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钟鼓楼怎么样（汉中有个钟鼓楼）

汉中钟鼓楼怎么样（汉中有个钟鼓楼）府志记载，汉中钟楼是清代道光九年（1829）由汉中知府杨名飏倡修的。民国十年（1921）的《续修南郑县志》写：“大钟楼，居城中什字官坊，为城内守望处，虽非署地，亦兵防要建也。”楼的东街、西街，当时有汉中府衙和南郑县衙，并以楼为中心，形成了东西南北四条街道。钟楼路通四街，相对宽阔，40多年前十字东北角有了一个食品店，我家的首次奢侈记忆就在这里。那年中秋，我夫妇商量，买了一块0.48元的月饼分着吃，至今想来鲜味如昨。在民主街、中山街和天汉大道的交汇十字处，曾经屹立着钟鼓楼。这个楼是当时汉中城里的最高点，是几代人的标志性建筑。50多年前，我多次望着钟楼心中遐想：啥时候上到楼顶望望风景，南边的汉江如带东去，青绿的岸柳随风飘拂；俯瞰城里大街小巷，一定是人流如织、熙熙攘攘……当时是进不去上不了的。楼下门洞中停着一辆红色消防车，人们叫做救火车，一旦有火灾这车便呼啸而出，消防员站在车身两边，不停敲响的小铜

杨名飏 汉中有个钟鼓楼

作者：李振峰

好些年来，多次听到外地来汉中的人问：“为什么要把这里叫钟楼？”不怪人家提问，啥楼都没有嘛。

汉中市内多条公交车站中都标明有钟楼站，是因为许多汉中人心里有钟楼。

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籐桥 风雨沧桑钟鼓楼

在民主街、中山街和天汉大道的交汇十字处，曾经屹立着钟鼓楼。这个楼是当时汉中城里的最高点，是几代人的标志性建筑。50多年前，我多次望着钟楼心中遐想：啥时候上到楼顶望望风景，南边的汉江如带东去，青绿的岸柳随风飘拂；俯瞰城里大街小巷，一定是人流如织、熙熙攘攘……

当时是进不去上不了的。楼下门洞中停着一辆红色消防车，人们叫做救火车，一旦有火灾这车便呼啸而出，消防员站在车身两边，不停敲响的小铜钟声音急促而清脆，人们老远就急忙避让，大人们说救火车压死人是不管的。

原来的钟鼓楼砖壁红柱、青瓦翘檐，楼有三层、巍峨挺拔，四角挂铃、风送金声，相对于当时的矮旧房屋，有如鹤立鸡群。有的人叫“大钟楼”，有的叫“钟鼓楼”，更多的人叫“钟楼”，说法有异，都指此楼。“汉中有个钟鼓楼，半截戳进云里头”，这是当时汉中人面露骄傲神色说出的话，过于夸大不假，全城最高却是属实。

钟楼路通四街，相对宽阔，40多年前十字东北角有了一个食品店，我家的首次奢侈记忆就在这里。那年中秋，我夫妇商量，买了一块0.48元的月饼分着吃，至今想来鲜味如昨。

府志记载，汉中钟楼是清代道光九年（1829）由汉中知府杨名飏倡修的。民国十年（1921）的《续修南郑县志》写：“大钟楼，居城中什字官坊，为城内守望处，虽非署地，亦兵防要建也。”楼的东街、西街，当时有汉中府衙和南郑县衙，并以楼为中心，形成了东西南北四条街道。

当年，杨名飏知府捐款并倡议官员士绅共襄，共捐钱两千缗（一缗为铜钱一千文，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200元），用了7个月把楼建成，杨知府取名叫“大中楼”（此匾额现存于城固傅昭瑞《匾额博物馆》）。史志载此名起自“盖以此地通大道，位镇中央，仰取大观之上，中立不倚之义也。”大中楼高三丈有余，即10多米高。竣工后，在楼上安置了大铜钟、大牛皮鼓，这是“钟楼”“钟鼓楼”之名的由来。当年的汉中府城，晨钟暮鼓，声绕全城，形成了百姓习以为常的作息信号。钟鼓时鸣，满城炊烟，是当时古城百姓安逸的生活状态。什么时候不敲钟鼓了，我没有查到依据。

钟楼建成后，自然而然成了汉中府城的一处地标性建筑，并成了堪舆风水的一个谈资。有人说，汉中城依汉水北岸而建，天然是个船形，钟楼正是桅杆，云云。

楼成之时，学识丰厚的杨名飏知府欣然命笔，写下了序文和铭文，他在《新建大中楼序》中这样记载：“汉中古梁州域，控制巴岷，屏藩咸镐，为关南扼要名区。郡城形势，前标旱麓，后聚宝山。遥见两角孤云，去天一握，造物亦特出峻岭崇山，以钟奇而俊秀。人文之荟萃，物产之繁昌，自昔号为天府……建一高楼，出一头地，碑文笔嶙峋，天仓丰蒲，将见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应更美盛于曩（以前的意思）时。南郑绅士，进而请商。愚谓易俗移风，美益求美，盛亦求盛。道在有以匡直，辅翼又从而振德之。堪舆之说，岂能与治术争衡……”杨知府对汉中的深情赞誉和其卓越见识跃然纸上。

大中楼在汉中城里屹立了139年。非常遗憾的是，1968年6月28日，因是文革武斗中的重要制高点，被造反派炸毁。

存于汉中博物馆的＂存爱碑＂和早年碑文记载 勤勉廉洁善政多

杨名飏（1773-1852），号崇峰，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石门镇人，白族，清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科举人（全省第4名），十四年（1809）任汉中府经历（秘书文案工作），正八品。从此，在陕西多地任官，直到道光十六年（1836）在陕西巡抚任上被革职处理，杨公在陕西长达27年。他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是勤奋任事，清廉公正，尽心竭力为民为国，功劳累累，好评多多。

杨公到汉中府任经历，知府恰是被嘉庆皇帝称为“天下第一知府”的湖南人严如熤，严知府才学过人、清正廉洁、识人善用，对杨公非常器重，让杨参与教育、水利、农桑等多方面的工作，并力推杨到县上历练。五年之中，杨公先后代理沔县、褒城县知县，任过略阳、西乡、安康、山阳的知县，后又任凤县知县五年，任镇安知县半年，提拔任鄜州（今陕西富县）知州（正五品）。鄜州为直隶州，辖洛川、黄陵、宜君三县。道光二年（1822）九月杨公再到汉中，升任知府（从四品）。次年母亲去世，杨公回云南老家奔丧守制。道光五年（1825）底，杨公守制期满，恰值汉中知府职位出缺，陕西巡抚鄂山、陕西布政使邓廷桢、陕西按察使颜伯涛共同举荐，当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朝廷任命杨公为汉中知府。次日，道光皇帝召见杨名飏，并给陕西省府朱批：“陕西巡抚鄂山奏，陕西省南山界连楚、豫、陇、蜀，请以服阙赴部之前任汉中知府杨名飏仍发原省差遣。得旨：‘所见不差，已有旨了。朕于二十八日召见杨名飏，看其器局，明练精妥。汝其留心再看，不止能胜任要缺知府之任也。’”（1986年中华书局《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之九十三）。道光六年（1826）二月，53岁的杨名飏再次来到汉中任知府。当年八月，又兼理陕安道（辖汉中、汉中两府，兼水利，治所在汉中）。道光九年（1829）一月，朝廷开展重要的“三年届满”的考察，时称“大计”，杨公政绩卓著，官员好评，百姓拥戴，被陕甘总督杨遇春、陕西巡抚鄂山等确定为最高等次，即“郡守第一卓异”，上报吏部并奏请提拔使用。

道光十年（1830）九月，杨名飏应召进京再次入觐道光皇帝。当月朝廷下令杨公由四品道员越级晋升为陕西按察使，为正三品高官。十一年（1831）六月，杨公升任陕西布政使（从二品）。十三年（1833）九月，60岁的杨名飏升任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加兵部侍郎衔（正二品）。十四年（1834）九月，道光皇帝召杨公进京晋见。十五年二月杨公到京谒见皇帝，据史料载，这次道光皇帝心情不错，对杨公印象挺好，一连八次接见杨公，君臣问答连续八次，在当时清廷属于罕见。

道光十六年（1836）九月，因“捐廉督办工程合混、庇护同为官、办理命案拖延”等被革职。在陕西为官27年的杨公被一撸到底，变身为平民百姓，时年63岁。

我查阅相关资料，深感杨公善政颇多，是一位难得的清官、好官、有为之官。

重视水利 4000年前大禹曾到汉中治水，形成了遍布山川的水网系统，又有秦巴拱卫，汉水横贯，雨量丰沛，河溪众多，加之2000年前萧何修堰开渠，许多先辈以聪明才智调节旱涝，天佑人勤，地灵物阜，因而汉中素有“天府”“鱼米之乡”“西北江南”等美称。才学丰厚的杨名飏，无论在哪个官位上都非常重视水利的建设和管理。在汉中任官时，亲到堰塘勘察，解决矛盾纠纷，建立长远制度，水利在农业和人畜饮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广桑蚕 他二任汉中知府期间，大力号召和督促农民在山坡地角、房前屋后、道路两旁广种桑树，三四年间就栽桑树百万棵，养蚕缫丝遍布农村，成为经济收入的重要基础。杨公写了《蚕桑简编》，专讲栽桑法则、养蚕法则、养野蚕法、纺茧法等，操作性极强，是很好的技术教材。他任布政使和巡抚时两次发布种桑养蚕告示，要求予以普及。

大种洋芋 说起陕西的洋芋（马铃薯、土豆）生产，杨公是位大功臣。我饿过肚子，当过农民，知道洋芋是我国第四大主粮和对于民众生活的重要。查阅资料知晓，明代洋芋传入，逐步普及全国。200年前杨公在汉中当知府，曾下大功夫推广种洋芋，成为全省的主要产区。道光十六年（1836）正月，陕西巡抚杨名飏发布种洋芋的谕令，他说“民多艰，食尤贵，多方以为之计。查包谷亦间有种者，若洋芋则并无其种。兹由南山采买洋芋一万斤，分送延、榆、鄜、绥四府州，颁予种法。饬谕该牧令如法择地播种，先为程式，俟有收成，分散四乡，周广其传，各宜加意培植，以厚民生……”谕中说的南山就是汉中，随谕还印发了杨公起草的《种洋芋法》。我钦佩勤政爱民的洋芋专家杨巡抚，《种洋芋法》如下：“洋芋一种，出自外洋。传入中国，始于粤闽，遍及秦蜀。有红白二种，性喜潮湿，最宜阴坡沙土黑色虚松之地，不宜阳坡干燥赤黄坚韧之区。栽种之法：南山多在清明，天气和熙之时。北须俟谷雨，地气温和之候。先将山地锄松，拔去野草。栋颗粒小者为种子，大者切作两三半，慎勿伤其眼窝。刨土约深四五寸，下种一两枚。其切作两三半，须将刀口向下，眼窝向上，拨土盖平。每窝相去尺许，均匀布种。白者先熟，红者稍迟，须分地种之。俟十余日，苗出土约一二寸，将根旁之土锄松，俾益生发。一月以后，视其苗长五六寸，将根旁野草拔去，锄松其土，壅于根下约二三寸。至六月内，根下结实一二十个不等，大如弹丸即可食矣。白者八月大熟，红者至十月方熟。及时刨出拂去泥土，于屋旁向阳隙地挖窖埋藏。架木覆草筑土其上，旁留一口，口便取用。冬避雨雪，以防受冻。春避风日，以防生芽。受冻则腐烂，生芽则虚松，皆不堪食也。正二月间防其生芽，须要取出，除留种外将芽去净，晒晾极干，可以久贮。此种体圆味甘，人食足以耐饥，猪食亦易肥泽。色白者结粒较大，一斗可收三四石。食用不尽并可磨粉，磨法：洗净、切碎，浸泡盆中，带水置磨内碾烂，用水搅稀，竹筛隔去粗渣，再用罗布滤粉，澄去清水，切片晒干，其渣仍可饲猪。”（谕、法均见于杨名飏革职还乡后编辑，现存于云南省图书馆的《关中集·全册》）从此，洋芋栽种在全省普及，给不断增长的庞大人口带来了极大的实惠。

修路修城 清时汉中府先后辖有三厅，其中，留坝厅设于乾隆三十年（1765），定远厅（现镇巴县）设于嘉庆七年（1802），佛坪厅设于道光五年（1825）（厅治设于佛爷坪，现为周至县厚畛子镇老县城村）。三个厅均处于古道要冲，但当时佛坪厅的傥骆道经过的行人商旅相对要少一些，厅域道路也年久失修。杨名飏任四品陕安道员后，曾专门到佛坪厅辖区调查道路、粮储、运输等，他觉道路交通多有阻碍，十分落后不便，他认为“以积储之策，要在因地制宜，招徕之方，必先疏通道路。”（见杨名飏《关中集·新修佛坪厅桥梁道路记》）杨公奏报省府同意，道光九年（1829）四月，佛坪厅修路工程启动，群众捐资投劳、官府拨款补助，历经七个月至当年十一月告竣。杨公专写《新修佛坪厅桥梁道路记》并刻碑以记，杨公记述：“余为倡捐，两处里民，皆踊跃争先。土路工程，系各里分段捐修，共用夫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八工，共有桥梁石扁彳亍难行，工力较多之处，官为发价购料雇工，共用钱六百千缗……肩舆乘骑，皆可通行。从此，人烟辐辏，渐成都会。”

略阳县古城楼

略阳，建县已逾2100年，地处古道要冲，向为兵家必争。杨名飏与略阳有很深的缘分，他任过略阳知县，并为略阳办过大事情。道光七年（1827）六月，略阳连下大雨20多天，嘉陵江和玉带河、八渡河暴涨，6月28日晚上大水冲进县城五门，船行城上，略阳惨遭灭顶。知府杨公获悉即率员携银二万两赶赴略阳赈灾。经实地勘查和征询大家意见，写了《移建略阳城议》上报省府，杨公认为原城地势低洼，如恢复旧城，费工也在十万之上，不如择地修建新城。杨公报告文字精炼、表达精准，利弊清楚、道理充分。省府收文后，即由时任陕西按察使、代理布政使的林则徐亲往查勘，当年9月16日林公到略阳实地查灾和调研移建县城之事，林公既救灾又勘察，他同意杨公意见，10月13日返回西安。朝廷批准略阳县城移至文家坪新建，历时两年，耗银47000余两，新的略阳县城建成。县城周长300丈，东南西各设一门，北边无门，修城楼一座。杨公居功至伟，时任知县郭雄飞（山东人，进士，县志记载他勤政爱民，新建县城尤殚心淬力）在《移建文庙碑记》中写“城移，庙亦移也。倡其议者，汉中守滇南杨名飏”（见三秦出版社2015年出版《略阳县志》563页）。

略阳没有忘记杨名飏，2015年9月三秦出版社出版的《明·清略阳县志·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三·人才部（430页）载：“杨名飏，号崇峰，云南云龙举人，嘉庆二十一年代理。教士力学，劝民务农，清俭廉明，欢声载道，历官至陕西巡抚。”我查阅了府志和相关县志，在汉中任职十余年的杨公事略、评语，只查到略阳县志中有此记载，虽字数寥寥，但倍感珍贵难得。自道光十六年（1836）杨公革职以后，府县方志均不再记载他了，略阳如此，令人感佩。

赈灾建仓 杨公在汉中、陕西任职20余年，正值清朝社会由盛渐衰的“嘉道中衰”时期，兵灾蜂起、天灾频发，赈灾防灾成为职官常态，杨公这方面堪称专家。道光十二年（1832）九月，陕西连降暴雨，汉江洪水泛滥，流经兴安府（明万历金州改称兴安州，属汉中府。乾隆四十七年（1782）升为府，今为安康市）8县均遭受严重水灾，大量人员伤亡，房屋垮塌无数。当时陕西巡抚史谱向朝廷奏称“该府城（指兴安府城）东、西、北三面逼近汉江，自九月初八至十二日，大雨如注，汉水（汉江）泛滥，更兼东南施家沟、陈家沟、黄洋河山水泛涨，围绕城垣……洰更于十四日三更时分，忽闻城外水声如雷……但见城东、南、北三面同时倒卸，水高数丈，由城直入……”（见2014年12月云南民族出版社《滇秦历史名人杨名飏》71页）。身为陕西布政使的杨公没有丝毫怠慢，他带上随从和白银3.6万两，火速赶往兴安府。他途径石泉县，在安排赈灾事宜后，不顾石泉县令等人的一再劝阻，为尽快赶到兴安城，杨公冒着危险坐船走汉江水路东下，波涛汹涌之上、惊心动魄之中到达兴安府城。只见一片狼藉、满目疮痍，深重灾难惨不忍睹。杨公带头捐银5000两，各级官员共捐银5.8万两，民间百姓共捐10万两。杨公及时报告朝廷，给灾民下拨了口粮，又从汉中南郑等三县调运苞谷救急。杨公行动迅速、措施有力，得到百姓好评和朝廷赞许。据《滇秦历史名人》一书作者王文松先生统计，在书中“年表”里写杨公“详查陕南灾区27厅、州、县灾情，并带头捐5000两白银”。

杨公在汉中和陕西任职期间，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即“建社仓，筹息谷”，千方百计地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汉代以来，历朝政府为“调节粮价，备荒赈恤”，均在各地设立社仓。清代规定，州、县设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设社仓。仓内储存的粮食称息谷，青黄不接时可贷给百姓，秋收时加息偿还。杨公在全省普遍建立健全社仓，在救灾济民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汉中府、厅、县各级社仓建补在排在全省前列。

陕西贡院遗址

浐灞建桥 西安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7000年前就有城垣的雏形，是我国十多个王朝之都。浐河、灞河是发源于秦岭的重要河流，是历史上“八水绕长安”的二水。这两条河上建桥历史文字记载在2600年前。风雨浸袭，河水冲泡，两千年间屡建屡毁、屡毁屡建。道光十三年（1833），陕西巡抚杨名飏奏报朝廷批准，新建浐灞两桥，为西安民众办了大好事。杨带头捐款并发出倡捐令，西安和同州（今大荔县）两府的官员、民众纷纷捐款，共筹银124000两，经9个月施工，两桥成功建成。史料载，新的灞桥为石轴柱桥，长134丈，67孔，砥柱408个，桥面内宽7.5米。用长丈余柏木打桩，上套大石碾盘，盘外又打桩加固，铁柱相连，糯米汁牛血石灰填充碾盘、石轴、石梁，上铺木板，垫两尺厚三合土，再盖石板，安装石栏，安然通行使用了40年。1957年改建灞桥，挖掘查明柏木桥桩未朽，护底完好，碾盘石柱牢固，就在原石柱桥墩外水泥加固，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大桥。浐桥施工形成与灞桥相同，长42丈，也是石面石栏。两桥修建，顺应民心，万众欢呼，民间广传“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人”的赞词。

兴学建校 杨名飏因勤奋学习而知识丰富，因才学出众而木秀于林。他非常重视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尤其对汉中的书院建设和鼓励学生学习、应考作出了重大贡献。

宋元明清诸朝，汉中的府厅州县均有官办儒学，但规模有限。清康熙八年（1669），汉中知府钟琇等创建“兴元书院”，但仅存十余载。乾隆四年（1739），陕西分巡汉兴道（后改称陕安兵备道）岳礼（正白旗人，乾隆三年任。《汉中府志·秩官》称岳礼：守正不阿，而通达有为，学有本原，以作育人材为己任……创汉南书院，捐置水田四百余亩……士林至今称颂不谖）首倡，汉中知府朱闲圣（浙江山阴人，《汉中府志》称其：“振兴文教，创立书院，汉南士习为之丕变。”）、南郑知县侯天章（四川涪州人）积极响应，岳公、朱知府、候知县均捐出养廉银，陕西巡抚崔诚捐助白银300两，府县官员纷纷捐资，办起了汉南书院。书院开办后，很快名扬四方，成为陕南、川北、陇南三边之著名学校。书院办之不易，坚持也难。因白莲教军兴，汉中连年兵灾，汉南书院曾辟为兵营。陕甘总督松筠，汉中知府赵洵、严如熤，西乡人江西巡抚李文敏，南郑知府扬大坦等官员，还有不少士绅都慷慨捐资，襄助扶持学院不断延续。

道光二年（1822），49岁的杨名飏接替严如熤担任汉中知府，上任后即主持重修汉南书院。他明确汉南书院为府属书院，招收府属各县及安康、陇南、川北的生员。他还建立了中梁书院，专门招收南郑县（今汉台区）学童，形成了“合二为一”的书院中书院的格局。同时，多种渠道筹措资金，保证书院有持续充足的办学经费和解决贫困学生的津贴费用。道光六年（1826）杨公服母丧后再度担任汉中知府，继续为汉中教育操心出力。道光九年（1829）杨公专写了《汉南、中梁两书院记》，他这样记述：“进诸生而讲以学道大义，方见人材倍兴，文风蒸蒸日上，有以媲美丰镐辟廱焉（西周国都周天子办的大学）。顾党庠术序，每异地而居。今以‘中梁’附‘汉南’……然则道一也，教亦一也，夫岂有偏倚之意存乎？”（见于陕西省图书馆存道光十六年刻本《关中集》木刻本）杨公在汉中任官期间，还重修了汉中的考棚和考生号房。杨公在道光七年（1827）十月写的《重修汉中考棚号舍记》中说：“汉南十一学考棚，旧系草庐，前南郑郭明府嵩易以瓦屋，迄今五十余年。生童加多，东西号舍几乎手不能叉，膝不能容。又以屋矮檐低，日未入砖而已朦胧不辨焉马，诸生苦之。余目击愀然，思为改过。”（见《关中集》木刻本）。生动地文字为我们显示了当时汉中考棚号舍之简陋，杨公看不过去了。他动员南郑县令王光宇、城固县令俞逢辰等一起捐款，又发动士绅襄助，共“捐银一千三百金（两），台基筑高二尺，间架推广五尺，廊檐加长一丈二尺，柱则易以大木，檩则代以过梁。两厢增四舍，凑成十有八间，共得一千八百座。新制桌凳五百七十具，从此跻之爽垲。”（木刻本《关中集》）。

汉中距省城西安千里之遥，且有秦岭阻隔，学生赴省乡试很是艰难，且费用较高，不少家境贫寒的学生失去考试机会。杨公二度任汉中知府期间，带头捐资并广泛筹措，他捐钱1000缗，南郑县令王光宇、略阳县令各捐200缗，共筹得3400缗（折合铜钱340万文），共置水田179亩、旱地22亩，余钱放贷生息。每年收取田地租钱350缗（即35万文铜钱），作为汉中全府贫困学生乡试、会试的资助经费，极大地推动了汉中的文教事业。

汉南书院大门

感谢汉中中学办了件大好事，他们为保护、维修汉南书院付出了可贵的努力，“汉南书院”旧址2021年1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2022年1月5日，正值小寒节气，我专到汉南书院瞻观，蒋明翰老师热情介绍了情况，我心怀崇敬看了大门、二门、莲池、孔子铜像、大成殿、奎星阁，等等。虽然占地3.8亩，只是原先书院鼎盛时面积的1/20，但见汉莲葱茏，古柏苍翠，池水清冽，殿堂肃穆，院中石桥石阶错落，瓶兰花古树红果累累。院外寒风阵阵，院中却是春意浓浓。遥想当年此院中学子勤奋，你追我赶，争先恐后，云梯直上。“凤翮齐飞，各遂登瀛之志，岂不蒸蒸渐成渐事，蔼蔼更多吉人哉？”（见木刻本《关中集·筹备陕省会试路费序》）。院西长廊专栏赫然记载：汉南书院科考及第共289人，其中进士48人、举人155人、贡生92人。先贤在前，文脉神圣，站立院中，令人起敬！

道光十至十一年（1830—1831），杨公还主持了陕西贡院的大修，占地广阔，规模宏大，号舍共计8490间，工程计银46440两。后又由杨公领导解决了关中书院膏火（给困难学生的补助）经费等。杨公还上奏朝廷，表彰了捐出6万两银助学的关中富商刘学宠叔侄。

汉南书院西廊 学识丰厚好才情

由于杨名飏是道光十六年（1836）被革职处理的，突如其来的鸦片战争又使得大清王朝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有谁能记起杨公这位已经垂暮的昔日高官呢？又有谁敢为这位起自边陲平民、没有靠山又是皇帝处理的老者伸张正义呢？道光二十八年（1848）清朝当权者才想起了杨公的功绩贡献，才感到对他的处分太重太过，朝廷国史馆因此核查收集杨公的事迹。这一年，杨公75岁了。此前，各级史志中几无记载，略阳县志中所载已是罕见。感谢杨公的老乡、任过云龙县档案局、史志办负责人的王文松先生，王先生多年辛劳、四处奔波，终于写出大著《滇秦历史名人杨名飏》，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在陕西勤政廉洁、贡献很大的杨名飏，也看到了收录书中、非常难得的杨公的多篇著作。王先生写杨名飏这本书，史志充分确凿、讲述朴实可信，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真实性。

杨名飏自幼聪明好学，很小即能作文，10来岁偶遇云龙州许学范知州，饱读诗书的许知州拉着杨名飏走进客舍，简要讯问后出《少则慕父母》题目让杨作文，杨当即作文，许阅后大赞批赠：“重髻粉面小儿郎，一试挥毫即擅长。好告儿翁勤教尔，莫令他日负欧阳。”杨父知后即拜见许知州道谢，许知州对杨父说：“此子器语不凡，异日必为民之父母。”许还将杨名飏带到州署官学读书。乾隆五十年（1785），朝廷派到云南督学的曹锡龄到大理府考试，接触杨名飏后对人说：“孺子可教，定是一滇南人物也。”乾隆五十四年（1789），16岁的杨名飏入昆明五华书院读书，岁试中考得“一等”的好成绩。后又拜了一位好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著名文人钱沣（1740-1795年），钱是昆明人，历任湖南学政、湖广道御史、值军机等，曾弹劾过湖广总督毕沅（状元，任过陕西巡抚，学问大家）、山东巡抚国泰等贪污私营案，被誉为“清代知识分子的泰山北斗” “滇中第一完人”。杨名飏两年中苦心孤诣，深得钱沣老师的赞誉。乾隆五十七年（1792），19岁的杨名飏以优异成绩贡入国子监。乾隆六十年（1795），22岁的杨名飏经朝廷委派回云南代理临安府（治所在今建水县）训导（主负责教育），从此开始，官场生涯41年。嘉庆元年（1796），杨公担任鹤庆州（今鹤庆县）训导，后为父亲去世守制3年。嘉庆七年（1802），杨公担任楚雄府南安州训导，后升楚雄府教谕（正八品）。嘉庆十三年（1808）杨公乡试中考得举人第4名。次年到陕西任官27年。

汉南书院二门

编史修志是各级官吏的重要工作，杨公做得很好。道光九年（1829）他把225名义烈续为严如熤《汉中府志》第33卷。道光十一年（1831），身为陕西布政使的杨公为《重修延川县志》写序。道光十三年（1833），任巡抚的杨公为《重修鄜州志》写序。

不负初心、勤政为民，是杨公为官的追求和对下属的要求。杨公在离汉赴省任职时，写了《寓汉南同官书》，即致汉中同僚的一封公开信，他说“飏惭承乏三年，未有一得，聊即夙夜，所以自箴者，谨陈大略并述之，以就正诸同僚。窃闻政在得人，以亿万生命之身家性命，而付托于牧令一身。精神不到之区，即弊窦丛生之处。虽不遑暇逸，欲求案无留牍，野鲜冤民，犹有不能，又况利欲熏其心，晏安鸠其性，不念赤子之嗷嗷待哺。穷黎之淹淹欲毙，纵幸逃纠于八法，能无抱愧于五衷？州县为亲民之官，知府有表率之责。若亦不念切民瘼，躬先刻厉，能不有忝厥职，自负初心乎？汉中士风质直，民风惇庞，亦颇知法知恩，易于化导……”。阅读此文，我看到了一位谦虚勤政的知府。

节俭清廉、反腐自守，是杨公的一贯作风和倡导。嘉庆以后，社会动荡、兵灾四起，洋人侵华、财富外流。一方面世道艰难、民不聊生，一方面官吏奢侈、府库日空。时任陕西布政使的杨公倡导开源节流、反对铺张浪费，坚持整饬吏治、推广廉政，并且做到身体力行。他“急以澄叙（清理整饬）官方，培养元气为先务，力挽奢靡颓风，不开寅缘幸路（攀附宠幸），属吏皆以猷为守见廉（守法清廉），清、慎、勤相助”（见王文松《滇秦历史名人杨名飏》第65页《杨名飏行述》）。

西安灞桥遗址

关注民生、亲力亲为，是杨公的为官之道和能吏本色。《关中集》收入了杨公文章21篇，其内容涵盖：各记（书院记、社仓记、修路记、修桥记、建城记、膏火记等）、各序（方志序、会试序等）、各法（种洋芋法、种树法、栽桑法等），还有劝民勿习邪教、汉台后乐亭跋、劝民勿杀耕牛、劝课树桑谕、劝课蚕桑特示，等等。杨公用心尽力、亲自动手的作风值得后辈干部以为楷模。

才学过人、卓尔不群，是大家对杨公毕生好学、日积月累的公正评价。杨公勤奋好学，海纳百川，学识宏富，超凡脱俗。加之勤于动手，写了大量文章、诗词。我阅后十分感佩，文字朴实准确，语言平和具体，典故引用恰当，才学令人佩服。道光十三年（1833）底，杨公多年潜心编著的《经书字音辨要》一书刊刻出版。这是一部文字语言专著，他从“四书”“五经”诸书中捡出不重复的4758个字，按照《康熙字典》《说文解字》摹写字形，读音按《佩文韵府》反切。其中有点画不同、平仄互异之字，参照《字考韵辨》等进行辨别。全册9卷、4册，共12.96万字，为人们正确识字和学习“京腔”（普通话）提供参考，这完全是一部了不起的、实用性很强的专业工具书，若不是颇有水平的专家是写不出来的。

是日，在家中阅读杨公的诗文，窗外飘着小雪，我想起了汉中当年的钟鼓楼和充饥保命的洋芋，揣摩杨公该是一幅瘦削、沧桑和屈原有几分相似的脸庞，他似乎在零星雪花中从褒谷口走上连云栈道，向着西安府蹒跚而行。这时，我想起汉中诗词名家陈家林老师的诗句“凭窗仰见人踪去，风来翰墨满庭芳。”

王文松先生所著《杨名飏》等 行善造福惠万民

道光十六年（1836）五月，正在陕西巡抚职上奋发作为的杨名飏遭弹劾问责，后被朝廷革职。为官40年勤奋敬业、勤政廉洁的杨名飏一下子从正二品高官巡抚贬落为平民百姓，其命运坎坷人生跌宕，令人唏嘘同情。

是什么问题导致杨公去职的？汉中府县志均无记载。据2008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实录》（即《大清历朝实录》）《宣宗皇帝实录》卷281页载：“道光十六年五月壬辰，（道光帝）又谕：前据御史许球奏陕西巡抚杨名飏各款，当降旨著汤金钊（吏部尚书）、文庆（户部侍郎）查办。兹据汤金钊等查明被各款（被检举各款）或事出有因，或风闻未确。逐一研求，俱无赃私（贪污受贿）情节。惟失查家人与铺户（商店、店铺）交结往来，并在门房（设在大门内侧的小房）邀饮，又不能禁绝属员眷属出入衙署，实属关防（管理）不严。复于一家四命重案（紫阳一家4人被杀），并不上紧（抓紧）督办，凶犯日久未获，缉捕又复松懈，杨名飏著交部（吏部）严加议处。”经吏部明察暗访，核查四个多月，道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皇帝批准，杨名飏被革职，省、道、府、州县多名官员受到处分。从此，杨公以天地悬隔的人生悲剧告别了官场。杨公严以律己、清廉自守，是得到官民共同认可的，即使在他受革职处分的决定中也未否认。道光十八年（1838），65岁的杨公带着满身疲倦和万般无奈离开了陕西，一路跋山涉水，回到了云南云龙州石门井老家，开始了田夫野老的晚年生活。1998年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陕西通史》和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云南通史》及《云龙州志》等典籍，都对杨名飏生平作了实事求是的肯定和赞许。当年，汉中人民、西安人民都很感激杨公的功绩。杨公赴西安就职时，汉中的民众一直送到30里外的褒谷口，并在谷口鸡头关立存爱碑（现存汉中博物馆）。辛丑年大寒，北风呼啸，零星雨雪。我专到汉中博物馆寻访当年汉中百姓立的存爱碑。熟悉文史的副馆长常虹女士带我看了镶嵌在馆内碑廊西北墙上的碑，碑高165厘米，宽71.6厘米。可能刻碑匆促、石粗工劣，加之风雨漫漶，粘结移嵌的碑上文字基本不能辨识。热心的常副馆长给我一份早年记录部分碑文的照片，尚可看出碑文中记了杨公汉中时“勤勤恳恳，以培养元气为先”，还记了劝农促桑、治理水利、禁杀耕牛、捐修汉南书院、略阳赈灾建城、留坝西乡定远沔县救灾、崇访节烈等事迹，立碑时间为道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立碑人30名（名字不可辨）。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杨公的好口碑当然也在他云龙老家百姓心中。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石门井位于县境中部，沘江（澜沧江的主要支流）流经，矿藏丰富，井盐出名。四面高山，交通很是不便。杨公自从步入仕途，几十年中尽其所能为当地人民办事谋福，也为家乡出钱出力排忧解难，得到广大民众衷心称赞。

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新貌

道光三年（1823），杨公因母亲去世回家守制，捐银800两，在家乡沘江之上建起人马驿道铁链桥（以前是藤条编的桥），桥长36米、宽2.18米，5根直径寸许的大铁链上铺2寸厚的栗木方条为桥面，两端分建桥亭，从此天堑变通途。这在当地是破天荒的大好事，杨公为桥取名“青云”，并撰写《新建青云桥记》，镌刻石碑立在桥头。杨公对汉中很有感情，又非常有缘汉中和云龙老家都有石门之地名，他把汉中石门摩崖书法“十三品”中曹操所书的“衮雪”二字摹刻在桥西亭内岩壁上。青云桥已200年，仍然雄姿依旧、继续使用，也是当地一处文物和一道风景。

杨公致仕回家乡的第二年，石门乡绅捐资扩修石门虎头山名胜区，杨公慷慨出钱积极参与建设，还写下《石门八景》《虎头仙踪四绝》《寿光桥落成二律》等诗文刻碑以记。尤其是捐银9420两在石门井修建了“彩云书院”（今云龙一中前身），修成房舍83间。彩云书院修好后，对于云龙的教育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云龙县石门青云桥，下图为杨名飏手迹

回到家乡成为平民的杨名飏，自号“双清居士”“清白山人”。我揣摩这是杨公对自己的反思回顾，认为做官为人都是清清白白，光明正大。在家期间，他还完成了自己心血之作《关中集（全册）》的编辑。又著《存爱》后集，重修族谱，编写学规，留给后人参照。他写下的大量诗文，有对家乡大好河山的赞美，有对往事的回忆，有对国家的关切和对朝廷的眷恋，也表露了自己的心迹和对命运的无奈。

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三日，杨名飏在石门井家中去世，享年78岁。杨公的子女族人把他与先去世的妻子马氏合葬。墓地是杨公生前自己选好的，位于距石门100余里山路的今云龙县苗尾傈傈族乡天登村麦地组的五花萝山上。杨公不入石门杨家祖坟，可能是认为自己被革职，不能辱没祖宗（当年李固也嘱后人他死后不入祖坟）。亲到五花萝杨公墓地的王文松先生记述，天登村是云龙县傈傈族聚居地的边远高寒山区，墓地海拔2500多米，即使乘坐汽车从石门到天登村要两个多小时翻越5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从天登到五花萝，汽车要经过10多公里的险峻林区简易公路，再艰难步行攀爬个把小时才能抵达。试想100多年前，杨公到五花萝安葬，该是多么不容易！为什么杨公选在此地呢？可能是他太疲倦了，想远离尘嚣，彻底地解脱、清静。

作者简介：李振峰，大学文化，汉中市公安局退休干部，汉台区作协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