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地理断章（杨时通天一气耳）
杨公地理断章（杨时通天一气耳）杨时撰《杨龟山先生集》 清光绪五年刻本，卷首杨时撰《杨龟山先生集》 清光绪五年刻本，首卷第一页杨时29岁时，与游酢共同走出福建，前往北方的河南许昌去拜程颢为师，当时游酢也是29岁，老师程颢则比他二人大差不多二十岁。杨时师从程颢学习四年，程颢病逝，于是杨时与游酢又在宋元祐八年前往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继续学习道学。他二人学习得很刻苦，并且对老师极其尊重，《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朱公掞来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游酢和杨时最初见到程颐时，老师正坐在那里假寐，于是他二人站在旁边不敢打扰。程颐一觉醒来，说天晚了，就让他俩回去，门一打开，外面的积雪已有一尺深，这就是著名成语“程门立雪”的出处。杨时撰《杨龟山先生集》 清光绪五年刻本，书牌
杨时是宋代理学史传承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杨柱才在《杨时的中庸思想》中称：“龟山三传之后有朱熹，以此言之，明道可谓慧眼卓识。由此可见，龟山对道学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作用。”傅小凡在《朱子与闽学》一书中谈到杨时则称：“元祐八年拜入程颐门下之后，对二程开创的洛学信之弥笃、终生不渝。即便在洛学屡遭禁止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传承洛学，并将洛学带入福建，直接促成闽学的形成。”
王素所绘杨时像
而赖功欧在《杨时理学思想的基本特色及其历史地位》一文中，更把杨时视为闽学鼻祖：“生于北宋、南宋过渡时期的杨时，作为理学的中坚人物，承担起了过渡时期弘扬儒学的重担，其继二程而推崇《中庸》、重视《论语》《孟子》《大学》的思想历程，为《四书》的最后确立起到了前期奠基作用，而其‘倡道东南’更为闽中理学兴起树起了一面大旗，其功至伟；后人尊其为‘闽学鼻祖’实不为过。”
《虞邑西岑陈氏宗谱》清道光二十六年肃雝堂木活字套印本，杨时撰像
杨时29岁时，与游酢共同走出福建，前往北方的河南许昌去拜程颢为师，当时游酢也是29岁，老师程颢则比他二人大差不多二十岁。杨时师从程颢学习四年，程颢病逝，于是杨时与游酢又在宋元祐八年前往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继续学习道学。他二人学习得很刻苦，并且对老师极其尊重，《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朱公掞来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
游酢和杨时最初见到程颐时，老师正坐在那里假寐，于是他二人站在旁边不敢打扰。程颐一觉醒来，说天晚了，就让他俩回去，门一打开，外面的积雪已有一尺深，这就是著名成语“程门立雪”的出处。
杨时撰《杨龟山先生集》 清光绪五年刻本，书牌
杨时撰《杨龟山先生集》 清光绪五年刻本，首卷第一页
杨时撰《杨龟山先生集》 清光绪五年刻本，卷首
杨时学成之后返回了福建，而后在当地广泛地弘扬道学，更为重要者，他的弟子又培养出了朱熹这样的大儒。《宋元学案·龟山学案》称：“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时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这里列出了二程的五大弟子，其中就有游酢和杨时。而这段话又单独地点出，虽然五大弟子各有传承，但只有杨时的这一支传给了朱子，最终使得理学一统天下。《宋史》本传上也认定这样的传承：“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
关于杨时的学术观，傅小凡在《朱子与闽学》一书中称：“杨时直接继承了洛学的‘天理’本体论，同时将张载的‘气’范畴也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并以‘理一分殊’的观点纠正张载‘民胞物与’思想中的‘兼爱’色彩。”
“已发未发”的概念，是理学家特别深究的一个话题。杨时师从二程，当然也关注这方面的探讨，《宋元学案》多处记载有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比如：“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执之？惟道心之微而验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则其义自见，非言论所及也。尧咨舜，舜命禹，三圣相授，惟‘中’而已。”杨时认为，《中庸》里所提到的这个“中”字，跟《尚书·大禹谟》中的那句名言“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的“中”字，是一回事。因为《尚书》中的“中”字，指的是道心，因此，“未发之中”，也就是道心。杨时认定，从尧舜一直递传下来者，就是道心，所以“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就是体会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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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怎样来体会道心呢？杨时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他强调应当从静中去体会。对于杨时提出的这种方式，朱学军、赫婷在《杨时理学主要思想略论》一文中认定：“杨时强调静中体验未发的思想是对程颢和程颐学说的发展。”同时该文又进一步解释了杨时这个观念的原因：“对道的把握必须超越语言和物象，任何的语言文字都不可能把‘道’完全表达出来。杨时还是坚持认为只有在静中才能真正把握道的内涵，杨时的这些思想是与其早年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理一分殊，是理学中的重要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来由，也跟杨时有关。此事的起因是杨时读了张载的《西铭》后，产生了一些疑问，于是就给老师程颐写了封信，此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杨时认为《西铭》写得很好，但有些事情没有说清楚，而其中的观念却流露出了墨子的兼爱思想，他认为这是一种不纯粹，他想让程颐为此解惑。于是程颐写了篇《答论〈西铭〉》，他在此文中称：“《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
《孙氏族谱》四卷，清光绪三十一年富春堂木活字本，杨时序
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最早出处。关于“理一分殊”作何讲，朱子曾说过这样两段话：“自上推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归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以及“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分未尝不殊也”。其实细读程颐的原话，大约就能体味出“理一分殊”的内涵。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天下同一理，但这个理表现在具体事物中，就要有各自的理论在，所以任何问题，要站在具体事物中进行论述，而不可以用一个理论来解释天下所有事物。也就是俗话所言的普通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虞邑西岑陈氏宗谱》清道光二十六年肃雝堂木活字套印本，杨时撰像讚
关于“理一”，其实就是“一理”，正如二程所言，万物皆是一个天理，所以这“一理”指的就是天理。而天理是什么呢，《杨龟山先生集》卷十一中有如下一段问答：“问：易有太极，莫便是道之所谓中否？曰：然。问：若是则本无定位，当处即是太极邪？曰：然。问：两仪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维，皆自然之理也。”如此说来，理一就是天理，天理就是自然之理。
那杨时怎样解释“理一分殊”呢？他在《答伊川先生》一文中说：“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施之，兹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也。何谓‘称物’？亲疏远近各当其分，所谓‘称’也。何谓‘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也。”对于杨时的这段论述，傅小凡的解读是：“杨时此语蕴含着‘仁’为体，‘义’为用的意思。‘义’是根据‘亲疏远近’不同的伦常关系而所作的有等级差别的‘分殊’，‘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归根到底，就是天下人各守其分，遵守社会现实中高低尊卑分明有别的人伦关系。同样的仁爱之心，施于不同的对象则根据其与施爱主体之间关系，而有远近亲疏的差别。”（《朱子与闽学》）
杨时墓前的小亭
而朱学军、赫婷对杨时的这段话的解读则是“杨时主张爱有差等”。杨时关注张载的《西铭》中是否有兼爱思想，这其实跟他年轻时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宋名臣言行录外集》中称：“龟山天姿高，朴实简易，然所见定，更不穷究。少年未见伊川时，先看《庄》《列》等文字，后来此念熟了，不觉时发出来。”
原来，他在拜程颐为师之前，曾经学习过关于老庄的书，其实他还一度学习了不少佛学理念。《宋元学案》中引用的杨时的话，经常能够看到杨时用佛学理念来比喻理学观念，例如：“老言经中说十识，第八庵摩罗识，唐言白净无垢；第九阿赖耶识，唐言善恶种子。白净无垢，即孟子之言性善”“谓形色为天性，亦犹所谓‘色即是空’”“《维摩经》云‘真心是道场’，儒佛至此，实无二理”。
小亭内精美的雕刻
如上等，正因为他对佛道两家观念的熟悉，所以他才能看出别人未曾留意的问题。杨时读了张载的著作后，又结合老师程颐的观点，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理学观念。
张载认为，天地宇宙是由气而构成者。这就是其所言的“太虚即气”，这种气聚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万物，而万物化掉之后，又成了太虚之气，整个宇宙就是在这样的聚散之中，不停地交替。程颐也认为天下万物是由气所构成，但他却不承认气聚而成为万物、万物散而归为气这样的循环过程。程颐认为张载的观念是受到了佛教轮回思想的影响，而程颐觉得产生天下万物的气是“真元之气”，这种气是将没有生命的外气，转化为有生命，而这种元气就是“理”，或者称为“道”。
杨时墓
因为杨时是程颐的弟子，所以他也把“理”解释成天下万物。但他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合而生，尽而死，凡有心知血气之类，无物不然也。”（《踵息庵记》）
杨时进一步认为，不仅仅是天下万物由气合成，即使天和地，也是由其而来者：“天地，其体也；气，体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气耳。”（《孟子解》）
立雪亭
杨时的这个观念又跟程颐有所不同。宋徽宗时，蔡京当朝，其在朝中推行王安石的新学，故对理学予以了打击。后来杨时被徽宗皇帝召入内廷，于是其利用这个机会，展开了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靖康元年，金人南侵，宋廷极其危险，于是皇帝广纳雅言。杨时借机连上了几封奏章，其中一封奏章中写道：
巨闻：古之欲明明德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敌人已经快攻到了门前，在如此危险的时刻，杨时还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整段整段地抄录着《大学》中的文字，其迂阔的心态由此可见。他的这种作为肯定让皇帝很生气。于是，他很快就被免职了。
这个石兽已经看不出外形
金人俘虏了二帝，宋高宗即位，新皇帝当然要追究国家受辱的原因，于是问题都推到了蔡京头上。蔡京所拥护的王氏新学也受到了批判，理学名臣又得以出头，于是杨时又被召唤回朝。他回到朝中，立即展开了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因此理学能够渐有地位，跟杨时的努力也有一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