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钱的专家号卖到200元怎么办（几块钱的专家号卖到200元）

排队的队伍中可以看到藤椅沙发上用帽子和包代替人。

乌鲁木齐晚报全媒体讯（全媒体记者庞贝贝）今年春天来得特别晚，这对很多身患宿疾的人来说或许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春天往往也是旧疾复发的季节，对于医院来说春季是个忙碌的季节。

近日，有读者打电话反映，一家医院有号贩子出没，“七点半跑去都挂不上想挂的号！”“几块钱的专家号，经他们手变成了上百元”……事实上，这不是本报第一次接到关于号贩子的投诉，早在2010年12月，本报就曾接读者报料，连续几天到乌鲁木齐市几家大医院进行暗访，目睹了“号贩子”的行为，也亲身体验了普通市民挂专家号的辛苦。当年12月7日，《乌鲁木齐医院号贩子猖獗：9元专家费“涨”到200元》一文见报，并引发了极大反响。

时隔7年，本报记者再一次走近号贩子。

挂号现场：号贩子还在活动

4月11日22时，记者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医院，在入院安检通道前，值班的保安介绍说：“挂号5:40到这里排队，六点钟开始进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好多人在排队了，有些大夫的号估计这个时候来不一定能挂上。”

第二天六点，记者赶到医院时，安检大门已经有人在过安检，看得出来排队的人都很焦急，过了安检的人都在飞速跑向门诊楼。等记者过完安检走进门诊楼，六个挂号窗口前都排了人。尤其是靠右手的一侧两队人明显要比其它队伍人多。排号的人把竹藤沙发拉到了挂号的队伍前，开始坐在竹藤沙发上养神，记者发现这时人数已经超过了两位数。

四处了解了一下情况，记者找到了一队人数较少的队伍，这时每排人都已经超过了十二个。和记者一起排队的一位大爷告诉记者：“以前六点来，人都排的满满的，我挂专家林雪的号，林雪有29个号，我排第七，这个位置可以挂上，我主要是调血压。”闲聊中这位大爷告诉记者：“有些专家的号特别难挂，你要五点钟来才行。或者你就得找这里面的票贩子。”顺着这位大爷的指引，记者找到两位限号的专家挂号处。记者看到两位专家挂号处，一位限号32人，一位限号12人。

就在排队时，记者在手机上看到了一条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北京召开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工作座谈会，要求各级各类公立医院于9月底前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在此之前的4月8日，北京已经开始了新一轮医药分离的改革。4月8日零时起 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全面落地 北京全市约3600家医疗机构取消了挂号费、诊疗费和15%的药品加成，改为“医事服务费”。

8:22记者决定换到限号12人的队伍里继续了解情况，还没有走近队伍，就一位穿红色羽绒服的中年妇女问记者：“你要挂哪个专家的号。”为了赶着挂号，记者急忙走进了限号12人的队伍中。排在11、12号的是两位头发花白的大妈：“我五点钟来排队才排到最后这个号。”而在专家限号32人的队伍里，只排了大约七个人，排队的患者表示那里的号都已经被电话预约了。

就在这时一位穿风衣的大姐排到了记者后面，闲聊中，这位“风衣大姐”告诉记者：“这五六年里，我手里攒了八个票贩子电话，到现在他们都还在干，有时候我还能跟他们还还价。根据专家号的不同，七块钱的挂号费他们收五十元至两百元不等，价格也是根据专家号的需求程度来定。一般就是提前把就诊卡给他，他帮你挂号，或者跟他说好时间过来换人。你看那位穿‘红色羽绒服’的就是‘号贩子’。”就在这时住在风衣大姐背后，来了一位外地大姐排队，听到这个话题，她接着：“医学院也有号贩子，他们还会特别亲热和你打招呼，问你大姐你来了，好像她认识我一样。还有空军医院，也有号贩子出没。”

到8:36突然来了两个人，换走了记者队伍里两位头发花白的大妈。两位老大妈换了一个中年女的，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而这两位头发花白的大妈排进了限号32人的队伍里，那支队伍也由7个变成17个。“风衣大姐”告诉记者：“看这两位大妈，这样子明显也是号贩子。”9:05挂号开始，队伍人数超过40人。排队到记者跟前，已经没有想要的专家号了。

记者找到了“红色羽绒服”坐在了旁边，看到记者没挂上号，“红色羽绒服”又和记者聊了起来：“我们这有号，两个专家一个100元一个两百元。你要想自己来买，就必须晚上三点半来医院大门排队，到六点左右开大门还要一顿猛跑，跑的慢了号就被别人占了。你留个联系方式，有号了我和你联系。”就在记者走出医院大门时，看到“红色羽绒服”在收钱。

上班途中记者又看到了一条新闻：4月8日北京医药分离改革之后，当日零时1分19秒，北京儿童医院打印出第一张印有医事服务费的就诊凭条。这位患者是个小男孩。这张急诊的就诊凭条上写着急诊的医事服务费为70元，由于这位患儿是北京医保患者，医保基金支付60元，患儿家长实际支付的费用为10元。

人防、物防医院动了不少脑筋

自治区中医医院保卫科科长马旭东和门诊部副主任其满古丽·斯地克站在与“号贩子”斗争的最前沿阵地上，他们介绍了这些年医院围堵“号贩子”的历程和自己的经历：“在大前年，医院采用了预约挂号，但是挂号的排到了几个月后，这样不方便真正需要看病的患者。医院改变了对策，就是使用实名制，患者必须拿本人身份证才能挂号就诊。但是有患者家属表示，我家里病人躺在病床上，他们不可能来排队。

后来医院网络中心依托这个政策做了软件，要求不管是本人就诊，还是代他人挂号，一个身份证号一周只能挂一次号，如果有了第二次挂号行为，电脑软件就会显示出来。这个软件运行最初，确实也堵住了有人代为挂号的行为，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号贩子’想出新的对策，雇人挂号。”

门诊部的其满古丽则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医院老专家会为重病患者补号，这些‘号贩子’就开始在补号上打主意，他们搞清楚每个分诊护士叫什么名字，知道了她们的上班时间和日期，知道了这些内容他们开始伪造补号单和护士签名。挂号员发现签名不对，打电话来核实，这样发现了‘号贩子’在伪造签名。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我们开始不定期的更换补号单，发现签名异常立刻进行核对，通过这些方法，阻止‘号贩子’。我们每周一开始预约专家号，在这个位置时间长了，我能看出来谁是‘号贩子’，发现了就不给他们挂。”自治区中医医院宣传科科长孙强回忆了他在国外看到的情况：就是由基层医生推荐，患者才能到大医院去找专家。“这样剥夺了患者的选择权，但是确实保证了去大医院的都是疑难杂症。”

面对“号贩子”有两个难题

“医院也曾多次把‘号贩子’送进派出所等相关部门。”马旭东不止一次将‘号贩子’扭送到相关部门，但是‘号贩子’很快就会出来，和倒卖火车票不同，目前医院没有执法权，即使抓到了倒卖专家号的黄牛，也不能将他们绳之以法，也就无法将号贩子完全清理干净：“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和处罚凭证，相关部门也没有办法处理，只能录指纹、批评教育之后，又放了。”

医院在清理的过程中，一些患者让院方感到头痛。马旭东介绍说：“抓到黄牛正与患者在交易，有些患者不承认自己找了‘号贩子’，说是自家‘亲戚’帮忙排队挂号。”其满古丽也发现：“一些外地患者，老人和上班族，为了节省时间愿意找‘号贩子’买号，他们为了看病通常不会配合医院处理‘号贩子’，这样就产生了他们存在的土壤。”

“‘号贩子’带来了一位重病号，那么医院的专家治还是不治？”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自治区中医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周斌：“医院毕竟是治病救人的地方，病人让家人来排队挂号，情有可原，只是这样一来也让一些号贩子有机可乘。有了经济利益就有了市场，只有增加他们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才能遏制‘号贩子’这需要卫生、公安等多个部门参与，以此保证患者在就诊过程中，享受正常挂号的就诊环境。”

作为医院主管部门自治区中医民族医药管理局医政处副处长熊成还遇到了这样一件事：“被医院拒绝的‘号贩子’打电话来这里投诉医院，那天这位投诉人打电话来说他排队到跟前，医院不给他挂号。我问他医院为什么不让他挂号，他说不出来。正好我认识那位专家，我就给他挂号的专家打了电话，那位专家告诉我投诉人不是他的病人，就是个‘号贩子’。”

熊成表示：“‘号贩子’问题其实就是看病体验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医改：核心就是提高医疗体验

“如今医改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核心就是提高基层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大部分患者其实都不愿意挤车跑到大医院再排队等半天看病，所以如果我们的基层医院的大夫有三甲医院大夫的水平，那么大部分患者就会留在基层医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相关部门一直在尝试各种方法，医改有一个过程。”熊成表示：“北京医改时间太短，我们都在关注医改的效果。”

据记者查阅：4月8日零时起 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全面落地 旧有“以药养医”模式成为历史。医事服务费以三级医院为例，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50元，副主任医师60元，主任医师80元，知名专家100元，急诊医事服务费70元，住院医事服务费100元/床日。北京市医保患者门诊医事服务费定额报销40元，急诊医事服务费报销60元。据北京市卫计委通报 改革实施前3日 三级医院门急诊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1.1% 二级医院减少3.4% 一级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增加11.9% 分级诊疗效果初步显现。从门诊量分析 4月9日门急诊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8.1%。副主任医师号就诊人次与去年相比减少3.6% 主任医师号减少48.2% 知名专家号减少19.4%。

“各省市也在制定自己的实施细则，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对此熊成表示：“其实国家一直在出台政策提高患者的医疗体验，降低等待时间。加强基层医疗建设，实现分级诊疗；三级医院的专家下沉到地州或者县市；医生多点执业也在尝试中。除了医院，我们患者应该做些小功课，首先不要迷信一个专家可以包治百病，其次我们要相信我们年轻专家的能力。对于一些投诉医院的患者，我会给他们介绍医院的年轻专家，因为这些专家就是这位老专家的徒弟，后来患者听从了我的建议，去找了年轻的专家，后面还打来电话说了自己的体验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