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恒著作（读完就想推荐的几本书）

李竞恒著作（读完就想推荐的几本书）第三本书是扬州大学王永平教授的《晋宋社会政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此书重点围绕东晋、刘宋时期的政治人物、社会集团、文化风尚之间关系进行梳理，也有一些有趣的新观点。晋、宋之交，代表着南方中古时期贵族的士族门阀政治，向寒人武力集团的皇权社会开始转型，这一过程伴随着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专权以及其后桓玄之乱，刘裕所代表的京口武力集团对高门士族政治展开的问鼎过程，并伴随着刘宋早期庙堂政治的残酷斗争，都对应着此种剧烈的社会转型。作者首先考察了晋孝武帝、司马道子对东晋高门政治的抑制和启用徐邈、范宁、王雅等寒士，政权在最高门阀中轮转的格局在东晋晚期已然发生变化，桓玄之乱某种意义上是高门士族尝试夺取政权的最后努力。《晋宋社会政治史论》 第二本书是德国图宾根大学约翰内斯·克劳泽教授与知名记者托马斯·特拉佩合写的《智人之路：基因新证重写六十万年人类史》（现代出版社，2021），从基因、考古、病毒

《早期中国 :社会与文化史》

近期读了四本印象比较深的书：第一本书是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的《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三联书店，2022），该书从“早期中国”的文明起源前夜，一直梳理到秦汉时代的官僚组织、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新见解和学术观点。作者指出，北美研究早期中国的学者，受到过来自中国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强烈影响，顾颉刚的自传在中国出版后很快就被译为英文，成为在美国最著名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家。“疑古”运动持续影响了北美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很多学者，并塑造了他们的基本学术态度。换言之，对于“夏”是否存在之类的学术前沿争论，除了北美考古学理论方法和中国的差异之外，其实还存在中国“疑古”运动持续影响北美学术的这一面。在涉及文字起源上，作者借用鲍则岳(William G.Boltz)提出古埃及文字和楔形文字出现前，埃及和两河流域都经历过“注记系统”阶段的这一观点，认为早期中国文字的出现也经历过这一原始阶段，其出现应该在良渚文化时期，尽管无法证明这些早期注记符号是否就是甲骨文的祖先。

作者认为二里头是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的早期国家，但是二里头是否就是文献中的“夏”，则是另一个问题。他推测认为二里头人从未自称为夏，这可能是敌人对他们的称呼，并流传到西周，或者二里头不是夏，而是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另一个国家的中心。对于商代占卜的秘密性，作者指出王卜辞、非王卜辞占卜具有不同标准，因此仅仅相距300米的王室甲骨与非王的花东甲骨都显现出文书和词汇的体系差异，因为占卜是高度保密的活动，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总体来看，此书的精彩部分主要集中在史前到商、西周阶段，东周、秦汉部分的内容则相对较为平实。

第二本书是德国图宾根大学约翰内斯·克劳泽教授与知名记者托马斯·特拉佩合写的《智人之路：基因新证重写六十万年人类史》（现代出版社，2021），从基因、考古、病毒、语言等多个角度，梳理并描述了智人的迁徙、演化，社会发育和疾病的各种关系，其中也有很多有趣观点。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几乎不接触糖分、甜食和高脂肪食品，因此现代人的心血管疾病、中风、糖尿病等对当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现代人很难模仿旧石器时代饮食，因为不仅仅只是吃肉和素菜，而是包含了昆虫、野生草药、树根和野生动物，并伴随野外狩猎的剧烈运动。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人，并不是现在的白人面貌，而是深色皮肤和蓝眼睛，他们并不需要像农耕时代的高纬度人群那样通过将皮肤变成浅色来合成维生素D，因为狩猎获取的肉类和鱼类足以摄入够多的维生素D。

在农业刚出现的时代，还并存着相当数量的狩猎人群，通过对当时双方共同后代遗骸DNA的研究，发现有来自狩猎人群的线粒体DNA，却没有发现来自农耕人群的线粒体DNA，由于线粒体体现的是母系遗传，由此可知在农耕和狩猎并存时代，生活动荡的狩猎人群女性更青睐生活定居的农耕男性，而农耕人群的女性则对狩猎男性不感兴趣。而进入青铜时代后的欧洲，来自草原地区并掌握了骑马技术的男性进入欧洲，并导致了欧洲人的父系Y染色体发生剧烈变化，80％—90％的欧洲青铜时代Y染色体在此时突然出现，伴随着考古材料显示的是他们与原住民之间剧烈的暴力冲突。

农耕定居生活方式的代价是人口密集、水源污染，有利于大量传染病的反复传播，青铜时代来自草原的骑马者给欧洲带来了鼠疫，在古罗马和中世纪反复肆虐，造成严重人口损失。源自于欧洲红松鼠携带的麻风、美洲的梅毒，以及16世纪出现的肺结核轮番上阵，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痛苦，而抗生素的发明只是展开了与这些疾病的“军备竞赛”，还并不是完全胜券在握，可以掉以轻心。

《晋宋社会政治史论》

第三本书是扬州大学王永平教授的《晋宋社会政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此书重点围绕东晋、刘宋时期的政治人物、社会集团、文化风尚之间关系进行梳理，也有一些有趣的新观点。晋、宋之交，代表着南方中古时期贵族的士族门阀政治，向寒人武力集团的皇权社会开始转型，这一过程伴随着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专权以及其后桓玄之乱，刘裕所代表的京口武力集团对高门士族政治展开的问鼎过程，并伴随着刘宋早期庙堂政治的残酷斗争，都对应着此种剧烈的社会转型。作者首先考察了晋孝武帝、司马道子对东晋高门政治的抑制和启用徐邈、范宁、王雅等寒士，政权在最高门阀中轮转的格局在东晋晚期已然发生变化，桓玄之乱某种意义上是高门士族尝试夺取政权的最后努力。

刘裕作为京口寒门武人，在消灭自己同生态位竞争者刘毅的同时，也诛戮与桓玄、刘毅关系密切的高门士人如王愉、谢混、郗僧施等，而拉拢、利用可以合作的王谧、谢景仁、谢晦等王谢高门。当然，这种暂时的拉拢并不等于信任，寒人与高门的斗争在进入刘宋后达到又一高峰。作者认为，少帝之废和刘义真之死背后就涉及刘裕顾命集团的门第斗争，顾命集团中徐羡之为高门眼中的“中才寒人”，傅亮出自门户单寒的北地小族，檀道济属门风尚武的低级士族，唯有谢晦为高门子弟，但谢晦实则从未获得刘裕及其集团的充分信任。但寒人徐羡之等位列宰辅，引起了高门士族的强烈愤慨。在此背景下，刘义真作为刘裕之子却高度名士化，结交谢灵运、颜延之等高门名士，其背后实际上和集团之间的政治矛盾、政治动机密切相连。高门士族希望名士化的刘义真获得皇权，而徐羡之、傅亮也主动地打击颜延之，乃至最终杀害刘义真，以及谢灵运最终的命运，都显示了晋、宋之交背后寒人与高门政权更迭时期的剧烈动荡。

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刘义康之狱和元嘉时期的政治变局，将刘义康视为打击高门士族的打手，但最终仍死于刘宋皇权的内耗，以及刘宋公主普遍“骄淫无行”并干预政治，实为起自下层“闺门无礼”的刘宋皇室，与高门士族礼教之间的尖锐矛盾。但至于作者说这是当时“母系社会时代文化遗风”，则属于过度阐释了。总体而言，此书紧扣晋、宋之交背后剧烈的政治集团斗争、更迭的主题，从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角度梳理出了很多有启发性的线索。

《斯堪的纳维亚的皈依:北欧再造中的维京人、商人和传教士》

第四本书是耶鲁大学教授安德斯·温罗特《斯堪的纳维亚的皈依：北欧再造中的维京人、商人和传教士》（商务印书馆，2021），此书主要针对长期以来关于北欧多神教社会最终皈依基督教所作的流行解释，即北欧是被基督教征服这一说法提出了某种颠覆性的新观点：恰恰是北欧的部族首领出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需要而主动接受了基督教。

北欧接受基督教的进程，本质上是一个“去多中心结构”的过程。北欧传统多神教的不成文法习惯，是依靠各个部落之间多中心结构呈现的，这些关系之间比较松散但自由，武士和他们效忠的酋长依靠赠送礼物、在大殿举行宴会狂饮之类较平等、简单的关系凝聚起来。但随着部族之间战争和兼并的深化，到9至10世纪的时候，北欧逐渐只剩下丹麦、挪威、瑞典这少数几个王，接受基督教对于这些王的统治是更为有利的。从观念的合法性看，基督教只有一个神，对应地上只能有一个统治之王，多神教那些遍地乱糟糟的一群酋长，多个中心，就显得不够具有吸引力。此外，基督教还提供了一套来自罗马帝国的官僚与权力科层组织，这套更复杂的官僚组织也有利于王权统治，将过去北欧乱哄哄的“多”整合为“一”。

作者指出，对于北欧统治者来说，选择皈依基督教“是建立他们独享权力的国家的途径”，“国王在皈依基督教后变成他们‘国家’教会的实质上的首脑”。“国王们需要基督教及其教会，原因是，他们的势力已经太大——治下的臣民过多，因而无法与追随者和臣民构建直接的关系”，传统北欧酋长那种依靠礼物、宴会等方式建立的关系再也无法维系，而基督教提供了一整套关于王权的政治和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北欧统治者建立起真正的国家和统治。

李竞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