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洪水（鲧禹治水的洪水神话性质及其原始观念）
大禹治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洪水（鲧禹治水的洪水神话性质及其原始观念）二、鲧禹治水神话与世界洪水神话的母题比较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典型的洪水神话有三个重要特征：洪水灾害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均有对洪水灾害起因的解释；洪水后人类采取行动终至未被灭绝。鲧禹治水神话也具备了上述三个特征，所以具有洪水神话性质。它与西方神话的区别在于，洪水后人类采取行动既没有神助避水，也没有再殖创世，而是治理洪水、恢复秩序，所以称之为非典型洪水神话。它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基因，具有鲜明的华夏民族文化特色，值得深入探究。一是洪水灾害的毁灭性。弗雷泽在《〈旧约〉中的民俗》一书中，曾对世界洪水神话进行收集，并指出洪水神话多是当地民众的水灾记忆在流传过程中演变而成的［4］162。他揭示了水灾记忆与洪水神话的密切关系，但忽略了一点，并非所有水灾的记忆都可以转化为洪水神话。查阅世界神话发展史可以看到，真正的洪水神话在灾害程度的表述上往往是集体性的、大规模的，对人类的生死存亡有着极大的威胁。西方
洪水神话是世界各民族神话中共有的一个神话类型。典型的洪水神话是“洪水过后兄妹再殖”神话，由洪水灭绝人类与人类再生两部分内容组成。洪水神话已经不是单一的原型神话，而是由多种创世神话融合而成的复合型再生神话，是在原型洪水神话的基础上，融合水生人神话、葫芦生人神话、兄妹成婚生人神话而形成的［1］55。除了典型的人类再殖型洪水神话之外，可以将主要分布在我国黄河中下游区域的鲧禹治水神话视为一种非典型洪水神话，因为鲧禹治水神话虽具有洪水神话性质，有着洪水灾难的侵袭，人类面临灭亡，但它却没有与人类再殖母题相结合，没有人类再生的故事来把神话推向发展，而主要是通过治水情节来推动神话叙事的发展。鲧禹治水神话的价值就在于它在叙述洪水灾难的同时，表现了华夏先民在特定生态环境下积极应对、勇于担当、战胜劫难的群体智慧与伟大精神。
一、鲧禹治水的洪水神话性质判定
灾害和苦难构成了原始初民心中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人类在史前时期经历的各种灾难都在神话世界中有迹可循，并催生出一系列以人类经历的灾难为母题的神话叙事。灾难母题神话可以分为自然灾难母题、战争灾难母题、伦理灾难母题、生态灾难母题和死亡灾难母题［2］。其中自然灾难对原始初民来说产生最早，震慑最为强烈，洪水神话就属于典型的自然灾害母题神话。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中都有相似的“大洪水”记载，朱大可认为：“洪水神话是所有灾难性神话中最具有人类性的部分，除了澳洲和非洲，几乎所有古老种族都声称经历过一个世界性大灾变，广泛而汹涌的洪水湮灭了人类，只有极少数被神挑选出来的人或侥幸的人存活下来，成为第二次大繁衍的根基和种子。”［3］这既是对洪水神话基本特征的认定，也是对洪水神话幸存母题的初步论述。
人类再生是洪水神话的基本主题，那么，仅仅叙述洪水泛滥成灾及治理洪水的神话，能否看作真正意义上的洪水神话？我们认为，可以将鲧禹治水神话视为一种具有洪水神话性质的非典型洪水神话，通过对世界各民族典型洪水神话的概括，分析洪水神话的组成部分与主要特征，检视鲧禹治水神话的情节类型，就可以对其洪水神话性质予以判定。
一是洪水灾害的毁灭性。弗雷泽在《〈旧约〉中的民俗》一书中，曾对世界洪水神话进行收集，并指出洪水神话多是当地民众的水灾记忆在流传过程中演变而成的［4］162。他揭示了水灾记忆与洪水神话的密切关系，但忽略了一点，并非所有水灾的记忆都可以转化为洪水神话。查阅世界神话发展史可以看到，真正的洪水神话在灾害程度的表述上往往是集体性的、大规模的，对人类的生死存亡有着极大的威胁。西方洪水神话诺亚方舟的故事中洪水淹没了最高的山，陆地上的生物全部死亡，只有诺亚一家人与方舟中的生命得以存活［5］83；广西壮族《布伯的故事》也记录了洪水淹没了平原村落和高山，一直淹到了天上［6］498-508。这些描述无一不体现出洪水的规模之大，对人类造成了灭顶之灾。鲧禹治水神话中洪水的肆虐程度，《尚书·尧典》曰：“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7］152这场大洪水对部族生存带来的重大灾难不言而喻，正是“浩浩滔天”的洪水，才有了古神话中的治水第一人——鲧［8］541。尧舜时期的洪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害，才使产生于同一时期的鲧禹治水神话具有了洪水神话的性质。
二是洪水来源的可解释性。世界各民族的洪水灭绝人类和洪水后人类再生神话都有对洪水起因的描述，西方神话中的洪水，大多数是天神上帝为了惩罚人类的罪恶而施行的，《圣经》记载，人类曾因犯下多种罪恶受到上帝的惩罚，其中对人类生存威胁最大的惩罚方式就是降下大洪水。斯腾伯格曾指出，《旧约》叙事里存在着“犯罪—惩罚—呼救—拯救”这样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洪水神话故事正暗含着这一模式。以洪水灾难的方式惩罚人类在西方并不是《圣经》中独有的，这种带有惩罚性的西方神话，往往包含着“天帝降罪，灭绝人类”［9］的母题。虽然中西方不同民族对于洪水的起因有各自的理解，但都不约而同地对洪水来源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所以洪水灾害发生的原因是洪水神话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鲧禹治水神话中的洪水虽然不是对人类罪恶的惩治，但对洪水起因也有自己的认知，《尚书·大禹谟》记载：“降水儆予。”［10］21“儆”是警戒、警告的意思，同样认为洪水灾害的降临是为了警戒人类。
三是人类采取的行动。《圣经》中的上帝告知诺亚大洪水即将来临的消息，并要他按照上帝的旨意造出诺亚方舟。诺亚方舟承载着洪水后再次繁衍大地生命的生物，象征着当时世界新的希望。中国江西南昌的洪水传说讲述高比的一对儿女伏羲和女娲在雷公被困之际帮助雷公喝了水，雷公给了两兄妹一颗牙齿，让他们种下长出果实以应对即将来临的滔天洪水灾难。洪水来临，伏羲和女娲钻进牙齿结出的葫芦里躲过了灾难。洪水过后，世界只剩下兄妹二人，他们在神谕的指引下结合，孕育出世界上其他生灵万物［6］475-477。以上都是典型的洪水后再造遗民类型的洪水神话。相比较而言，中国上古洪水神话中的鲧禹治水神话类型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孟子·滕文公下》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11］73尧时期洪水灾害频发，看到洪水危害百姓，帝尧心急如焚，遂召集了四岳和在朝诸侯询问洪水治理之法，大家推荐了鲧。鲧治理洪水，因方法错误导致洪水迟迟不能平息，被弑于羽山。大禹通过疏导的正确方式成功治理了洪水。但在典籍文献与口头文本中，大禹治水神话被增加了丰富生动的细节，如：水神河伯为帮助他治水，赠予天下河流总图；伏羲帝赠他玉简以丈量土地之用；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12］296。不论是治理洪水失败的鲧所用的“堙”和“障”的方法，还是大禹采用的疏导方法，都是人类面对洪水时采取的积极行动，并且最终在神和民众集体的努力下治理了洪水。这符合典型洪水神话结构中人类采取行动这一重要情节。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典型的洪水神话有三个重要特征：洪水灾害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灾；均有对洪水灾害起因的解释；洪水后人类采取行动终至未被灭绝。鲧禹治水神话也具备了上述三个特征，所以具有洪水神话性质。它与西方神话的区别在于，洪水后人类采取行动既没有神助避水，也没有再殖创世，而是治理洪水、恢复秩序，所以称之为非典型洪水神话。它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基因，具有鲜明的华夏民族文化特色，值得深入探究。
二、鲧禹治水神话与世界洪水神话的母题比较
母题是构成传统叙事文学有独立意义的最小情节单元，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动人的力量［13］3。洪水神话是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神话类型，除了干旱缺雨的非洲外，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与民族都有洪水神话的扩布流传。洪水神话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中都曾经出现并且传承久远，情节也因自然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心理基因的不同有所差异。这种情节母题的区别，即叙述结构中元素的特殊性，是在不同社会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下产生的。下面通过母题划分及民间文学母题索引比照的方法对不同的洪水神话进行具体分析。
（一）共同母题及其离异
母题是构成神话最小的基本元素，神话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母题的支撑，母题也不可能脱离神话单独存在。一个神话从产生到情节相对完整直至定型，都和母题发展历程相对应，一个神话的发展和演变一定对应着母题的发展和演变，那么对两种或者几种神话母题或者母题链的对比就可以初步窥探这些神话的发展差异。先来观察西方洪水神话（以希腊希伯来神话为例）、我国少数民族洪水后人类再殖神话（以苗族和壮族为例）与鲧禹治水神话的主要内容：
根据斯蒂·汤普森创造的使用母题编号来指称民间叙事作品的体系，A为神话母题。在A类母题中，可以找到几乎所有曾被人们讲述的主要神话，其中列举的主要神话母题包括：
A625，世界父母——作为宇宙父母的天父和地母；
A641，宇宙卵——由一个蛋产生出来的宇宙；
A1010，大洪水——世界性或地区性的洪水泛滥；
A1200，造人；
A1335，死亡的起源。［14］575
再细化到母题子类，大洪水实际上属于A1000—A1099，世界的灾难与更新。在大洪水之下，可以找到更特殊的A1018.3——为报复所受伤害而引起的洪水和A1018——作为惩罚的洪水。在类目A1020——逃避洪水之后，还有A1021——在船（方舟）中逃避大洪水，A1022——在山上逃避大洪水以及A1023——在树上逃避大洪水［14］576。汤普森的母题索引系统参考的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资料非常有限，这些母题虽然包含了希伯来希腊洪水神话和中国少数民族洪水神话起源以及如何躲避大洪水，也涵盖了鲧禹洪水神话来源的阐释，但是治水行为并没有相对应的母题索引名录。
通过《中国神话母题索引》①这部著作，可以对鲧禹治水神话与典型洪水神话即兄妹婚型洪水神话母题链构成的差异进行对比。该书对洪水程度描写的条目主要是宇宙起源母题的900——洪水滔天，全世界或局部地方的洪水泛滥。它是国内从东北到西南有口承神话流传区域所共同拥有的一个类目。从901—914是对洪水发生原因解释的类目，这些类目涵盖了各民族洪水神话的起因，它们是：
901—903是由于地理气象原因引发的洪水，该类神话主要流传在藏族、羌族、瑶族和汉族的部分地区；
904—905是由于神的渎职或者冲突引发的洪水，此类神话主要流传在回族、哈尼族、藏族、彝族和汉族；
907—909则是人的罪恶行为使得神灵降下惩罚从而引发洪水，这是一种分布最广的解释洪水起因的条目，这类神话在我国北方地区、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均有流传。
上述类目里，907—909也是典型的洪水再殖型神话、非典型洪水神话，以及鲧禹治水神话这样的非典型洪水神话的共享条目。在洪水神话的情节链里，洪水程度描述和洪水原因解释之后是人类对待洪水的态度以及应对洪水策略的记述。条目923—939即逃生以及躲避洪水为主要内容的洪水再殖型神话；970—975是描述洪水结束后，人类如何重新繁衍，或近亲兄妹成婚，或人神结合，神话想要表达的重点是洪水后的人类新生，这是洪水母题与灾后繁衍母题的结合。而鲧禹治水神话则是转向了条目1000—1006，表述治水母题，文化英雄及其协助者想方设法治理水患，在鲧禹治水神话里，利用息壤填堵洪水和大禹疏导洪水均属治水母题这一条目。
运用母题索引的方法对希伯来希腊洪水神话和中国各民族洪水神话予以比较可以看出，希伯来希腊洪水神话是只叙述洪水起因、神助灾难的单线链条叙事。而中国洪水神话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英雄积极治理水灾的内容，形成双线链条叙事，鲧禹治水神话正是西方神话系统所没有的非典型洪水神话类型。这些分类说明了同一类型神话中母题也具有层级性，下一层母题虽然包含在上一层母题的范围内，但是在进入不同的叙事结构时承担新的叙事要求，下一层母题不必完全被上一层母题统领，可以形成新的母题链从而完成差异叙事。
（二）母题差异的原因
母题是最小的文化因子，无论是逃避灾难重新开始或积极治水，都是一种劫后余生的主题展现，在众多洪水神话故事中几乎只有汉族的鲧禹治水神话表现出积极治理的态度，创造出可行的治水方法并付诸行动。鲧禹治水与西方逃命式躲避洪水的方式截然不同，是把人类组织起来，依靠各方的力量来治理水患。“治水的主题在整个洪水神话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洪水之灾，是被人化神祇的意志力量和行动力量克服的。”［15］26在一系列的母题比较中，神话母题有其明显的共性与个性。人类在“童年”时期，面对相似的宇宙天象、自然环境、群体发展、个人生存等诸多问题时，一方面会做相近的思考和回答，另一方面又会有母题内涵和外延的个性差异。
从鲧禹治水到诺亚方舟载人，尽管它们有相似的神话母题，但是在各自的文化体系中所代表的价值和目的性是有差异的，折射着中西方在历史发展中沉淀的民族心理。从地理空间角度看，这是由中原最先形成农耕的历史地理背景决定的。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人们较早开始了种植作物的农业活动，生存资源逐渐丰富，以定居为标志的农耕文明形成后，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逐渐增强。对于依靠农事发展的中原民族而言，自然环境的优劣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决定性因素，黄河流域因此也成为最早体验灾害的地区。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的认识水平有限，一旦自然灾害降临，对黄河中下游地区民众的生存就会形成严重的威胁，他们不得不勇敢地面对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深重的生存恐惧。水旱灾害是原始先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治水神话应运而生。这不仅是一种由于地理环境和农业发展背景下行为的转变，更是一种族群文化心理差异的表现。面对洪水灾难选择治理而非逃命的方式是人类向自然的宣战，最终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原地区特别是黄河两岸生活的部族以血缘为纽带进行联结，在农耕社会初期，团结内向型的生活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形成的注重群体力量的信念深潜于每一个族人的心中，成为一种历史的惯性。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正体现出中原民众踏实苦干、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一直鼓舞着华夏民族不断前进。
回视西方文明区系，他们对洪水采取的是躲避态度，突出天神惩戒的主题，宗教渗透观念明显。在神祇面前，人类是渺小的，人类惹怒或忤逆了天神，天神便要降下洪水以示惩戒，人类对神的惩罚毫无招架和反抗之力，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譬如希伯来神话、希腊神话以及北美洲的洪水神话，人们面对洪水不是积极的抗争，而是凭借神谕或神的告诫躲避灾难，最著名的“诺亚方舟”就是上帝耶和华告诉诺亚，让其制造逃生工具，在逃难中迁徙，在迁徙中重生。
在远古时期，人们对大自然知之不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极弱，相比之下，中西方采用了不同的态度来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安土重迁的华夏先民不愿背井离乡，而是积极改造自然，重建家园；崇尚自由、敢于冒险的西方人在面临大灾时则会躲避灾害，在迁徙中寻求出路，将流动民族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鲧禹治水神话中的原始文化意蕴
世界各民族的神话是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经济形式、社会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差异形成各自的特点，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显露出富有个性的民族观念。鲧禹治水神话作为一种汉族特有的非典型洪水神话，在原始生命观念、氏族权力转移和政治秩序隐喻方面都表现出独特的文化蕴含。
（一）生死交融：鲧禹治水神话中的原始生命观
在表现生命起始与消亡的生命观方面，原始初民有着独特的思维和理解。鲧禹治水神话作为中国上古神话的重要类型，叙述内容带有浓厚的原始文化意蕴。鲧禹治水神话中的生命观主要体现在大禹出生的相关神话中。在河南登封，关于大禹出生有“借尸还阳”的口传文本。“天下洪水泛滥，夏禹王要下凡治理洪水。但是觉得投胎时间太慢，刚好登封这里有个十来岁的小孩儿刚去世，他就借尸还魂变成文命，即大禹。”②除了这种出生方式以外，还有“鲧复生禹”的神话。《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8］536“复”通“腹”，鲧死后尸体三年不腐烂，禹从鲧的遗体中生出，天帝命令禹再施行土工治理了洪水。鲧从自己的腹中生出禹，并且将其使命延续在禹的身上，而鲧的尸体则化为黄龙或黄熊，化身黄熊则是鲧再次获得生命的象征。这些描述都体现了原始初民的圆形生死观，即生死转换、生死相依的思维特征。不管是借尸还阳还是鲧腹生禹，都是一种对生命的延续和转换，初民对死亡有无法抑制的恐惧，所以希望生命是可以延续和转换的。在他们的思维里，生死并不意味着二元对立，互渗律的无限权力支配着这些集体表象，在原始人的生命观里，他们并未把死亡想象成与活人社会完全不同的境况，而是将其和活人社会相连接，将死亡视为一种转换，生就是死的延续，禹的出生延续了鲧的生命，也承接了鲧的职责。
在上古神话世界里，原始初民不仅有一个现实的物质世界，还有一个超现实的神灵世界。天上有天堂，地下有幽都。人既可以升格为神，也可降而为怪。神常常会贬谪人间，动物和植物也会化身为人形混迹于尘世［16］8。《山海经》载：“鲧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昔尧殛鲧于羽山，其身化为黄熊。”［8］293反映了鲧死后尸体变成熊或龙的情节。《楚辞·天问》：“而鲧疾修盈？”［17］101则明确说明，鲧化为黄熊其目的是去西方寻求解救之法，希望神巫能让他再次获得生命，这亦是圆形生死观的反应。登封流传的启母石故事，也体现了初民的原始思维方式，《淮南子》云：“禹治洪水，凿辕……涂山氏往，见禹化为熊，惭而去。”［18］卷八254鲧死后尸体化为黄龙以及大禹为通山引水化为熊的情节除了表现在治理洪水这个宏大工程，夏禹代表的龙图腾部族与以熊图腾为代表的氏族联合的意义外，还可以理解为当时人们还没有把自己跟自然界的动物区分开来。自然界拥有人所不能控制的巨大威力，人在自然力面前感到自身的渺小，于是将自然界的动物力量加在自己的身上，以与自然抗争。这体现了早期初民一种万物有灵、物我混同的原始思维状态，人与动物互换变化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典籍神话故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物我转换的变形大多发生于神话主体身处危难之际或者即将死亡的时刻，由此可以体会出先民对死亡的恐惧。先民恐惧死亡但相信灵魂不灭，相信人的死亡是肉体的死亡，人的灵魂是永存的，只不过是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存在。
（二）由母到父：鲧禹治水神话中的氏族过渡印痕
大约从鲧禹时代开始，我国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逐渐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母权制时代的社会形态、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审美观念等，开始向父权制时代转变，这一点已被大量的考古资料所证实。鲧禹治水神话所叙述的正是这个背景下的神话故事，因此明显带有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痕迹。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过渡的过程中总是会伴随着抗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式微的母系制度和正在兴起的父系制度之间产生了一系列权力的争夺。这些抗争体现在同一时期的鲧禹治水神话中。
一方面是治水英雄性别的转换，治水的主角从女娲变成了鲧禹父子。《淮南子·览冥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19］95在最初的灾难母题神话中，女娲补天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为了治理水患。除此之外，斩杀鳌、黑龙等水怪，同样是为了消除水患，积芦灰则是为止淫水，都属治水的行为。从女娲到鲧禹父子，治理洪水的工具由所谓的“五色石”到“耒”，治理洪水水患的英雄由女性转变为男性，一方面体现了农耕工具的使用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体现出男性力量超越女性的历史趋势，原始初民们逐渐意识到了男性的优势，父系权力初步形成，这其实是父权制开始萌生的模糊印痕。
另一方面是母性的生育权被剥夺。当时的人们不了解人类的生理结构，不知道男女结合才能生育的奥秘，在“民知其母，不知其父”［20］3的母系氏族信仰下，呈主导趋势的是一系列贞洁受孕女性诞下神子的神话，如《山海经》中对“女子国”传说的叙述：“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妊矣”［8］268，还有《吴越春秋》中的“夏女嬉吞薏苡而生禹”“商人始祖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21］346。这些文献不约而同地记载了各部族始祖都是未通过男女交合的方式，诞生于贞洁少女的腹中。把孕育后代划定为女性特有的功能，这就奠定了母亲在氏族社会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而男子，即父亲只能处于辅助的、次要的地位。即使后来生育的秘密逐渐被初民们知晓，这种感物生子的神话作为一种全民的集体记忆镌刻在人们心中，起到了继续神化巩固女性神圣地位的作用。
随着生育秘密的破解，对生育权的争夺就开始了。《山海经》中有“丈夫之国”“其国无妇人也”“丈夫国在维鸟北，其为人衣冠带剑”“终身无妻，产子二人，从背肋间出”［8］212等记载。这实际反映了我国古代氏族社会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曾经有过的一种“产翁制”的习俗。妻子一朝分娩后，男子为了争夺生育权，按产妇模样穿戴，卧于产床，怀抱婴儿，甚至摹仿产妇分娩时的痛叫声，以示婴儿为他所生。以后除哺乳外，均由男子护理，女子则下地干活，照料产翁。通过产翁制，证明分娩养育孩子是男人们的事，这是当时父权制萌生并逐渐压制母权的真实表现。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产翁制”这一习俗逐渐消失，但父权并没有减弱反而有持续加强的趋势。鲧父生禹对于女性来说仅仅是神圣生育权的丧失，到了禹的儿子启出生，除了生育权，被剥夺的还有女性氏族世系传承的权利，甚至是养育后代的权利。“禹治洪水，凿辕，谓与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化为熊，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17］79启的诞生是以其母亲涂山氏的化石为代价。在整个神话叙事中，禹并不关心涂山氏的受惊逃跑而是惦记涂山氏腹中的儿子，在追寻过程中喊的是“归还我的儿子”。妻子涂山氏化石后，禹未表现出过多的悲痛。这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父系氏族在和母系氏族争夺子女世系权时所发生的激烈争斗。综上所述，鲧禹治水神话在反映治水内容的同时，还隐含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历史现象，充分体现出社会过渡时期双方的斗争与冲突。
（三）鲧亡禹复：鲧禹治水神话的政治隐喻
在鲧禹治水神话体系中，大禹接替鲧治水成功后，舜将帝位禅让与他，这一事件的节点就在于鲧的被诛与大禹被委以治水重任。这不仅仅是对治水神话现实逻辑发展的描述，更是对当时社会政治倾向的隐喻。鲧被诛的原因，典籍记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治水失败。《礼记·祭法》载：“鲧障鸿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22］590《礼记》云：“鲧治水土，绩用不就，殛诸羽山。”［23］231这些记述反映了鲧是由于治水失败被杀。二是鲧违抗了帝王之命。三是鲧窃息壤。《山海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8］536这里的“息”是生长的意思，“息壤”是一种自动生长的土壤，不会消减，鲧把它偷去堵塞洪水，“不待帝命”，就是没有经过天帝下令就私自去治水，结果因触怒天帝被诛杀。鲧和西方神话中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有相似之处。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他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盗走火种送给人类，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因此而受到宙斯的处罚，被绑在高加索山，每日忍受风吹日晒和鹫鹰啄食。鲧与普罗米修斯都是为了保障人类共同的利益而违背了天帝的旨意遭受到惩罚。
“人话，是人的世界向神仙世界的投影。”［12］37远古先民从盲目地恐惧自然，发展到相信通过个人力量可以掌控自然为民众谋福利，众多治理洪水的英雄人物就是佐证。例如女娲感到人类生活艰难，自愿来到凡间，为人类排除水患，该类型的神话表现先民们不畏艰难、勇于抗争的精神。在中西方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最终被赫拉克勒斯救出，鲧也变形生禹，天帝重新命令大禹继续治水，两个故事均为一种妥协式的结局，但是探寻这两个神话故事的本源，都表达了挑战权威的英雄被惩罚的内容，其中隐含的是政治性的因素。后来大禹治理水患、平定九州，最终继承帝位，象征性地反映出大禹在战胜洪水灾害成就功名之后，获得了统治权力这一政治事件。叶舒宪也曾表达过洪水代表混乱，治水其实就是治理社会秩序的隐喻的观点［24］1。在面对常人难以解决的危机考验时，大禹前赴后继克服危机，成为社会秩序的恢复者，他的行动无疑会赢得原始初民的拥戴进而登上帝王之位，这样，治水与政治就有了清晰密切的联系。当洪水灾害平息之后，早期中国不仅协调了自然秩序也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在河流治理的过程中必然有相应的社会组织作为保障，中国成为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屹立于世界东方。
结语
各地流传的洪水神话有许多相似点，是世界性的神话类型。神话产生与该民族特定的自然历史文化相关联，“表现了一个人类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其中一些母题由于悠久的历史性和高度的典型性而常常成为该群体的文化标识”［25］23。分析解剖神话母题的共通性和变异性有助于我们了解民族文化特征，洞悉民族文化心理，把握神话蕴含的民族精神。鲧禹治水神话不是典型的人类再殖型洪水神话，但它本身具有洪水神话性质，也属于洪水神话。对于洪涝灾害，原始先民通过自己瑰丽的想象创造出不折不挠、征服自然力的英雄，这些本领超常的英雄不仅代表原始部族与自然抗争的愿望和信心，也反映出他们不屈的意志和坚强的毅力。这些以原始思维方式创造的上古神话，不仅深刻体现了原始先民的思想观念，展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同时也为现代人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
注释
①杨利慧，张成福主编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以汤氏母体索引的编排体例为基础，对中国神话中反复出现的主要母题进行抽绎和分类，在表述和编排上反映了中国神话的特点，资料的使用上既包括中国神话学者辑录出版的记载古代神话的历代典籍，也包括大量现代口承神话资料集。②访谈资料。讲述人：常松木，1969年生，河南省登封市人，大学本科学历。调查人：段友文、秦珂、王文慧、柴春椿。调查时间：2016年7月14日.调查地点：河南省登封市常松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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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段友文，男，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神话传说研究。秦珂，女，山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