为多个组成部分，进而对每一部分进行深入探讨，最后再构成一个系统。其根源在于，“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贯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性，这有悖于注重‘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我们今天所说的统筹思想则是中国传统的整体性思维与西方分析性思维的有机结合。既需要用整体性思维来进行总体筹划，将与目标所关联的所有要素关系理清，同时又需要用分析性思维来对各要素进行具体解析，确定哪些要素可用、哪些不可用、哪些可转化等，经过总体筹划、辩证分析之后，得出符合实际的决策和方案，避免顾此失彼。

统筹学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

从哲学上看，“统筹”这个概念衍生于中国几千年的整体性哲学思维与文化传统，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展现的是东方人的智慧，得益于对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运用。从深层含义看，“统筹”的重点在于“统”，即统领、统揽，强调整体性、全局观。从统筹的概念看，统筹强调领导者对人、时、空以及资源条件进行全局性、整体性的调配与规划，将有限的资源实现最有效率的安排，以整体有效的执行实现最大化的产出，着重于规划、预前、技术与效率的统一。质言之，统筹并非具体的药方或对策，而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存在的，甚至可以把统筹视为一种整合平台与顶层设计，着眼的是大局与整体统一。

在中国，通常管理人员或有实践经验的人，对统筹概念都有大致近似的理解，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不讲极值而讲适度、讲临界的综合思想广泛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因为在环境条件变化、目标难以确定、方法不完全可控且不断调整等条件下，那种必须要在范围清晰、目标明确、方法可控等条件下才有用的系统论就失灵了。在自然科学领域，综合全面测量各种变量并进行抽象，进行系统模型建构，以期探寻自然规律的确定性，实现技术创新，系统性思维就呈现出其强大的一面。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人是最大的不确定性的因素，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会衍化出诸多混沌不清、不确定性的状态，面对实际工作中多种多样可变的假设前提，系统论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因此，它需由统筹学为指导，服从统筹学的规范。

按照统筹学的整体统一理论，实际研究必须从定性入手，然后才方便定量研究，而且做定量研究时要以定性研究为指导和保证。这是因为，任何定量分析只能是反映对象的一部分性质而不是全部性质，没有定性分析的定量分析即失去了由时间顺序差异所产生的特性区别，失去了定量分析的本来意义，同样的量在不同的环境下也会有不同意义。若以定量分析代替定性分析，或者先定量分析后定性分析，最终可能会依赖模型而固化，走向形而上学。

统筹学是在对人类的综合整体思维方法的研究、改造和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理论。统筹科学作为综合管理思想，以“事业——效用”的体系来考虑和处理问题，考虑“事业——远景——目的——目标——手段——效率——效益——效用”这样一个善始善终的大范围的事件，其中包含了运筹学。从规划层面上看，筹划可分为战略层面和操作层面，总体筹划属战略层面，细节筹划属操作层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信访问题统筹治理研究”（批准号为11BZZ020）的核心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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