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名录（300多种典籍文献集体现身）

古典文献名录（300多种典籍文献集体现身）第二展厅主题为“百代芸香”。展览汇集了傅增湘、郑振铎、周叔弢等藏书家捐赠国家图书馆的珍贵古籍，以及当代民间藏书家种类多样的珍品共计100余种，其中馆藏30种，其他70余种展品分属30余位民间藏家。文津阁《四库全书》、文源阁《四库全书》、文澜阁《四库全书》及河南省图书馆藏文渊阁四库全书删余稿《明文海》等同台展出。第一展厅主题为“国宝吉光”。展品汇集国内2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藏珍贵文献100余种，大部分展出文献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品，包括已出版的18部《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原本；海内孤本宋淳熙八年（1181）刻本《扬子法言》；还有来自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里耶秦简首次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这也是目前唯一一份秦朝政府档案；

中经文化产业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承办，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及各参展单位协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此次展览汇集了全国20多个省近40余家公藏单位、30余位私人藏书家的300多种珍贵典籍文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外典籍展览中数量、规模、等级最高的一次，首次展出了近年古籍普查新发现的一批重要古籍。这里，“中经文化产业”将向大家详细介绍10部珍贵古籍的内容和故事。

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 中国经济网记者成琪/摄

据“中经文化产业”了解，整个展览共分4个展厅。

第一展厅主题为“国宝吉光”。展品汇集国内2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藏珍贵文献100余种，大部分展出文献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品，包括

已出版的18部《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原本；海内孤本宋淳熙八年（1181）刻本《扬子法言》；

还有来自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里耶秦简首次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这也是目前唯一一份秦朝政府档案；

文津阁《四库全书》、文源阁《四库全书》、文澜阁《四库全书》及河南省图书馆藏文渊阁四库全书删余稿《明文海》等同台展出。

第二展厅主题为“百代芸香”。展览汇集了傅增湘、郑振铎、周叔弢等藏书家捐赠国家图书馆的珍贵古籍，以及当代民间藏书家种类多样的珍品共计100余种，其中馆藏30种，其他70余种展品分属30余位民间藏家。

展出国图藏珍贵宋刻14件，如现存围棋著作的最早印本、铁琴铜剑楼旧藏宋刻本《忘忧清乐集》，3件海内孤本宋绍熙三年（1192）黄唐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礼记正义》、南宋宁宗时重刻本《荀子》、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都在这个展厅齐亮相；民间藏品种类丰富，涵盖史书、历书、医书、档案、信札、拓本、佛经、琴谱、棋谱、画谱、雕版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等，并以颇具艺术性、观赏性的版画居多，反映了民间藏书家在保存保护善本古籍、延续中华文脉作出的重要贡献。

第三展厅是国家典籍博物馆面积最大的展厅，其主题为“汲古润今”，共有“勒之金石 垂于永久”“民族交融 多元一体”“咫尺天下 大美河山”“传承文明 服务社会”四个单元。展览展出珍贵典籍60余种，包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的金石拓片、民族文字古籍、舆图等，如首次集中展出了反映我国水利地貌的《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大运河舆图）、《河防一览图》（黄河舆图）以及《长江名胜图》（长江舆图），其中《八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及《长江名胜图》为全图展出。

首次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事业的发展历程和成就，特别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古籍普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人才培养、古籍修复、影印出版、古籍数字化等成果；重点展示中华再造善本、二十四史、“九全一海”、《宋画全集》《元画全集》等国家重要出版工程成果，以及缩微复制、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成果。

通过对比手法展出古籍修复重点项目成果，包括《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天禄琳琅”、纳格拉洞藏经、山西省珍贵古籍的修复前后对比等；集中展示近年来古籍普查新发现，如国家图书馆入藏的国宝级早期雕版印刷品，其中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刻本《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仅比咸通九年《金刚经》晚59年，为国内已知有纪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南京图书馆藏北宋刻印本《景祐礼部韵略》，珍稀孤罕，版本和学术价值极高。

第四展厅以“交流互鉴”为主题，根据时序勾勒出以丝绸之路为主线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迹，同时展现新中国成立后海外珍贵古籍回归所取得的辉煌成绩。

展厅展出60余种汉文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西文善本古籍，语言种类丰富，除汉文外，还有于阗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回鹘文、满文等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日文等外国语言；展品类型多样，除传统的古籍善本形态外，还有写本、手稿、拓片、绘画、舆图等，包括手稿《法语-汉语-蒙古语-满语词典》、满文稿本《几何原本》、摇篮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等珍贵展品。

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 中国经济网记者成琪/摄

《九成宫醴泉铭》

《九成宫醴泉铭》，又称《九成宫》，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代表作。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贞观初任太子率更令，故世人称欧阳率更。欧阳询尤工书法，初学王羲之、王献之，后渐变体，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一家，世称“欧体”。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

《九成宫醴泉铭》是唐贞观六年（632）由魏征撰、欧阳询正书。原石立于陕西省麟游县，现存于陕西省麟游县博物馆。碑高310厘米，宽118厘米。凡二十四行，行五十字，额篆书题“九成宫醴泉铭”六字。碑左侧刻宋元丰年间各家题名，右侧刻宋绍圣及明正德、嘉靖年间各家题名。此碑是记载唐太宗在其行宫——九成宫避暑之事。九成宫，原为隋朝仁寿宫，隋文帝时所建，在陕西麟游县西五里天台山，于隋义宁元年（618）废。唐贞观五年（631）复置，更名为九成宫。唐永徽二年（651）更名为万年宫，至乾封二年（667）复改为九成宫。九成宫是隋唐两朝皇家避暑胜地，一度成为帝王接待大臣、处理要务的政治中心。据碑文记载，唐贞观六年夏历四月，因宫内乏水源，太宗与文德皇后偶然于宫殿一隅发现一泉眼，“俯察厥土，微觉有润，因而以杖导之，有泉随而涌出”，味甘如醴。此为祥瑞之兆，太宗敕召魏征、欧阳询分别撰文、书丹。此碑为欧阳询七十六岁奉诏所书，笔笔精妙，一丝不苟。其用笔遒劲而不失婉润，结字平正而巧寓险峻。

国家图书馆藏此本为北宋晚期拓本，为杨绍和旧藏，后归旌德吕伯威。此本前有江恂题签“宋搨醴泉铭”，并钤“蔗畦”印。尾有江恂、梁巘题跋，钤“梁闻山收藏印”“东郡杨绍和观”“杨绍和审定”“宜子孙”“巘”“梁巘私印”“闻山父”“餐研主人”等印。此本拓工略显粗糙，且有虫蛀。拓本共十三开，半开五行，行九字，乃《九成宫》剪裱本中开本最大者。

东巴文《创世经》

写本东巴文，线装。国家图书馆藏名录号02367

纳西族自称“纳西、纳、纳日、纳汝”等，他称“么些”、“摩梭”，主要聚居在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少数居住在四川、西藏等省区。纳西族源于我国历史上的古羌人，先民可追溯至汉代。纳西族文字包括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字，一种是图画象形文字，纳西语称为“森究鲁究”（森即“木”、鲁即“石”、究即“痕迹”，意为“刻在木或石上的痕迹”），另一种称为“哥巴特额”（即哥巴文），是标音音节文字，“哥巴”意为“弟子”。这两种文字多为纳西族经师“东巴”（意为“智者”）抄写经文时使用，因此统称为“东巴文”，其抄写的经书称为“东巴经”。

东巴经一般采用以当地木本植物皮制成的厚棉纸书写订册而成，长约8-9寸，宽约2寸，用以锅底灰与动物胆汁制成的墨及竹笔从左至右横写，一般每页3行，每行约有两三个直线分段。历代东巴用东巴文记录的宗教祭词及其他相关资料，经过长期加工整理，融入民间口头文学等内容，形成了卷帙浩繁的东巴文古籍文献。目前已知存世东巴文古籍有3万多册，分别藏于我国的丽江、昆明、北京、南京等地，以及美国、德国、西班牙等国。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东巴文创制于7世纪，因其年代久远、流传至今且仍在小范围使用，因此被誉为“当今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2003年8月，丽江东巴文古籍文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由此，东巴文古籍也成为中国少数民族首项世界记忆遗产。

国家图书馆历来重视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采访与保护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我国西南地区既是正面战场的指挥枢纽，也是教育文化的中心阵地。由此，以少数民族文献为代表的西南文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中外各方人士采访与研究的热点。其时，美、英、德、法等外国学者与文物藏家纷至沓来，伺机搜掠西南地区的珍贵文化遗产。为了保存独具特色的西南少数民族文献，避免珍贵文化资源湮没毁坏或流失外邦，1941年7月，国立北平图书馆委派馆员万斯年（1908-1987）先生，前往丽江对东巴文古籍进行抢救性采访。8月8日，万斯年先生抵达中甸，立即着手与当地大姓、东巴经师等建立良好关系，在逐渐熟悉了当地民风民情后，其采取亲购与委托两种方式进行专项采访。至1942年11月8日其离开丽江之际，共采得东巴文古籍3200余册，其中即包括此清抄本东巴文《创世经》。该书不仅反映了古代纳西族民众对自然与人类起源的基础认知，而且塑造了纳西族始祖崇忍利恩和衬红褒白的英雄形象，是研究纳西族宗教哲学、婚姻风俗与社会形态发展的重要参考文献。该书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国家图书馆已与学苑出版社签署出版合作协议，不久馆藏东巴文全部公布，可以化身千百，以广流传，并提供学界更丰富的研究资料。

文津阁四库全书七万九千三百九卷

（清）永瑢、纪昀等纂修 清乾隆内府写本

国家图书馆藏 名录01998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官修丛书，纂修于清乾隆年间。它所收之书，几乎囊括先秦至清乾隆间各类重要典籍，内容涵盖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共收书三千余种，三万六千余册，分装六千余函，按经、史、子、集四部庋藏。先后抄成七部，贮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以上称“北四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以上称“南三阁”）。其中文源阁藏本被八国联军焚毁，“南三阁”除文澜阁藏本残留部分外，全都毁于太平军战火，仅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藏本至今尚保存完整。

文津阁《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为四色装潢，以便检阅。其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上。它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并且是现今唯一一部仍是原架、原函、原书一体的《四库全书》。其书在子部第32、33架的侧板上刻有乾隆御笔“题旧五代史八韵”。书函中央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朱印、“纪昀覆勘”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文津阁《四库全书》是北四阁中最晚抄完的一部，因而具有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主要表现在文津阁《四库全书》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有所补正，而且文津阁本是档案明确记载经过乾隆皇帝亲自校对并由纪昀亲自三校的抄本。文津阁本还钤有“嘉庆御览之宝”印章，说明至嘉庆时仍在补抄，这也是其他阁《四库全书》所没有的现象。

《四库全书》在中国文化典籍史乃至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文津阁《四库全书》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该书原藏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民国四年（1915）入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先后经历了故宫文华殿、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中南海居仁堂、文津街老馆、白石桥新馆和国家图书馆二期新馆等六次搬迁，今得妥善的保存和保护。

哥白尼《天球运行论》

“在激励人类心灵的各种文化和技艺研究中，我认为首先应当怀着强烈感情和极大热忱去研究的，是那些最美好、最值得认识的事物。这门学科探究的是宇宙神圣的旋转，星体的运动、大小、距离、出没以及天上其他现象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解释宇宙的整个现象”，这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代表作《天球运行论》引言中发出的慨叹。这包含一切美好事物的“天”（caelum和mundus），是教会、学者、诗人、民众都希望探究的顶峰。

当时，通行的《儒略历》已不够准确，大家都期盼有更精准的历法。作为神父，哥白尼有足够的现实理由去重新认识宇宙体系。在波兰的最北部弗龙堡的天主教大教堂里，他潜心思索，完成了日心说体系的创建。1533年，教皇的私人秘书向教皇和一些红衣主教转述了哥白尼体系的设想，一位红衣主教舍恩贝格写信给哥白尼说“我听说您主张地球在运动；太阳的位置最低，因而是宇宙的中心……还听说您为这一套天文学体系给出了说明……因此我强烈恳请您让学界知晓您的发现。”

1539年，年轻的路德教徒雷蒂库斯给哥白尼带来了五部科学著作，并劝说哥白尼出版自己的作品。不过，谨慎的哥白尼仅授权雷蒂库斯出版了一本概述性质的小册子，即1540年版《首次报告》。不过，这个小册子在天文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哥白尼最终许可雷蒂库斯继续督印全书。1543年，德国印刷商彼得乌斯率先出版了五百部印本。1566年在巴塞尔印刷第二版时，则加上了《首次报告》。

此书出版后并未受到教廷的批评，而关注它的天文学家们虽然并不完全相信，却对哥白尼的数学技巧非常欣赏。哈佛大学金格里奇教授曾全球踏访，查阅现存601部的《天球运行论》（第一版277部和第二版324部），从普查结果中可见，哥白尼同时代的天文学家藏本都带有各种批注。例如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克拉福德图书馆藏本，有大量批注，来自天文学家雷茵霍尔德旧藏。他借助哥白尼的数学工具，编著了《普鲁士星表》，对《格里高利历》的制定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直到1610年，由于哥白尼理论的影响日渐扩大，罗马教廷才把日心说列为异端，1616年把《天球运行论》列为禁书。

此书传入中国后，先后有《天旋论》《天体运行论》和《天球运行论》三种译名，近年来，吴国盛等学者指出，这种译法对“orbium”的理解有偏差，因为哥白尼本人接受的是古希腊天文学传统，接受的是“天球”的概念，当译作“天球运行论”。

国家图书馆所藏第二版《天球运行论》为软犊皮装帧，封面和书根有手写题名。题名页有雷蒂库斯之名的一句被划掉，另带有意大利耶稣会士罗雅谷的签名。明末，罗雅谷与汤若望等一起参与修纂《崇祯历书》，译用了《天球运行论》第4、5卷内容，引用了哥白尼17项观测记录。入清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加以改撰，进呈清廷后，得以《时宪历》之名颁行于世。显然，明末清初的来华传教士，已经在阅读和使用哥白尼的著作，并且将之传播开来。

荀子

荀子二十卷 （唐）杨倞注 宋刻本 顾广圻跋

国家图书馆藏 名录00590

《荀子》为战国时荀况的文集。荀子，名况，字卿，生卒年不详，战国末期赵人。荀子继承儒家学说，并有所发展，为先秦时期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他主张须由圣人制定礼义，进行教化，才能使人转而为善，社会更加安定。在政治上隆礼重法，在君民关系上重视民本，在天人关系方面，荀子认为应顺应自然规律，荀子还主张以名证实。这些观点在《荀子》一书中都有表述。

这部宋刻宋印《荀子》，字大如钱，墨如点漆，刊印精美。原多著录为北宋监本，经考证，应刻于南宋时期。书中钤有“孙朝肃印”、“士礼居”、“汪士钟藏”、“韩应陛鉴藏宋元名钞名校各善本于读有用书斋印记”等藏书印鉴，曾为藏书名家孙朝肃、黄丕烈、汪士钟、韩应陛等人珍藏。

此书后由陈清华以万金购得。陈清华（1894-1978）号澄中，湖南祁阳人，曾留美，回国后从事金融业，20世纪30年代后，开始收藏中国古籍善本，先后获韩氏读有用书斋、袁氏后百宋一廛、瞿氏铁琴铜剑楼、傅氏双鉴楼等旧藏秘籍，藏书数量迅速增长，宋元善本、明清钞校稿本、罕见善拓，逾五百部，普通善本古籍无计其数。其藏书数量之大、质量之高，于江南无有匹敌者，与天津周叔弢并称“南陈北周”，成为民国间两大藏书家之一。陈清华携《荀子》拜见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傅先生笑称：“君非以万金得熙宁《荀子》者乎？是可以‘荀’名其斋矣”，由此陈氏藏书室以“郇斋”命名。陈清华后来移居香港，1965年，有意出售所藏善本，其中即包括此《荀子》。周恩来总理为避免这批珍贵文物外流，责成文化部指派专人前去洽办，在国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斥巨资购回。此批善本现妥善收藏于国家图书馆。

宋刻《注东坡先生诗》“焦尾本”的递藏故事

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宋）苏轼撰 （宋）施元之 顾禧注 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刻本 宋葆淳 陈庆镛 易顺鼎 王仁俊 张曾畴跋 吴湖帆题画 存一卷 国家图书馆藏 名录03135

苏轼（1037—1101）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散文乃至书法，代表宋代的最高成就，备受后世文人的仰慕和推崇。

宋刻苏轼诗集之注本以王十朋纂集《王状元集百家分类东坡先生诗》影响最大，传本也较多。此宋刻施元之、顾禧所注《注东坡先生诗》传本稀少，极其难得。施元之子施宿作《苏轼年谱》附之，并请陆游作序，陆游序对施氏注本评价极高。

相较于其他宋版苏轼诗集，《注东坡先生诗》收诗最多，其卷四十一、四十二《追和陶渊明诗》107首以及书后附录的施宿所撰《苏轼年谱》，为他本所无。此本还有两大优点：一是施元之与顾禧合注，在考证人物，援据时事方面胜于他本；二是版刻精美，由善写欧体字的书法家傅穉手书上版，故而字体极其俊秀，加以纸白墨黝，刊印至精，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十分突出，深为藏书家所称赏。

惜其宋刻原本至清代已罕见，清代翁方纲和黄丕烈各自收藏过一部残本，书中累累的藏书印及藏书题记，均透露出它们各自的传奇经历。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内阁学士翁方纲在北京购得宋刻本《注东坡先生诗》，此书曾经明代锡山安国、毛氏汲古阁、清初商丘宋荦、揆叙等名家递藏，实属无价珍宝。翁方纲因此而自号“苏斋”，并给自己的书室取名“宝苏斋”。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九苏东坡生日，翁方纲都要召集亲朋好友、硕儒名彦至家中，展示此书，焚香祭拜，设宴鉴赏。乾嘉以来名流如翁方纲、桂馥、阮元、何绍基等手跋、题识、观款尽留书上；又有翁方纲四十岁小像，顾莼泥金绘梅花，东坡生日消寒图等，堪称宋版书中至为名贵者。清末湘潭袁思亮在京为官时，以万金之价购此书于汉阳叶氏，一时轰动京城。不料数年之后，位于北京西安门外的袁宅失火，火势猛烈，延及此书，袁思亮痛惜宝书，几欲以身赴火，与之俱焚，幸为家人拼死冒火救出。此书过火而未毁，如有神物护持，成为清代书林的佳话。遗憾多册书口、书脑严重受损，各卷内容及题跋有所损毁，后人因此称之为“焦尾本”。之后又有所散佚，几经辗转，其大部分（十九卷）藏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

“焦尾本”中的另两卷（卷四十一、四十二）《和陶渊明诗》是民国著名藏书家陈清华的旧藏，经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斡旋，于2004年由海外回归祖国，其中一册（卷四十二）连同陈清华其他珍贵藏书一起入藏国家图书馆。

苏轼是古代文化史上的千古奇才，一生仕途坎坷，四十五岁遭遇“乌台诗案”，贬谪至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至六十五岁才遇赦回归，尝尽人生的艰辛与苦难。他在《自题金山画像》诗中自嘲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然而逆境也锻造了这位伟大的文学天才，他一生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传颂千古的名篇。后世文人对苏轼无限敬仰，这正是残本《注东坡先生诗》为人们祭拜、赞赏的重要原因。

孝经一卷

（唐）玄宗李隆基注 陆德明音义 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名录00318

《孝经》以孝为中心，集中阐发儒家伦理思想。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孝经》者达几百家；唐代更被尊为经书，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注解、陆德明为其注音。长期以来《孝经》被看作“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孝经》为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为天禄琳琅旧物。《天禄琳琅书目》及《四库全书总目》均认为相台岳氏群经为南宋时岳飞之孙岳珂所刻。后学者考订，相台本群经乃元初义兴（今江苏宜兴）岳浚据宋末廖莹中世綵堂校刻九经本校正重刻，岳浚是岳飞的九世孙，因岳飞是相州汤阴人，故称相台岳氏。

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所刻群经，以版印精美闻名。此本原为明代晋府旧藏，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入清递经季振宜、徐乾学收藏，后归内府天禄琳琅。书中钤有“太上皇帝之宝”“八征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宝”“乾隆御览之宝”等皇家印玺。

此书后为周叔弢收藏，周氏藏书以富而精享誉海内。周叔弢曾总结善本的“五好标准”云：“版刻好，好比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纸张好，印刷好，好比后天营养好；题跋好，好比此人富有才华；收藏印章好，好比美人淡妆，幽幽素雅；装潢好，好比衣冠整齐。”此《孝经》堪为符合五条标准的代表书籍。周叔弢收得《孝经》后异常兴奋，专门治“孝经一卷人家”印，以示珍爱。

周叔弢先生收得《孝经》后，上海涵芬楼曾借以影印。不久，涵芬楼又以佳纸影印《孝经》二十部，酬赠周先生。周先生本人也曾以珂罗版彩印，比原本略大，书中原有收藏印都用红色套印，非常逼真后又付工影刻。影刻本笔致神韵，直逼原本。孤本秘笈在周先生手中不仅安全传承，而且化身千百，流传世间。

古今杂剧二百四十二种

明抄本（内十五卷配明刻息机子杂剧选本、五十五卷配明刻古名家杂剧本）黄丕烈录自藏曲目并跋 国家图书馆藏 名录02276

《古今杂剧》是明代藏书家赵琦美抄校的元明戏曲集，也称《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它收录了大量元明时期的戏曲、杂剧，是现今存世最早的元明戏曲集。赵琦美（1563-1624）一名开美，字玄度，号清常道人，江苏常熟人。好网罗古今书籍，脉望馆是其室名，“所裒聚凡数万卷”。赵氏钞校的元明杂剧，清初为钱曾所得，录于《也是园书目》中，故又称《也是园古今杂剧》。该书存杂剧242种，所收剧目颇多孤本，版本价值、资料价值极高，是研究元明杂剧的重要资料。

此本发现以前，元人杂剧多赖明万历四十四年刻臧懋循的《元曲选》流传，此书收元杂剧凡百种，为杂剧选中最丰富的一种。黄丕烈旧藏《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有《元曲选》未见的元剧十七种；其他杂剧选编，仅寥寥几种可再作为补充。而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收元明杂剧242种，种数比《元曲选》多出一倍半。这个宝库为中国文学增添了许多名著，也为中国历史、社会史、文化史增加了大批资料。

本书由于其珍贵的资料价值，向为世人所重。这批书在钱曾之后又经季振宜、何义门、黄丕烈递藏。黄丕烈定其名为“古今杂剧”。黄丕烈后又辗转相传于汪士钟艺芸精舍、赵宗健旧山楼、丁祖荫等处。此书流传中也不断损失，《也是园书目》著录该书有340种，到季振宜著录时只有300种，黄丕烈时有266种66册，黄手抄目录四十叶，今附书前。而到汪士钟手里就只有242种66册。

此书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过程也充满曲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郑振铎先生目睹中国古籍不断流入美国、日本等国，认为保护古籍是书生的责任，为此郑振铎与北平图书馆等联系，请他们筹款护书。这期间购得的书中，就有这部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郑振铎先生认为，此书的发现不仅是中国文学宝库、历史文献资料的重大收获，并认为这个发现可以与内阁大库打开、甲骨文的出现、敦煌遗书的发现具有同样的意义。为此，郑振铎先生希望这批珍贵的古籍为社会所用，在五十年代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时，曾倡印“古本戏曲丛刊”，其中《古今杂剧》在第四辑中，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利用提供了便利。

楚辞集注八卷辩证二卷后语六卷

（宋）朱熹撰 宋端平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 名录01007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灿烂篇章，它与《诗经》一起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风骚传统。朱熹的《楚辞集注》是众多《楚辞》注本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为后人治骚所必读。楚辞本是战国时期楚地歌谣的泛称。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将楚歌楚语加工成为文人的创作，后世又有不少模仿之作。西汉末年刘向校理群书时，辑录战国时期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的拟作，通称为“楚辞”。

在南宋大儒朱熹注释《楚辞》之前，已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两部重要注本。朱熹注释典籍往往在汇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见，注《楚辞》亦如此。朱熹的《楚辞集注》重新编排了《楚辞》的篇目，在注释方法上也与前注不同。朱熹《集注》卷一至卷五收屈原作品，总其名为“离骚”；卷六至卷八收宋玉、景差、贾谊、庄忌、淮南小山的作品，称为“续离骚”。区分屈原作品和其他人的拟作，明确突出了屈原在楚辞创作中的中心地位。在注释方法上，朱熹特别强调贯通章句，阐发义理。王逸和洪兴祖的注释皆以名物训诂为主，朱熹以为二人未能阐发大义。朱熹《集注》基本上以四句为一章（亦有六句、八句不等），先释字义再通释章句，每章又加以揣摩，系以赋、比、兴字样。由于这种贯通的理解和对作者意旨的尊重，朱熹对屈原有更多正面的评价。

国家图书馆藏宋端平二年（1235）朱熹孙朱鉴刊本《楚辞集注》，为海内孤本，是目前宋本中年代较早且最完整的一部。书后另附有《楚辞辨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前者考订旧注，后者辑录宋玉以后至宋吕大临的拟骚作品。

这一部书在中日外交关系史上还有一段佳话。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双方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进行着艰苦的谈判。在即将达成协议的9月27日，毛泽东与田中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楚辞集注》作为礼品赠送日方。会面后的第三天，两国即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有很高的造诣，1957至1958年间，他曾专门收集《楚辞》的各种版本及屈原著作50余种，其中有19种由国图提供。毛泽东送给田中角荣的就是国图藏北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的影印本，推动了中日友好交流。

回鹘文《玄奘传》

回鹘，原称回纥，于744年取代突厥，在漠北高原建立了回鹘汗国，使用突厥文。9世纪中叶，借用粟特文，创制了回鹘文，15世纪后不再行用。回鹘文对蒙古文和满文的创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该书全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汉文本共10卷，由玄奘弟子慧立依其口述初纂，后经彦悰补修而成。该书前5卷详细记述了玄奘西行前个人经历及其取经途经西域、印度各地的所见所闻，后5卷记录了其返回长安后组织译经等生平情况，该书可与《大唐西域记》互相补正。

根据此回鹘文《玄奘传》第3、7、8、9 卷末所载可知，约在10世纪，该书由别失八里（今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胜光法师自汉文译成回鹘文。

该书于1930年前后发现自新疆，因书商恐此书被官家没收，故不愿说明来历，仅言及该书自南疆出土而具体地点不明，并将此书拆散售出。其时，该书一部分由清华大学袁复礼（1893-1987）教授协助本馆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购得，共240叶；一部分由法国考古学家海金（Joseph Hackin）在由叙利亚至北京途中购得，共8叶，后交予德国学者冯·加班(Annemarie VonGabain)；另一部分经伯希和介绍，由巴黎集美（Guimet）博物馆购得，共123 叶；另有97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1932年，冯·加班将本馆所藏回鹘文《玄奘传》借走，几经催要，但均无下文。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众人均以为这部珍贵典籍已回归无望，但1946年冯·加班又将其完璧归赵，同时，她还将原属海金的8叶也一并送还，由此，这件流落异邦的重要文物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1951年，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下，季羡林、王重民先生商洽该书整理出版事宜，后邀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冯家昇先生对该书进行整理研究，并于当年公开影印出版。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部回鹘文古籍能得到如此厚待，可见党和政府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高度重视。

统筹：成琪

来源：中经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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