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发源地在哪里（延安五老何以为）

延安精神的发源地在哪里（延安五老何以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延安五老”从不以“官”自居，而视自己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到党和政府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无一不倾注着他们的心血。他们说：“必须时刻注意民众所发生的问题，关心群众的利益。这要我们谦逊地倾听群众的意见，深知他们的需要和愿望，了解他们的情绪和困难，不断地向他们学习。”他们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政府要倾听群众的呼声，采纳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生活，保护群众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林伯渠入党后，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面对疯狂屠杀，他也始终没有改变政治选择。一位老友曾劝他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但他“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绝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林伯渠60寿诞时，中共中央的祝寿词是：“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革命）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他在致辞中谦逊地说：“我只是一

“延安五老”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都是具有长期革命经历的老共产党员，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渊博的知识；他们都担任过党政及教育系统高级领导职务，他们就是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延安五老”以高尚的人格风范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铸就了共产党人竭尽忠诚、含辛茹苦、勤政为民的光辉形象，赢得普遍尊敬。

为革命不懈奋斗的坚强老战士

“延安五老”早年都从事革命工作。林伯渠1905年8月加入同盟会，1921年1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辛亥革命时在武汉加入同盟会，1920年秋，他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吴玉章1905年加入同盟会，1925年入党。谢觉哉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入党。徐特立1911年在长沙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5月入党。

“延安五老”在参加革命后，都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热情，无论在何种艰难困苦中，革命信仰都一直坚定。毛泽东评价徐特立：“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徐特立70岁寿诞时，毛泽东特意送了益寿糕，亲笔题写“坚强的老战士”六个字。毛泽东说：“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这并非是从师生关系角度说的客套话，而是对这位紧跟革命步伐、百折不挠的老革命家表达了由衷敬意。

林伯渠入党后，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面对疯狂屠杀，他也始终没有改变政治选择。一位老友曾劝他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但他“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绝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林伯渠60寿诞时，中共中央的祝寿词是：“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革命）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他在致辞中谦逊地说：“我只是一个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要衰亡的东西抛在脑后，同时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群众教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是革命实践引导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这条道路。”

吴玉章在国共两党都享有崇高威望。1938年12月，他在与蒋介石会面中，蒋介石说：你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元老，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玉章回答：“我加入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会动摇的，决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吴玉章60岁寿诞时，中共中央贺词说：“你在六十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是过的革命家的战斗的生活”“你是中国革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你始终是前进的，你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面奋斗着，……你的生活和斗争，是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毛泽东号召我们要学习吴玉章“对于革命的坚定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

作为老共产党员，“延安五老”没有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时时在反省自己，不断加强自己的革命性。谢觉哉说：“革命要求我贡献一切，要求我尽一切可能，而我所贡献的却太渺小”“假如我以前更努力些，特别是入党以后，我的成就也许更大一些”“我曾这样想：经历了许多患难而没有死，死去了无数同志而我没有死，应该还做几年工作——打算十年——才对，才能对的住党，对的住已死的同志”。吴玉章也说：“既决心作革命事业，就死心塌地去干。遇到革命屡次失败，我更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不灰心。不失望，常常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去收拾残局，徐图再举，甚至有人慨叹我为愚不可及。当着革命斗争正艰苦困难的时候，革命队伍中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变节，我更拿‘疾风知劲草，时乱识英豪’的古话来鞭策自己，鼓励同志。”“延安五老”以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和执着，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延安五老”从不以“官”自居，而视自己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小事，到党和政府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无一不倾注着他们的心血。他们说：“必须时刻注意民众所发生的问题，关心群众的利益。这要我们谦逊地倾听群众的意见，深知他们的需要和愿望，了解他们的情绪和困难，不断地向他们学习。”他们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政府要倾听群众的呼声，采纳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生活，保护群众的利益”。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是人们对谢觉哉的评价，他对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深恶痛绝。1940年，他主持发动“坚决反对侵犯群众利益”的教育运动，在列举侵犯群众利益的种种表现后，指出：犯错误的人虽是个别的，但其影响非常恶劣，严重危害了党群干群关系。他号召党政机关把尊重群众利益问题列入党的工作日程，经常监督检查，抓住典型事例组织讨论，与任何侵犯群众利益言行作坚决斗争。他还在报上写了《斜径败良田》《保障人权》《不应该白吃饭》《菜地问题》等短文，批评各种不顾和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

林伯渠同样把群众利益置于首位。1941年是边区征缴公粮最重的一年，他带着问题深入了解情况，每到一个地方，群众就会络绎不绝地向他诉说衷肠，老乡异口同声地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啊！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哩！”吴玉章也是如此。毛泽东评价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徐特立也是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1947年，在转战陕北途中徐特立病倒了，为了给他烧点水喝，同志们向老乡借来麻秆准备当柴禾烧，他知道后坚决制止这种行为。原来这种麻秆是经过浸制晒干、加工过的，晚上用来照明。他说：“你们光想替我烧水，却忘了群众利益，这怎么行呢！我们只有时时想着老百姓，为着老百姓，才能取得胜利。”他把关心群众利益提高到党性原则高度来考虑。

对于官僚主义作风的危害性，他们都有深刻认识。“政府的权威，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群众一经信任政府是他们自己政府的时候，政府在当地就有无上的权威。”“不是空喊政府和人民的利益一致便能解决一切问题，而是要人民真正的从切身问题上体验到自己的利益是和政府的利益分不开的。这就需要时刻了解群众的情绪，关心他们甚至最琐碎的事情。”“党如果与极广大群众联系、接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融成一片，那他就是不可战胜的；反之，如果他与群众隔绝，用官僚主义的灰尘掩盖着自己，那它就会陷于灭亡。”这样对问题认识的高度和深刻性，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

艰苦朴素的楷模

“延安五老”虽然都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们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传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林伯渠仅住一孔窑洞，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1941年，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他率先在墙报上贴出个人生产节约计划：1.完成上交二石细粮的任务；2.收集废纸交建设厅；3.拒绝吸外来纸烟；4.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给。他带头开荒种地，拾粪积肥，纺线种菜。有个农民看到他每天早起拾粪，就让儿子挑了两担粪倒在他的粪堆上，说：“您老年纪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替您拾粪吧。”林伯渠笑着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我虽然年纪大些，在政府里有工作，但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也要积极响应，参加生产劳动。我也是咱边区一个普通老百姓嘛。”为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林伯渠曾在西安工作几年，他的吃穿和大家一样。由于身材高大，公家发的被子他盖上短一截，睡觉时便用麻绳将一头扎起来。按规定他每月津贴是五元，他只签个字就让把钱转到救亡室用以购买书籍和文化用品。

徐特立70岁生日时，中共中央赞扬他：“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他在日记中写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初到陕北时，他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有一次到瓦窑堡的列宁小学去听课，因为身着破旧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绳子，教员王志匀认为他是马夫。第二天，他与董必武、冯雪峰又去听课，一一介绍过后，王志匀才恍然大悟，对徐特立敬佩不已。他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时，按规定徐特立可以单独住一孔窑，但他坚持和别的教师同住，几个人在一盏小油灯下办公。从住地到学校要翻好几座山头，每到下雨山陡路滑，他就打着赤脚拄着拐杖爬上爬下，从不迟到。他回忆说：“我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两年，只开支五元酒席费，为请法国记者宴会。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天性。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己为公。”谢觉哉不仅自己做到，对违反规定的干部也予以严厉批评。某厅长让事务秘书超标购买一把美国造安全刀。谢觉哉批评道：“一把刀虽然在其他地区并不算奢侈，但山沟沟里何必用此。私款买犹可恕，用公款买不仅浪费而且有贪污之嫌，同时财政厅规定的供给制标准没有此项。”

“延安五老”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典范。“政治是最讲实际的，不‘深知稼穑之艰难’，不‘请问下民’，就不会有适合民情、得到人民积极拥护的建议；而有聪明才力的人，不躬亲实际，坐在窑洞里想，绝不会造成出而合辙的车。”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相互促进，“调查要‘求是’，不可道听途说；把可靠的调查材料加以分析研究，定出办法，是进一步的‘求是’。”1941年冬，林伯渠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20多人的调查队赴甘泉、富县。他采用“解剖麻雀”办法，选择甘泉县三区二乡为对象，分成多个小组到行政村或自然村，一面参与行政工作，一面进行调查研究。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和群众亲切交谈。1943年四五月间，林伯渠又深入安塞、志丹两县，他深有感触地说：“这次农村小住十日，觉得实际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去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哩。”林伯渠的行动为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好头，使干部群众深受教育。林伯渠还鼓励青年干部养成这种优良作风。他对去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提出四点希望，其中有“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和“勿做‘钦差大臣’，要甘当‘小学生’”两点。

作为人民司法制度奠基者的谢觉哉深知“民主政治的支柱在于广泛的乡村下层”，而选举运动的基础在于县乡选举，1936年他深入保安县麻子沟乡、叶沟乡、顺宁乡搞乡选试点，耐心细致地给群众解答选举中的有关问题。他将乡选试点经验在县区推广，实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直接、普遍的无记名选举，很快选出乡、区、县的民主政府，达到“搞成榜样，让全区以及各解放区都照着做”的预期目的。在司法审判中，谢觉哉同样重视调查研究。有一次，他看到子洲县上报的一个土匪抢劫案的卷宗，说这个抢劫犯作案50余起，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并未说明这些抢劫案的时间、地点、被抢劫对象、抢劫后果等关键事实。他没有轻易批示照准，指示重新调查审理。经过复查，此人因三次抢劫被政府逮捕，但经过教育后并未再犯，上报的案情是此人在抢救运动中乱供的，办案人员没有经过调查，仅凭口供就进行了判决。

对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的徐特立来说，深入了解学生们的所思、所想，同学生打成一片是他基本的工作方法。他经常组织读书会、漫谈会，到宿舍同大家谈思想、谈学习，向他们讲述伽利略、牛顿等勇攀科学高峰的故事，激发大家奋发有为的革命热情。他同学生谈心往往直到深夜，学生们要送他回宿舍，他总是一挥手诙谐地说：“自力更生嘛！”学生们送他一个最亲切的外号——“外婆”。

勇于自我批评的表率

对待缺点和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关系到人格和党性问题。有些人不敢作自我批评，原因在于怕丢面子，怕在群众中失去威信，“延安五老”却敢于直面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什么武器才是锻炼自己成为不可被战胜的力量呢？就是自我批评”，“只有自我批评，才能真正发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使以后的工作有所改进”。吴玉章曾做过深刻自我剖析，“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余毒很深。……我虽从事革命四十余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上足以自信自慰，其它能力太缺乏了。”

他们一旦发现缺点和错误，从不遮遮掩掩，而是作深刻的自我批评。1942年林伯渠到富县视察工作，听取县里工作汇报，还找民主人士、军队干部开了座谈会，在肯定了富县工作的同时，指出该县工作不如甘泉扎实，群众基础不够牢固，但后来了解到这个结论不完全符合事实。1948年，他特地找到受到批评的负责同志说：“我今天讲，主要指的是批评中有过头的话，不符合客观事实。这不是你我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态度问题。富县地处边区南大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在残酷的斗争中，富县干部和群众顽强不屈，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事实证明，富县的工作基础、群众基础是好的。”他又说：“你要把我说的这些话转告给当时在富县工作过的同志。我过去批评富县工作有过头之处，虽然事情已经六年了，但还是应该把它更正过来。”

谢觉哉也是如此。他在整风运动中接连写了10篇反省回忆文章，“好的坏的，和盘端出”，目的在于挖掘自己走向革命的积极和消极因素，确立今后继续改造的主要问题。在运盐问题上，开始时由于他过于强调群众负担重，一度发表过一些反对意见。但当毛泽东批评以后，他便端正认识，在以后的工作中改正。对此事他作了深刻反省，“不肯容易放弃意见，须勇；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更须勇。自己意见本对或虽不对，而当时并没有觉得不对，只因大家批评，就接收其批评说：我错了错了。这是对自己意见不敢负责任。同样，自己意见错了且已经过考验是错了，而避而不谈及或强词辩护，也是对自己意见不敢负责任。”

“延安五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们在艰难困苦中表现出为革命事业不断奋斗的坚定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态度，勇于自我批评的高尚品格，都是他们留给党和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在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转变党的作风的新的历史背景下，继承和发扬“延安五老”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对于重塑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光辉形象，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本栏目由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