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与河图洛书破译（比易经更神秘的河图洛书）
八卦与河图洛书破译（比易经更神秘的河图洛书）考虑到河图洛书在上古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刘正英判断河图洛书或许与这些问题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无论狩猎还是农耕或其他活动，还面临一个方向的问题，没有文字的时代，古人又是如何记载东南西北的呢？一万多年前的粟（小米），发现于北京门头沟区的东胡林，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一同挖出来的。一万多年前的水稻，发现于湖南道县玉蟾岩。1993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古栽培稻。之后，逐渐向西传播到印度，中世纪引入欧洲南部。早在八九千年前，先民就已经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想要进行农业生产，前提是至少需要掌握粗糙的历法，以确定播种时间，而要掌握一定的历法知识，就必须进行长期的观察，然后加以归纳总结，这可能需要几百年时间的积累，那么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古人如何记载观察数据，确立历法之后又如何记载的春夏秋冬呢？
《易经》被誉为大道之源，诸经之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纲。但较真地说，中华文化的源头不是《易经》，而是在文字出现之前中华民族探索世界的《河图洛书》。
上古伏羲氏时期，黄河中浮现一匹龙马，身上旋毛变成“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的图形，这就是河图，伏羲氏由此画出八卦。
大禹治水的时候，洛河中爬出一只乌龟，神龟背上长有纹、圈、点，自列成组，这就是“洛书”。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古今无数学者想揭开河图洛书到底表达了什么，以及其真实用途，却一直未能解开。随着岁月的流逝，河图洛书越来越神秘，被称为“无字天书”，遂成为千古之谜。上世纪九十年代，江苏学者刘正英逼迫自己“回到”没有文字的上古社会，根据先民的表达条件与社会生产的需要，对河图洛书提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并荣获中国艺术研究院成果奖。
一万多年前的粟（小米），发现于北京门头沟区的东胡林，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一同挖出来的。
一万多年前的水稻，发现于湖南道县玉蟾岩。1993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古栽培稻。之后，逐渐向西传播到印度，中世纪引入欧洲南部。
早在八九千年前，先民就已经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想要进行农业生产，前提是至少需要掌握粗糙的历法，以确定播种时间，而要掌握一定的历法知识，就必须进行长期的观察，然后加以归纳总结，这可能需要几百年时间的积累，那么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古人如何记载观察数据，确立历法之后又如何记载的春夏秋冬呢？
与此同时，无论狩猎还是农耕或其他活动，还面临一个方向的问题，没有文字的时代，古人又是如何记载东南西北的呢？
考虑到河图洛书在上古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刘正英判断河图洛书或许与这些问题息息相关。
《周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
《春秋左传集解》云：“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扬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上古没有文字，想要记录一些大事，采用的是结绳记事的方式，辅以语言与图画。比如，与某部落交易了五只羊，古人会在绳子上做一个代表五的标记，然后在旁边画羊的图形或共同认可的某个东西代表羊，这样其他人就能读懂结绳代表的意思了。但问题在于，某部落的方位或交易地点、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关键信息如何在结绳上体现呢？
以现代人的思维无疑难以想象，刘正英强迫自己“回到”没有文字的时代，以结绳记事的思维去模拟先民活动。
其一，以先民部落所在位置为中心点，画一个代表部落活动范围的圆。
其二，从中心点向外辐射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就得到代表东南西北的四个点。
太阳多数在南方，以南代表阳，相反的北则代表阴。由于太阳在天上，可以用南代表天，相反的北代表地。由此，日蚀可能是用南、天来表达，地震可能是用北、地来表达。
由于南方热、北方冷，因此东南西北可以与春夏秋冬相互对应，即南代表夏天，北代表冬天，东代表春天，西代表秋天。
其三，再从中心点辐射出四条线，代表东南、西北、东北、西南，由此又得到四个点。
东南西北与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一共出现了八个点，再加上中心点，就形成了九个点。然后，用1—9的数字与这九个点对应，即为北（一）、南（九）、东（三）、西（七）、西南（二）、东北（八）、东南（四）、西北（六）、中心（五）。于是，数字就与方向、季节、事物一一对应起来，也就是说数字可以表达时间、数量、方位的信息，上古先民只要看到相应的结绳，就会明白其所表达的意思了。
模拟实验做完之后，刘正英发现结绳记事所用的图与河图、洛书、八卦图的方位极为相似，两者之间应该存在联系。
为了验证结论，刘正英进行了考古验证。1952年，在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半坡村，考古发现距今6000－6700多年历史的“半坡遗址”，其中出土了30个刻符，40多年来一直没人能够识别，刘正英根据结绳记事的结论与考古发现，发现这些符号都是象形数字，可以分为两套、都代表1—9数字，其中一套就是利用与河图、洛书中的“五”象形方法创造出来的。
从文字产生逻辑来说，先民首先使用结绳记事，然后在此基础上发明1-9的象形数字，不太可能直接一步跨入文字阶段。考古发现，上古遗址中的很多刻符，就是数字符号，比如距今超过5000年的青墩刻符，被不少学者认为是一种数字，是易卦起源的初始符号。
最终，刘正英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前，河图洛书与八卦图相配合，是作为结绳记事的工具书。
刘正英对河图洛书解释是否正确，如今很难说得清楚，因为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河图洛书早已失传，今版河图洛书是宋朝人研究《周易》时流传出来的。也就是说，今版河图洛书是不是古史记载的河图洛书都无法确认，刘正英的研究结论自然就缺乏百分百正确的基础。
笔者认为，尽管无法确认其结论是否正确，但河图洛书绝不是一本窥视天机、可以判断生死兴衰的神秘之书，上古先民是人不是神，所作所为有迹可循，本质上都是为了生存与发展，河图洛书应与农耕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刘正英研究河图洛书的思路应该是正确的。
与河图洛书一样，汉字起源等问题之所以难以揭开真相，根本原因在于时代变化太大，后人无法真正“回到”上古时代，无法理解当时的先民生产生活情况。因此，想要探索河图洛书、八卦图、汉字起源等话题，可能需要像刘正英一样“回到”上古时代，以先民的思维方式去思考才有可能找到真相。
参考资料：《解河图、洛书与八卦图——刘正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