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五国之战（春秋时期吴越五湖）

春秋战国时期五国之战（春秋时期吴越五湖）二、春秋时期太湖平原开发进程中的“五湖”和“五湖口”从早期地理环境和水系演变来看，太湖统一的水体形态在先秦时期尚未形成，但河湖水系呈彼此勾连、相互贯通的状态。荆溪自西向东穿过太湖湖盆沿古吴淞江入海，苕溪由南向北、再自西南向东北穿湖盆后入海。这些河湖是太湖地区水路交通的基础。随着河口泥沙的淤积，太湖地区的水系流向发生改变。长江原本在镇扬一带入海，随后泥沙在河口地带堆积成沙嘴，塑造出江阴、太仓、嘉定、金山一线的冈身地貌。原本沿孟河河道注入长江的荆溪受阻，改道注入太湖地区。原来注入钱塘谷地西苕溪因谷地淤塞改道北流，古东苕溪则受杭州至临平间海积高地的影响也改道向北。荆溪、苕溪改道注入太湖地区，加速了湖泊沼泽的扩展。沉积资料显示距今5000年前左右太湖地区形成了大量泥炭，泥炭产生于湖荡沼泽环境，说明当时有一个洼地潴水、湖泊发育的过程。从考古遗址分布来看，良渚、安溪一带几乎没有发现商周乃至春秋时期的文

摘要：先秦文献中的“五湖”有两层含义：一是太湖统一水体形成前各湖泊的统称，一是“五湖口”。《国语》中吴越之战的地名“五湖”对应后者。先秦时期，太湖地区是一个河湖交错的冲积平原，众水系交会于洞庭西山以东，连通各大湖泊的“五湖口”在此形成。它是吴国都城西部的交通枢纽，在吴越争战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东汉太湖形成后，人们对“五湖”的认知愈加模糊，“五湖口”也逐渐湮没，开始由一个实体地名转变成带有区域特色的文化意象。

关键词：五湖 五湖口 太湖

《周礼》：“东南曰扬州：其山曰会稽，薮曰具区，川曰三江，浸曰五湖。”“五湖”历来众说纷纭，有太湖说，有“长荡湖、太湖、射湖、贵湖、滆湖”说，还有“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太湖东岸五湖说。现代地理学指出太湖最后形成的时间不超过距今2000—2500年，因此“五湖”指的是太湖统一水体形成前太湖平原上的多个湖泊。《国语》也提到了“五湖”，“（越）果兴师而伐吴，战于五湖，不胜，栖于会稽。”“（越）遂兴师伐吴，至于五湖。吴人闻之，出而挑战，一日五反”。以上两条文献是对吴、越两国五湖之战的记载，这里的“五湖”显然不是多个湖泊的统称，而是一处地名。已有研究指出《国语》中的“五湖”不是湖而是“江”（荆溪或中江），但是对“五湖”所在地和名称由来还需进一步探究。这是厘清太湖地区水环境今昔对比的线索，也是理解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军事地理的关键。

一、先秦时期太湖地区的水系和环境

先秦时期太湖地区是一个河湖交错的冲积平原，最主要的两大水系是苕溪和荆溪。距今6000年前，发源自皖南山地的荆溪从郎溪县梅河口（今梅渚）进入太湖平原，然后呈北东向流经今杜渚、南渡、洮滆洼地，经过丹阳、武进之间的奔牛后大致沿孟河故道注入古长江。苕溪水系包括东苕溪和西苕溪，发源自天目山北麓的西苕溪向北注入钱塘古地后流入今杭州湾，发源自天目山南麓的东苕溪向东注入古杭州湾。由此可见，早期太湖地区的水系或归江，或入海，和后期各大水系汇聚太湖的情形完全不同。

随着河口泥沙的淤积，太湖地区的水系流向发生改变。长江原本在镇扬一带入海，随后泥沙在河口地带堆积成沙嘴，塑造出江阴、太仓、嘉定、金山一线的冈身地貌。原本沿孟河河道注入长江的荆溪受阻，改道注入太湖地区。原来注入钱塘谷地西苕溪因谷地淤塞改道北流，古东苕溪则受杭州至临平间海积高地的影响也改道向北。荆溪、苕溪改道注入太湖地区，加速了湖泊沼泽的扩展。沉积资料显示距今5000年前左右太湖地区形成了大量泥炭，泥炭产生于湖荡沼泽环境，说明当时有一个洼地潴水、湖泊发育的过程。从考古遗址分布来看，良渚、安溪一带几乎没有发现商周乃至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址，这是因为东苕溪改道后，水流集注杭州北郊，抬高水位，威胁先民的生活和居住。

荆溪和苕溪注入太湖地区的路径可以借助古河道加以判读。今天在太湖底部尚能见到一些被埋藏的河道和洼地，这些河道穿过太湖湖盆后向东延伸，轨迹与现在太湖以东的入海河道吴淞江基本一致。东太湖北部湖底的古河道东北端与现代吴淞江衔接，西端则穿过渡村，经洞庭西山转小梅口方向。这条河道是荆溪穿越太湖湖盆的路径，在太湖中部的大竹山、小竹山岛上，还有河流冲积物及远处搬运来的砾石。东太湖南部湖底的古河道与太浦河方向一致。这条古河道与南部的苕溪相接，是苕溪进入太湖湖盆后东流入海的通道。

先秦时期太湖地区的古河道在文献中也有记载。《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中江”是长江在芜湖向东分出的一条汊道，沿高淳、溧阳、宜兴一线入海，《汉书·地理志》“芜湖”条下有：“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扬州川。”这条河道有一部分与太湖地区的荆溪水系重合。过去丁文江否认这条河道的存在，原因是他认为高淳、溧阳之间的东坝、下坝一带有隆起的分水岭，分水岭两侧的河流分属水阳江水系和太湖水系，中间本无河道相通。但据1985年和1986年东坝和下坝的钻探结果显示，这里埋藏有大型的古河床，河床沉积物总厚度大于32米，可与今长江南京段相比。由此可见，“中江”在早期是一条连接长江和太湖地区的天然河道。此外，钱塘江也有水道通太湖地区。东苕溪早期注入杭州湾，改道北流后，与杭州湾相连的河道没有马上湮废，成为连通钱塘江和太湖地区的水系。

从早期地理环境和水系演变来看，太湖统一的水体形态在先秦时期尚未形成，但河湖水系呈彼此勾连、相互贯通的状态。荆溪自西向东穿过太湖湖盆沿古吴淞江入海，苕溪由南向北、再自西南向东北穿湖盆后入海。这些河湖是太湖地区水路交通的基础。

二、春秋时期太湖平原开发进程中的“五湖”和“五湖口”

春秋时期，吴国在天然河道和湖泊的基础上疏浚，形成以国都为中心的辐射状交通网络。《史记·河渠书》载：“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吴国都城向北有水道通长江，“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平门是吴国都城（今苏州）北门；巢湖即漕湖，在今苏州城北；梅亭在今无锡东南；杨湖即阳湖，在今常州、无锡之间；渔浦即今江阴利港。这条水道与常州、江阴之间的古河道一致。现代研究表明，这条古河道在距今2500年前开始淤塞。“吴古故水道”是吴国北上伐齐的要道，“平门北面，有水陆通毗陵。子胥平齐从此门出，故号平门”。吴国都城向西能通过中江（荆溪）至芜湖入江，渡江后再途经合肥到达淮河流域。春秋时期吴楚之间的战役达三十余次，其中发生于这一线及附近的有十六次，说明中江在吴国对外交通中的重要性。吴国向南通往钱塘江的水路有东、西两条，西边的水路是东苕溪，东边水路的是百尺渎，“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借助以上水道，吴国可以北上与齐国争霸，也能向西、向南与楚国、越国争战。

春秋时期太湖统一水面尚未形成的时候，太湖平原上众多的湖泊称为“五湖”，各大湖泊之间彼此相通，水系交汇处往往成为交通枢纽。今洞庭西山以东在春秋时期是荆溪水系和苕溪水系共同流经的区域，也是《国语》吴越“五湖”之战发生的地点。“五湖”之战在《左传》中又称“夫椒之战”，“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檇李也。”关于夫椒的地名考证，晋代杜预认为是夫椒山（今洞庭西山），“夫椒，吴郡吴县西南大湖中椒山”。今人蒙文通认为“夫椒”之战的地点不在山地而在水面，“是不知夫椒仍为水战，战斗之所乃夫椒山麓之湖上，而非夫椒之山上也”。结合《左传》“五湖”之战的记载来看，蒙文通先生的说法更为合理。作为同一场战役的地名，《左传》“夫椒”和《国语》“五湖”之间也存在联系。《史记》将“夫椒”记作“夫湫”，“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二年后伐越，败越于夫湫”。“湫”有聚集意思，“湫，集也”。洞庭西山以东的地势较为低洼，荆溪水系和苕溪水系共汇于此，积聚成一片水面，之后再沿吴淞江河道东入海，“夫湫”对应的正是这片低洼的水域。

和《左传》“夫椒”一样，《国语》中吴越交战地点“五湖”在洞庭西山以东荆溪、苕溪交汇处的水面。这里的“五湖”和《周礼》“五湖”的含义不同，前者是一处地名，后者是多个湖泊的统称。“五湖”作为地名的情况在《国语》中还有一处，讲的是范蠡辅佐勾践灭吴后，“反至五湖，范蠡辞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此处的“五湖”，后世认为是“五湖口”，“范蠡乘舟出五湖口”。“五湖口”的概念首次出现于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南江东注于具区，谓之五湖口。五湖谓长荡湖、太湖、射湖、贵湖、滆湖也”。郦道元是北魏人，此时太湖已经形成，因此《水经注》中的“五湖”和春秋时期的湖泊情形不同，但是为理解《国语》中的“五湖”地名提供了线索。《水经注》中的“五湖口”是水系入湖地点，它与太湖平原上的湖泊彼此相连，是众水汇集处和交通枢纽。三国虞翻对“五湖”的解释也是从水系勾连的视角出发的，“太湖东通长洲松江水，南通乌程霅溪水，西通义兴荆溪水，北通晋陵滆湖水，东连嘉兴韭溪水，凡五道，谓之五湖”。由此可见，“五湖”的内涵本身就包括水系和湖泊之间的相互勾连。春秋时期，荆溪水系和苕溪交会于太湖洞庭西山以东，形成水流汇集区，在吴国开发太湖地区的过程中，又发展成一个与众多湖泊相连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因此，《国语》中吴越之战的地点“五湖”确切地来说是“五湖口”。

三、吴越争战中“五湖”的战略地位

《国语》吴越之战的地点“五湖”即“五湖口”，它在洞庭西山东部荆溪和苕溪的交汇处，是吴国对外交通的重要枢纽。由“五湖”向西可由中江（荆溪）至芜湖入长江，向南过洞庭西山、小梅口，沿苕溪水系与越国建立联系。《吕氏春秋·用民篇》：“阖闾试其民于五湖，剑皆加于肩，地流血几不可止”。这里的“五湖”指“五湖口”，是吴国训练水师的地方，毗邻此处的洞庭西山是吴军的驻扎地。今天洞庭西山上兵场里、军坑泉、金铎山、练渎、渡渚山、东狱山、西狱山等遗址也印证了这一点。渡诸山在洞庭西山东北角，“世相传吴王伐越，尝于此渡军也”。

春秋后期，吴国军事侧重于与齐国的争霸、与楚国的争战中，五湖口自然成为战略要地。春秋后期吴王阖闾“徙治胥山”。胥山为今胥口南岸的清明山，南岸为香山，在胥山以北曾发现春秋时期木渎古城的南城墙。由此可见，以木渎、胥山为中心的区域是吴国的一大政治、军事中心。胥山临近五湖口，通过水系间的勾连，五湖口和木渎、胥山之间联系越加紧密。汉代司马迁“上姑苏，望五湖”，这里的“五湖”也指“五湖口”，“姑苏”是胥山上的姑苏台，“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太湖最终形成的时间在东汉以后，西汉时五湖口还未被湖面吞没，司马迁自然能够见河道交错的冲积平原景观。胥山、五湖口、洞庭西山彼此呼应，成为春秋后期吴国军事活动的战略要地，即使在东汉太湖统一水面形成后，五湖口逐渐湮灭，胥山和洞庭西山的军事地位也很重要，“胥口，左胥山绵亘，直至皋峰；右香山绵亘，直至弯窿。香、胥之间，相距不过里许，中惟一港，其险足守。兵船列于湖口，陆师屯于山麓，贼岂能人内地哉？”洞庭西山更是成为水中枢纽，“就水面而观，西山似为湖中之枢纽；统全局而论，东山更为水陆之藩篱”。

在吴越之间的军事对垒中，“五湖口”既是吴国对外交通的枢纽，也是重要的军事屏障。在五湖之战中，越军沿东苕溪北上，进入五湖口，“吴人闻之，出而挑战，一日五反。”这场战役以吴国的胜利告终。吴军能够“一日五反”，说明驻扎地就在五湖口附近。春秋后期，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夫椒之战（即五湖之战）、笠泽之战是春秋后期吴越之间具有代表性的三次战役。公元前496年的槜李之战发生在五湖之战前，这次战役中越军从钱塘江由百尺渎由北上到达槜李（今嘉兴西）与吴争战。笠泽之战发生在公元前478年，“（哀公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陈。”在这场战役中，越军也是从百尺渎经嘉兴至苏州，“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溯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槜李之战和笠泽之战的结果是越军取得胜利，笠泽之战甚至直接影响了为五年后吴国的覆灭。越军在五湖之战中借助西水道——东苕溪北上，槜李之战和笠泽之战则是利用了东水道——百尺渎，东西水路带来了不同战局，其背后的原因也和吴国的军事布局有关。吴国后期，吴国将军事部署的重点放在五湖口，越军由苕溪到达五湖口后，吴军都能够及时防御和应对，但是当越军由东部的百尺渎到达吴国都城东部后，由于这里吴军的部署相对薄弱，越军可以长驱直入，溯吴淞江而上直至吴国都城。由此可见，“五湖口”侧面反映了春秋后期吴国对外军事战略的侧重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吴越之间军事对垒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四、“五湖”：从地名实体到文化意象

在太湖统一水面形成之前，太湖地区是一个河湖交错的冲积平原，平原上星罗棋布的湖泊统称为“五湖”。荆溪和苕溪穿过太湖地区，在洞庭西山以东的低洼地区交汇，形成一片连通各大湖泊的水面。春秋时期，吴国在天然水道和湖泊的基础上，加以疏浚，形成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洞庭西山以东水系交汇处的战略地位逐渐凸显，成为交通枢纽“五湖口”，这是先秦文献中“五湖”的另一层含义。《国语》吴越之战的“五湖”地点即是这里。“五湖口”的形成是太湖地区天然水系和区域开发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吴越之战中重要的地理屏障。东汉以后，随着太湖统一水面的形成，先秦时期的许多湖泊沦入太湖水面之下，人们对“五湖”的认知愈加模糊，产生各种不同的说法，“五湖口”的地名也长期被忽视。但是，地名实体消失后，“五湖口”的意象却随着春秋时期的名人和事迹流传下来，像宋代的陆游在镜湖也能联想到春秋时范蠡出五湖口的事迹，“遥想扁舟五湖口，阻风中酒又成诗”。清代屈大均游览木渎时也吟咏道：“漭漭五湖口，荷花远接天。”《国语》中吴越之战的“五湖”逐渐由实体地名向文学意象转变。

END

作者：袁慧

来源：《地域文化研究》2020年第5期

选稿：周辰

编辑：刘优华

校对：罗舒平

审定：徐萍

责编：刘 言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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