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研究院归哪管理（云冈研究院全体同仁沉痛悼念丁明夷先生）
云冈研究院归哪管理（云冈研究院全体同仁沉痛悼念丁明夷先生）丁明夷先生对云冈石窟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丁明夷先生长期从事佛教文化艺术、考古学研究工作，代表著作有《中国石窟雕塑全集》、《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中国美术全集·巩县、天龙山、响堂山、安阳石窟雕刻》、《中国石窟· 克孜尔石窟》、《中国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北方石窟》、《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南方石窟》、《中国雕塑之都·云冈石窟卷》、《佛教艺术百问》等。因病在上海浦东去世，终年83岁。丁明夷先生，1940年4月生于北京，祖籍浙江吴兴，满族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9月到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古代建筑研究所工作。1978年9月至1981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学习。1981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3年任宗教艺术研究室主任，至2000年3月退休。
丁明夷先生
5月8日，
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传来：
丁明夷先生于2023年5月7日晚8时，
因病在上海浦东去世，
终年83岁。
丁明夷先生，1940年4月生于北京，祖籍浙江吴兴，满族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9月到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古代建筑研究所工作。1978年9月至1981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学习。1981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93年任宗教艺术研究室主任，至2000年3月退休。
丁明夷先生长期从事佛教文化艺术、考古学研究工作，代表著作有《中国石窟雕塑全集》、《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中国美术全集·巩县、天龙山、响堂山、安阳石窟雕刻》、《中国石窟· 克孜尔石窟》、《中国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北方石窟》、《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南方石窟》、《中国雕塑之都·云冈石窟卷》、《佛教艺术百问》等。
丁明夷先生对云冈石窟的历史与考古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8年7～9月，国家文物局委托大同市文化局和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举办“全国首届石窟考古专修班”。在宿白先生主持下，丁明夷先生与马世长先生担任主要的教学工作。培训的内容包括中国石窟寺、印度与中亚的佛寺及造像、中国佛教史及石窟寺考古测量。培训班的教材后来编成《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其中中国石窟寺的内容由丁明夷先生、马世长先生编写。
由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两本图册，书后附宿白、长广敏雄等先生写的文章，同时包括丁明夷先生的三篇文章，现为读者介绍如下：
《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中刊登了丁明夷先生、李治国先生的《焦山、吴官屯调查记》。文章分两部分：
一、焦山石窟遗迹：首先探讨焦山的地理位置以及焦山在历史上的重要交通地位，将焦山遗迹划分为四层，并将焦山现存遗迹分为三期，第一期属于北魏时期，现存洞窟中大多属这一时期石窟，石窟类型有造像窟、僧房和禅窟。第二期为辽金时期，如第6，8窟，应为这一时期利用北魏旧窟前建木构寺庙。第三期为明代以后，现存最早题记为明永乐、正统年间。焦山寺或许就在此时利用旧窟改建，清初以后，焦山寺庙转入衰败期。
二、吴官屯石窟遗迹：首先叙述了吴官屯石窟的地理位置及保存现状，将吴官屯石窟的特点概括为：没有成组的窟，小型窟龛居多，布局多样的小龛遍布崖面。吴官屯石窟的北魏造像，主要开凿于迁都洛阳后，与云冈晚期的造型、题材相近。
《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中刊登了丁明夷先生的两篇文章《云冈石窟研究五十年》、《第38窟的形制与雕刻艺术》。
《云冈石窟研究五十年》由丁明夷先生独著，首先文章用凝练的语言简明扼要的概括了国内外学者对云冈石窟研究的成果，然后文章分三部分进行了阐述：
一、云冈石窟的历史及分期研究：包括《金碑》的发现与研究；标型学的研究方法；太和改制与佛像服饰；唐至金代的云冈历史。
二、云冈石窟的艺术渊源： 云冈模式的形成及其典型意义；从云冈石窟看中原北方地区各石窟的关系。
三、云冈石窟的石窟性质及其内容： 云冈石窟与僧人禅居 ；昙曜开窟与三世佛题材；皇室石窟与造像题材。
《第38窟的形制与雕刻艺术》由李治国、丁明夷共同撰写，在洞窟形制和佛龛装饰部分，概括出第38窟窟形龛制的特点为：窟门两侧雕力士，窟口上方刻大型题记，规范化的长方形平顶窟，壁面和龛面上繁复多变的装饰纹样，多样化的方格平棊藻井。在造像题材部分，分别介绍了北壁、东壁、西壁、南壁、窟顶的造像题材。进而探讨了第38窟的雕刻特点与开凿年代，将第38窟年代推定为北魏延昌至正光年间，属于云冈第三期后段窟。
两本图册中的照片都是丁明夷先生亲自把关，最终将照片完美的呈现于读者面前。
丁明夷先生盛赞《云冈石窟全集》
2019年由青岛出版集团和云冈石窟研究院联合出版的《云冈石窟全集》，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大型学术图典，2019年10月15日下午，《云冈石窟全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隆重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就该书出版的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与交流。座谈会上，丁明夷先生发表感言：“云冈石窟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日本学者出版了16卷《云冈石窟》。而‘云冈人’的使命担当，就是如何在中国人手中做出一部能赶超日本的大作。这在20卷《云冈石窟全集》中得到体现，《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是云冈研究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
1977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的《云冈石窟》， 1980年由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的《华严寺》，都凝聚着丁明夷先生的辛劳。丁明夷先生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留下诸多的宝贵著作，其中许多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相关领域的代表性著作。
今云冈石窟官微特刊出
丁明夷先生文章《中国佛教考古综述》，
以此彰显丁先生成就，
并寄托无尽哀思。
中国佛教考古综述
文/丁明夷
佛教考古学是以佛教遗迹和遗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属于考古学的范畴。作为一门完整、科学的学科体系，佛教考古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
研究中世纪的宗教，从历史学方面说，就是从文献中加以考察；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佛教遗迹与遗物则是主要的研究对象。石窟寺是佛教遗物中的大宗，保存较多较系统，在佛教考古学中占重要地位。佛教考古学除研究石窟寺以外，更主要的是研究寺院（包括佛塔）遗迹，其次还有单体的佛教画塑和法器等等。
中国现存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其绵延时间之久，保存数量之多，历史艺术价值之高，为当世任何国家或地区所无法颉颃，这就为中国佛教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国的石窟寺研究工作，始于对石窟铭记的搜集和整理，沿用传统金石学的方法。至40年代前期，研究工作方法进行到实地踏查阶段，但均偏重于古代艺术方面，使用美术史研究方法，只注意个别龛像样式的甄别、艺术风格的演进、技法的递变和画塑题材的考证。我们知道，对石窟及其内容的考察，必须从考古学、美术史和佛教史三方面去全面把握，才能掌握全面的资料，否则只能注意其表面，无法重视其内部联系。国外学者自19世纪末以来对中国石窟寺的研究状况，也大体如此。
年轻时的丁明夷先生
作为佛教考古学的一部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兴起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情。北京大学考古系原系主任宿白教授，带领北京大学石窟考古实习队，于1962年在敦煌莫高窟和1963年在龙门石窟进行毕业实习。通过这两次实习以及宿先生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石窟寺考古论文，从理论上和方法上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创立了完整的、科学的学科体系。宿先生石窟寺考古论文集《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在美国荣获“岛田著作奖”。这是国际学术界在东亚艺术史研究领域设立的一项大奖。这是国际学术界对其学术贡献的肯定，堪称石窟寺考古学的一块丰碑。
宿白先生认为：石窟寺考古首先要探讨排年、分期和性质，必须将考古学方法引用到石窟寺研究领域。因此，既要注意考察窟龛形制、布局、分组和画塑形象题材、组合及造型特征，又要重视各种有关的文献记载和历史背景的研究。要注意石窟寺创建与重修历史的恢复。在石窟外面应注意崖面遗迹、窟前木构和窟前地面的发掘；在石窟内部着重层次与标型。而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提，首先要做好石窟遗迹的全面记录（包括文字、测绘、照片和墨拓），编写石窟寺考古报告。
虽然石窟寺考古学有其共有的宗教特征，但由于各区域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石窟寺也同其他考古材料一样，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宿先生将中国石窟遗迹的分布，划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四大区。佛教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大体经历了新疆龟兹模式、河西走廊凉州模式和大同云冈模式等三大发展阶段。这一系列发展趋势实际上是中国石窟寺艺术逐渐中国化的进程。而作为一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所在和地方割据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往往是产生造像新样式、开一代风气的基地。
1991年8月，宿白先生和杨泓、丁明夷先生（左二） 考察赣州古城墙
中国的石窟寺考古工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反映其研究成果的《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的石窟系列以及中日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系列，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代表性著作。
佛教徒在山间崖畔开凿石窟，本有令佛、法、僧“三宝”俱备，让神圣的佛教教义与青山共存，与苍石同寿之义。在经历了“魏武”和“周武”两度“法难”的北齐时期，举国上下弥漫着“末法”思想，始终笼罩和充斥着一种“末法”将至的巨大恐惧；因而，为了捍卫佛的尊严并保证佛法的永存，佛教信徒们除在各地开凿石窟、雕凿佛像外，也十分重视保护和庋藏佛教经典。他们知道，金石造像难毁，皮纸经书易破，因而北魏时即已在石窟中刊刻佛经。
中国佛教史上大规模石刻佛经始于北齐时期。北齐刻经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摩崖石刻，以山东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泰山徂徕山《大般若经》和河北涉县娲皇宫大批刻经为代表。另一种是石窟刻经，即将佛经附刻于有造像的石窟内外，以河南安阳宝山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为代表。北齐重臣唐邕在响堂山刻经，誓愿将一切经“尽勒名山”。另一位名僧静琬，于“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遂于北京西南白带山（今房山云居寺石经山），采用碑版刻经方式，首于雷音洞刻经12部。嗣后至明代续有凿刻，共贮经版15000余块于8座藏经洞中。静琬之创举，对后世影响很大。此类专门的经窟还曾开凿于南方一带石窟中，如四川安岳卧佛沟唐开元时造经窟15座，刻经40余万字。
对于佛寺建筑的研究，过去多沿用古代建筑的研究方法，或探寻其结构，或论证其宗教涵义。我国的历史考古学者，试图将考古类型学方法引入这一领域，亦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宿白先生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书，可为其代表性著作。该书中《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一文，将作者历年调查的54处藏传寺庙、89座建筑，依据其建筑形制（以平面布局为主）和藏式建筑中突出而常见的一项构件——柱头托木的发展演变，分作五期，予以论述。佛寺分期作为佛教考古的重要内容，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
2017年，丁明夷先生（右一）及学生 到中国（青岛）汉画像砖博物馆参观座谈
对金铜佛像与石雕造像（包括造像碑）的考察研究，是佛教考古的另一项重要内容。金铜佛像系指用铜或青铜铸造，表面鎏金的可移动的佛教造像，多供养于宫中或佛寺，大致盛行于南北朝至唐代。新中国成立前间有出土发现，其精品多流往国外。近年来随着各地的大量出土，对金铜佛像进入全面系统的研究阶段，包括分期断代、造像样式和题材内容的考据，现已蔚为大观。
石雕佛像多出土于佛寺废址的窖藏中，估计庋埋的原因与历次毁佛事件有关，佛教徒出于护法而深埋。几次重大发现，都曾名震中外。例如曲阳修德寺石造像和成都万佛寺石造像。50年代初，在河北曲阳修德寺塔基和宋代寺址下，陆续发现大批北魏至唐代汉白玉石雕造像，总数计2200余躯，内含纪年铭造像247躯，多为小型单体像，还伴出有半成品和少量石料，说明造像出自当年修德寺艺术工匠之手。成都万佛寺遗址自清光绪八年（1882）以来，陆续有细砂岩石雕佛像出土，总数达200余躯，出土时大部分破损，包括南朝宋、梁和北周、隋唐等历代纪年作品。依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的考察，可知石像毁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废佛之厄，并在此后予以瘗埋。
此外，1996年于山东青州龙兴寺旧址，出土100余件精美汉白玉石造像，时间为北魏至宋代，以北齐造像最为精美。造像通体彩绘，装饰玉石，极为工巧。龙兴寺为著名大寺，其遗址平面布局亦已大体探明。此事被评为1996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对佛塔的考察研究同样成绩斐然，其中以舍利塔基的研究尤为突出。古代印度佛寺以佛塔崇拜为中心，施行右绕礼拜的仪式。佛塔传入中国，也经历了塔居寺院中心位置到塔置寺后的演变。庋埋舍利由塔刹、天宫转入地宫中。
北魏著名的永宁寺塔，即位于寺中心，塔高千寻，声闻天下。近年对永宁寺塔基的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出土一批彩塑佛像，可与麦积山石窟彩塑相匹，塔基形制也大致搞清。瘗埋佛舍利的塔基，称为舍利塔基。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舍利塔基，是河北定州的北魏太和五年（481）塔基，塔为孝文帝发愿修建，塔基用夯土筑成，舍利石函中有舍利和“七宝”，当时尚无地宫形制。
随着时代和信仰的变化，瘗埋舍利的地宫的形制、盛奉舍利的容器及供养法器，以及施舍财物的种类等也在变化。
近年发现的舍利塔基已有数十座，其中，有些遗有纪年。舍利塔基的发掘，是佛教考古的重要项目之一。1987年4月，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重见天日。地宫总长21米，由漫道、平台、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六部分组成，是国内迄今发现的佛教地宫中最大的一个。地宫中的出土的国之重宝，是震动世界的重大发现。其中，有目前唯一的佛指骨舍利——“一身三影”，以及供奉舍利的希世奇珍，包括金银器、瓷器、丝织品、碑刻等，数逾千件。最具特色的佛教文物，有唐密供品、祕色瓷和唐代茶具等。研究表明，法门寺地宫是唐密舍利供养的祖庭，它与唐密护法祖庭——大兴善寺、传教祖庭——青龙寺，同为唐密三大寺。
2017年夏，丁明夷先生（左二）与工作人员 讨论《大足石刻全集》编纂事宜。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80年代改为考古系）是培养从事佛教考古专门人才的摇篮。五六十年代培养出的毕业生杨泓、丁明夷、马世长、樊锦诗、温玉成，曾长期在云冈石窟、敦煌石窟、龙门石窟工作，至今已成为这一学科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中坚力量。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曾先后对响堂山石窟、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新疆石窟和须弥山石窟进行全面调查，撰写出一批颇具影响的学术论文，共同为创造佛教考古新学科而努力不辍。“文革”结束后，北京大学又先后招收石窟寺研究生与石窟寺研究生班，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并在大同云冈石窟和新疆克孜尔石窟举办两届石窟寺考古培养班。江山代有人才出，北京大学考古系李崇峰、李裕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总等人，成为佛教考古学领域中青年学者的代表。
除北京大学考古系外，专门从事佛教考古、佛教艺术研究的单位，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文化艺术研究室、中国佛教协会佛教文化研究所等机构。地方上，有敦煌艺术研究院、龙门石窟文物研究所、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及各地文物保管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法门寺研究会等群众性学术团体，也定期、不定期召开国际会议，影响广泛。在国务院已公布的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建筑与石窟寺占有相当比重，开展了大量的“四有”档案和科学研究工作。
在为数众多的各类出版物中，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大型系列图册，中宣部组织的《中国美术全集》与《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有关古建、石窟的专著，作为代表国内最高水平、最新科研成果的出版物，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是中国佛教考古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丁明夷、张总参加了其中大部分工作，并相继出版了《中国金铜佛像》《中国石雕佛像》《中国石窟寺巡礼》《图说中国佛教》等多部著作。
——《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
丁明夷先生（左二）在北京 参加《云冈石窟全集》出版座谈会
座谈会现场，左三为丁明夷先生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
云冈研究院全体同仁沉重悼念丁明夷先生，
愿先生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