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的商人为什么叫殷商（商汤都城疑云商丘还是洛阳）
商丘的商人为什么叫殷商（商汤都城疑云商丘还是洛阳）而前文提及的安阳殷墟，经过六十余年的考古发掘，已经确认是商代后期的都城。如此说来，关于殷商都城到底在何处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已经找到了答案的一头一尾——殷商最早的都城应是尸乡，最后的都城在安阳。1983年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城西的尸乡沟发现了一处被遗忘千年的遗址。这处遗址深埋于一两米，乃至三四米的地下，西南方五六公里处便是被一些学者视作殷商早期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通过实地考古研究，并结合相关古籍，学者们确认此处遗址应当是商代早期的一座大规模城池——尸乡。可找殷商都城与证明殷商之存在这两个问题大抵本身就不适合放在一起。若没有出现一个特别的突破点，这两个问题便好似永远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幸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甲骨文与安阳殷墟先后被发现。这两个重大突破无疑有力地证明了殷商的存在。可“殷墟”并不能直接等于“殷都”。甲骨文里的文字也不能明确地告诉我们殷都坐落于今天的何处
今日中国的首都是哪？这显然是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但古时，譬如明初、武周时期、东周，乃至殷商的都城又在哪？越往“后”，要说出准确答案显然更难。甚至关于殷都，长久以来都没有人找出答案。
一、何处是殷都
作为目前有足够多证据证明自身存在的上古时代，殷商时期是神州大地初绽文明的重要阶段。这个时代给后人留下了以甲骨文为典型的文字、我国已知的最古老的神话，以及那让人捉摸不透的问题——殷商的都城到底在哪？
殷商都城在哪？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人们基本陷于从文献之中寻找答案。而因为太多的问题都只能从旧纸堆里找答案，殷商到底存在与否后来也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便使得殷商都城在哪这个问题更亟待解决。毕竟只要找到了都城，就一定能够证明殷商的存在。
可找殷商都城与证明殷商之存在这两个问题大抵本身就不适合放在一起。若没有出现一个特别的突破点，这两个问题便好似永远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幸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甲骨文与安阳殷墟先后被发现。
这两个重大突破无疑有力地证明了殷商的存在。可“殷墟”并不能直接等于“殷都”。甲骨文里的文字也不能明确地告诉我们殷都坐落于今天的何处。因而继续寻找殷都，依然是困扰着后人的问题。
《汉书》有载：“偃师，尸乡，殷汤所都”。殷汤即商汤，是殷商的开国之君。其所建立的都城“尸乡”，便当是殷商的第一个都城。可名字知道了，地方又在哪呢？在殷商以后至1983年以前，大抵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
1983年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城西的尸乡沟发现了一处被遗忘千年的遗址。这处遗址深埋于一两米，乃至三四米的地下，西南方五六公里处便是被一些学者视作殷商早期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通过实地考古研究，并结合相关古籍，学者们确认此处遗址应当是商代早期的一座大规模城池——尸乡。
而前文提及的安阳殷墟，经过六十余年的考古发掘，已经确认是商代后期的都城。如此说来，关于殷商都城到底在何处这个问题，我们至少已经找到了答案的一头一尾——殷商最早的都城应是尸乡，最后的都城在安阳。
二、殷都屡迁的谜团
找到了答案的开端和结尾，我们要如何才能将答案补充完整呢？手段当然是继续研究已有资料和发掘未知的遗址。但显然有手段也还得有机遇。而若不能明白殷商为何迁都，以至于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多个殷墟，我们或许也难以拥有所谓的“机遇”。
在商人的发展进程中，“荡析离居，罔有定极”是一个重要特征。历史上甚至还有“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即商汤建国前商人曾八次改变主要聚居地，商汤建国后殷商又五次更改都城的说法。
迁徙是一项大工程。尤其是在建国之后，殷商的每次迁都皆会对全国形势产生影响，因而迁都不会是简简单单就能做出的决定。这也是为何汉代儒学家会认为商人频繁迁都或出于避水灾，或出于“去奢行俭”。
只是随着殷商遗址不断被发掘，甲骨文也大量得到辨认，汉儒所提出的迁都观点早已不再是主流。新中国建立前后，有学者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去解读殷商频繁迁都——殷商的农业是较为原始的农业，是更接近“游牧”的“游农”。不过这一观点较为粗略，只能解释殷商前期为何迁都，却缺少对殷商后期社会生产的论证，因而支持者也较为有限。
那么还有什么观点是被较为普遍地接受的呢？答案是——“比九世乱”与“恪谨天命”的双重作用。《史记》记载，殷商“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在仲丁至阳甲这九位君主在位期间，殷商中央时常陷入王位斗争。而商人频繁迁都的行为正对应这一时期。在殷商之后的西周，其都城的频繁变化也与朝中激烈的王位之争有着莫大联系。因而殷商时的中央内斗亦极有可能与殷商迁都有着密切关联。
同时，商人，尤其是殷商贵族，极为依赖占卜——这是我们从已出土和辨明的甲骨文中得出的共识。而正是在甲骨文中，我们可见不少与君主求“德”，“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之类的记录。“比九世乱”正是一种无“德”，为求“德”君主便进行占卜，而得出的办法就与迁都有关。
“比九世乱”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恪谨天命”的主观因素，仲丁至阳甲这一主客观条件频繁满足的时代，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殷商迁都最频繁的时期——这也最有可能是殷商屡屡迁都之谜团背后的答案。
三、殷都与殷商社会
围绕殷都说了这么多，那么我们又能从殷都之中新学到些什么呢？根据目前对已发现并得到普遍认可的四座殷都，即河南郑州商城、尸乡遗址、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我们其实还有这些新发现。
现已发掘的四座殷都，郑州商城和尸乡遗址所处的时代较早，洹北商城次之，安阳殷墟最末。因而比较这些遗址的规模、内里布局，以及一些重要建筑遗迹，不仅可见殷都的规模在持续扩大，商王可占有的资源也更多。这证明商王逐渐与贵族拉开了差距，乃至远远凌驾于一般贵族之上，进而解释了早在西周初期为何就需且能够制定那般缜密的礼仪体制，将天子与臣子显著区别。
此外，随着殷都规模的扩大，我们还可以见到宗教和祭祀活动在商人生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尤其是宗庙等祭祀场所与行政场所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点，也验证了占卜与甲骨文在殷商时的地位。
当然，无论是关于殷都的发掘、殷都屡迁的原因，以及我们通过殷都遗址获得的认识，都只是建立在现有资料之上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还在等着我们去丰富，殷商的故事也还在期待我们的继续聆听。
参考资料：
[1]黎虎.殷都屡迁原因试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2(04):42-55.
[2]偃师尸乡沟发现商代早期都城遗址[J].考古 1984(04):384.
[3]阎铁成.商代殷都考[J].中原文物 2009(01):28-38.
[4]郜向平.从都城变迁论商代社会的发展[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6(01):141-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