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北齐墓壁画艺术风格初探（北魏平城胡人牵驼形象的再观察）

济南北齐墓壁画艺术风格初探（北魏平城胡人牵驼形象的再观察）32大同县陈庄北魏墓出土1件胡俑，仅存上半身，残高8.2、最宽5.7厘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市大同县陈庄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头戴方圆顶帽，身着右衽交领窄袖红色上衣。头部后仰，深目高鼻（图一，2）。其形态和姿势，与司马金龙墓出土胡俑如出一辙，结合墓中伴出的陶骆驼（残长13.3、残高12.3厘米），可以判定这件陶俑也应为一件牵驼胡人俑。文瀛路壁画墓北侧棺床立面绘制胡人牵驼的形象[[[]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胡人深目高鼻、卷发，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下着长裤，足蹬长靴，右手举鞭，左手执缰侧身回首，牵一头双峰骆驼（图一，3）。1

【摘要】大同地区所见北魏牵驼胡人形象，是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笔者仔细观察其着装、帽饰和面部轮廓等外在特征，结合史书中的记载，认为在北魏平城时代，这些牵驼而来的西域胡人应当是龟兹人，反映了当时平城与龟兹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龟兹；平城；牵驼胡人

大同地区北魏墓葬中出土的胡人牵驼俑和胡人牵驼壁画，是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这些牵驼胡人的着装、帽饰和面部轮廓等外在特征，与习见的胡人形象有所不同。笔者拟就此展开论述，对这些牵驼胡人的国别等问题进行进一步考证和论述。

就目前已发表的资料来看，大同地区所见牵驼胡人形象，主要有3处。司马金龙墓出土一组胡人牵驼俑，胡俑高27.3、宽7.7厘米，骆驼高31.5、长29.5厘米[[[]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胡人圆眼高鼻，头戴尖圆顶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侧摆开衩。下着裤，裤口束于长靴内，腰系红带。头部后仰，右手平举作牵引状，侧身仰视骆驼（图一，1）。

大同县陈庄北魏墓出土1件胡俑，仅存上半身，残高8.2、最宽5.7厘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市大同县陈庄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头戴方圆顶帽，身着右衽交领窄袖红色上衣。头部后仰，深目高鼻（图一，2）。其形态和姿势，与司马金龙墓出土胡俑如出一辙，结合墓中伴出的陶骆驼（残长13.3、残高12.3厘米），可以判定这件陶俑也应为一件牵驼胡人俑。

文瀛路壁画墓北侧棺床立面绘制胡人牵驼的形象[[[]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胡人深目高鼻、卷发，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下着长裤，足蹬长靴，右手举鞭，左手执缰侧身回首，牵一头双峰骆驼（图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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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大同地区北魏胡人牵驼形象

1.司马金龙墓出土胡人牵驼俑

2.陈庄北魏墓出土陶俑

3.文瀛路北魏墓棺床立面壁画

在《魏书》和《北史》的记载中，当时产骆驼的西域国家有龟兹、于阗、焉耆、迷密、波斯、吐呼罗、副货、嚈哒、康国等。北魏定都平城的近百年里，这些国家大多遣使至平城，向北魏王朝进贡。但明确指明进贡骆驼的，一为“（太和二年）秋七月戊辰，龟兹国遣使献名驼七十头”[[[] （北齐）魏收撰：《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页。]]，一为“（太和二年）九月丙辰，曲赦京师，龟兹国遣使献大马、名驼、珍宝甚众”[[[] （北齐）魏收撰：《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页。]]。而除此之外，关于骆驼的进贡，仅见迷密国于正平元年（451年）“遣使献一峰黑橐驼”[[[] （北齐）魏收撰：《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9页。]]。这种记录的指向性，说明龟兹应为当时向平城进贡骆驼最多或最主要的国家。

《魏书》记载中，龟兹共遣使于平城10次。除了其进贡骆驼的记载，还提到“世祖（拓跋焘，笔者注）诏万度归率骑一千以击之，龟兹遣乌羯目提等领兵三千距战，度归击走之，斩二百余级，大获驼马而还”[[[] （北齐）魏收撰：《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7页。]]，“（吕）光至龟兹，王帛纯拒之……光以驼二千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 （北齐）魏收撰：《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085页。]]等。由此看来，龟兹此地盛产骆驼，且在北魏时期向中原大量输入，是确定无疑的。

纵观大同地区所见北魏时期牵驼胡人的形象，多头戴尖圆顶帽，身着窄袖长袍，腰束带，下身穿长裤长靴，头部后仰看向骆驼。胡人所戴小帽，帽沿处有一圈装饰，似表现帽沿翻折后的纹理（图三，2、3），形制与北魏墓葬中常见的人物俑和胡俑所戴帽子差异较大。在克孜尔石窟第14窟主室券顶东侧壁菱形格本生画马壁龙王本生故事（图二，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县克孜尔千物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48。]]、第17窟主室券顶东侧壁菱形本生画萨博迦燃臂当炬本生故事（图二，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县克孜尔千物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62。]]和第38窟主室券顶东侧壁菱形格本生画萨薄燃臂本生特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拜城县克孜尔千物洞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120。]]中，可以看到与此衣着、帽饰相似的人物形象，对于帽沿翻折的表现也如出一辙（图二，3）。克孜尔石窟第14、17、38窟的年代，在385±62—465±65年，下限在6世纪前期，与北魏平城时代相当，反映了其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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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克孜尔石窟壁画

1.第14窟马壁龙王本生壁画

2.第17窟萨博迦燃臂当炬本生壁画

3.第38窟主室券顶东侧壁菱形格本生画萨薄燃臂本生特写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陈庄北魏墓出土的胡人俑和文瀛路壁画墓所见胡人形象，额头处可以明显地看出其扁平的形态（图三，1、2、3），而同墓出土的其他人物俑额头均饱满圆润，这应当是工匠制作时有意为之。额头扁平的形态，与克孜尔石窟第14窟和第38窟所见龟兹人头部特征一致（图三，4、5），当是龟兹人“以木押头”习俗的体现。《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条：“其俗生儿以木押头取扁，欲其匾㔸也”[[[] （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54页。]]，明确记载龟兹国有对幼儿“以木押头”的习俗，目的是为了“取扁”。《新唐书·西域传》也载：“龟兹，产子以木压首”[[[]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二〇卷，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0页。]]。苏巴什佛寺西寺遗址中部佛塔之下的墓葬中发现的女性头骨，额部和枕部明显斜扁平，有着明显的人工改形特征（图三，3）[[[] 张平《龟兹 历史文化探秘》，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6页；王博、傅明方：《库车县苏巴什古墓改形女颅的研究》，《龟兹学研究》第三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证实了龟兹人头部变形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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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1.文瀛路壁画墓棺床立面牵驼胡人头部

2.陈庄北魏墓胡人俑头部

3.司马金龙墓牵驼胡人俑头部

4.克孜尔第14窟供养人头部

5.克孜尔第38窟龟兹人头部

6.苏巴什女尸头骨（左）与正常头骨（右）对比

由此看来，大同地区所见牵驼胡人的国别，当是龟兹国人。从龟兹到平城，相去一万二百八十里[[[] （北齐）魏收撰：《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6页。]]，龟兹人翻越千山万水，携带骆驼而来，向北魏王朝进贡。这一场景被记录在史书、陶俑和壁画中，成为两地交流的见证。平城墓葬中出土的胡人牵驼俑和壁画，其服饰、帽饰和面部形态，都生动刻画了当时龟兹人的形象，印证了龟兹进贡骆驼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