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记专栏（让平时公众眼中的商界大佬们）
老友记专栏（让平时公众眼中的商界大佬们）传媒总是能给人罩上太多光环，其实柳传志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虽然媒体想采访他并不容易，但是如果他同意了采访，他所呈现出的一般都会是一个思维敏捷、和蔼可亲的老人家形象。在录制《老友记》之前的沟通中，他的同事特意和优酷的编导说，可以让柳总谈谈他的爱情与家庭。这是大部分企业家避讳的话题，但在录制现场，柳传志欣然接受，而且谈起关于爱情的往事，神采奕奕。俞敏洪也是很好的采访对象，记者想要的不用多言，他就能准确判断，对于他觉得可以公开说的话都会坦诚相告。在我的印象中，两个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创业者，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能言善辩。只是，1944年出生的柳传志讲话很直率，1962年出生的俞敏洪个性较婉转。酒桌上，俞敏洪诚恳地对柳传志说：“当初在这儿跟您吃饭的时候呢，充满紧张情绪，因为一直把您看作是半神半人的人物。”柳传志莞尔：“你平时说的话都是老实话，这话说的是……”没等他把话说完，俞敏洪
柳传志/俞敏洪
多年以前，柳传志因业务上的来往请俞敏洪吃了一顿饭，彼时俞敏洪称柳传志为柳总，柳传志称俞敏洪为俞老师。
俞敏洪回忆说：“那天，我跟柳总其实很轻松地边吃饭边聊天，但我总感觉是在和一个长者对话。柳总当时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稳重、睿智的成功人士。所以，尽管现在我们关系已经比较近了，有时候还会在一起吵吵闹闹或者打打闹闹，但他在我心目中，还是长者身份排在前面，朋友排在后面。”
多年以后，两人再一次坐在同一家餐厅小酌，这一次，是因为要一起录制优酷视频——《老友记》。
酒桌上，俞敏洪诚恳地对柳传志说：“当初在这儿跟您吃饭的时候呢，充满紧张情绪，因为一直把您看作是半神半人的人物。”
柳传志莞尔：“你平时说的话都是老实话，这话说的是……”没等他把话说完，俞敏洪本来前倾的身体突然向后仰，双手也随之放在桌上，轻拍了桌面两下，紧张地连说了三句“真的是”。
此时，俞敏洪还称柳传志为柳总，而柳传志早就改称俞敏洪为敏洪。
在我的印象中，两个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创业者，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能言善辩。只是，1944年出生的柳传志讲话很直率，1962年出生的俞敏洪个性较婉转。
传媒总是能给人罩上太多光环，其实柳传志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虽然媒体想采访他并不容易，但是如果他同意了采访，他所呈现出的一般都会是一个思维敏捷、和蔼可亲的老人家形象。在录制《老友记》之前的沟通中，他的同事特意和优酷的编导说，可以让柳总谈谈他的爱情与家庭。这是大部分企业家避讳的话题，但在录制现场，柳传志欣然接受，而且谈起关于爱情的往事，神采奕奕。俞敏洪也是很好的采访对象，记者想要的不用多言，他就能准确判断，对于他觉得可以公开说的话都会坦诚相告。
如今，两个人都已是中国企业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柳传志，他的形象甚至不知何时被赋予了“教父”的色彩。有一次依文集团董事长夏华跟我聊起柳传志，语气中充满尊重：“以前我觉得柳总特别难接近，和他熟悉后才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和善的企业领袖，对我们这些后辈很扶持，很捧场。”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当天，依文集团在英国商务官邸兰卡斯特宫的户外花园，举办了一场男装T台秀，柳传志、俞敏洪都是登台走秀的模特。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展示自己的另一面。
2011年，在第三届“道农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跨界领袖年度聚会中，柳传志戴着大白胡子扮演泰戈尔，俞敏洪则装扮成摇滚歌手唱《我是一只北方的狼》。
在《老友记》中回忆起这些往事，两个人仍然乐在其中。金牛座的柳传志和天秤座的俞敏洪都不太在意“身份”，如果需要娱乐大家，或者为一些企业家帮忙，他们都很愿意挺身而出。
这也许是缘于他们在创业的路上，也曾不断地寻找机会，寻求帮助。
1984年，已经40岁的柳传志，离开中科院计算所，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从一个技术人才变成了个体户。当年，这一举动在许多人看来就是“疯了”，但柳传志做此决定时异常坚决，时至今日，他提及往事语气中依然透出豪情：“我是自愿出来的，我坚决自愿出来，原因就是我看透了，这样干下去，没劲！”
公司创立之初，他为给员工发工资摆过地摊，当过“二道贩子”，也被人骗过钱。直到1993年，联想制造出中国第一台586电脑，他的人生才完成了华丽转身。而就在这一年，31岁的俞敏洪开始组建新东方。两年前，俞敏洪因私自补课被迫从北京大学辞职。
高考三次，好不容易从农村考进北大的俞敏洪，一直梦想着在体制内有所成就，挣扎几年，最后终因现实的无奈而放弃追求。俞敏洪笑言，奋斗的动力是来自老婆的不满，怕越混越没出息，老婆跑了，自己还要再用25年去找老婆。
从贴小广告招生的英语辅导老师到今天的“新东方”校长，俞敏洪用20年时间，完全改变了自己在老婆心中的形象，但仍然没有丢掉当年的朴实。他的办公室在新东方大楼办公区的一个角落，一张桌子，一个书柜，一组沙发，以至于一个电动的百叶窗都显得格外高级。书柜上摆放着...
时光让当年的两个大男孩变成了老男人，不同背景、不同行业的他们，却有绕不开的缘分。柳传志的公司曾想投资俞敏洪的教育事业，他的孩子曾去俞敏洪办的学校学习英文……
如今，已经是商界大佬的他们早成了忘年交。在《老友记》录制现场，两个真性情的男人对面而坐，敞开心扉，素酒薄菜，情深义重，他们谈事业，谈人生，谈爱情，谈趣事……娓娓道来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两个男人的真性情
他曾是他心中“半人半神”的人物，即使成了朋友，他仍然把他当长辈。他喜欢《水浒传》，敢于担当，对亲人、下属、朋友重情重义。他喜欢豪饮，而他一杯便醉。他从小怕老妈长大怕老婆，自认为个性优柔寡断。他毕业于军校，为立规矩不惜让老领导罚站。
俞敏洪：你在我的心目中，首先是长辈，但是在这个圈里混久了，又很想把你当作老大哥和好朋友。你心中对我是什么定位？是小辈吗？
柳传志：我从来都没敢把你看作小辈。柳林（柳传志儿子）在新东方念书的时候，回来跟我谈你们学校，谈你，我听着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学校能够把学生吸引到有这劲头，一定有大发展，而且如果让我去当老师我觉得也会挺有意思。
俞敏洪：因为心中一直把你当成长辈，交往的时候很尊敬你，但有的时候喝完酒我也会口无遮拦，你会介意吗？
柳传志：我平常最喜欢跟段永基（中国IT界知名企业领袖）打高尔夫球，因为跟他打球的时候，俩人可以互相调侃，调侃得过分点，开个骂都很高兴。假如我们交往时，你对我太客气，我都没法拿你开涮，那就没劲了。
俞敏洪：你随便拿我开涮。新东方这些老师都拿我开涮。
柳传志：我拿你开涮，你要不回嘴也没劲了，所以你喝点酒疯了，就跟我回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俞敏洪：上次在伦敦，我回你的嘴，回得很厉害。一帮人都喝醉了，我们都闹到凌晨两点钟了，你坐到边上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们闹，后来你劝大家早点回去休息，结果我说：“柳总今天我是执行理事长，大家必须听我的。”第二天他们对我说：“你居然敢跟柳总那样说话，不过柳总还是挺开心的。”
柳传志：主要是你们死活不肯走的劲头有点意思。其实我那时也已经喝多了。我喝多了就是有点发呆，笑眯眯地看别人闹，再喝多点，就只会傻笑，继续再喝，就趴那儿了。
俞敏洪：那天晚上你傻笑的也挺多的。
柳传志：始终在那儿傻笑那就表示已经跟你疯的劲头差不多了。你喝酒跟人家有没有较劲的时候？就是叫别人给你灌醉了，人家还醒着？
俞敏洪：有，不止一次。新东方创业的时候，在中关村找不到靠山，我就想办法跟公安局的人认识了。有一次请他们喝酒，他们七个人，我敬一圈就得喝七杯，两圈下来一斤酒就没了，喝完第三圈我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但是，后来大家成了好朋友，他们都说：“俞老师，冲着你这种喝酒不要命的劲，以后我们就把你当作真兄弟看。”
柳传志：喝酒时觉得是真兄弟，做起事来不是真兄弟的人有吗？
俞敏洪：这样的人有。喝酒分成两种，一种喝酒以后，个性都还保持一致，还有一种人喝酒的时候和不喝酒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不过，喝酒喝多了也会出问题。有一次，我中午和几个好朋友聊得高兴就喝了酒，结果下午马化腾找我说要聊一聊合作的问题。虽然我和马化腾面对面坐了一个小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酒醒以后我给马化腾打电话道歉，他说：“你这样比较过。我是认认真真要跟你聊生意，你却喝成那样来找我。”
我也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喝酒就会脸红呢？
柳传志：遗传，我们家我父亲大概多少还能喝点，我母亲一点也不能喝，所以我继承了我母亲这方面的体质。我兄弟柳传明就能喝点酒。
俞敏洪：我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一直特别希望有个哥哥或者是弟弟。我小时候有个哥哥，但是，在他四岁我两岁的时候，他得了肺炎，因为抢救不及时去世了，我母亲就把我当成宝贝似的。
柳传志：还真看不出来你是被娇惯过的孩子。
俞敏洪：因为在农村，再娇惯也不是特别能看出来，但个性上还是能体现出来的，比如说我在关键时刻会比较犹豫，因为我从小到18岁这个过程中，人生关键时刻都是我母亲帮我做决断。
柳传志：我看见你经常在外面讲话，都说你老婆替你做决断，没说你母亲给你做决断。
俞敏洪：那就是从老妈变成老婆了。到现在很多关键时候，我自己都不敢下决断，明明我觉得可能是对的，还是要把新东方一帮人招到一起来讨论，讨论到最后我再去做同样的决断。
柳传志：这个看不出来，我看你重组的时候，也是雷厉风行的，没看出你犹豫不决。
俞敏洪：重组的时候大家都达成共识了，也知道结果是怎样了，所以才会比较痛快。如果做事情的时候，要违背某一个人的意思，非要跟人硬杠，我是既没做过也不敢做，我不敢违背别人的意志。我从小到大都不敢违背我老妈的意志，这个带来的影响是，后来也不敢违背老婆的意志，我周围团队人的意志我也特别不敢违背。所以我要是对某一个人的观点不认可的话，我会组织一帮人来跟他一起讨论，最后让一帮人来违背他的意志。
柳传志：实际上你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只不过换个方法。
俞敏洪：对。但我何苦绕这么一圈呢，我还不如直接告诉他，对不起，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这句话，我是说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你最大的优点就是该决断的时候就决断，决断了也不会变。
柳传志：其实我也一样。刚开始出来办企业的时候，我带的是科学院计算所的一帮员工，里面有不少员工是已经有一定造诣和成就的人。当时开个会，大家全迟到，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观念。大家都觉得自己了不起，即使定了一件事情，没做好，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后来我就跟大家说好，定下迟到就罚站一分钟的规定，大家也都同意。结果，当天晚上开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迟到，还是科技处的处长，我的一个老领导，当时我就跟他说：“你迟到了，对不起，得罚站一分钟。”其实，我也很紧张，因为他是老领导嘛，年龄比我大近20岁，所以我还补充说：“晚上散了会，我到你家给你站一分钟，但你现在得站一分钟。”当时大家都吃了一惊，没想到我真那么做了，从此以后凡是迟到的就严格执行罚站。
俞敏洪：你这种作风是从部队学会的？还是说你觉得天性中就有？
柳传志：应该讲，到过部队的人挺多，但未必人人都这样。部队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上的是军事院校，班上的指导员、班主任，都是1945年抗日战争前后的兵，他们的军衔都是少校，经常讲一些打仗的故事。当时听了还是很惊心动魄的，比如，攻不下一个地方的时候，玩了命也要上，这种英雄主义的劲头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俞敏洪：这种影响跟后来大家都觉得联想玩不下去，你却还要继续玩下去，以及最初创业的坚定都有关系吗？
柳传志：那当然有了。
俞敏洪：你读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吧？对你产生过什么影响？
柳传志：到今天，我仍记得《水浒传》中每一个人的名字。我觉得《水浒传》主要讲义气，对朋友要豁得出去。
俞敏洪：这个很重要，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在他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中间没有“义”这个概念的话，既不会对自己的合作者好，也不会对自己的客户好。
柳传志：是的。《水浒传》中人物性格是有点像北方汉子，我实际是在上海出生的，1950年的时候，我父亲从上海调到北京，所以我家里的生活习惯还都是南方人的习惯。
俞敏洪：一个人有南方男人的精明或者说细心，又有北方男人的豪放，就比较容易干成事情，我觉得你身上就体现了这个特点。
柳传志：过奖了。不过当年唐山地震的时候，我醒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我老婆一把抓起来，塞到桌子底下去。这件事情，我根本不记得了，是我老婆告诉我儿子、我儿子又告诉我的。因为我没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也没放在心上。我是敢担当的人，包括对下属。
俞敏洪：那你小时候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对你后来产生什么影响了？
柳传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以为自己被录取上飞行员了，所以功课就全没念，结果临时通知我说不能去了，因为我家里有个亲戚是右派。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命运突然间遭到重大改变。隔了两三天之后，学校又帮我想办法把档案送到西安军事工程院，我的人生才又有了新的机会。你也说说你小时候，做过什么很不靠谱的事。
俞敏洪：最不靠谱的事情是我小时候一个人去游长江。游进去了游不回来，那种感觉，现在想起来都特别恐怖。其实小时候，老妈对我看管得很严。有年夏天，母亲攒了好长时间的钱，给我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因为小时候农村孩子都是光脚的，有一双塑料凉鞋就会特别骄傲。我穿着塑料凉鞋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游泳，到了河边，我把塑料凉鞋脱在岸边。游完泳以后，我光着脚回家了，完全没有想到还有鞋。一回家，母亲看见我第一眼就说：“鞋呢？”我突然想起来，撒腿就去找，结果发现已经没了。回来后我老妈二话不说，拿起一根竹竿打我，两下就把竹竿给打断了，我正被打得在地上哇哇乱叫乱哭的时候，我邻居把鞋给送回来了。
两个男人的奋斗史
他是计算所里的研究员，却执意辞职创办了联想。他是北大老师，在犹豫中离开名校创建新东方。他差点被人骗去300万，半夜常常被吓醒。他被抢劫过两次，徒手打跑过四个大汉。
俞敏洪：很难想象当初你做联想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你出来属于那种被派出来还是你自己主动说“我要出来干”？
柳传志：那时候在科学院工作的人政治地位已经比较高了，工资也还可以，一般人不愿意出来，但我是坚决自愿出来，原因就是我看透了，再这么干下去我觉得没劲。
俞敏洪：那是哪一年？
柳传志：1984年，我40岁。
俞敏洪：现在年轻人创业谈的很多，但40岁左右的人是绝对不敢出来了，或者不会出来了。我觉得你还是勇气不一般。
柳传志：不，心态是主要原因。1978年，我34岁的时候，社会上整天还都是阶级斗争，不明白便罢，明白了实际是在干什么的时候，就觉得窝囊，但当时周围的大多数人是不明白的。
俞敏洪：关键你是怎么弄明白的？我发现你在很多关键点上突然就很明白，你觉得这是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人生经验的结果吗？
柳传志：肯定是要思考人生。我念中学的时候，没有像现在的中学生这么累。拿出百分之四五十的精力去念书就足以应付了。看杂书、玩的时间还很多。看杂书特别是历史书籍都是独立思考问题的本钱。
俞敏洪：其实我曾经对在体制内生存和发展寄予非常大的厚望。我是农民考学到了北大，在北大毕业成为北大老师，这就已经是从地上到天上的改变。所以1990年之前，我一直抱着在体制内认真发展的愿望，想着怎么让自己从一个大学毕业生留在北大当老师，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1990年以后，我才开始慢慢地明白过来，体制内尽管很安稳，但是个人解放没有希望。
柳传志：你是不是觉得，人生价值得不到最大的体现，就是感觉“我有俞敏洪那么大的能耐，但施展不开”？
俞敏洪：其实不存在能耐的问题，当时也没觉得自己有能耐，但是天天看着领导的脸色去干事情，要等着他恩赐性地给你晋一个级、分一套房、派出国的机会……还得跟别的老师明争暗斗地去抢，抢到最后不行了，还得买礼物大量地送，送完了还不一定轮得到你。后来想想反正出去大不了到别的地方去当老师。但我从意识到这一点，到最后从北大出来大概有三年左右的斗争。犹豫的还不仅仅是我，我老婆和我老妈都不允许我从北大离开。
磨到最后，我跟她们算了一个简单的账，我说我在北大，120块钱，加上80块钱左右的奖金，也就200块钱一个月；如果出去教课，每天晚上是20到25块钱，我每个晚上只要出去教一次课，一个月就能拿到600块钱，比北大就已经多了两倍了，所以我的行为不算是冒险行为。但确实是想离开，我觉得人的最大的力量来自自己的决心，所以人最伟大的能力是独立思考能力。
柳传志：我们做企业的时候，经常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比如你办新东方，你自己到底图什么？然后再想想办学校，是不是符合了这个目的，老扣着目的去做事，我觉得基本上就不会跑题，不然的话做着做着很容易走歪。
俞敏洪：你说得非常对，很多企业家做企业的时候，最初也是这样的，但在过程中间，就忘了企业运营的必然规律，最后往往出现大问题。
柳总你当初是如何拿到第一桶金的？
柳传志：我们挣的第一笔钱还是卖技术劳力。当时国家给各个部委购买一部分国外计算机的指标，但是得有人帮他们验收，给他们培训。我组织人挣这些劳务费。通过这个挣到一些钱后，我们开发了联想汉卡。后来发现推销汉卡的时候能顺便卖电脑，而且卖电脑赚的钱比卖汉卡的要多得多。
俞敏洪：一个机会带出来另外一个机会。
柳传志：今天叫营利模式，那时候叫“蒙着打”。不过，这期间我有一次险些被骗300多万。
当时我们推销电脑只是在国内买来卖去，利润不够高。后来发现在国外直接订货利润就会很高。但那时候必须把人民币换成外汇再电汇给厂家订货。我就带了一个同事跟银行借了300万，然后跟IBM订货。又经人介绍找到一家进出口公司，谈好以后把一半钱先给了这家公司负责人，让他帮我们电汇美元。然后我就回了北京，留个同事在那儿看着他。结果老没消息，快一个星期也没消息。我打电话问同事：“怎么还没动静呢？”他说：“有动静我就告诉你。”我说：“正是没动静你才得告诉我。”放下电话，我立刻就飞到深圳去，表都没戴，到那儿以后和我同事去找那家公司负责人，结果那人就消失了，这一下我真吓傻了。
俞敏洪：等于把家里的钱都已经拿过去了？
柳传志：不光家里的，还有借的钱。那家进出口公司其实就是一个皮包公司，在一个大楼里面，我这位同事为人很老实，他以为把钱打完以后，人家给他一个信儿，他再向我报喜就完了。结果人没了，顿时我们就蒙了。
后来我就带着板砖在这人家门口憋着，最后人家自个出来了，说：“你的钱我给挪用了，但我不是真骗你，我只不过觉得外汇汇率长得很高，拿那钱先用一下。”砖头虽然没用着，但把我的事给耽误了，幸亏我用更加急的渠道，最后还是把事做成了。但是这件事前前后后经历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那些天真是度日如年，我半夜经常吓醒，心狂跳不止。因为压力无穷大，就像家里的亲人得了重病，到底行不行不知道。等到把钱追回来以后，我很长时间依然半夜被吓醒。因为这事给我落了一个病根，我还觉得怪冤得慌的。
俞敏洪：我做生意到今天，还真没出现过钱被骗走的事。
柳传志：但你被抢劫过吧？这个挺让我佩服的。
俞敏洪：是的。我第一次被抢劫是1998年，第二次是1999年。这事比较轰动，全中国的媒体都有报道。
这既是我自找的又是当时中国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因为当时中国的银行星期六、星期天对公、对机构不开放，只对个人业务开放。所以周末我就得把钱拎来拎去，拎多了以后就被人给盯上了：这个小子每星期六、星期天就把钱拎回去。因此，劫我的两次都是在星期天的晚上。第一次我被劫走了一点钱，还好没把命丢了；第二次是一分钱都没劫走，因为第二次我觉得再被他们劫，命就丢了。
柳传志：第二次的时候有保镖了吗？
俞敏洪：当时还没有保镖，就有个司机。我们两个打四个大汉，结果打了15分钟，把四个大汉给打走了，但受了点伤。
柳传志：你会武术吗？
俞敏洪：不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爆发力可能比会武功的还要厉害。
柳传志：大家在外头，在旷野？
俞敏洪：没有，在楼道里面。
柳传志：一边打一边喊，邻居会出来的。
俞敏洪：没人出来！所以我觉得在关键时刻，中国人民互相帮助的精神是不够的，我住的那个楼道里应该住了七八户人家，我们打了15分钟。没一个人敢开门，等到打完了歹徒走了，人都跑出来了。所以我特别明白，公共汽车上面有个小流氓在欺负一个乘客的时候，其他乘客在边上看着不动，或者在马路上看到别人打架的时候，除了见义勇为的英雄以外，大部分人都在那儿不动，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民族性中的某个东西有点问题。后来我就搬到一个有大门，不能让任何人都随便进来的小区。不过，话说回来，可能也是我不好，我当时工作比较忙，楼道里的邻居都不认识，如果互相认识会好一点，所以也不能光怪邻居。我们在那儿又叫又喊的也让人害怕，大部分男人可能还不在家，出来个女的就更加麻烦了。
不过当时很奇怪。你看我身材比较瘦，跟我对打的两个大汉，大概都有一米八零左右，居然被我打得左右招架。好就好在他们身上没带刀，只是第二次带了一把假枪，顶着我不让动。
柳传志：怎么发现枪是假的？
俞敏洪：我就觉得与其被他们逼到房间里，被弄死，还不如干脆一枪给我毙了。所以两个人叫我别动时，我特别沉着，看着底下那把枪，突然两只手就下去，一把推开了。推开以后我用力一掰，居然把那把枪掰断了，我就知道是假枪。在打斗的过程中间我一直担心他们有刀，结果发现他们一直在用拳头跟我打，所以我就没有了性命之忧，力气就爆发出来了。
这两件事情给我带来的感觉，倒不是活一天算一天，而是觉得每一天都珍贵，因为你并不知道哪一天你的生命突然就会终止，既然不知道，活着的每一天就都应该好好地活，并且要活得有滋有味，要活出意思来。
那些年追过的女孩
他是商界前辈，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恋爱秘密。他是精神领袖，却有着不堪回首的初恋经历。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他写信让她用毛主席像章表明心意。而他在图书馆以找书包为名，终于寻找到了爱情。
俞敏洪：柳总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们那一代人谈恋爱，跟我们这一代人肯定不一样，我们是尝到自由恋爱的味道的，你跟你妻子龚老师（柳传志妻子龚国兴）是怎么认识的？
柳传志：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她是湖南人。我们军校是不许搞对象的，我们军校当时一个班里男女比例大概是5:1，但是不许搞对象。她刚入学的时候，还是有过若干个追求者的。我当时是组长，属于行政级干部，要把搞对象当作敌情一样向指导员汇报。
俞敏洪：你当时把别人给龚老师写的情书都扣在手里了？
柳传志：那我不敢，但是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当时有一个同学给龚国兴写了封信，龚国兴大概是拒绝了那个同学，但信没有上交给党支部，结果那个同学自己向党汇报，就把龚国兴套在里边了。本来龚国兴当时学习在班里是前三名的，这样就有了一个跟组织交代不清的问题，她入党就麻烦了。
毕业后，我和龚国兴都留校当教员，因为许多同学分到全国各地去了，剩下的同学并不多，和我要好的同学就鼓动我去追她试试。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别人不行咱试试。
我就给她写了封信，我说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在胸口上别一枚毛主席的像章。结果第二天早上，我们吃饭排队时我看到她衣服上什么也没有，当时觉着很受打击，不过，这个打击的时间不算长，等到洗碗的时候，她塞给我一封信，内容大概就说，这么重要的事居然用别个像章表示……
俞敏洪：从你们开始交往到后来你们结婚用了多长时间？
柳传志：一年多，快两年。
俞敏洪：结婚后就一直在大学里面了吗？
柳传志：没有，我们恋爱后跟着就“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方案就都推翻了，我们两个一起分到成都十院十所去做研究员。
俞敏洪：我发现你们那一代恋爱和婚姻关系特别地朴实简单明了，但是感情生活却能持续很久。
柳传志：那看谁跟谁。我跟龚国兴一起受过很多苦，你们都难以想象。共同吃过很多苦以后，就有很多话能聊得起来。
俞敏洪：我很好奇，当时你从中科院出来，龚老师反对你吗？
柳传志：其实这么多年，她都知道我有股劲头是被憋着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跟她挣钱一样多，还有小孩，我也得去做饭、洗碗，干很多的家务事。我真是非常不爱干这个。好容易改革开放了，她知道我很希望把思想变成产品，虽然她自己是属于比较技术型的人，但她觉得我还是能折腾点什么事出来的。
俞敏洪：能够理解你做事的愿望。
柳传志：要不然我成天在家愁眉苦脸她也不高兴。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时我们住在计算所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子是自己搭建的，还漏雨，因此家里都要有点水泥修补，有时还需要点木头做个桌椅板凳。和我们住一排的邻居也都觉得需要，但哪儿有料呢？计算所里面有个属于公家的料厂，因为个人家庭要料是不给的，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好了，弄点水泥之类的东西出来。
看料厂的人姓戴，先得有一个人跟他抽烟聊天说话，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其他人才能进去把东西给弄出来。我承担的任务就是跟他抽烟聊天，当时我很紧张，抽烟聊天时心里头知道，那边人已经得手了。其实“偷料”人也都是技术人员，是比我资格老的大学生。
所以我对姓戴的这个人印象非常深，看见他就有恐惧感，时隔多年，联想已经是很大的企业的时候，看见他我仍会不自觉地紧张，不自觉地就想逃跑。
俞敏洪：跟我们小时候偷西瓜那种感觉一样了。
柳传志：这就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情况，我住那12平方米的房子，大概住了十几年。
俞敏洪：现在回忆起来都变成了某种精神财富，我们还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北大给我们分了宿舍。
柳传志：你毕业是哪年了？
俞敏洪：1985年。那个时候就相对好一点，不过当时是一个8平方米的宿舍分给两个人。最后两个人都结婚了，结婚以后都没地方去，还住在一起，中间就拉一帘子。后来住久了觉得特别不方便，我同屋那个人是北京人，我就跟他说“我每个月给你20块钱，你搬回家里去住”，他就搬出去了。
柳传志：当时20块钱在工资比例里边也比较高了吧？
俞敏洪：很高了，当时我刚北大毕业工作两年多，工资大概100多块钱。给他20块钱，他就搬走了，这样我就落了一个8平方米的房子，住了好多年，一直住到从北大出来。
柳传志：你觉得挺对不起老婆，所以一直怕老婆？
俞敏洪：也没有，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8平方米的生活，好像比现在住在大房子里的生活更加愉快。当时我在北大有很多朋友，朋友一来把被子一弄，在床上放个小桌子，围着床一坐开始吃饭，很像日本榻榻米那种感觉，现在回忆起来也挺好。
柳传志：你说得挺好，真让你回去住你又不愿意了。
俞敏洪：真让回去住我倒还愿意，但估计我老婆不愿意。
柳传志：我多次听你在公开场合谈起你老婆，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你上台第一句话说“连我老婆都不受我影响，我还能影响谁呀”，老婆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不是非常神圣？
俞敏洪：也不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在被女人影响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老妈现在对我还有影响，2002年我老妈要训我的时候，我还是跪在我老妈面前的。小时候我犯了什么错误，她就罚我跪在那儿跟她讲话，大了以后养成习惯了，内心是比较怕我老妈。当然，现在老太太80多岁很和蔼的了，性格变了很多。
柳传志：你老妈跟你媳妇有矛盾吗？你媳妇会不会也跟你老妈学，让你给她跪？
俞敏洪：媳妇还不至于让我跪着。我觉得她们两个人的个性都是比较强的，我老婆还算比较柔和，但强势的时候呢也挺强势的。我发现她们两个人要是天天住在一起，就会产生很多的摩擦，所以我做新东方赚了钱以后，虽然房子是买在了一起，但是分成两套走两个门，这样就不会产生那么强烈的矛盾。现在我老婆在加拿大，我妈在北京。
柳传志：你是怎么把你老婆弄到手里边，一直走到今天的？
俞敏洪：我在大学的时候一直没谈过恋爱，但在考大学的时候是有初恋的，也不能算谈，只是互相之间有好感，还手拉手走过路。上北大以后，她在别的大学读书，过了两年就散了。
我在北大的时候，其实想谈恋爱，后来发现没这资格。一是农村背景的孩子，让北大的女生看上你不太容易。二是学识也不够，我在大学成绩很差，没有显示出任何才华。再一个我在大三的第一学期还得了肺结核，到医院住了一年。我周围认识我的女孩子都知道这是传染病。到大三大四以后，我也不会主动去找女孩子了，因为人家一知道你是肺结核，不要你了，反而觉得特别没趣，所以一直到了大学毕业，也没有这个机会。到了我真正跟我老婆认识时，我已经是25岁了。
柳传志：她是北大的学生？
俞敏洪：她是北大的学生，比我低两届，是学德语的，当时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认识她是在北大图书馆，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到北大图书馆去自习，她也每天晚上到图书馆自习，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长得挺好看，所以就总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好长时间都没敢上去跟她说话。有一天晚上北大图书馆的灯突然灭掉了，因为大家书包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有手电的人就找着书包走了，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她没有走，就上去跟她说：“同学是不是要找书包？”她说：“是。”我说：“我这儿有火我们一起找书包。”找到书包后，我们就走路回宿舍，我问她住在几号楼、在哪个系，结果发现我们还是同一个系的，这样就认识了。后来经常约她划船之类的，慢慢就好上了。
柳传志：她对你有尊敬的感觉吗？
俞敏洪：太有了，因为当时“北大老师”这个帽子还是挺有魅力的，等到真的交朋友，她发现我是草包一个，对我就比较凶了。尤其在结婚以后，生活上对我有很多不满的地方，当然不满主要是对于我的工作现状。
当时我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出国了，而且都在美国大学读书。当时到美国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成功的标志，可我联系出国联系了三年也没有成功。
柳传志：她向你表达过不满吗？
俞敏洪：会有，吵架的时候总会有不满的表达。
柳传志：我看你这嘴头子这么犀利，她能吵得过你吗？
俞敏洪：吵架的时候我是不敢说话的。但这种无形的压力最后转换为动力了，当时我跟学生开玩笑说：“如果老子就这样了，最后人家一生气走了，我另外25年又找不到女人。如果老子乖乖地努力上进，到哪一天说不准就出人头地了。”所以我采取的是后面这条道路，但那时真是没有预想到做新东方能做成功。
柳传志：你现在这么优秀，可你们又两地分居，她不担心吗？而且你光芒四射到处都是女粉丝。
俞敏洪：我没什么光芒四射的，而且我跟孩子们见面的机会蛮多的。几乎是每个月就会去跟家里人团聚十几天。我刚开始做新东方的时候，我老婆就出国读书了，后来觉得在国外的生活条件比在国内好，就决定不回来了。等到我真的把新东方做出来以后，我也走不了了。而他们在国外已经生活习惯了，所以就只能是我来回两边跑。等到孩子再长大一点，又觉得中国教育的压力孩子不适应，所以就没有回来。
柳传志：将来孩子就在国外发展了？
俞敏洪：我女儿今年要上大学了，她跟我讲以后还是要回国来，她特别喜欢中国，她每年回来好几趟，她觉得在中国生活比在国外自在。他们这一代人长大以后就没有哪个国家生活条件好，或者更差这样的感觉了，另外，现在国内的经济条件，能给他们提供跟国外一样的生活条件。除了雾霾没办法以外，在其他方面他们没有不适应的感觉，不像我们那一代，国内很穷国外很富，所以我觉得我们下一代回归中国反而变成一件特别自然的事情了。
柳传志：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一个同事，他老婆想去加拿大，要在那儿三年，我这同事跟他老婆说：“你可以去，你在那儿要守三年，这三年之中要发生什么事我可不敢说。”他老婆就坚决不去了。
俞敏洪：我觉得，这主要是相互之间的目标是不是一致的问题。家庭生活目标一致了才能够去筹划，纯粹为了出去而出去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柳传志：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像咱们这一代人生活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从历史角度看，应该是很幸福的。现在，我跟我老婆出去的时候，看见街上有人蹬三轮，就会互相看一眼，会心笑笑。因为我曾经对她说过：“等到我们老了，攒钱买辆三轮，我拉着你在北京旅游。”那时候，买三轮都要攒钱，真的是买不起。就没想过还能有改革开放，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梦都梦不着。
柳传志的“退休”布局
他未退休便已选接班人，几次动荡，他都出面力挽狂澜，扶新人上马，还要送几程。他虽离退休尚早，仍然虚心取经，希望有一天也会如他般明智和洒脱。
俞敏洪：在我们心中，你是中国交接班最成功的人之一，也是我的一个榜样。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做到今天，还没有明确到退了之后谁来接班，而且还能让他变成一个独立形象。杨元庆毫无疑问是非常独立的、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联想的队伍，你是怎么带出来的？你是怎么把权力一点点放心地交出去的？
柳传志：一个好的领军人，百分之六七十是因为他可以团结好班子、制定好战略。我这些年，就是着力发现哪些人行、哪些人不行。
现在大谈幸福，人的幸福感无非源自几件事情。第一是想受人尊重，而且希望人发自内心地尊重，不是压制别人尊重自己。第二，总希望你真正惦记和真正惦记着你的人，越来越好。
我觉得杨元庆他们做好了以后，也等于是我做好，我真的也会特别高兴。而且选接班人要有舍得给人家平台、舍得让利的心态。当然还要知道怎么去看人，哪些人真的是德才兼备，哪些人人品不错但是能力欠缺、不能担大任，等等。慢慢弄明白以后，自然就会给他们适合的舞台，让他们去发挥。我觉得先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然后还要有一套方法。
俞敏洪：你看中了杨元庆哪一点？
柳传志：实际在选中杨元庆之前也是淘汰了好几个人，慢慢杨元庆才出来。杨元庆也是个真性情的人。有很多人嘴上赞同你，心里未必赞成，我现在认可的这几位，包括杨元庆，都是不同意我意见的时候就直接说。我跟杨元庆也有过很多碰撞的地方，为此杨元庆还大哭过，但是我也很真诚，而且总体上，杨元庆对我是领情的。
一个领导者首先要把企业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可以追求好的生活、住好房子，这都没关系，但是必须先把企业办大、先考虑同事，等等。有很多人，先替自己打小九九、先打好自己的算盘。这很快就会被识别、被淘汰。
杨元庆对电脑行业的洞察力比我好。比如在市场应该推什么东西、打什么样的价钱、什么打法，他有感觉。但脾气还是比较倔强，有的时候未必能把事情看得很清楚，这个时候我就要连敲带打地找他谈话。
杨元庆以前还有这么个特点，就是他定的目标在墙那边，他找不着门的时候，就要把墙打个洞，去完成那个目标，目标是完成了，可是房子受损失了。好在他属于学习能力很强的人，慢慢就做起来了。
俞敏洪：我觉得你也挺了不起的。并购了IBM以后，业务突然出现危机。你出来的时候，社会上一片议论说这个班是交不了的，结果你一年不到就挽救过来了。
柳传志：我交班以后，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杨元庆自己集资，借了30多亿，买了8亿股联想股票。他买股票的时候，我作为董事长，我知道公司未来的股价肯定涨，因为对业务发展成什么样我心里清楚。当初的股价是不到4块钱，我们打了一个9折给他，我要看到他作为股东说服或者得到科学院的支持。一年多后联想股价最高到了9块钱。不仅他们团队得到了一些利益，更重要的是，有了这8亿股后，他们更加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主人。我就是希望他们以主人的心态管着联想，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去做新的事情，将来每一块业务都有人以主人的心态做事，对我来说这是很舒服的事情。
俞敏洪：能有这种想法是一种特别高的境界了，不是每个企业家都能做到的。联想控股后面的布局你都想好了吗？包括人才布局？
柳传志：那当然了，包括退休的时间。
俞敏洪：很多人都认为你已经是比较完美的企业家了，你现在内心还有什么追求吗？
柳传志：我希望联想能够完成中期目标，按期上市，然后按照愿景去做。生活上，我想打好高尔夫球，最起码得把段永基赢了。
编导手记
若干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时候，如果有一台联想台式机，那将是一件令人十分羡慕的事情。
若干年后，北京，中关村，十几台笔记本被商贩用手推车拖来拖去，站在一旁的我却丝毫不感觉稀奇。当然，我们来这儿并不是为了体验时代的变迁，而是为了接俞敏洪。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见过俞敏洪本人，更多的是在网络上搜索一些关于他的文章、图片，以及视频。短暂的等待后，俞校长出现在新东方的办公区，一个双肩书包，依稀能看见当年北大的影子。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前采，随后赶往录制现场。
俞敏洪的SUV由西向东穿越中关村，摄影师在前排对俞敏洪进行拍摄丝毫没有影响他敲击放在膝上的电脑。十年前，柳传志向俞敏洪的新东方投资5000万元，按照俞敏洪的话说：那时他的级别还只能和柳传志的下属对话。在俞敏洪的心中，柳传志是中国企业家中的传奇人物。他从中科院的计算机研究所走出来，创办了后来名声大噪的联想公司，以至于影响了整个中国的IT行业，这使得俞敏洪对于柳传志一直有一份敬仰之情。十年后，我们拍摄的现场恰是十年前俞敏洪与柳传志初次见面之地，虽不是摄制组事前设计，但我们不得不感叹，机缘轻触。
在报端、电视、网络上，柳传志和俞敏洪是被高度关注的成功人士，媒体的力量把他们推向一个普通人触碰不到的神坛，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也有高处不胜寒的孤寂，也渴望隐去光环，和老朋友来一次没有包装过的沟通。十年老友重逢，寒暄自然不多，一切从一壶酒开始。
俞敏洪语速很快，借着酒精挥发带来的淋漓快感，整个谈话的节奏也很快。柳传志和俞敏洪十年后的故地重逢，觥筹之间，老友小酌，像两个普通爷们儿一样，嬉笑怒骂，评点人生。柳传志爱看朋友喝酒，因为在酒桌上才能看清朋友的真性情；俞敏洪爱和朋友拼酒，因为在层层伪装、步步防御的都市人面前，只有酒神降临，赤子之心才能归位。
柳传志和俞敏洪的创业往事，媒体早已如数家珍。但对于柳传志来说，在媒体上谈论自己的恋爱史恐怕不多见，柳传志说：“我现在跟我老婆出去的时候，看见街上有人蹬三轮，俩人就会互相看一眼，会心笑笑。”因为我曾经对她说过：“等到我们老了，攒钱买辆三轮，我拉着你在北京旅游。那时候，买三轮都是要攒钱，真的是买不起，就没想过还能有改革开放，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梦都梦不着。”
我至今也没有找到这段“三轮车”的故事感动我的原因，可能对于一份简单却执着的爱情的感动本不需要原因。
数天之后，有朋友打电话来说，高铁上正在播放这期节目，他看了之后也觉得感动。
其实，我们只是把原本精彩的人生故事记录下来，并展现给人们。
（优酷《老友记》导演：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