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力挽狂澜）对于这一突发状况，周恩来临时决定将此前准备的发言以书面形式散发，利用休会间隙，重新起草补充发言提纲。在正式发言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求同存异”理念的提出不仅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诚意，而且为化解国家间的分歧提供了有效方案，在关键时刻避免会议误入歧途。接下来，周恩来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具有广泛的求同基础，并就此前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及的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短短18分钟的发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为会议找到了一条避免对立继续进行的路线，成为会议走向成功的转折点。4月18日上午，万隆会议顺利开幕。在18日下午至19日的全体会议阶段，大部分国家代表的发言都表达了对

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各国有关问题的大型国际会议。面对殖民国家的百般阻挠和破坏，周恩来以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力挽狂澜，保证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万隆会议对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威望具有关键意义，也是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里程碑。

不畏赴会险阻，彰显领袖担当

二战后，亚非人民的民族意识迅速增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蓬勃发展。但是，殖民主义在亚非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新独立的国家面临许多难题，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合作。为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巩固民族独立，1954年12月，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国家会议，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29个亚非国家参加。会议选在印尼风景秀丽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因而也被称作万隆会议。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派出了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团长，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等组成的代表团参会。

自1955年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手会前准备工作，考虑到了参会面临的复杂局面。在参会的29个国家中，仅有7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其他的21个国家，有的与新中国不曾有过来往而心存疑惧，有的甚至与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

更为惊险的是，得知中国代表团参会的消息后，国民党当局策划了谋害周恩来的阴谋计划。4月11日，台湾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指使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地勤人员周驹，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经过香港机场时，在机舱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导致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周恩来因事先应约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临时改变了行程，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未能得逞。

面对险象丛生的局势，党中央为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焦虑不安，提出换人接替周恩来参会。周恩来却处之泰然，凛然无畏，坚定地表示：“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4月17日，中国代表团如期抵达万隆，受到当地群众和各国记者的热烈欢迎。

展现外交智慧，拨正会议航向

4月18日上午，万隆会议顺利开幕。在18日下午至19日的全体会议阶段，大部分国家代表的发言都表达了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谴责，呼吁扩大亚非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然而，由于与会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再加上西方国家的煽动和干扰，少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重提反共观点，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如污蔑共产主义是“独裁”，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等。这些发言明显偏离了会议主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中国代表团如何回应受到高度关注，处理不慎，会议将陷入混乱和分裂。

对于这一突发状况，周恩来临时决定将此前准备的发言以书面形式散发，利用休会间隙，重新起草补充发言提纲。在正式发言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求同存异”理念的提出不仅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诚意，而且为化解国家间的分歧提供了有效方案，在关键时刻避免会议误入歧途。接下来，周恩来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具有广泛的求同基础，并就此前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及的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短短18分钟的发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为会议找到了一条避免对立继续进行的路线，成为会议走向成功的转折点。

在此后几天的会议中，各国代表对于会议决议和宣言的起草问题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使会议尽可能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共同愿望，抵制了以反苏反共为名将会议拖入思想意识论争的企图。正如美国记者鲍大可所评论的：“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中国外交的新起点， 亚非合作的里程碑

万隆会议为新中国提供了与其他国家自由接触交往的机会，对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拓展新中国外交空间、提升中国国际威望具有重要意义。在为期7天的会议中，除了参加大小会议外，周恩来广泛结交亚非各国领导人，特别是当时尚未建交的国家领导人。据当年跟随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为了充分利用这次宝贵的机会，周恩来不断地参加一系列的午宴、晚宴和外交会谈，7天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轻松惬意的会外接触与正式会议发言相得益彰，消除了与会国对中国的疑虑。从万隆会议结束到195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斯里兰卡）、柬埔寨、苏丹等国都是亚非会议的参加国。

在亚非历史上，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的一个里程碑，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时代的创举。正如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大会开幕词中所指出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亚非国家首次携手相聚，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体现了亚非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和信心。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传承至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万隆会议促进了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1955—1963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后有摩洛哥、突尼斯、马来西亚等近40个国家获得独立，加速了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许多参会国此后成为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的成员，为促进南南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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