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脉的代表人物（江南文脉姜建江南为何多才子）

江南文脉的代表人物（江南文脉姜建江南为何多才子）通过上述概括梳理，我们对江苏名人的总体特征和分布有了一个大致印象，由此自然会产生几个问题。江苏有众多的顶级文学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但大多在苏南。像文学家冯梦龙、曹雪芹；书画家顾恺之、张旭、黄公望、倪云林，董其昌、沈周、文征明、唐伯虎，王石谷等“清六家”、龚贤等金陵八家，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等；语言学家段玉裁、赵元任，文史学家钱大昕、钱钟书、钱穆；历史学家赵翼，天文学家徐光启，地理学家徐霞客，社会学家费孝通，桥梁学家茅以升，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钱伟长、周培源……这些人统统都是苏南人。苏北出大政治家，譬如刘邦；苏南不出大政治家，多为辅臣谋士型政治家，如陆逊、范仲淹、翁同龢等。苏北出军事家，苏南少军事家，正经八百能归入苏南的只有陆抗，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江苏有众多思想家，大多在苏南。但苏南少顶级思想家，没有开宗立派的像孔孟、程朱这样影响深远的大思想家，多为学者型思想家，如明清时代的王艮

12月3日，江南文脉“文化传承的国际对话分论坛”现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姜建博士现身，他目前正主持“江苏文脉工程”项目“江苏名人传”（100种），对江苏的文化名人状况可以说了解得十分透彻。 扬子晚报记者就此与他进行了交流。

他认为：江苏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之所以走在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江苏的人才优势。江苏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江南才子”的说法就表明，自古以来人们在思维上已经习惯于把人才和江苏这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江苏名人的总体特点首先是总量大，排全国第一。不妨看看这次论坛的举办地无锡，作为一个县级市，无锡的宜兴从古至今走出了4位状元，10位宰相，365名进士，23名两院院士，80多位大学校长，8000多位教授副教授，所以赢得了“教授之乡”的美誉，并且有“无宜不学”（办教育离不开宜兴）的说法。此外，江苏籍的两院院士人数位居全国第一。作家数量在全国也遥遥领先。

然而，长处突出，缺憾也明显。如果把文学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相加，大约占总数的70％，其他政治、军事、实业等领域的相加只有30%。这一长一短意味深长，与江苏的地理环境、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所长的领域都需要发挥个人才智、体现个人情感，都在追求个人心灵自由、生命价值的实现，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

通过勾勒领域分布情况，再把各个领域的名人置入相应的地区，我们便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苏北出大政治家，譬如刘邦；苏南不出大政治家，多为辅臣谋士型政治家，如陆逊、范仲淹、翁同龢等。

苏北出军事家，苏南少军事家，正经八百能归入苏南的只有陆抗，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将。

江苏有众多思想家，大多在苏南。但苏南少顶级思想家，没有开宗立派的像孔孟、程朱这样影响深远的大思想家，多为学者型思想家，如明清时代的王艮、顾炎武、阮元等等。

江苏有众多的顶级文学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但大多在苏南。像文学家冯梦龙、曹雪芹；书画家顾恺之、张旭、黄公望、倪云林，董其昌、沈周、文征明、唐伯虎，王石谷等“清六家”、龚贤等金陵八家，徐悲鸿、刘海粟、吴冠中等；语言学家段玉裁、赵元任，文史学家钱大昕、钱钟书、钱穆；历史学家赵翼，天文学家徐光启，地理学家徐霞客，社会学家费孝通，桥梁学家茅以升，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钱伟长、周培源……这些人统统都是苏南人。

通过上述概括梳理，我们对江苏名人的总体特征和分布有了一个大致印象，由此自然会产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江苏名人这么多？换句话说，为什么江苏这么出人才？

1.经济文化中心。从民族发展历史来看，中原地带由于改朝换代不断爆发战争，造成尸横遍野十室九空。战争就意味着男性青壮年的大量丧命，在传统农耕时代他们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战争就意味着城垣、房舍、财产的极大破坏。而江南除了在先秦时期，后来的几千年战争相对较少，战争持续的时间相对较短，战争的规模、惨烈程度相对较低。在这个意义上，江苏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破坏较小，所以江苏的经济始终在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中原的战乱，从魏晋六朝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中原的世家、士族、名流纷纷避祸江东来到江苏，他们的资金、文化和人才都融入了江苏。而江苏作为长江下游地区，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宜于农耕，宜于人居。从唐宋时代开始，江苏就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经济的发达有力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人才自然层出不穷。

2.政治中心。在传统农耕社会，政治中心通常也就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有着强大的人才集聚效应和消费刺激效应。这种原因可以解释六朝和明清以来的南京为什么名人众多。

3.交通枢纽。由于地处京杭大运河枢纽，扬州在隋唐时代成为国际性大商埠，在明清时代成为漕运、盐运、河务中心。交通枢纽的位置带来了经济的活跃、市场的繁荣，而兴旺的经济则带来了人才的大量聚集，清代“扬州八怪”就是在扬州盐商的赞助支持下得以形成发展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苏南尤其是苏锡常名人这么多？

一个地区的发展，与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条件密切相关。一个百业兴旺、市场繁荣的社会，物产不会贫乏，人才必定密集，教育科技文化也自然欣欣向荣。所以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成熟程度，大致可以知道它所具备的各种精神的和物质的基础，苏南便是如此。

江苏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其最具标志性的核心地带就是环太湖地区的苏锡常。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水土肥沃，交通便利，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之称。所以从隋唐开始就成为全国的粮仓，韩愈便有“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据十九”的说法。这其中，苏州更是独占鳌头，唐代苏州就有“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的名声，白居易有“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之说，陆游也称“苏常熟，天下足”。民间从宋代流传至今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口碑，揭示了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冠”的重要地位。宋代以后，棉、蚕丝、盐、茶叶等在苏南经济中占有了相当高的比重，明代便有了“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的说法。经济的发达为人才的涌现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发达，造就了苏南教育的兴盛并形成了博学崇文的价值取向，为人才的出现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当然，经济与人才成长之间的关系有多种影响因素，有内生性的，也有外源性的。在内生性因素中，也有教育、家族、乡土等不同因素，但毫无疑问，教育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正是这种经久不衰的崇学之风，使苏南从宋元以来人才辈出，独领风骚，在各个领域均有大量的杰出人才。且不说人们熟悉的二十世纪，即在古代亦成洋洋大观。在文学领域，有明代高启等“吴中四杰”、唐寅等“吴中四才子”、沈璟等“吴江派”、冯梦龙“三言”，清代钱谦益、吴伟业等“江左三大家”、陈维崧等“阳羡派”、张惠言等“常州词派”、李玉等“苏州派”，以及四占其三的清末四大“谴责小说”等等。

文学固然如此，放眼其它领域，也是如此。譬如学术领域，有明代顾宪成、高攀龙“东林学派”，清代惠栋朴学“吴派”、庄存与“常州学派”等。毫不夸张地说，在相关领域，苏南占据了半壁江山，离开苏南，中国的文学史、学术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等均难以着笔。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江苏名人中有那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人文学家、科学家等专门家？

这是一个比较大也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我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一个显性的原因还是在于经济的发达和教育的发达。这些专门家的成长都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的文化学习和专门知识训练，经济和教育的发达能够支撑他们的学习活动。一个隐性的原因则需要到他们生存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中去寻找。

毫无疑问，历代朝廷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是儒家文化，苏南的文化也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和规范。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表白，都体现了苏南文化中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只是，苏南文人的政治诉求却总是遭到朝廷的猜忌和防范，因为苏南历史上曾经有许多跟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小朝廷，苏南还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力量如果有效地整合起来将会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存亡。所以中央政权一方面对苏南课以重税，既满足了朝廷对苏南粮仓的需求，也制约苏南在经济上不至过于坐大；另一方面，对苏南文人严加管束控制，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其迫害对象大多是江苏文人。譬如最有代表性的“一柱楼诗案”。“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江苏的一个闲散文人因为几句表达自己人生不如意的牢骚诗，结果酿成轰动一时、牵扯众多的大冤案。且不说由此带来的严厉的书籍查封，仅此案自身，受处分的官员从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宁藩司、扬州知府、东台知县到具体办事人员，至于当事人和当事人的男性家属以及友人、学生，统统杀头，即使已经亡故也得掘坟碎尸、枭首示众。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表达的正是这种沉痛而又愤懑的感受。

这样一种逼仄的政治文化生态迫使苏南文人对于体现着权力、意识形态和秩序规范的政治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甚至呈现出一种疏离的趋势。于是，他们脱离现实逃进大自然。而江苏地区尤其是苏南地区的自然生态恰可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苏南没有崇山峻岭、戈壁荒漠，有的是小桥流水，茂竹修林，四季葱郁，环境优美，人对这样的环境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这样的环境，在积极的层面，特别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审美理想，即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进入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消极的层面，为苏南文人抵御人生压迫、舒缓精神紧张、寻找精神寄托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他们逃入学术，逃入内心，在对人性和心灵的体验中寻求人生的自由境界，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由此也更多地通过文学、艺术、学术去释放，通过对生活的艺术化追求去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人格精神得以伸展，他们的个性智慧得以张扬，他们的审美触角被打磨得愈发敏锐，而现实世界的纷扰痛苦则被拒于一定距离之外。江苏文化典籍之众多，文学之繁盛，文人画之发达，艺术门类之丰富和水平之高，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多为江苏人士，正与这种独特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有着密切的关联。

扬子晚报记者 冯秋红

来源：扬子晚报扬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