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龙泉驿（清末四川大成会）
清末龙泉驿（清末四川大成会）（大成会供奉神祗）大成会的庙宇称为“三圣庙”，以儒、释、道三祖为最高神祗，同时供奉道教、儒教和民间世俗信仰以及自创的神仙：鸿钧、观音、无极天尊、惠民、桓侯、孚祐、土縠、雷祖，龙王、灶王、三官、北斗、灵祖、周将军、玄天上帝、药王、武圣等。这些神灵职掌天地人三才，有的一教独有，有的佛、道通用，也有的香火跨越儒、释、道三界。而自创之神则源自儒家，有根据儒家“仁政”、”民本“思想创造的神仙“惠民”，有取意护法《周礼》的武神“周将军”等。虽然神谱庞杂多端，但均与其教义相关。（经笺中缝刊“南峰山房”字样）继广、岳两地之后，大成会又在全省范围内发展信徒，通常以两县或多县交界地带的寺庙、道观为传教据点，利用其官府管控较薄弱、责任分散的优势，不断向周邻地区传播，辐射。到光绪年后期，大成会已散布川省各地，其中绥定府的渠县、大竹，龙安府的平武、江油，潼川府的射洪、蓬溪、遂宁，成都府的简阳等地，会员众多宗教活动频
清末四川大成会清朝光绪年间，川籍帝党和维新派秘密组织大成会，意为儒、释、道三教合一，集三教之大成；因主祀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三位圣人，也称圣会。民间因其每月定时举行宗教活动，则称之为月课会。实质上，“大成会”“圣会”其名对应孔子尊号“大成至圣先师”，暗指孔会（教）。它以宣扬儒家道统，挽回世风日下的社会道德为宗旨，隐藏拥帝（光绪）攘后（慈禧）和为变法维新鸣锣开道的政治目的，与清末政治团体蜀学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是川内一个传播范围广、信徒众多、影响深刻的宗教组织。
一、创教和宗教组织大成会起源于广安南峰山。南峰山位于广安州和岳池县交界处，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川东著名佛教圣地，北宋宰相张商英曾登山礼佛，留下诗作《南峰寺》。清代南峰山依旧香火旺盛，广安、岳池一带来此朝山进香者众多。
光绪十九年，川内有帝党背景的儒士文人，于南峰山创立大成会，改南峰寺为三圣庙，在广安、岳池两地秘密发展会员，从事宗教活动。
大成会主要吸收儒生、佛道两教信徒和士绅耆老入会，入会者都要锡红名，即按辈分赐予教名并接受戒律，锡名时还要对天盟誓，不得反戒，否则要遭天谴。内部有较严密的组织体系，会首一是承宣，二是主礼；下设督坛、辅坛、演科（音乐）、文牍、写录、香灯等执事闲杂人员。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后来不定日）行“月课”，由承宣、主礼召集会众举行宗教活动，多数情况允许一般群众参与。大成会组织固定，有自己的思想信仰、仪规等，是一个组织秘密，活动公开半公开的宗教组织。
（经笺中缝刊“南峰山房”字样）
继广、岳两地之后，大成会又在全省范围内发展信徒，通常以两县或多县交界地带的寺庙、道观为传教据点，利用其官府管控较薄弱、责任分散的优势，不断向周邻地区传播，辐射。到光绪年后期，大成会已散布川省各地，其中绥定府的渠县、大竹，龙安府的平武、江油，潼川府的射洪、蓬溪、遂宁，成都府的简阳等地，会员众多宗教活动频繁，甚至有的地方早于大成会创立前已有类似宗教活动。在各地大成会陆续兴起之后，广安南峰山就是大成会的法门总会，其宗教活动的章表文疏写录入《南峰山圣会文疏》，成为今天了解大成会的重要资料。
《南峰山圣会文疏》是大成会宗教活动的原始记录资料，用南峰寺专用经笺书写。笺纸米黄色，每页十行，朱行，中缝刊“南峰山房”字样。写录清光绪十九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前后有损毁）的疏文计二十六篇，记录了大成会的系列宗教活动，反映了大成会的宗教特性和宗教思想。
二、供奉神祗和宗教主张大成会的庙宇称为“三圣庙”，以儒、释、道三祖为最高神祗，同时供奉道教、儒教和民间世俗信仰以及自创的神仙：鸿钧、观音、无极天尊、惠民、桓侯、孚祐、土縠、雷祖，龙王、灶王、三官、北斗、灵祖、周将军、玄天上帝、药王、武圣等。这些神灵职掌天地人三才，有的一教独有，有的佛、道通用，也有的香火跨越儒、释、道三界。而自创之神则源自儒家，有根据儒家“仁政”、”民本“思想创造的神仙“惠民”，有取意护法《周礼》的武神“周将军”等。虽然神谱庞杂多端，但均与其教义相关。
（大成会供奉神祗）
大成会认为儒释道“教虽分三，其实则一；名虽殊途，理无差别。”主张三教融合，集三教教义为一体，故神祗倾向通用，或关涉三教的融合。又认为“孔氏出而儒著，万法归一，”“三教之中以儒为尊”，儒学在三教合一中占据主导地位，故以孔子为列圣之首，把一些儒家推崇的人物形象神格化。就总体而言，大成会的思想基础源于全真道教的三教融圆理论，所祀神祗与道教全真略同，是讲孔孟的道教。向道求真注重心性修炼，讲求吸纳三教在修心养性方面的优长，其著述《明道新篇》将这些教义具体化。
《明道新篇》是大成会的内丹著述，自誉三教明道宝典。采用律诗、歌语等写成，用语较浅近俚俗，适应不同文化层次的信众，计有惺迷章，访师章，正道章，辨旁章等三十二章。融汇三教心性理论，突出道家内丹对儒家义理的融摄，其思想、体例与元代王唯一的道教著述《明道篇》具有一定继承关系。光绪十九年刊于岳池，首页和尾页铃有“全安、德信亲候”字样的印章，可知早期传教者用以悟道启蒙。
（《明道新篇》）
大成会以道家内丹修炼为表，以儒家修身正心为里，明道暗儒。目的是要信徒养真立德，重儒守道，拥有一颗仁爱之心。
三、大同社会设想光绪二十三年秋，戊戌变法前夕，川籍维新人士探索国家出路，主张重建儒学挽回风俗。当年秋，大成会举行会员集体入会仪式，在入会申关表文里，阐述其立教起因，明确其宗教目的。榜文尾词从儒家核心思想“仁爱”出发，描绘出理想社会的愿景：
“以上光灵同申关，请赴法会而领斋筵，临香台而分财帛，愿齐离苦海同赴天堂逍遥极乐之乡，遨游蓬莱之境。更悯远莘辽日三冥魂、十类五音之滞魄，怨号月夜莫觅一滴之浆，泪洒霜天难脱九出之苦。发随禒以赈济，更焚帛以布施，俾四野之臼孑聆法语而共出迷途，六道之茕魄获冥资而咸免饿色，庶人鬼两利，阴阳均沾矣。”
大成会设想了一个“极乐之乡”“蓬莱之境”，同时用佛教六道轮回说描摹了一个“极苦世界”。并以佛家慈悲拯救苦难，为那些因各种因缘飘零六道，啼饥号寒、饱受煎熬而不得解脱的孤魂野鬼施食火供，布施教化，使之免遭饥饿、走出迷途，离苦得乐，达到“人鬼两利，阴阳均沾”的境界，即不分阴界和阳界、平等利乐一切众生的大道之世。
（大成会员入会申关表文）
这实际上是把孔子《礼记·礼运》描述的“大同社会”宗教化，以对佛界六道众生的悲悯与抚慰，传达对现实社会身处困境者的关爱之情，表达“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的美好愿望，为人类构想了一个不分种属、不分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大同世界。页额注写“隐教榜文尾词”，揭示大成会的这一宗教信仰。
后来康有为编著《大同书》，其哲学思想与大成会的宗教信仰颇有渊源。
四、斋醮活动大成会遵从道教斋醮科仪，选择寺庙、道观，通衢要口，院坝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建斋设醮，早期主要为信众祈福禳灾，借以向他们灌输儒家纲常伦理思想，较少直接表露政治意图。光绪二十四年(1898）蜀学会成立后，其表文里出现了蜀学会章程相关的内容，政治倾向性已显而易见，这时候的大成会主要围绕时局热点为国俢斋设醮。
戊戌变法失败后斥骂慈禧及后党1887年（光绪十三年）光绪亲政，慈禧训政。1889年慈禧名义上归政光绪，仍实际掌握朝中大权，帝后两党之争由此开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帝党反对避战求和，主张御敌保国。战事失利后，慈禧派李鸿章赴日乞和，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增开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华设厂等，致使中国丧失大量主权。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亡进一步加剧，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力主变法图存。1898年光绪皇帝颁诏变法《明定国是》，当年九月慈禧发动政变，捕杀川籍维新志士杨锐、刘光第在内的戊戌六君子，囚禁光绪皇帝于中南海瀛台，再次临朝“训政”，后党把持朝纲后，对帝党和维新派进行清洗，川籍官员宋育仁等被罢黜，激起了川内大成会的极大愤概。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成会在广安胡家坪祈报建醮， 贡天表文写到：
“母后擅朝不思神器之重，权奸当国竟负先帝之恩。陷圣皇于荆棘之中，易男主而为女主。幽天子于遐荒之地，接外邦以坏宗邦。献货财、输皮币，甘忍辱以请和；让厘税、割边疆，乞罢师以息战。居常则事持两可，不能作柱石之臣；临变又谋鲜万全，遂致贻中原之祸。曾不念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窃魁柄而党援互结，只图一己富贵之私。畏强邻而刑政不修，那计九世艰难之业。身范既不能正己，忠心何以励同寅？或司兵刑、或司杀戮，贡谀献媚，直同九尾之狐；或为皂隶、或为奄尹，图私废公，虚糜一官之爵。而且庭臣之拔擢，胥因贿赂；藩属之升迁，亦因苞苴.......”。
（大成会斥骂慈禧及后党的贡天表文）
这篇表文言辞犀利，无所顾忌，对慈禧及后党悖逆伦常，谋逆篡位、擅权妄为、结党营私，贻误国家、丧权辱国、贪腐渎职等种种罪恶行径，予以无情揭露和严厉抨击，俨然吊民伐罪的檄文。这在当时有身家性命不保的风险。
八国联军围攻北京上表甘为光绪皇帝受难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英、俄、日、美、法、德、意、奥八国派遣的军队组成侵华联军，以镇压义和团名义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战争。八国联军出动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铁道兵等兵种进攻天津，清军与义和团顽强抵抗、浴血奋战，死伤惨重。7月14日，天津失陷，北京门户洞开。8月4日，2万名联军向北京进发，北京情势危急。
消息传到四川，大成会对国事忧愤至极，于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七日，在岳池观音桥举行救劫法会，祈求光绪皇帝和社稷平安，救劫表写到：
“口口入寇，首善被围。贼兵数十万，贼将数千员，贼船数千艘，贼营数十座，困京师而水滴不通者五六月，社稷有累卵之危。战天津口口兵民死亡者数万姓，河山有必倾之势。我皇上有道明君，不胜口口，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中夜彷徨已数月矣，坐以待旦岂一日哉。欲战而兵力不胜，欲降恐宗庙受辱，欲退贼而贼势难退，虽当国难犹件件以母命是从。欲征兵而兵更难征，又值饷虚口，刻刻以民为念，口口¨口口口口。我皇上之受困，固民等为恶害之也；我皇上之被围，固民等为非报之也；我皇上之受惊，固民等作奸贻之也。我皇上受五洋之凌辱、口口口口乱、被五洋之摧残、阨五洋之凶横，固皆民未体口口口、未遵圣谕有以启之也，民岂袖手旁观哉！既属君民敢视君难而不救，莫非王臣岂置王师而不勤？奈民等生居草莽，¨属樗材，纵舍身以报国于国何益？即捐资以助饷，微饷无补，民将何以救主而图报？惟恳列圣之鸿慈，保奏通明......”。
大意是说，五洋（列强）进逼北京，皇帝蒙难社稷倾危，大成会“罪己”，甘愿以自己折寿、病死保光绪帝和社稷平安。由于广安和北京相距遥远，信息传递滞后，大成会在祈报设醮之时，八国联军已于早前十几天，即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攻陷北京，慈禧挟持光绪逃往西安。这篇表文标题用鲜血书写，足见其忠君爱国之诚。
（八国联军围攻北京时的救劫表文）
为国俢斋设醮是大成会表达政治意愿的主要方式，类似文疏还有多篇。辛亥革命后，大成会脱离政治成为完全公开的、单纯宗教组织，但仍承袭这一传统。
1941年中国军队对日作战接连失利，伤亡非常惨重，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刻，为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川内各地大成会相约于中元节举行法会，为抗日阵亡将士祈祷。岳池大成会会员杨学孔先生，在《岳池大成会为抗日阵亡将士祈祷的回忆》（《岳池文史资料选编》第二辑）一文里写道：1941年中元节，岳池大成会会首徐慎之、王诚斋、熊安之、杨伟端等邀集大成会员和各界人士，在县城万兴街慈善医馆举行盛大祈祷会，悼唁抗日阵亡将士，超度英灵。老儒生熊安之亲撰法事对联：“上超历代高曾祖考妣，下度阵亡官佐士兵夫。”横额“超度极乐”。道场内外还张贴了“抗日救国，人人有责”、“驱逐倭寇，打到东洋”、“打倒日本军阀，气死日本天皇”等标语。全县学生、机关职员、商人二千多人参加祈祷会，现场为抗日前线将士捐献寒衣。
五、大成会与蜀学会清末川籍社会精英，有感于“时当叔季，上无教而下无学，”整个社会的教化趋于败坏的状况，谋求通过设教与创学来重构儒学教化，恢复儒家道德伦理秩序。在先创立大成会尝试以儒学设教，继后又在救亡图存运动中创立蜀学会昌明儒学，前后两者有着极深渊源。
两者在思想行动上有联系光绪二十三年（1897）秋，大成会完善宗教思想，明确其孔教性质，提出兴圣会（教）以“补济于国家，扶持于运会”。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杨锐联合寓京同乡在北京创立蜀学会，三月宋育仁、廖平等约集同仁创建成都蜀学会。吴之英给蜀学定义“蜀何学，曰学周孔耳。”宋育仁提出蜀学会的宗旨“以通经致用为主，以扶圣教而济时艰”，与大成会的主张如出一辙。
当戊戌变法失败，蜀学会创立者杨锐和刘光第被杀害，宋育仁遭罢黜。大成会激于义愤，召集信徒集会声讨慈禧及后党，表现出两者的指臂相联关系。
在八国联军围攻北京时，大成会上表为光绪帝和国家命运祈祷，表文不仅涉及被幽禁的光绪帝的起居情况，还提到“密旨”。这说明朝中隐藏的帝党，与光绪皇帝的联系未完全隔断，与川内大成会存在联络通道。大成会与蜀学会的组织者都来自于川籍精英群体，并且同属帝党维新派一系。
两者的创立者或存在交叉大成会遗存文献出现的核心人物，均自述是进士或举人出生，由儒从佛信道，但都使用教名或化名无从知道他们到底是谁。而蜀学会创立者杨锐、宋育仁、廖平等人推崇儒学，主张儒学宗教化，很可能就是大成会的支持者、参与者或引领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廖平。
廖平，字季平，井研人，晚清著名经学家，一生潜心研究儒家经典，成绩卓著。康有为就是在他的经学思想直接影响下，编撰《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宣扬变法维新主张。他的尊孔遵经思想与大成会基本教义相通，而且大成会兴起之时，正是他在川内担任教官之时。
光绪十五年，廖平考中进士，钦点湖北即用知县，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改本省教职。历任龙安府（治今平武县）教谕、射洪县训导、绥定府（治今达县）教授，所任教职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伦理道德教化。大成会兴起广安时，他就在毗邻广安的绥定府（今四川达川）任职教授，广安籍保皇党人蒲殿俊撰《杜太翁夫妇家传》也提及他在广安的活动。而他任过教官的龙安府、射洪及邻近地区，也都是当时大成会最兴盛的地方。大成会会员杨学孔先生认为，《明道新篇》序言作者“乐山子”即廖平。
大成会的仪轨制定也隐现教官参与的因素。《圣谕十六条》是清朝钦定道德教化书籍，大成会以讲圣谕为演教主线，每月两次，由此产生“月课”规制，其实是例遵官样做法。依清制，地方官要在每月朔（初一）、望（十五）日召集官民宣讲《圣谕广训》。大成会主要吸收儒生参与，骨干会员多是府州县学生员，这一会规的形成，也很可能与职司风化、主管生员品德修行的学官有关。
由于历史原因大成会留给后世很多未知。清末，大成会因其政治主张为慈禧及后党所不容，故组织秘密，内幕不为外界所知。民国建立之后，其领导者、组织者纷纷脱离宗教组织，有的还到民国政府担任公职，再谈拥帝忠君的大成会已不合时宜，故而秘密仍是秘密。今见各地有关大成会的史料，多出自民国时期的会员之手，他们对大成会的过往历史知之甚少，终使大成会蒙上神秘面纱，其领导者、组织者具体是谁，与蜀学会究竟是怎样的密切关系，尚需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