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宋仁宗的真实性（宋仁宗为何要搞一个）

历史上的宋仁宗的真实性（宋仁宗为何要搞一个）另外一方面，朝中还有一股士大夫力量，在与刘太后制衡，他们竭力维护祖宗旧制，不希望刘娥形成脱离宋朝皇权的力量。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刘娥一派略占上风，但士大夫的力量也不弱，可以起到牵制刘娥的作用。垂帘听政十余年，刘太后“手握天下柄，恩威刑赏自己出，宰相百官重足屏息不敢动，充员备位而已”。刘娥在政治上保守因循，同时又独断专行，将敢于明目张胆反对自己的官员都贬到偏远地区去，因此朝廷上下形成了“ 以姑息为安， 以避谤为智”的为官风气。要理解“庆历新政”就要搞清当时的社会问题之所在，宋仁宗实行新政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四点：1、刘太后垂帘的后遗症，大臣分裂成两派，仁宗的权力被削弱仁宗12岁就登基，一直由太后刘娥代为处理国政，他只是一个傀儡而已。太后刘娥是一个不出宫苑的妇道人家，她如何能如此强有力地控制朝政呢？除了她是真宗皇后这一点政治遗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她对于人事的有利控制，通过任用对自己效忠的人，将重要的岗

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到底是什么梗？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想必这首《岳阳楼记》大家都学过吧，现在有些朋友很能背诵其中的章节呢。但是我们中，很少有人去搞清楚，庆历四年春发生过什么。也没有多少人会在意，在写完《岳阳楼记》之后不到六年时间，一心想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就病死徐州。而《岳阳楼记》开头所说的“庆历四年春”，正是范仲淹人生的转折点，之后他就到了地方任职，辗转各州，再也没有回到东京汴梁。那么在庆历四年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宋朝历史上第一次改革“庆历新政”，其主要的倡导人就是范仲淹、富弼，从庆历三年九月开始，新政陆续开始实行，庆历四年春，由于范仲淹等人倡导的新政触及了很多旧势力的利益，对于范仲淹及新政支持者就开始陆续受到旧势力的攻讦。六月，为避矛盾，范仲淹请求离开汴梁，巡守陕西、河东，次年仁宗罢免范仲淹参知政事之职，改知邠州，新政逐渐废止。宋朝第一次改革就这样草草收场，一切与新政有关的人士都被罢官贬官。这就是庆历四年春这个梗的来历。

章献明肃皇后刘娥

庆历新政的背景

要理解“庆历新政”就要搞清当时的社会问题之所在，宋仁宗实行新政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四点：

1、刘太后垂帘的后遗症，大臣分裂成两派，仁宗的权力被削弱

仁宗12岁就登基，一直由太后刘娥代为处理国政，他只是一个傀儡而已。太后刘娥是一个不出宫苑的妇道人家，她如何能如此强有力地控制朝政呢？除了她是真宗皇后这一点政治遗产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她对于人事的有利控制，通过任用对自己效忠的人，将重要的岗位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从而实行强硬的统治。刘娥先后任用丁谓、曹利用、冯拯、王钦若、张知白、陈尧咨、张士逊等亲信，掌握枢机部门。

垂帘听政十余年，刘太后“手握天下柄，恩威刑赏自己出，宰相百官重足屏息不敢动，充员备位而已”。刘娥在政治上保守因循，同时又独断专行，将敢于明目张胆反对自己的官员都贬到偏远地区去，因此朝廷上下形成了“ 以姑息为安， 以避谤为智”的为官风气。

另外一方面，朝中还有一股士大夫力量，在与刘太后制衡，他们竭力维护祖宗旧制，不希望刘娥形成脱离宋朝皇权的力量。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刘娥一派略占上风，但士大夫的力量也不弱，可以起到牵制刘娥的作用。

富弼像

在刘娥控制朝政的十余年内，整个朝廷的就分裂成了两个派系，一个就是以太后刘娥为中心的保守官僚派，一派就是寄希望于仁宗，希望他能励精图治，振兴国家的士大夫派。

在刘娥死后，仁宗开始掌权，但是仁宗是由两位后宫抚养成人的，一位是刘太后，另外一位就是杨淑妃，仁宗对这二位同样的言听计从，所以一直到景祐三年，杨太后也去世，仁宗才敢有自己的主见。

仁宗和刘太后之间是有矛盾的，不过他在刘太后、杨太后活着的时候是不敢表现出来的。等到两位太后一死，他就放开胆子了，要把刘太后的亲信都清除掉，在一日之间，就罢免了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范雍、赵稹等七人。把以前刘太后的人都请回来，刘涣、范仲淹、宋绶、刘随等因此被召回并且升官。

吕夷简

但是仁宗终究是幼稚了一些，做事急了一些，他做了这么多人事变动，却没有想好，人回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对于未来的施政方向也没有任何计划。当他发现问题之后，又退让了，重新启用以前的保守派，恢复任用吕夷简为宰相，继续维持刘太后的在时的政策。这样朝堂上就形成了两个派别并存的情况，保守派现在是不能完全相信仁宗的，他们是极力维持刘太后在时，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士大夫派对于仁宗的摇摆不定也有所不满，《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宰相富弼给仁宗的一次上疏：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三》：昔庄献临朝，陛下受制，事体太弱，而庄献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葢赖一二忠臣救护之，使庄献不得纵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实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获赞 安，遂忘旧日忠臣，罗织其罪而谴逐之。陛下以万乘之尊，谓废一妇人甚为小事，然所损之体则极大也。

富弼的上疏中明显地表现出刘娥和“忠臣”们的斗争，并且在刘娥去世之后，这些所谓的“旧日忠臣”也跟仁宗不是一条心。这样看来仁宗在刘娥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团队，对于朝政的处理，完全是在按照旧制走程序。皇帝态度暧昧，犹豫不决，有没有形成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的核心力量，朝廷的指令到了地方上就不会得到很好的执行，一时间，皇权就涣散了起来。

宋太祖是宋朝先天病的始作俑者

2、“陈桥兵变”的后遗症最终演化成“积贫积弱”的顽疾

老赵家的江山是抢了柴家孤儿寡母的，出于对重蹈覆辙的恐惧，宋朝对于地方割据的畏惧犹如畏虎。为了防止后世有人对宋朝实行“陈桥兵变”，宋太祖时期就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并且上升到祖训的高度，不容改变。

措施之一就是一职多官，相互牵制，通过科举制、恩荫制接纳了大量的官员。搞得宋朝的官僚制度比其他任何朝代都庞大，极大地损耗了朝廷运行的效率。同时为了笼络官员，令他们不要有造反的野心，对官员实行高薪，原本人数就多，还要提高工资，这就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这些钱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收取的赋税，经济情况好的时候，可能还可以支持，万一出现荒年，就难以为继了。这就是困扰宋朝已久的“冗员”问题。

政治上，于内庭设“中书门下”（政事堂），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为限制宰相权力，增设副宰相“参知政事”；

军事上，废除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

财政上，设置三司：盐铁、 度支、户部，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掌控财政大权。

在守卫边疆问题上，宋朝的思想非常奇葩。太祖遗训曰:“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无状 若为内患 深可惧也。”也就是说防家贼比防外敌要重要的多，宋朝在预防家贼问题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为了避免地方上拥兵自重，宋朝实行“守内虚外”策略，并废除“府兵制”改为招募兵丁。到了仁宗时，招募的兵丁达到140万人，养兵费用占到全部赋税的十之七八，这就是“冗兵”问题。

这么多兵丁是不是宋朝的武力值就大大提高了呢？不是的，为了削弱地方上的军事实力，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识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这样朝廷是安全了，可是这样的军队还会有什么战斗力呢？另外，选拔高大健壮的去汴梁当禁兵，矮小孱弱的在地方当厢兵，如此禁军的力量强大，地方武装弱小，万一有地方势力想谋反，也会被禁军扑灭。但是如此一来，地方的战斗力就被大大削弱。用这种军队怎么去对抗西夏和辽国？打输了就得给人赔偿，花钱买平安。军队本身的费用、官员的高薪，再加上宋真宗建设玉清昭应宫严重消耗了宋朝的财力，这就是“冗费”问题。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赵普制定了很多政策也有后遗症

3、土地兼并不受抑制，最终激化矛盾，农民起义频频

宋初大部分国土的统一，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很好的外部条件，经过几十年发展，真宗初年出现了“咸平之治”。但是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危机也在发展，这个危机的根子还是在陈桥兵变。因为宋太祖是“以下夺上”得的江山，登基之后，生怕手下有样学样，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缴了一起打江山的哥们儿的枪，许以重赐厚禄叫他们回家养老。这个“杯酒释兵权”比以往得江山就要杀功臣的做法要文明的多，因此被世人称道，但这样做也有一个问题。这些功臣跟着赵匡胤打江山，无非就是为了个富贵，如今夺了权，贵不让他们贵了，富还不让人家富？高工资再高能高到哪去？他们还能看得上那点子工资？打发不了他们满意，他们照样是要找事儿的，那咋办？那么就只能放开他们去祸祸老百姓，只要你不造反，老百姓祸祸一下子，他们是没有牙啃的，于是宋初就没有制度抑制土地管理制度，这就等于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宋初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急速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这个矛盾一开始就有，但是淹没在统一、稳定带来的红利中，一旦这种红利消耗殆尽，土地兼并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就会以人们所意想不到的速度爆发出来。

宋朝的户籍分为两类：主户和客户。主户是指城市有房产或乡村有田产、应该纳税服役的人户。又分为坊廓主户和乡村主户，前者是非农业人口，后者是农业人口，再根据田产多少划分为五等，五等之末就是拥有一点土地的自耕农。无田产之民则划为客户，主要就是租种土地的佃户。

宋朝的税收制度对于主户和客户是不同的，主户中的第五等自耕农仅仅承担赋税钱粮即可，加上杂七杂八的赋税大约占收入的30%，负担重的时候到50%（包括田税、支移和折变、丁口之赋、杂变之赋、和粜和买、夫役等）；一旦沦为佃户了，还要上交地租，自己留下的生活费之后30%-40%，仅够维持基本生存，一旦发生水旱灾祸，就要拖欠赋税地租，为了还债，还要接受高利贷的盘剥，就没有办法生存。开国之初，土地重新分配，自耕农数量还比较多，老百姓有的吃穿，还算安居乐业。放开了土地兼并，越来越多的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客户，矛盾就开始激化了。老百姓不能眼睁睁地饿死啊，再加上朝廷怕地方上造反，削弱各地的厢军力量，对于地方上镇压的力量也相应地减弱了，老百姓也不甚惧怕官府，在太宗时就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了。例如：太宗淳化四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甚至都建立了“大蜀”政权；咸平三年的王均起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人民的抗争不断，且“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宋朝的皇帝就无法漠视这种情况的存在了。

西夏人

4、“先南后北”政策的后遗症，姑息辽夏做大，处处被动

宋太祖立国之初，还未统一全国时，就定下一个策略“先南后北”，就是先收拾南方的国家，惯着北方的政权，等统一了南方，回头再收拾北方游牧民族。在宋朝连年征战的时候，北方的辽和夏就一直在平稳发展，等到原来的分裂势力灭的差不多了，太宗皇帝去打辽国的时候，就干不动人家了，打了两次都以失败告终，连辽东、幽云十六州都没有收回来，宋朝也干不动了，就维持着相持的状态。

辽在真宗景德元年时发兵攻打宋朝，真宗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太祖的能力和气魄，不能死战到底，夺回幽云。最终跟辽签订了澶渊之盟，约为兄弟之国，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宋每年进岁币10万两、绢20万匹，维持着平衡关系。但这种平衡关系一定是建立在力量平衡之上的，不是建立在信用之上的，真到了不平衡的时候，谁会放着大肥肉不去啃上一口呢？宋辽之约本身就是个隐患！

党项人在太祖的时候是甘做小弟的，接受宋朝封的夏州节度使之职。后来由于他们内部出现矛盾，夏州节度使李继捧向宋朝献出四州八县，其族弟李继迁不想归顺宋朝，就独立出去建立西夏，并且攻占宋朝的土地，与宋朝闹翻，又结盟于大辽，寻求庇护。李继迁长子李德明继位后，南击吐蕃，西攻回鹘，夺取西凉府、甘州、瓜州、沙州等地，势力范围迅速扩大。有了两辈人的积累，党项人的腰杆子硬了，李德明之子李元昊时，就公开与宋朝对着干，建国称帝，与宋朝断交，给宋朝送“嫚书”，公开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腐败无能。夏宋之间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从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宋夏之间先后经历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开三次大战，皆以宋军失败告终。原本宋辽夏三家关系比较均衡，现在其中两家打起来了，这两家谁赢了都不是个好事，都要被第三家收渔翁之利。宋辽原来是有“澶渊之盟”的，但是现在宋朝打了败仗，就要趁火打劫一下，遣使者来要关南之地，如果不给就“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没办法仁宗只好让富弼去跟辽国谈判，签订了“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才算了事 ，如此更加重了宋朝的经济负担。

仁宗的性格不是开拓进取的

宋仁宗是咋想的？

以上四个问题是促成宋仁宗实行新政的主要因素，这四个里面对宋仁宗的影响权数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从仁宗的性格来看，他的进取精神并不是很强，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政治胆识，推动改革浪潮，改变前此积贫积弱的窘境，从而抛弃保守政治，通过对于吕夷简的罢而再用可以窥见一斑。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是个“守成之君”，这是很客观的，没有很紧急的情况，他是不愿意改变祖宗之法，给自己找麻烦的。

仁宗与刘太后之间的矛盾又显示仁宗的帝王意识又比较强，他是希望维护自己的权威的。但是维护自己权威的人是谁，他并不太在意。从阶级性来说，皇帝是全国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不是哪一个派别的代表。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士大夫派，最后能支持自己、听自己的话的，都是好臣子；如果给自己找麻烦了，让自己为难了，威胁到自己了，对不起，我管你是不是革新派，都给我滚出汴梁城去！这也是为何仁宗最后没有保护革新派人士的原因。

通过施行新政，消除刘太后的影响，对大臣进行重新洗牌，这是仁宗的内在的需求。

如果要加强宋朝地方军队的战斗力，以抵御西夏和辽国，镇压地方骚乱，就要改变宋太祖的旧制，改变宋太祖的旧制就有可能威胁皇权，这是仁宗绝对不能容忍的。说破大天也不行，我宁肯花钱买平安，也不要让地方势力有做大做强的机会！这是宋朝的先天遗传病，没得治。

仁宗皇后曹氏

关于土地兼并的问题，想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要想改变土地兼并，就要动大地主的利益，皇帝就指着这些人支持呢。但是现在这些人不支持我，我就要敲打敲打你们，让你们清醒清醒，你们换了主子了。但是放心，我不会让旧人有兔死狗烹的下场的，只要听话最终是不会动你们的饼子的，当然，我不排除杀几个不听话的鸡，儆儆猴的。因此，土地兼并问题上，有可能会咋呼咋呼，顺便缓和一下阶级矛盾，但是根本情况不会变。

至于农民起义，仁宗不会太在乎。宋朝的农民起义次数是历史上最多的，但是大规模的不多，对于王朝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动摇，这不是促使仁宗实行改革的主要因素。

与西夏的几次战争，堂堂大宋，以前还是西夏的大哥，被小弟一连揍了三次，还都是在仁宗任上被揍的，这个太没有脸了。虽然西夏的军队不至于攻打到汴梁，但是对刚刚掌权的仁宗的威信来说影响太大了。哪怕打不过西夏，但是也不能让西夏继续打自己的脸，想起来就过来扇两巴掌，你让仁宗这个皇帝咋继续当下去？这个形象问题也要解决，怎么解决呢？不是对西夏打回去，而是收拾国内那些敢瞧不起我的人！怎么收拾，我们下面继续分析。

范仲淹的心肠有点实了，富弼和欧阳修就精明多了

庆历新政实行过程

我们说在刘太后称制的过程中，宋朝朝堂就分裂为两派，刘太后实行专制统治，将反对过她的人赶出汴梁。在仁宗亲政后，他急需支持者，就将被刘后贬黜的人都召回朝堂，但是发现这样不太行，因为这些人也有点不太听话，就又召回刘太后旧势力中的温和派，任用了吕夷简为相，朝堂就形成了两派对立的情况。

如果一直持续这样的状态，仁宗的影响力也不会加强，他必须推动事情向着对自己有力的方向发展。他第一个下手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婆郭皇后，郭皇后是刘太后所立，自己不喜欢，废了也就废了，但郭皇后的废立就可以牵动朝堂的争论，让朝臣自动分队。

果然废后之言一出，引起轩然大波，保守派和士大夫派就打起来了，仁宗就乐呵呵地看着两边撕吧，自己也不言语。等到看的差不多了，仁宗下了废黜皇后的旨意，并且把贬罚孔道辅、范仲淹等敢于伏閤请奏的谏官。这是革新派和保守派的第一次交锋，保守派胜出，范仲淹等革新派也借由这件事登上历史舞台。仁宗并不是为了消灭革新派才引发这次争论的，他要辨别出来两派人物，令其相互制约，在此过程中，自己作为仲裁者的权力就得到了加强，他自己并不倾向哪一派。

直接引发“庆历新政”的事件应该是宝元、康定年间对西夏用兵失败之后，朝堂上下对于仁宗的执政能力的怀疑。接二连三的失败，让他的威信扫地，他这才有点慌了，急切寻求解决之道，但现在保守派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的，他就直接倒向了士大夫为主的革新派。

很快仁宗就组织了新的人马，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

庆历三年九月，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限期十五天拿出改革条款来，事情做得很急、很仓促。不过范、富二人也很快列出了一个提纲，包括十条主张，这就是《答手诏条陈十事疏》：

( 一 )明黜陟。改变不分政绩好坏循例升迁的局面，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

( 二 ) 抑侥幸。改变恩荫之滥，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作官。

( 三 ) 精贡举。 改革科举内容和程式，以除只重词赋而忽视能力和品德取士的弊端。

( 四 ) 择长官。 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罢免老病无能者。

( 五 ) 均公田。调整多寡悬殊的外官职田，防止贪污，督其善政 ；

( 六 ) 厚农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 七 ) 修武备。召募卫兵 并组织士兵务农；

( 八）劝减徭役。裁并州县，减轻徭役；

( 九 ) 覃恩信。督责地方执行朝廷赦令等恩政；

( 十 ) 重命令。严肃朝廷政令，取信于民。

我们看这十条措施，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1、第一二三四五条是整顿官吏，这个跟解决眼前财政、边境问题关系有点远，而且占了一半的内容。这就暴露了这次新政的实际目的，纯粹是为加强仁宗的影响而量身打造，并不能起到改变冗官冗费的作用。

2、第六条厚农桑和第八条劝减徭役，是缓和社会矛盾的方法，可以恢复宋朝的收税基础，但不会改变土地兼并带来的问题。而且这两条只是号召性的，并不带有强制性，也没有什么可执行的具体条款，更没有验证执行情况的标准。

3、第七条修武备，这个就很直接了，这就是针对对西夏用兵失败而提出的。但是一旦要修武备，就触动了仁宗敏感的神经，因此这条唯一可能有效的条款就被仁宗删除了。

4、第九条和第十条，是要加强地反对朝廷的服从程度，又是为了加强仁宗的的集权。

范仲淹和富弼二人都不是年轻不懂事，他们很清楚当前仁宗的处境，才为其量身定做了这样的上疏，我们看到这十条措施对于改善北宋的现状也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没有一条是可以根本解决问题的。

要想改变“冗官”问题，就要动宋朝官员制度的整个架构，缩减人员编制。严格考核、限制恩荫、重视能力、加强选拔、平均职田，虽然对改善吏治有积极意义，但是很显然没有办法改变冗官的问题，唯一能起到的作用是对于仁宗信任危机的转移：“你们不要怀疑我的能力，即便是我没有能力打败西夏，我也有能力对付你们，你们的荣华富贵终究是在我的手里掌控。”“政绩好坏、恩荫滥否、品德有否、能力强否，解释权都在我手里。”这叫人不得不怀疑仁宗实行“庆历新政”的真正动机。这五条和莫名其妙的第九条与第十条的作用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加强仁宗对于朝政的控制而已。

这些措施对于宋朝当前的主要矛盾的解决没有任何实质性作用，就变革性来说，它远远比不上后来王安石所引导的“熙宁变法”，仅仅“方田均税法”就直接触动土地兼并的问题，庆历新政的主要目的是加强仁宗集权的一种手段罢了。如果说范仲淹的十条上疏中有触动制度的，那就要数第七条修武备了，在修武备中，范仲淹直接提出要改变当前的军队制度，恢复府兵制，加强将领对于军队的领导力，但这个显然是不能被仁宗容忍的。

夏竦

保守派巧妙的反击，触动仁宗的神经，改革派很快被清算

为了实行新法，朝廷任命了多处都转运按察使负责推行新法，如：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其实这也推行新法所必要的，但在保守派眼中看来，好像是革新派正在攫取权力。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一实行磨勘新法，就开始触动保守派的利益了。明黜陟，必然有一些保守的官吏就要被刷下来，你们说说，他们能愿意么？很快反击就开始了。

十一月十九日，开始改革恩荫制度，但是新的任子诏，只是对基层官僚子女的任用有限制，中高层官吏亲属的任用没有任何变化。

次年三月，改革了科举制度，加强了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比重，这个一时还没有什么影响。

就做了这样一点改变，保守派就觉得针芒在背，是这些制度本身影响他们了吗？恐怕还没有那么严重。现在对于保守派来说，主要的是因为仁宗推行新政，朝廷枢机位置被范仲淹等人占据了，新法如果继续推行下去一天，他们就要在这些位置上待一天，等到革新派的人在各个岗位站住了脚跟，保守派就要彻底失势了，所以必须要发起反击。

但是反击的不好，惹到皇帝了，怕也是不好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向皇帝表忠心，让皇帝猜忌革新派，自己主动疏远革新派。大家看，当保守派生出表忠心这种思想时，不管新法推不推行下去，仁宗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他一点也不傻，对于帝王心术玩的很溜。

于是他们就将朝廷上下的议论引到了革新派“朋比为党，意图谋反”上，说起来有点可笑，但并不可笑，理由有这样几个：

1、猜忌臣子是赵家家法。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一旦臣下有谋反的嫌疑，宋朝皇帝就上了心了，谁叫他家祖宗就是个貌似忠臣而反的呢。

2、将革新派列为朋党，就加重了仁宗的疑心。事物体量一大了，就叫人害怕，哪怕我告诉你我家大狗很温和不咬人，但是我没栓绳也没给它带笼口，它走到你眼前去你能不害怕？哪怕这些革新派是为了国富民强的共同理想才聚集到一起的也不行。这是封建统治者的自私性。

3、将革新派列为朋党，只要找到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毛病，就可以打倒一片。因为你们是朋党，其中一个有谋反证据，那么你们都想谋反，对，就是这个逻辑。

很快，保守派中的夏竦就找到了革新派骨干富弼的黑材料。

《续资治通鉴长编》：“夏竦衔介甚，且欲倾富弼，会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叛，搜其家得介书，竦因言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

“先是，石介奏记于弼（富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惊，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石介是一个儒学者，他在仁宗当朝并没有什么太大建树，只是范仲淹革新集团中不重要的一员，但在范仲淹革新势力得势时，写了《庆历圣德颂》歌颂范仲淹、富弼，贬低吕夷简、夏竦，传播甚广，被夏竦所记恨。夏竦就让自家的女奴暗中模仿石介的笔迹，伪作石介为富弼所写废立皇帝的诏书。正好夏竦在徐州平了孔直温谋反，就跟皇帝说是这个诏书从孔直温家里搜出来的，以增加谋反可信度。可现在石介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你没法去查这个事。

仁宗也不傻啊，压根儿不会信这种事，这明显地是诬告么。可是现在他已经达到了新政实行的目的了，再持续下去，恐怕会引起骚乱了，该停一下了。于是他把富弼和范仲淹叫过来，告诉他们，夏竦告你们谋反了，这是证据，你不用解释，我是不信的，就这么个事儿，跟你们说说，你们回去吧。

仁宗说的轻轻省省，范仲淹和富弼坐不住了，皇帝叫咱俩说这个事干嘛？他到底是真不信还是假不信啊？我们两个干脆离这个是非地远点吧，万一他嘴上说不信，心里面是信的，我们还能活命么？这可是谋反啊！于是二人双双请求到外地去任职，范仲淹去了陕西、河东做了宣抚使，富弼去了河北做宣抚使，不再留在汴梁。

本来革新派就没有特意地想结党营私，也没有什么组织性，随着范仲淹和富弼的离开，也没有人坚持新法了，各地的都转运使陆续被罢。庆历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神宗才是得罪大地主的人，死后庙号都不好

庆历新政的评价

一个不以革新为目的革新运动，必然是要失败，说失败了，是指它没有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庆历新政之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更是加倍，民族矛盾又十分尖锐，宋朝财政愈加空虚，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只有加大对平民的搜刮。

但是实际上仁宗皇帝实行新政是达到了他的目的的。仁宗很清楚，宋朝皇权得以维持的基础是大地主以及其代言人保守派大臣，而不是中小地主及其代言人士大夫阶层，他不可能真正地背离大地主而去依靠中小地主。在太后刘娥主政期间很好地维护了大地主的利益，使其形成了较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对新掌权的仁宗不是很习惯。仁宗巧妙地利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推行了庆历新政，加强了对于保守派的控制。

王夫之《宋论·卷四》：“季世之天下，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封疆愈危，则唯政府谏垣不相下之势激之也。仁宗作法之凉，延及五百年而不息。”

以往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庆历新政触动了旧势力的利益，实际上，我们仔细分析，庆历新政还并没有怎么触及旧势力，他们对革新派的攻讦更像是争宠。

讽刺的是，在“庆历新政”中以革新派姿态出现的富弼、欧阳修，等到王安石真正推行变法时，却成了坚决的反对者，他们到底是要革新还是不要革新呢？抑或他们在这几年中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为了大地主阶级的一份子？

不管庆历新政的目的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最终的结果是很明确的，它没有解决任何社会矛盾。社会矛盾不解决，迟早就要爆发出来，封建王朝要想不灭亡，就得真改革，而且需要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这就是神宗年间的熙宁变法，终究“庆历新政”算是一场探索，为王朝变法开了一个先例，还是有点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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