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强人的真实现状（这些有名又有钱的女强人）
女强人的真实现状（这些有名又有钱的女强人）《工作的女人》有效地捕捉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期望：个体，特别是女性，应该不停地努力提高她们的社会经济价值。这本书把这样一个理想的女性主体推上了神坛：她被鼓励去把自己构想为“一个公司”或企业，并把所有的活动都理解为投资，以此来提高这个公司（也即自身）的价值。伊万卡在书中反复鼓励女性“要把[她们的]时间摆到第一位，这样[她们]才能永远增值”。成功被定义为坚韧、主动和创造性地面对阻碍，人的抱负“仅仅受限于自己的渴望、动力、激情和执行力。”根据伊万卡，所谓（女性的）赋权，就是个体的女性有意识地选择创造他们渴望的生活，并通过努力的工作和毅力，把这个生活打造出来。然而，女性主义这一主题还不仅仅是流行起来，变成主流；它们也已经变得越来越相容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议题。比如，这一本去年五月出版的，伊万卡·川普写的女性成功学指南，《工作的女人：重新成功的法则》（Women Who Work: Rewri
读者在阅读Sheryl Sandberg的书 图片来源：codekeagirl.io
摘要：近年来，社会上的一些有名又有钱的女人，频繁地告诫普通女性要付出努力来投资、提升自己，优雅地平衡家庭和事业，最终才能得到成功。她们不害臊地标榜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然而这样的女性主义将生活中的各方各面都简化成一种经济算计和商业策略，因此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女性主义。
过去几年里，社会上出现了一堆女性主义宣言，这些宣言获得了媒体的大力关注，并重新激活了与之相关的辩论。其中一个特别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还要竭力地去平衡工作和育儿。其中，2012年《大西洋月刊》发表的《为什么女人还是不能拥有一切》（“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作者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现任主席及执行总裁），和2013年的畅销书《向前一步：女性，工作及领导意志》（“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作者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Facebook首席运营官），引起了一股潮流：一波女强人开始公然且不害臊地标榜自己是女性主义者。
艾玛·沃森在联合国女性#HeForShe运动中演讲，在演讲中她号召所有人关注性别平等，尤其呼吁男性加入到两性平权运动中
然而，女性主义这一主题还不仅仅是流行起来，变成主流；它们也已经变得越来越相容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议题。比如，这一本去年五月出版的，伊万卡·川普写的女性成功学指南，《工作的女人：重新成功的法则》（Women Who Work: Rewriting the Rules for Success）。许多评论者痛斥这本书充斥着毫无艺术性的鼓舞人心的黑话，这些心灵鸡汤随便就可以百度到。但尽管遭到了这样的批评，这本书还是成为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还被认为是近来这波女性主义宣言的一部分。
的确，《工作的女人》里到处都是脱离了语境的陈词滥调，而且，它还恬不知耻地为旗下的时尚品牌打广告，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对这本书进行严肃的分析。在这本书中，伊万卡想要传递的主要信息是，女人应该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下功夫：“职业、关系、家庭、友谊、爱好、和激情”。就像她说的那样：“当我们幸福，即当我们的心态和情绪是积极的时候，我们也就更聪明、更有动力、更容易成功”。
伊万卡·川普《工作的女人：重新成功的法则》图片来源：Amazon
成功被定义为坚韧、主动和创造性地面对阻碍，人的抱负“仅仅受限于自己的渴望、动力、激情和执行力。”根据伊万卡，所谓（女性的）赋权，就是个体的女性有意识地选择创造他们渴望的生活，并通过努力的工作和毅力，把这个生活打造出来。
《工作的女人》有效地捕捉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期望：个体，特别是女性，应该不停地努力提高她们的社会经济价值。这本书把这样一个理想的女性主体推上了神坛：她被鼓励去把自己构想为“一个公司”或企业，并把所有的活动都理解为投资，以此来提高这个公司（也即自身）的价值。伊万卡在书中反复鼓励女性“要把[她们的]时间摆到第一位，这样[她们]才能永远增值”。
要确保自己的努力可以为自己增值，好的计划是重要的。而好的计划，换句话来说，就是拟定无尽的计划清单——从任务说明到具有各种色彩标识的待办事项。因此，这个理想自我主体也就变成了女性主义理论家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所说的，一个“新自由主义的任务清单”。
伊万卡·川普
甚至爱好、友谊和其他传统上被认为不应进行经济算计的亲密关系，也被重新设想为各种各样的投资和价值管理。伊万卡指出，关于婚姻和生育的决定，也应该是这种计算的一部分，她还直言鼓励女性要培养友谊和爱好，而这么做，为的不是友谊和爱好本身，而是要把它们都当作公司（也即自我）资本增值计划的一部分。在讨论建立关系网对刚开展其事业的女性来说的重要性的时候，伊万卡敦促读者，每一次每次在派对和会议上社交的时候，都要与一个人建立一个与人形成新的牢固强有力的关系。
说句公道话，尽管她也试图不去强调把他人赤裸裸地当作工具来使用，然而，她还是强调，一切新的接触或友谊，都有潜能来提升个人价值。因此，培养亲密关系、自我关爱和休闲活动，最终也都变成了一种商业策略。
像伊万卡提倡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想象，构成了女性主义的一个越来越主流的潮流。令人不安的是，这股潮流不再坚守平等、公平和解放这些核心概念。结果，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neoliberal feminism）便消除了传统女性主义阐明并批判自由民主制的结构性矛盾的力量（这个矛盾是指，尽管自由民主制声称普世权利和平等，但在历史上女性却被显著地排除在这些权利和平等之外）。
由于忽视塑造女性生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并否弃一切集体献身或动员，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主体，乃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体，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自己的安乐和自我关爱上了。
黑人女佣为白人家庭服务 图片来源：电影《相助》(The Help 2011)
矛盾并且反直觉的是，育儿也被纳入了这种新女性主义的标准轨道的一部分，而恰到好处地平衡工作和家庭，也变成了这种新女性主义的终极理想。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就帮忙确保了，生育和育儿的所有责任，都要落在女性个体的肩上。但向上流动的女性往往会外包这个工作，而只是去管理那些实际干这个活的女性而已。考虑到从事这些幕后工作的“阿姨”大多是有色人种、是穷苦人家和移民出身的女性，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不过是再生产对这些“他者的”女性主体的剥削，并合法化这种剥削，同时又抹杀掉了传统女性主义去回应由此而造成的不平等的话语。
伊万卡传达的东西，和其他一些得到更加正面评价的文本想说的东西差不多，这些文本包括梅根·凯利（Megyn Kelly，美国新闻记者、主播、新闻和政治评论人）2016年出版的自传《不将就》（Settle for More）和安妮-玛丽·斯劳特在2015年出版的《没做完的生意：女人，男人，工作，家庭》（Unfinished Business: Women Men Work Family，算是她2012年在《大西洋月刊》上文章的后续）。
梅根·凯利《不将就》图片来源：Amazon
把伊万卡、凯利和斯劳特放到一起来读，是一种迷人且不安的体验。首先，这三本书都支持现在人们都已熟悉的那种观念，即女性的理想成就，是在工作与家庭之间达成一个幸福的平衡；其次，这三本书，最终都把推动社会变革的责任，放到了女性个体的肩膀上；最终，这三本书的每一本都反映——并再生产——了这样一片文化-政治景象，在这一景象中，生活中越来越多领域被化约为一种经济架构，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通过经济的框架来理解。
在2015年的著作《消解民众：新自由主义的秘密革命》(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中，政治理论家温迪·布朗(Wendy Brown)认为这种简化在新自由主义下是合理的，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治理模式，它把社会生活改造为被经济算计驱动的企业生意。
不再对为平权、或为终结性别歧视而斗争抱有浓厚兴趣，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这个概念上。
梅根·凯利就不加批判地拥抱了这个理想，吹捧像追求事业一样充满激情地追求母亲的角色。对凯利来说，既做一个宠爱孩子的母亲，又要做一个强硬、充满野心的专业人士，就是所谓的“不将就”。至于伊万卡，则是用“工作和生活的节奏”（work/life rhythm）这个术语来描述平衡做一个专心的母亲和一个成功的女生意人时要面临的挑战。而即使是更倾向于自由派的斯劳特，想要说的也可以总结为：女性必须先要学会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思考、说话、计划、工作以及投票的方式——之后，才能希望自己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达到适当的平衡。
安妮-玛丽·斯劳特《没做完的生意：女人，男人，工作，家庭》图片来源：Amazon
有趣的是，伊万卡和凯利都坦率地承认，在美国，性别平等还有待实现。伊万卡宣称，尽管自她母亲那辈开始，女性取得了许多进步，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凯利则承认，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性别偏见依然有待消除。另外，这两个女人都支持有限的结构性变革，比如说，带薪产假。然而她们都没有花太多时间来详述阻止女性成功的结构障碍。这两个有名又有钱的女人，向地位没她们那么高的读者给出的绝大部分建议和指示，都要求女性个体要付出努力来投资自己，以此得到成功。
考虑到她们同属保守的政治阵营，我们不奇怪伊万卡和凯利的大部分观点都一致。然而，即使自称是民主党的女性主义者斯劳特，也写了一本书，它不仅读起来像自助手册，而且还把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女性为自我提高而应付的个体责任上。
她坚称，“要不要从现在开始思考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仍然取决于你，”《没做完的生意》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地方，是斯劳特说，尽管管钱很难，管孩子也很难，但说到底，它们都是对某种资本的投资。斯劳特认为，如果我们得到这种劳动的补偿的话，我们必须学会怎样去衡量“育儿育人的经济价值”。
2012年《大西洋月刊》发表的《为什么女人还是不能拥有一切》
一方面，这样的计划显然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关爱工作（care work）的价值，在传统上是要么不被承认，要么被大大低估；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把斯劳特宣扬的，她所谓的“关爱问题”的解决方案放到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来理解。新自由主义把一切社会形式转化为收支平衡和资本的升值与贬值。斯劳特的书，就是在助力于这种转化过程，她让情感联系从属于经济算计，同时也遮蔽了我们用来评价关系、行动、情感的其他的可能框架。
尽管各有各的特质，但这里说到的这三本书，都是在同一个越来越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环境中形成的。这个环境破坏、并重构了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传统区分。新自由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化，把生活的一切领域，都铸刻到市场的模型中去，在那里，竞争和资本的升值压倒了其他的一切。这样的动机下所激发出的女性主义，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女性主义。
Catherine Rottenberg是伦敦大学戈尔德史密斯学院的客座教授。她的书《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Neoliberal Feminism)将于今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文链接：lareviewofbooks/article/the-neoliberal-feminist-subject/
作者：凯瑟琳·罗登伯格
翻译：王立秋
校对、编辑：xd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